邵荃麟（1906——1971）是我国著名作家、文艺理论家、党的文艺工作领导人在文学创作和翻译方面均有成就，出版有短篇小说集《英雄》等及剧本集《喜酒》；翻译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他的文艺理论著述较多，重要论文有《论主观问题》等，显示了他对文艺现状和理论现状的独到而深刻的见解。邵荃麟的女儿邵小琴向现代文学馆捐赠了邵荃麟仅存的珍贵遗物。《邵荃麟百年纪念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分为朝乾夕惕未全身(同志的纪念)；孺慕趋庭梦里寻(子女的追思)；临穴一哭多慨叹(挽诗挽联)；事功之外待评论(研究评论选)四部分。

纪念集的核心是“同志的纪念”这一部分，其中大多是当事人所作的历史记录，不仅为了解和研究邵荃麟保留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也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他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的风貌。这部分大体上是按相识或所述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排列的。“朝乾夕惕”一语是借用的陈丹晨同志的表述。

“子女的追思”这一部分，显示了邵荃麟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侧面，但反映更多的是后辈去认识他们前辈的一种努力。时空的隔绝，使这种认识既艰难又有些苦涩。

邵荃麟的一生和中国的文学事业紧密相连，因此在“研究评论选”这一部分里选录了三篇有关的评论文章。篇幅有限，编者水平更有限，难求全面和代表性，只求多少能反映出一些邵荃麟特有的东西。

邵荃麟，你就这样含冤离去了么?代序

朝乾夕惕未全身——同志的纪念

沉痛哀悼邵荃麟同志

 附：茅盾与邵荃麟通信(四封)

回忆荃麟同志

春雨

 ——忆邵荃麟同志

邵荃麟同志在龙泉

缅怀邵荃麟葛琴夫妇

回忆邵荃麟同志在龙泉领导革命事迹

我对荃麟同志在浙江的片段回忆

 附：周副主席来到浙江抗日前哨

思旧篇

种子落到了泥土里

 ——记和荃麟同志的一些交往

追忆荃麟

忆邵荃麟同志

怀念邵荃麟同志

荃麟——共产主义圣徒

荃麟啊荃麟

悼邵荃麟同志

悼念邵荃麟同志

忆邵荃麟同志1957年杭州之行

朴实无华和易近人

 ——怀念邵荃麟同志

悼念邵荃麟同志

忆邵荃麟同志

秋菊傲霜忆荃麟

邵荃麟与汉口《大刚报》

《大江》副刊五百期纪事

 ——兼缅怀邵荃麟、葛琴、端木蕻良、曾卓诸先生(摘录)

在艰难的日子里

 ——怀念邵荃麟同志

邵荃麟与《四十八天》

往事与哀思

 ——追念邵荃麟同志

 附：“中间人物”事件始末

与邵荃麟同院的日子

心中的楷模

 ——参加邵荃麟同志追悼会归来

孺子牛

——忆邵荃麟同志

无声的诉说

——悼念邵荃麟同志

附：读一篇“幻想小说”

回忆邵荃麟

邵荃麟印象

孺慕趋庭梦里寻——子女的追思

辛勤奋斗的一生

 ——追念我的父亲邵荃麟

家庭往事

 ——回忆荃麟爸爸和葛琴妈妈

儿子心中的父亲

愿它永远成为过去

 ——纪念我的父亲邵荃麟

父亲邵荃麟的最后一张照片

荃麟和葛琴，机警的地下工作者

临穴一哭多愤慨——挽诗挽联

哭荃麟

挽辞

献给亡友荃麟之灵

挽邵荃麟同志

挽荃麟

吊荃麟

痛悼荃麟同志

哭荃麟兄

悼念邵荃麟同志

挽邵荃麟联汇集(十五副)

事功之外待评论——研究评论选

邵荃麟的悲情人生

高屋建瓴砥柱中流

 ——略述邵荃麟在桂林文化城的贡献

邵荃麟20世纪40年代文艺思想

附录：邵荃麟生平及著译年表(1906．1l～1949．10)

主要参考文献

编后记

我对荃麟同志在浙江的片段回忆

骆耕漠

一 一件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我1937年11月离开上海至浙江，1938年2月初到了金华，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荃麟同志。那时他正与刘保罗同志带领浙江流动剧团从杭州到了金华。抗战初期的金华是我党在敌后的一个重要文化中心和统战工作阵地，聚集了大批进步的文化人士和抗日青年，地下党利用各种公开合法的身份宣传抗日、团结群众、开展斗争。当时荃麟同志的公开身份是龙泉县教育科科长。

1938年10月10日台湾义勇队在金华正式成立，在一家旅馆由台胞李有邦出面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义勇队中有从老家龙游出来到金华治病的华白沙和浙大学生张毕来。我同华白沙1927年曾一起关在监狱，在监狱中他用的名是谢芬。华白沙9月底来金华，住在我租的房子楼上，招待会后若干天，因治疗无效转上海。他离开后荃麟来到金华，与我一起工作，就住在我租的房子楼下。有一天荃麟偶然在华白沙住过的房间发现了一封被撕碎了的信稿。他将拼合的信稿给我看，信稿内容出乎我意外，信意是说龙泉县教育科科长邵荃麟是汉奸。大约是10月20日至11月初的一天，国民党《东南日报》社长胡健中(国民党省党部常委之一、宣传部长)在与我一同去开座谈会的路上，拿出一张汉口出版的《新华日报》，指着上面一条不起眼的二十多字小消息问我怎么回事。我一看，写的正是上述信稿的内容。因为我已经心中有数，立即回答：“这是胡说，无奇不有!”当时我正担任《东南战线》主编，荃麟是副主编。于是我立即以骆耕漠的署名写信给《新华日报》，声明该消息纯属捏造。这是一件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二 迎接周恩来

1939年3月17日，周恩来在巡视了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工作后，决定绕道到金华，召集浙江省委扩大会议。当时地下党浙江省的省委文委就设在金华，荃麟和我就负责文委工作。为了扩大党的政治影响，而且赶在国民党组织的欢迎前面，我们事前作了有关迎接工作的周密安排，没料到为了避开国民党驻军，周恩来直驱金华，我们都扑了空，倒是歌咏队的刘良模第一个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派人立即通知我们到金华铁岭头10号，虽然荃麟同志早在1927年就在上海认识了周恩来，仍然和我一样激动，匆匆赶去。荃麟同志向周恩来介绍了我，我立即行礼问候，心中无比激动。接下来的几天里周恩来召集了会议，分批接见各方面人士，也单独听取我们文委系统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此外还应金华读书会要求，作了大会报告，当时这是震动金华的一件大事。

三 荃麟同志的《麒麟寨》在屯溪上演

日本占领了江苏之后，有一个从江苏镇江跑出来的流动剧团，1940年2月前后，准备在皖南屯溪上演荃麟同志创作的四幕话剧《麒麟寨》(该剧后来1940年8月发表在改进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文艺丛刊》第1辑之4上)。剧团向当时在金华的邵荃麟先生发出了邀请，荃麟应邀来到屯溪。他到屯溪，在旅馆住下后，就给我打电话，要我晚上一定去看戏，有什么意见，指点指点，并且约我晚上看完戏，两个人好好谈谈。当时正值早春时节，人们穿的还比较厚。那一天来得人很多，剧场都挤满了人，许多晚来的人只好站着。除了当地老百姓外，当时在屯溪一带的同志，如杜麦青、朱波等，得知是荃麟作品，都赶来看戏了。《麒麟寨》是一部宣传抗日、反对投降的戏，写的是一个很讲义气的山寨主和另一个很豪气的女主角如何在日本鬼子打到头上的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站到抗日的民众一边。尽管当时屯溪还没有沦陷，但东北的流亡学生已经陆续来到浙江，老百姓抗日、爱国的热情十分高涨，因此对这次演出反响很大。当戏演到高潮时，台下百姓连声叫好，这场戏演了一个多钟头，剧场里始终洋溢着热烈的气氛。那天剧团还演了京戏《玉堂春》，两个戏都演得很成功，对当地可算是一个轰动事件。演出之后，我们在他下榻的黄山旅馆见了面。这一天他非常高兴，除了戏，我们还谈了许多事。

抗战期间，《麒麟寨》成为在东南地区流传比较广的抗日剧目，在浙江省委所在地丽水、文化中心金华，福建省的石狮、泉州的溜江等许多县乡都上演过。最值得一提的是毛维青同志回忆文章中谈到的事。毛维青是新四军机要员，皖南事变后被关在上饶集中营，编在剧团，剧团按照地下党支部的秘密指示，不演“反动剧”，而争取演出了进步和抗日的剧目，名剧《麒麟寨》就是其中之一。这些都是孩子们从网上看到后告诉我的。

四 荃麟同志到新四军军部

荃麟第二次去皖南，大约是1940年6月，和第一次去相差四个多月。这次去的是金县陈家祠堂新四军军部，见的是陈绍禹(王明)。目的是为了成立东南局(皖南事变前称东南局，不包括西南，事变后包括西南称华南局)文委，机关将设在金华，邵荃麟任文委书记，我任委员，另外新四军中也有几个委员，因此这次文委成立的会议就在新四军召开了。就在荃麟去军部的途中路经屯溪时，我们又再次相见了。谈话间，我向他提到河南最近发生的反共事件，预料浙江这方面也会紧张起来的，最后两人彼此关照一番。

1940年7月下旬，浙江局势果然开始紧张了，金衢地委等党组织相继被破坏。接到上级指示，大家开始向不同方向转移，给我的指示是离开屯溪去盐城新四军军部，荃麟是南下福建。但是我去盐城途中遇险，最后决定取道桂林经上海再去军部。我到达桂林时天气已转暖，正是穿夹衣的时候，喜出望外地又与荃麟见面了，这已经是皖南事变之后了。因此这次桂林重逢，彼此感慨万分，格外亲切。  P54-57

邵荃麟，你就这样含冤离去了么?代序

王蒙

写文章纪念亡者，这还是我生平的第一次。去年我才知道您去世时的情况。被隔离时终夜无眠的咳嗽，死后一年才通知家属，连骨灰也没有领到……您就这样含冤离去了么?

然而我已经见不到您，我到大雅宝胡同您的家，只看到了瘫痪的、丧失了说话能力的葛琴同志。那间曾经和您谈过三次话的客房，只堆放着几件陈旧的杂物。谁能证明，您曾经在这里工作，在这里操劳，在这里接待客人呢?如今，只有一个寂寥的院落，正门是掩死了的。因为，那时，您和葛琴同志还没有作“结论”。

后来，你们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还青松以高洁，还橡树以葳蕤，还革命家以光荣，还善良的长者以后辈的追念与爱戴，这就叫做还以本来面目，这就叫做天公地道，这就叫做真理必胜。

我第一次见到您是在1957年的春天。您为了筹备那次作家与编辑的关系问题的座谈会而把我找了去。但您更多地询问了我对许多当时文艺界感兴趣的理论问题的看法。您把“解决”读倌“改决”的南方口音使我有时还听不大懂，这更增加了我这个初学写作就捅了娄子的年轻人的忐忑。然而，您的亲切、耐心、平等待人，很快使我安定下来。我发表了我的看法，有些问题自己没有很好地想过或者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我也照实汇报。您喜形于色，表扬我谦虚，并强调谈了力戒骄傲的重要性。荃麟同志，也许那时是您轻信了?说实话，那时对于谦虚谨慎的重要性，我还远远缺乏深刻认识与身体力行，只不过是，在您这位文艺界的前辈、领导人面前，我没有敢放肆胡言罢了。在您翻译《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的时候，我还是幼儿呢。

然后是一场翻天覆地的“运动”。我受到的教训，受到的考验都是空前的。然后到了1962年，我再一次坐在您客厅的沙发上。“经过了一番惊涛骇浪，我们谈谈心。”您是用这句话开始我们的谈话的，“这些年，我常常和××同志、×××同志谈过你，对你被划为右派，我们觉得很惋惜……”您这样说。是的，直到1978年，我才知道了在反右斗争中您力图保护一些人免受不公正的对待的情况，知道您也曾力图保护我。当然，十二级大风吹起的时候，有时您也无能为力，而且，最后您连自己也没能保护住。然而，您的心意仍然温暖着、慰藉着大风里被连根拔起的小草儿们的心。您是一棵老树，把自己摆在防风的前哨上，您努力减轻着树苗和青草的不幸。就在1962年的这次会面中，您谈了一系列有关我的工作、创作的设想，您还勉励我要向茅盾、巴金等老一辈作家学习，要学外语，要有大思想家的学识和气魄……回想这些，许多方面我都没能达到您寄予的期望，我愧对您……

然后是第三次，大约是1963年的初夏了。山雨欲来风满楼，当时文艺界已经有一种危机四伏的气氛。这个时候，已经第二次决定付印的我的50年代的旧作《青春万岁》，又面临了新的困难。后来我把清样寄给了您，才十天，您把我找了去，说是您因为感冒在家，把它读完了。您说：“你写得真切，你很会写散文。”您说：“我的孩子也看了，他说就是这样的。”您说：“可如果发表了，会有人提出批评的。他们会说，为什么没有写和工农兵相结合呀……”我说：“可我写的都是在校的中学生啊……”“是啊，是啊。”您沉吟着，“不过，以你的处境，你恐怕经不住再一次批判了……”您忧虑地说。您的忧虑里充满了那么多长者对于后辈的爱护之情，使我热泪盈眶了。您说：“先把它摆一摆吧，作家写出东西来，先摆一摆，也是常有的。”您说得对，但我当时也只不过28岁，我完全没有估计到我们面临的将是一场怎样的风暴，继1957年打出清样便搁浅以后，再一次打出清样“摆起来”，这使我颇不好过。大概我的脸上现出这样暗淡的表情了吧?您又说：“不然，由哪个地方出版社出，我也不反对。”看，您又要保护作者，又不希望作品长久被埋没，为了这，您真是殚思竭虑，费尽了心！  1962年，您曾经和我面谈过写“中间人物”的问题。您不过是说：“先进人物可以写，中间人物也可以写，把中间人物的转变和成长的过程写出来，也是很有教育意义的。”那一年，我写了短篇小说《眼睛》和《夜雨》，也可以说是写中间人物的一个试验。后来，您这么一句无可非议的话，引起了多少轩然大波?连您曾经翻译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竟也成了罪名。其实，不关心、不同情“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哪里还会有革命?哪里来的革命者和革命党?“生活像泥河一样流，机器吃我们的肉……”这不是列宁所喜爱的歌曲吗?从斯巴达克斯到攻克巴士底监狱的英雄，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直到20世纪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不都是代表着“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起来抗争么?

虽然有幸几次亲聆教诲，我作为一个年轻人，对于革命前辈、文学前辈的您远远谈不上有什么了解。从头一次见面，我就觉得您身体瘦弱，似乎支持不了您那巨大的头颅。然而，您的思考总是那么周密，判断总是那么明晰，知识总是那么丰富，而用意又是那么善良和宽厚。只是您有一句话，使我现在想来觉得未免太书生气。记得1962年您对我说：“前几天××来过，对说他反党，他想不通。这里有一些下意识的东西……”底下，您也没有说清楚。下意识反党，世上还有这样的罪名吗?然而当时，您说的时候和我听的时候都是很郑重、很虔诚的。我们当时还分不清什么是党的批评，什么只是以党的名义扣下来的大帽子。我们只好挖空心思来说服自己去接受一切以党的名义发出的吓人的责难。听说，直到您生命的最后时刻，您还在认真考虑着自己一生对党所犯下的过失，世上哪有这样可爱的“三反分子”?

凡是经过林彪、“四人帮”的浩劫而能够活下来的，都是“命大”的、有福的人，我们的一生将不感到遗憾。因为1949年我们曾经上街欢呼蒋家王朝的覆灭，而1976年我们又上街欢呼王、张、江、姚的灭亡。历史上能有几次这样的幸运，使一代人两次尽情体验这种砸碎锁链的欢欣呢?在这一点上，我们比荃麟同志，比贺龙同志、陈老总，比彭德怀同志，甚至比周总理也要幸运得多。活着的人因而也承担着更多的责任。老树已经凋谢，曾经接受过它的庇荫的树苗和小草，不能不更快地成长起来，不管经历过多少凄风苦雨，每一棵树苗和小草都应该要求自己开出尽可能艳丽的花朵，结出尽可能香甜的果实。因为，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间，毕竟有许多许多像荃麟同志这样的长者，他们没有被杀绝，而年幼者又正在生长起来。我们国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有责任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成就，以创作上的香花甜果来祭奠那些没有来得及看到这一切，因而尚未完全瞑目的长者同志们。

纪念集编好，想到用下面的四句韵语分别概括正文的四个部分：

朝乾夕惕未全身，(同志的纪念)

孺慕趋庭梦里寻。(子女的追思)

临穴一哭多慨叹，(挽诗挽联)

事功之外待评论。(研究评论选)

纪念集的核心是“同志的纪念”这一部分，其中大多是当事人所作的历史记录，不仅为了解和研究邵荃麟保留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也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他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的风貌。这部分大体上是按相识或所述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排列的。“朝乾夕惕”一语是借用的陈丹晨同志的表述。

“子女的追思”这一部分，显示了邵荃麟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侧面，但反映更多的是后辈去认识他们前辈的一种努力。时空的隔绝，使这种认识既艰难又有些苦涩。

邵荃麟的一生和中国的文学事业紧密相连，因此在“研究评论选”这一部分里选录了三篇有关的评论文章。篇幅有限，编者水平更有限，难求全面和代表性，只求多少能反映出一些邵荃麟特有的东西。

衷心感谢王蒙同志允许用他的纪念文章作这个纪念集的代序。诚挚感谢纪念集中各篇文字的所有作者；特别要感谢专为本集赶写文章的陈丹晨同志和文洁若前辈，他们的贡献赋予了这个集子更强的现实意义。还要感谢为我们提供了大量资料的查国华和苏关鑫两位前辈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