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人们更加关注商业道德和企业公民责任。评判公司的标准，不再仅仅根据利润和分红，还要看其对待员工的方式，以及对环境和社区的影响。时下，对公司进行环境和社会审计的呼声越来越高。

此书讲述了10位维多利亚时代杰出企业家的故事。正是商业成功和企业公民责任双重目标的追求，帮助这些从最底层的工作做起的平凡人，成为了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富有和最有影响力的不寻常人物。

他们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使得大洋另一端的今日中国也可以从他们的企业和开明思想中受益。这些在150多年前创立的公司，大多数仍然生机勃勃，其中包括已经来到读者身边的吉百利巧克力、全球最大的消费品公司联合利华。他们创立的慈善组织和公益信托机构，也仍在继续改善着全世界上百万人的生活质量。

本书讲述的是10位维多利亚时代杰出企业家的故事，他们都追求双重目标：商业成功和社会责任的履行。这些企业家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现在我们仍能从他们不断进取的事业心和开明的管理思想中受益。这些创建于大约150年以前的公司，目前在很多方面仍然生机勃勃，甚至一些公司今天仍然位列英国和其他一些地方最成功公司的行列。他们所建立的慈善组织和公益信托机构，今日仍不断地在提升着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生活质量。

致谢

前言 有信仰的资本

1．托马斯·霍洛威(1800—1883年)

2．提图斯·萨尔特爵士(1803—1876年)

3．塞缪尔·莫利(1809—1886年)

4．乔治·帕莫尔(1818—1897年)

5．耶利米·詹姆斯·考尔曼(1830—1898年)

6．安德烈·卡耐基(1835—1919年)

7．乔治·吉百利(1839—1922年)

8．约瑟夫·朗特瑞(1836—1925年)

9．耶西·布特(1850—1931年)

10．威廉姆·哈斯凯斯·利华(1851—1925年)

托马斯·霍洛威捐献了80万英镑修建大学，30万英镑修建精神病院。他决定捐献他的财产来创建这两个机构，不是为了除去内疚，也不是因为某种强烈的宗教信念或政治哲学体系的影响。这两个机构的建立也不是一种终身对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感兴趣最终达成的巅峰。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霍洛威希望把他所积累的财富回报给社会，他也接纳别人提出的怎样更好回报社会的建议。用《泰晤士报》的话来说：“霍洛威的慷慨就像他自己的药品一样纯正。”

霍洛威的性格有一点令人难以捉摸，他所修造的建筑就如同他为药品所做的广告一样夸张甚至稀奇古怪，显出他是一个有点炫耀和任性的人。霍洛威的慈善事业就像他的生意一样，小心翼翼、慎重、不出风头——这让人有点难以理解。霍洛威低调、淳朴，除了家庭成员以外几乎没有其他朋友。他对社交和娱乐聚会不感兴趣，很好地避开了那个很容易因他的财富接纳他的时髦上流社会。霍洛威在个人嗜好方面很谨慎，从来不喝味道重于水和红葡萄酒的东西，他除了驾驶马车之外，没有其他的娱乐活动。他唯一沉迷的就是购买油画，一个是为大学收集当代英国画家的作品；另一个是古典绘画大师的作品，收藏在他桑宁的家里。

霍洛威逝世之后，霍洛威药品的制造和销售权移交给了他妻子的弟弟亨利·德尔福和妹夫乔治-马丁，他们遵照霍洛威所许下的承诺，把“霍洛威”冠于他们自己名字的前面。这两个家庭继续经营霍洛威的事业，直到1929年被斯坦利·河姆斯(J·Stanley Holmes)接管。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它被经营霍洛威药片和药膏的比彻姆公司拥有直到1950年。讽刺的是，比彻姆公司的创立者曾经是霍洛威的强劲竞争对手之一，他也像霍洛威一样白手起家。托马斯·比彻姆(1820—1907年)刚开始时用手工制作药品，同时在牛津郡有一份类似于牧童的工作，后来他又去了兰开夏的威根区。1847年，他在那儿开了一家药店卖成药。19世纪60年代，他在圣海伦附近创建了一家药厂。像霍洛威一样，他事业的起步也基于大量的广告宣传，他利用顾客的一条随意的评论来做强有力的标语，证明自己的药片完全值得一几尼一盒。

霍洛威的药片和药膏已经渐渐被人们遗忘了，在维多利亚时代，像这样的药还有很多，如卡里和勃朗医生的复合配方、艾利曼的通用涂擦剂、韦德的药片和碳烟球(Carbolic Smoke Ball)。但霍洛威所建造存留至今的两栋华丽建筑物，却纪念着霍洛威所曾经拥有的辉煌事业。这两栋建筑物得到了尼古拉斯·派文斯诺爵士的公正评价，它们属于“维多利亚时代最顶级的设计”。建筑物的侧面看过去就好像一座高耸入云的优美城堡；从伦敦西南25英里之外的高速公路上都可以清楚地看见这两栋建筑物，它们在希思罗机场附近，为众多的混凝土立交桥和地下道提供了一个戏剧性的转变场景。霍洛威精神病院已经不再是一个精神病院了——它在1981年被萨里的健康机构关闭，然后遭到遗弃和恶意破坏长达13年之久。1994年，又被开发商收购。它的主要建筑被23栋新建的大型建筑物所取代，那块地皮上面又建造了190多座新房子，小礼拜堂被用来做了多功能运动场，大礼堂已经被改造成温泉区和游泳池。众所周知，维吉尼亚公园赢得了24项建筑大奖。霍洛威学院在1900年成为伦敦大学的一部分，1985年，它被贝德福德学院(Bedford)兼并，两所学院重组成了皇家霍洛威和新贝德福德学院。现在简称皇家霍洛威，拥有4，000多名学生。霍洛威在乡下的房子已经转让给了也许是20世纪最受欢迎的“成药”流行音乐的制作人，约翰·列侬(John Iemon)和林格·斯塔尔(Ringo starr)。

P23-25

当今，人们更加关注商业伦理和公司对社会的责任。评判公司是否成功的标准，更多地不是根据公司创造了多大的利润和股东可分到多少红利，而是取决于公司的领导层以什么方式对待员工，以及公司对环境和社区有什么影响。社会以公司对周围环境和社区影响的大小来评判公司的价值，这种呼声越来越高。

本书讲述的是10位维多利亚时代杰出企业家的故事，他们都追求双重目标：商业成功和社会责任的履行。这些企业家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现在我们仍能从他们不断进取的事业心和开明的管理思想中受益。这些创建于大约150年以前的公司，目前在很多方面仍然生机勃勃，甚至一些公司今天仍然位列英国和其他一些地方最成功公司的行列。他们所建立的慈善组织和公益信托机构，今日仍不断地在提升着全世界数百万人的生活质量。

几乎所有人的生活都会被这些开明企业家中的至少一位所影响。即使那些从不受吉百利巧克力、约瑟夫水果巧克力、亨特利及帕莫尔饼干诱惑的人，也一定已经与布特的药品领域有关。很多家庭都会有考尔曼芥末酱放在橱柜里，或者会有德国汉高或联合利华的清洁剂放在洗衣机旁边。那些皇家霍洛威大学的毕业生，那些曾经光顾过伦敦老维也纳剧院的人，那些孩子在电视上看过《芝麻街》的父母们，或者那些居住在被索尔泰尔那样的现代社区所影响的花园城市中的人，都有更为直接的理由，为维多利亚时代杰出群体所作出的实际贡献及其对社会的慷慨奉献而感激他们。

在早期，“传奇”这个词常被用来描述杰出企业家的生平，它也确实是一个用来描述我们将要谈到的故事的贴切词语。本书所讲述的人物都出身平凡，甚至有一些还相当贫穷。他们都没有进大学深造，其中两位13岁辍学，其他的人则相继在14岁左右辍学。刚开始，他们都从事没有前途的学徒工作，其中6位曾在他们父母经营的杂货店工作。他们都从最底层的工作做起，后来却成为那个时代中世界上最富有和最有影响力的人。他们的公司都拥有上千名员工，他们还时常在国家的政治界起到领导的作用。

这些企业家虽然在不同的领域以不同的方式获得了成功，但他们却拥有共同点：都有能力抓住相对简单却无人尝试过的的技术，正是这些技术带来了不同凡响的结果。在一些个案中，这些技术用在亍对原材料和产品的开发上：提图斯·萨尔特的西骑(West Riaing)精纺毛纱在大批量羊驼呢贸易中占有绝对优势；乔治·吉百利和约瑟夫·朗特瑞凭着推广一种不加任何淀粉和添加剂的纯巧克力，确立了他们在甜食业中的统治地位；安德鲁·卡耐基先于其他美国人发现了钢铁这种新型材料在市场上的潜力，从而成为世界首富。至于其他几位，将以前由手工支配的领域机械化是他们成功的关键因素：塞缪尔‘莫利把编织业从家庭编织提升至大批量机器生产；乔治·帕莫尔将机械化生产引进饼干制造业。他们中还有些人在行销和广告领域寻求突破：在群体消费者市场开始成长的年代，耶利米·考尔曼和威廉姆·利未意识到产品包装和强劲品牌的至关重要性；销售商托马斯·霍洛威和耶西·布特都意识到每天在廉价的印刷品这种新媒介上为产品做广告的巨大潜力。

至于这些企业家在其他方面的事迹，会在接下来的章节中_一阐述。迁移厂址也是他们的惊人创举之一，其中6位企业家把公司从拥挤的市中心迁出来，在如今被称作“青田”(green field)的地方建起了新的公司。职工的福利待遇，也是一个被经常提及的话题。安德鲁·卡耐基几乎不能被称为一个开明的雇主；对于托马斯·霍洛威如何对待员工的，证明材料相当少，我们没有依据来评判；而本书提及的另外8位企业家，他们给予员工积极而实际的关怀——这在其经营领域中是相当突出的，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任何雇主可以像他们那样关心员工。在他们众多的杰出成就中，索尔泰尔(saltaire)、波恩维耳(BoumviUe)、新爱尔斯维可(New Earswick)和日光城Port Sunlight)这4个工业模范社区非常引人注目，可作为对维多利亚资本主义时代开明的企业家的真实纪念。

对于萨尔特、吉百利、约瑟夫和威廉姆兄弟的雇员来说，公司是一个供应者，它不仅为员工提供薪金，也为员工提供住房、保健、教育、消遣和娱乐。晚上，有公司举办的夜校和辩论会；周末员工可以参加公司举办的音乐会和舞会：在休假日，员工可以去海边或农村旅游。这些公司为员工提供的整体环境和以公司为中心的娱乐和工作安排，是现今许多日本公司所强烈推崇的工作氛围，这反映出一种常被形容为“家长式作风管理”的管理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样评价他们的管理方式是公平的。本书所提及的企业家确实给予了员工父亲般的慈爱，这样的管理方式是有利的，但是也有其弊端。这些企业家深切地关心员工的福利待遇，但是他们更趋向于把他们认为有益的东西给予员工，而不是让员工拥有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显示出一种强烈的专制倾向。

虽然这些企业家在许多方面具有严厉的家长式作风，但他们在其他方面还是相当民主，甚至在态度方面是非常平等主义的。他们都厌恶资产和劳动力之间越来越大的两极分化——他们都正确地认识到，这种分化是那个时代最强大也是最有害的趋势之一。公司的雇员、管理阶层、办公室人员和清洁工都是工作伙伴。对他们而言，这种伙伴关系通过实行利润分配和合作方案来体现，也就是说，这种经营理念要求照顾到员工的生活需要。这些企业家的典型特征是：他们在当时都是首富，生活却很简单；除了少数人之外，大都住在条件一般的房子里；他们的房子都在公司附近，没有搬到更大的隐蔽的乡村别墅里居住。他们往往也会避开社交场合和不必要的花费，宁可把钱花在别人身上而不花在自己身上。

本书用大量的篇幅讲述了他们在慈善事业方面所作出的功绩。有些人，像托马斯·霍洛威和耶西·布特在生命的最后时期所从事的就是慈善事业。其他几位企业家，像塞缪尔·莫利和乔治·吉百利，一生都在呼吁慈善事业；乔治·帕莫尔和耶利米·考尔曼因着基督徒的同情心和慈爱而从事慈善事业；约瑟夫·朗特瑞谨慎地以Lenthy Memor·ande的原则为出发点投入慈善事业；安德鲁·卡耐基则阐明了一个完整的“财富福音”(The Gospel of Wealth)的概念；托马斯·霍洛威和提图斯·萨尔特把他们的资金集中捐献在几个大项目上：塞缪尔·莫利和威廉姆·利未在包括宗教、政治和其他有益的广泛范围内传递他们的博爱精神。这些企业家都发现挣钱比花钱容易得多，都认为自己只是财富的保管者，他们应当更好地用财富来回报社会。

两种信仰体系，即政治和宗教的信仰，对这些企业家的商业和慈善事业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他们都深深地被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道德观和基督教的价值观所激励，表面看来，前者所发挥的作用要更大。这10位中的9位都活跃地卷入了19世纪后半期的自由党。有证据表明托马斯·霍洛威是坚决的自由主义者，就算他是党派中的积极分子。其中5位成为了自由党下议院的议员，另外3位则成为了当地自由主义者协会的会长。安德鲁·卡耐基居住在美国，却积极地参与英国政治。他给英国自由党资助了大量资金。当他住在苏格兰时，他还在自由党会议上发表演讲。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代表了自由贸易、自助、最小限度的政府干预和国际性友好合作——这些价值观吸引了大量的工业家和雇主。自由主义也代表了慷慨和宽容、民主和人民’代表以及社会的根本变革。如果必要的话，这一切应该由公共政府来实施．但更适宜依靠个别人和社会自发的、主动的行动。它强调那些拥有财富之人的道德责任以及那些没有财富之人的权利。当社会缺乏生机的时候，这种倡导大大削弱了社会暴力运动的土壤。它也是一场卓越的反阶级运动——这场运动从广泛的社会领域获得支持力量，并以社会各阶层的愿望和原则为基础。而不是迎合少数人的喜好。在政治上，他们更愿意得到广大群众的回应。而不是某些阶级的回应。伟大的自由党领导人格莱德斯通(Gladstone)被一些开明的实业家当成英雄来崇拜。作为财政部的高级官员，他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就奠定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根基。格莱德斯通也提醒这些实业家，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和影响力赋予了他们重大的责任和义务。

然而，这些企业家几乎不需要被提醒，他们受到不信奉国教的驱使，远远胜于自由主义原则的影响。宗教是他们生命中的主要支配力量，他们信奉的是一种独特的宗教，这种宗教有严厉的不信奉国教的信条。在这10位企业家当中，只有2位信奉英国国教：托马斯·霍洛威是英国教会中的一员；安德鲁·卡耐基抛弃了他父亲信奉普救论哲学的斯韦登伯格信仰(Swedenborgian)——这套信仰体系吸收了世界上一些大宗教的教义，似乎也很大地影响了安德鲁·卡耐基的品格并激发他从事慈善事业。至于其他几位，说宗教信仰在他们的商业和慈善事业中是一种推动力量一点也不过分。

众所周知，马克斯·韦伯第一个提出了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得益于基督新教的伦理价值观这一观点，而理查德·托尼(Richard Tawney)将这一观点更进一步阐释。另一个被历史学家一致认同的观点是：19世纪的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和商业力量，不信奉国教者或独立宗派信仰者的伦理价值观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然就新教伦理对社会的贡献而言，几乎没有比这10位企业家更好的典范了。他们做事有条理、有规律；生活节俭，在工作上不懈地努力和自我提升；在生活方面又是自律和自我节制的榜样。其中7位是彻头彻尾的禁酒主义者，另外3位只是偶尔喝一点。他们毫无例外地早睡早起，选择有益于健康令人奋发的独特体能锻炼——很多人喜欢在早上洗冷水澡，而不愿意参加抽烟、赌博、晚宴、跳舞等颓废的娱乐消遣活动。

虽然这些企业家们常常严格地要求自己，但他们却不是乏味的人。他们反对缺乏快乐的单调生活，鼓励人有开明的思想，培养人们对艺术和政治运动的浓厚兴趣。他们充满温情，富于同情心，坚定地要提高员工的生活质量——不但是物质上，也包括文化、社交、道德等方面的提升。不信奉国教者的信念，不但帮他们成为了成功的好商人，也使他们成为了仁慈的关怀员工的雇主和慷慨的企业家。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和天才的比喻带给他们的信息是同等重要的。本书所提到的实业家的故事，只是那些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和贸易王国的众多实业家的一小部分，许多实业家具有相似的背景和原则，也取得了并不逊色的成就。有些人的故事会在本书中略略提及。也许我们应该在这里列出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名字，按照他们各自独特的宗教信仰来分组。

这10位企业家中有三位是贵格会(Quaker)的会员(乔治·帕莫尔、乔治·吉百利、约瑟夫·朗特瑞)。很多在维多利亚时代名列前茅的企业家都是“公谊会”(sociec)，of Friends)的成员。19世纪主要的贵格会会员还包括在巧克力制造业中排名第三的约瑟夫·弗莱，饼干制造业中的亨特利和帕莫尔公司最大的竞争对手威廉姆·雅各和皮克弗兰斯公司的约翰·卡尔，茶叶包装业的约翰·霍尼曼，设立了蓝和淀粉公司(后来与考尔曼公司合并)的艾萨克和吉姆斯。莱克德，乔治·帕莫尔的表弟、萨默塞特鞋业制造商塞鲁士和吉姆斯·克拉克，火柴制造商布赖恩特和梅，以及药剂师阿伦和汉布瑞。此外，还有在银行业中具有统治地位的贵格会罗伊斯银行、巴克利银行、哥尼斯银行、皮斯银行——其中有些成员也从事制造业。

公理会是维克多利亚时代企业家所信奉的另一宗派。在本书中公理会的代表人物有提图斯·萨尔特、塞缪尔·莫利和威廉姆·利未。其他创建了现今还在运作的公司的公理会会员包括：托马斯·霍洛威在药片和药剂生意方面最强劲的竞争对手托马斯·比彻姆；哈利法克斯地毯制造商弗兰西斯·格拉斯里：布里斯托尔烟草制造商威尔斯兄弟——他可以与布特卫理公会教徒中有声望的报纸和期刊连锁零售业的创办者史密斯齐名，其公司的产品现今还能在主要街道和火车站找到；英国最大果酱公司的创始人威廉姆·哈特利；创建了锁和保险箱公司，到如今这些锁和保险箱上还标有他的名字的乔治·丘伯。只有相当少的一部分企业家是浸信会的成员。不管事实如何，我们都要把另一位大家所熟悉的浸信会成员托马斯·库克加在耶利米·考尔曼的后面，他的事业从为禁酒集会和主日学出游组织安排交通运输开始。

还有另外一支教派没有列入此书，它就是一神论教派，19世纪英国的一些杰出的企业家都是其信徒：用丝绸编织和制作了大量维多利亚时代黑色绉纱丧服的塞缪尔·康塔尔德——后来他的公司被塞缪尔斯接管；巨人糖业制品公司的创建者亨利·泰特先生；化学品公司的创建者泰特·莱尔和约翰·布汝南——他们创建的公司后来成为了英国化学工业的核心。

这些不信奉国教的企业家，与我们在此书中特别提及的10位伟大人物有很多极为相似的地方：除了他们不信奉国教的观念不同之外，几乎都是积极的自由主义者和慷慨的慈善家。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的家庭背景相当卑微；在抓住机遇和建立事业方面，他们都显示出了充沛的精力和坚持不懈的干劲。他们所创建的事业在今天都依然繁荣昌盛。

当时有利的社会环境对这些企业家的事业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虽然书中第一个提到的企业家在1800年出生，最后一个在1931年以前逝世，但是这些企业家们的事业基本都在英国经济从1850年到1880年最昌盛的30年内崛起。在这30年里，国民总收入增长了一倍，人口数量增长了25％以上，大量的人从乡村搬到了城镇，而且有固定的收入。这些趋势导致的结果是：繁荣昌盛的制造业面临着国内外市场前所未有的需求，并建立起了一个巨大的消费者市场。

政府一系列的举措最大程度地激励了工业和贸易的发展，这些举措对自由贸易的平稳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雷伯特·皮尔先生在1853年废除了((粮食作物法》(com La．WS)，降低了小麦作为原材料的成本，使亨特利和帕尔曼那样的大公司可以大规模地生产饼干。如果格莱德斯通没有在1853年预算案中废除肥皂消费税和降低可可豆的出口税，那我们不知道威廉姆和吉百利还会不会成为当今世界家喻户晓的名字。当时报纸的广告税很重——每一则插页广告要缴纳一先令六便士的税，格莱德斯通的预算案废除了报纸的高额广告税。接下来他也废除了报纸的印花税和纸张的消费税，从而大大提高了报纸的发行量。报纸成为了托马斯和耶西·布特做广告时所采用的最主要媒介。接下来的一些举措，如《食品和药品销售法案》(Sale ofFood and DrugS Act)的实施，1875年的《药品法案》(Drugs Act)和同年出台的《商标法案》(Trade Marks Act)，对吉百利和考尔曼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在这段时期内，还有另外的因素帮助到这些具有企业家本能的人：广铺铁路使交通更加便利，为开拓新的市场和大幅度降低原材料和运输费用创造了条件。在美国，铁路的出现给安德鲁·卡耐基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因为他首先看到了投资在新项目——铁路——上的利润和当时对钢铁的需求。在制造业，有组织的贸易公会的缺乏和提高工人生活标准的愿望，激励了自由主义者和不信奉国教者的乐观态度和团队协作精神。罢工极为罕见，也很少听说有分工争论和限制竞争协议。

当时慈善事业的范围比现在更大。据我们所知，英国在1850到1914年这一段时间内，并没有达到福利国家的水平，教育机会、健康保健和社会服务等都不完善。生病和贫困的人只能依靠慈善机构和公众的救济来减轻生活这压力。英国19世纪下半叶是私人慈善事业的黄金时期。据《泰晤士报》(The Times)报道，1885年，伦敦的慈善的资金总额是瑞士国家总预算两倍。几年后的调查发现，中产阶级家庭平均用于慈善事业的捐助超过了总收入的10%这远远超过了他们用于房租、衣服、佣人工资的支出。那些拥有财富的人有一个普遍的愿望——把大量的财富用来资助慈善事业，而这个目标是受到当时直接税的低税率激励而产生的。

虽然他们的环境特殊，但是不可否认地，本书所讲述的开明企业家的生活与成就，足以证明他们是不寻常时代里的不寻常人物。他们在商业和促进社会发展方面的巨大成就，不能仅用他们生活或工作过的特殊环境来解释，与这些特殊环境同等重要的是他们令人钦佩的精神和坚持不懈的干劲，他们有深刻内在的信念和使命感，也不遗余力地努力工作。  当然，当今也有很多慈善家，尤其是在美国。美国仍然保持这种个人的捐献以及配套的令人称许的税收体制。也许最显著的代表人物就是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他把95％的财富都捐赠给了慈善事业。2000年，他捐赠290亿资金，成立了比尔·盖茨和梅林达·盖茨基金。2006年，比尔·盖茨宣称52岁以后将离开公司，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全球健康和教育事业中。比尔·盖茨跟本书中谈及的企业家们有很多相同的做事方法。他的故事表明了一个人可以通过令人钦佩的精神、坚持不懈的干劲、明确的使命感和全然努力的工作而获得巨大成功。他也证明了在21世纪，商业的成功和推动社会的发展也可以像在19世纪那样紧密地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