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照片、一段住事，《老照片》正在为人类留下许多珍贵的历史片段，观照百多年来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回望这些细节，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每张照片都蕴涵了一个真切、感人的故事。在这里，它们向我们传递的就是这些现代的我们所不知道一切，这些内容包括有人物经历、抗日战争历史等，都是些名人名事。

照片能更多地留住历史的真实，全赖于它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不容篡改的独立话语。令人遗憾的是，在叙述历史的时候，照片的独立话语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即使在一些大量使用照片的书籍里，它也不过是某种历史结论的旁证，或某个历史的概念的图解。《老照片》试图在这方面有所改变，把照片置于观照的中心，让照片自己来诉说。有时候，照片蕴含的话语、传播的意味，远不是几条简单的历史结论所能涵盖的，而历史却只有正视和倾听照片的话语，才能鲜活生动起来。

孙庆忠 杨庆堃与南景村的尘封逸事

今天的南景人，因后来者的研究而更多

地了解了杨庆塋，了解了属于他们祖辈、父辈

的那段并不太遥远的历史……

胡 剑 1950年代：川北农村掠影

刘维布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

吴顺平防洪纪念塔的诞生

史耀增老五队的姑娘们

村里人都说：“谁要说上五队的姑娘当媳

妇，那就算前世烧了头炉香了，”后来的故事

告诉我们，作者也是有福气的人

周 璞 在“五七”干校的日子

丽 江 我收藏的一册“杜高档案”

当作者把档案复印件展示在杜高面前时，

杜高轻轻地叹息着，眼神里闪现出一丝恐惧。

也许，只有看到过这种眼神的人，才能明白他

所受到的伤害究竟有多深……

伍 艳 1937年：京滇公路周览会

陶中源 怀念父亲陶葆楷先生

熊景明 二舅的旧脑筋与新思维

高 信 花牌楼，还立着

始建于明代的花牌楼，历经数百年风雨，

至今仍屹立在商州大地上。它迎四面来风，观

八方流云，看人间万象，说世间沧桑……

李文熹 口述 董学昌 整理 回忆我的大哥雷雯

何放汀 送培英叔叔远行

贾玉蔷 岁月愈添双亲恩

胡长和 记忆中的母亲

赵力公 妈妈的老照片

邱镕岱 早逝的大嫂

凡 甫 母亲的一生

吕苏兰 我的外婆

孙玉德 昔日铭义今何在

衣玉华 高承柱 黑热病肆虐牟平的历史见证

来函选登

揭示《童年琐忆》真相(范元甄) 关于“大河铺”

(王肇永) 相识相知的十年(周庆冬) “院士合影

照片”勘误(李光谟)

冯克力 由《蒙塔尤》想到的

封二 北京胡同所见(章开元) 1950年代：北京

街头即景(章开元22) 1926年的家庭合影(胡剑

101) 封三 贵州都匀108岁苗胞(胡剑)

岁月愈添双亲恩

父亲贾永堂(1905一1988)是个苦命人，生下刚四十天，祖母就遽然谢世。祖父孤身一人，既要在地里忙活，又要料理家务，无法照管嗷嗷待哺的孩子，就把他寄养在奶妈家。两年后继祖母到家，父亲才被接回。

父亲少时，家境清贫，只念了两年私塾，即回家务农。因祖父母年迈，父亲十五六岁就挑起家中重担。那时全家住着两间矮破的厦房，种了几亩贫薄坡地，一家人成年累月，精心耕种，仍缺吃少穿。家里劳力实在不济，父亲十六岁时，祖父母不得不替他完婚。

母亲邵茹(1904一1969)生于贫苦农家，兄妹五人，从小缺吃少穿，养成勤劳节俭的习惯，婚后与父亲一道，担起家庭重任，成了家里的主心骨。母亲虽裹了小脚，但里里外外仍是一把好手，种、收、推、碾、纺、织，样样精通。每天天不亮，她第一个起床，洒扫庭院、喂牛、煮饭，晚上熬夜剥苞谷、掏棉花，抽空儿就给全家人做穿戴。

家里状况渐渐有了改观。可好景不长，民国十八年(1929)，关中遭年馑，久旱不雨，庄稼绝收，人们以草根树皮果腹，饿死者相藉于道。可怜祖父母未能逃过此劫，双双离世。父母两人也饿得骨瘦如柴，因年轻总算熬过难关。第二年收成较好，父亲就利用农闲，翻秦岭，到四川兴安担盐；或去渭北给人踏轧花机，挣点家用钱。时隔八年，陕西又闹“虎烈拉”。当时政府昏庸，缺医少药，病一传开，很难幸免。父亲染病后卧床月余，形容枯槁，母亲亦罹此疫，只是稍轻，所幸均过了鬼门关，渐渐痊愈。由于无钱无医，人们自采“五样树枝”和草药，熬成汤药喝。然瘟疫过后，仍新坟遍野，万户萧疏。

解放那年，十八岁的哥哥结婚。家里添了劳力，平日省吃俭用，攒下八石麦子，买了一亩平川地，粮食慢慢有了节余，盖起三间瓦房。为补贴家用，1951年后，连续两年种西瓜、梨瓜。从下种到收获，父亲整天泡在瓜田，培土施肥打掐，样样精心。成熟时节，花黄叶绿，白生生的梨瓜散放出阵阵清香。看着累累果实，父亲心里乐开了花，晚上睡不踏实，时时防獾，白天和哥哥挑着瓜筐，上坡下岭，转村叫卖，日子逐渐好转。我虽是女娃，但父母见我的脑子灵，爱学习，就支持我上学，这在同伴中少有。

父亲为人忠厚老诚，在乡邻中威信高。解放后，当选为队农会主任。合作化后，担任队仓库保管员，把粮仓清扫得千干净净，农具归置得井井有序，是人们公认的“好当家”。不料，“四清”运动中，别有用心的人诬陷父亲偷队里粮食，给他办“学习班”，开“批斗会”，被集中到队里的古庙楼上“学习”，称为“上楼”，不交代清楚不准“下楼”。每日饭食由家人用瓦罐送到楼上。父亲受不了这飞来横祸，一度想自尽了之。“四不清”干部中，不堪此辱，跳涝池或上吊“自绝于人民”者，有好几个。那时我在中学任教，迫于外界压力，只好写了“规劝信”，劝他想开些，“老实交代，求得解放”。无奈，父亲违心承认偷了仓库一袋子粮食。有良心未泯的人说，六十岁的老汉，咋能掮起一百多斤重的口袋?然而，一个“楼上干部”为了早日“下楼”，说是他帮父亲把粮食袋子蹴上肩的。就这样，在退赔了队上一袋粮后，父亲才得以“解放”。多年后问题澄清，这口黑锅终被卸下。经此一难，父亲身心俱疲，很长时间缓不过气来，母亲为此落下心脏病根。

父母共生了十三个孩子，除排行老四的哥哥和老七的我长大成人外，其他人均早殇，所以父母对我俩格外爱护，对我尤其偏爱。家里做好吃的，尽我先吃；邻村有戏，父亲就背着我去看。我上中学后，父亲每周步行三十多里，用扁担一头挑着馍，一头挑着面，给我送至学校。记得有年隆冬，天气异常寒冷，我早读毕出教室，天才麻麻亮，却见父亲担着面、馍和棉衣，在外面等着。看着他冻得紫青的鼻子，淌着汗的额头，皴裂如槐树皮的手，我心里一阵发酸，泪水夺眶而出。父亲常教导我要好好学习，将来吃碗轻省饭。因为家计，他没能让哥哥高小毕业后继续读书，表面上不说，其实心里很愧疚。他知道文化的重要，非常希望我能读出个名堂。父亲朴素恳切的话语，我一直铭记心中。

说到读书，还要感谢我的嫂子，她不但没嫌弃我上学，还和家人一样大力支持。尤其是高中三年，适逢困难时期。没有果腹之粮，人们逢绿即采，见树剥皮，连苞谷芯、苞谷壳都用来充饥。几乎人人全身浮肿，皮肤蜡黄。有次回家取粮，嫂嫂蒸了苞谷芯子拌麸子饭团，煮了一锅榆面稀糊糊，一家人硬是伸长脖子，强咽下去。看着母亲花白的头发、父亲弯曲的身躯、哥嫂明显比实际年龄苍老的面容，我忍不住簌簌落泪。母亲看我伤心，强忍着安慰我莫哭，从板柜里取了一个菜团饼，塞在我手中。我一下扑在她怀里，放声大哭。带着家里特意给我做的几个菜团饼，我回到学校，从此计划每天只吃九两粮。晚自习后回到宿舍，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强忍着睡下。

困窘中，终于熬到1962年高中毕业。然而天时不利，国家困难，教育事业滑入低谷，高校招生名额骤减，我落榜了。我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总觉得十几年的书白念了，理想化作泡影，成天闷闷不乐。父母却总是给我宽心：学下文化，总会有用处的。果然，两年后，我的长子刚三个月大时，公社通知我去社中教书。我非常高兴，在村里给孩子找了一个可靠的奶妈，便去社中报到。其时，爱人尚在陕西师大读书，我每月33元工资，给奶妈12元、6斤粮票，给爱人寄5至10元的生活费，剩下的才做家用。又是父母，经常给我送粮接济，助我渡过难关。

终年的劳累，过快地消耗了母亲的健康。1969年夏初，母亲心脏病加重，父亲、哥哥和我陪送她到县医院救治，最终无望而返。回程前，一家人在县东街照相馆照下了这张唯一的全家福。照片上的母亲很虚弱，眼睛无力睁大，眼皮都耷拉着；父亲的脚上，是一双破旧的草鞋。不久，母亲病逝，结束了她一生的苦难。

1972年，我调到县城高中工作，爱人这时在咸阳西北国棉二厂工作。公公有病长年卧床，婆婆快七十岁的人了，身体不太好，要照顾卧床的公公，没精力管孩子，我只得把三个孩子带在身边。这是我们最艰苦、压力最大的时期，我的工资仅有38元，爱人是48.5元，却维持着全家七口人的生活，常常是上月接不住下月。学校管理十分严格，上课、备课、改作业，加之家务，忙得像在打仗。父亲便来到县城，帮我看管孩子，常常驼着背，从早到晚，背着孩子四处转悠。父亲已很苍老了，背越发地弯，双目也混浊没有光彩了。

1988年，父亲八十三岁，腿脚颇不灵便，神志已有些糊涂。一天中午，他未告知家人，独自来到学校，不巧我刚好放学回家了。他又累又饿，在我宿舍门口睡着了。可怜他什么都忘了，惟独记得女儿工作的地方。听说后，我连忙回校把他接回家。谁料，那竟是父亲最后一次出来，一个月后，他便永远地离开了我们。P118-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