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白的是雪，那么，黑的呢？ 到擦黑那会儿，他说什么也要往回颠儿了。干部股张股长劝不住，只得由他走；一头绵绵地笑着，一头鼓起笼在蓝旧棉袄袖筒里的手，指指他那身稀脏的黄棉袄裤，问：“这一身走夜路怕不中吧？待我上家去给你取件皮大衣……”

这是一个苍茫的故事。超级名家陆天明成名巨著！坚定不移的精神信仰！重现激情燃烧的岁月！热血青年在西部边疆奋起与反思的精神革命。！

本书是一个苍茫的故事。一个朝气蓬勃的、不谙任何巨人利害关系的热血青年，来到艰苦的西北边疆，对那片土地竭尽所能奉献赤诚，却一次又一次地被他信赖所热爱的人们打倒在地，踩进泥泞中。他崇高的精神信仰渐渐地幻化成荆棘编成的桂冠，刺穿了他的头颅。这个激昂的领袖般的人物站起来，摔倒，再站起来，再摔倒。一次比一次摔得更惨……

到擦黑那会儿，他说什么也要往回颠儿了。干部股张股长劝不住，只得由他走；一头绵绵地笑着，一头鼓起笼在蓝旧棉袄袖筒里的手，指指他那身稀脏的黄棉袄裤，问： “这一身走夜路怕不中吧？待我上家去给你取件皮大衣……”

他没要。不好意思。说实话，他这会儿也没那份心思去在乎窗外那点轰轰轰认真较上劲儿来的狂风暴雪。一待马爬犁拐过场部水房，再回头瞅见小个儿的张股长拉灭了股里的电灯，缩脖子驮一件剪绒领的黑布面皮大衣，捏住左右两片忽忽地挣着直想飘去的衣襟，用小碎步紧着往后头家属院出溜，他还笑了，并用力踹了头前那匹油黄色的儿马一脚。

出场部，两厢一抹漆黑。林带先是稀疏，而后便出现一骨节一骨节的断条；再而后，只见残的土埂、残的树桩和被雪埋住大半拉身子的苇子草。如不是夜晚，这时，旷野便能一览无余。但这会儿却只能感到风的硬，劈头兜脸地压来，但声音倒不似先前那般喧嚣，反而低沉混沌。天呢，倒是越发旷达空阔，灰白的地皮起伏、涌动，好似跟风雪一起向自己身边奔汇而来……

暴风雪整持续了一天一宿。起昨儿个，高地西北厢就翻腾开来。一大片直上半空的吓人的深灰色的烟幕，向着只配长些秃头秃脑的梭梭柴的沙包群压去；逼进到羊马河的那瞬间，撞住场部子女校十二间教室里忘了关的窗玻璃。哐哐啷啷，啷啷哐哐，一阵又一阵碎玻璃碴的声音在拂晓前那阵寂静中，久久地久久地战栗，叫黑暗中偎缩在被窝里的人惊乍。场部招待所后身伙房上的铁皮烟筒管哐啷一声被吹折。兽医站的草料堆呼啦一下被扫空。屠宰场圈羊的木栅栏嘎嘎吱吱被推垮半拉。三支渠渠帮上十几棵蓝花海碗口粗的旱柳咔咔嚓嚓、连根带土、七歪八斜倒一片。高地上，那弃置了百十年的古驿道不见了。干涸报废的采油树不见了。稀稀落落而又极为古老的胡杨林不见了。夏窝子不见了。兵站不见了。道班房不见了。黑不溜秋、脏不兮兮的交通食堂不见了。不见了。不见了……所有这一切等等种种都让位给了那一片白，那一片灰的和黑的、深的和浅的、暗的和亮的、飞动的和冻僵了的白……

但他高兴。虽然冷。场里发给的黄棉袄和从上海带来的短围巾，这会儿都跟纸片儿似的不顶事，简直跟光着身子似的。颧面冻得跟生牛皮一般硬实，早觉不着疼了。他一刻不肯让早已精疲力竭的儿马蛋子有稍许的懈怠。张股长告诉他，场部想调他到政治处帮工。他的心扑腾：住机关，面向全总场工作！一股巨大的喜悦伴随着种种可以想见的憧憬，深深攫获住了他。自己又迈出一大步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步的意义不小于他从上海走向桑那高地的那一步。如果那一步只是表明某种开始，那么这一步便证明他确实已经在这条路上踩实了。才一年，不，确切点说，才八个月，十九岁的他又迈出了一步！他马上给上海街道党委的老顾和区团委的书记李萍琴各写了一封信。他俩是他入党的介绍人。他要向他们汇报，让他们也高兴高兴。但两封信都没发走。走到场部邮政所门口，他没勇气把它们投进那只掉了许多块漆斑的铁邮筒里。赵队长肯不肯放他到场机关来，还很难说。自打外头有风声场部要调他，赵队长就一口咬定：你这会儿就想去住机关，太早。心别恁活，老老实实跟我在试验站再待些年。你放心。我没恁大的闺女，不会死拽你在试验站，做我倒插门女婿……

再待些年……依你说，我还得在你身边待多些年？我到底还欠什么？怎么还显得稚嫩？是不能说所有的活儿我都会干了，更不能说所有的苦我都吃遍了。我也从没想说我这会儿就能跟你这样的老干家比肩。我知道，我跟你，在各方面都还差着十几二十年的一段距离。但能因为这些，就不放我走？一年来，就算是八个月吧，所有的事实难道不都已经充分证明了我是肯吃苦、能吃苦，是决心要在羊马河干一辈子的？干一辈子，就得不断朝前踩出几个漂漂亮亮的脚印。那脚印让人看着，得觉得是石匠凿的，而不是懒牛在烂泥地里稀稀拉拉的。这次场部从上海青年里只调用了我一个。我是全场四千七百九十五个“上海鸭子”的总代表。为什么就不能让我出去试一试？我们出了上海市门，向西都敢走这一万里，你怎么就不能放我再往外走这一二十公里？我这是去场部。你当我是去劳改队呢！

一路上，谢平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些准备回去后用来说服赵队长的话，默默地做着种种慷慨激昂的演习。好几回眼角都热热地湿润了，甚至哽咽起来。

P7-9

      我的文学三十年祭

二十年了。

我的文学创作又走过了三十年的路。

是“一竿风月”，还是“一蓑烟雨”，抑或是“波涛万顷”？

上小学三年级时，写作文：《我的理想》。我说我要当“作家”。我上学早。写作文的那年我七岁。我那个被多年的肺痨病已经折磨得几乎要对生活失去希望的父亲，看到我的那篇作文，非常欣慰地说：“好啊。我儿子也想当作家了。”他年轻时的理想就是要当作家。但不幸的是，他是巴金笔下“觉新”式的人物，一个大家族的长房长子，终归屈服于生活的压力，为了顾全家族的生活“大局”，无论哪方面，都“痛苦”而又“自觉”地放弃了他个人的理想。

三年后，他死了。还是死于肺痨。死的时候才三十岁。

在此之前和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并不知道他曾经想当一个作家，并不能体会那天晚上他站在写作文的我身后，所发出的那一声喟叹里所饱含的全部伤感意味。也许他活着时，觉得我太小，就没想到还有那个必要跟我细细地说说这些。

又过了十年，我离开上海，离开母亲，要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战天斗地”。母亲为我准备行装。全部的行装就是一个旧帆布箱和一个旧铺盖卷。她却把父亲十九岁时发表的一些小说和诗歌，还有抗战时期他流亡昆明一路上写的日记当作唯一的“遗产”放进了我的行李里。

我这才知道自己和毕生经商的父亲在精神上一度是多么的接近。两代人的文学梦，两个世纪的挣扎生涯，让我觉出许多的心酸和沉重。所幸我迅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社会变革的大洪流中去了。我可以活得和父亲不一样。虽然，我也曾得过肺结核(是父亲传染给我的？说不清)，但我可以不再用一个“旧时日肺痨病人”和“只属于一个大家族”那样的苍白软弱和绝望去处置自己的一生，去处置自己的文学梦。

大西北农场难以想象的艰苦贫瘠，不仅让人同样难以想象地彻底治好了我的肺结核，还给我心底铸进了西北汉子常有的那种倔强和愚拙。大概就是因了这种“倔强和愚拙”，农场十二年，我一次又一次主动放弃了种种充满另一类诱惑的人生选择，执着地在那戈壁荒漠上做着文学梦。

一九七三年，在到农场的第十个年头，我终于写出了平生第一部“大作品”，一个知青题材的四幕话剧《扬帆万里》。这部作品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关注。西安电影制片厂要将它拍摄成电影。上海要发表它。兰州北京西安乌鲁木齐以及东北和别的一些地方的大大小小的剧团将它搬上舞台演出。其实那时候，我一共只看过三个国产的剧本：《槐树庄》《第二个春天》和《年青的一代》。只看过一个话剧演出，还是那个永远激动我的《年青的一代》。那还是在离开上海前看的。后来在农场宣教组仓库里，翻拣到一本契诃夫的戏剧集，半本易卜生的剧本集。记得当时反反复复地读，一直到把它们读破。也就是像罗兰·巴特说的那种“抬头阅读”，读一段，抬起头来默想细究，“将其切割，亦因迷恋，又将其恢复，并从中汲取营养……”我的倔强和愚拙，同时也体现在：我写作，只是觉得自己心里有话要说，要对这个世界表白什么。我要叫喊。要喊出属于我的那一声来。在底层的十多年生活，面对这个世界，我总觉得自己心里有太多的话要说，有太多的声音要发出。总是直觉到，这个世界需要这样一种声音。这愿望，这直觉，这冲动和向往极其真诚而又无比强烈。甚至强过初恋时的那种可以说无与伦比的冲动和向往。至于这样喊出的“声音”是否时下或教科书上界定的那种“文学”，我不管。也许正是因了这种愚拙的真诚，我的这第一部“大作品”在当时确实打动了不少的人。后来，也是因了这部作品，我才被北京一个专业文艺团体看上，把我全家调进北京。我也因此开始了自己三十多年的专业创作生涯。  但我创作上真正的新生，却开始于“四人帮”倒台。“四人帮”倒台，让起步于“文革”期间的我，有可能开始一场彻底的“蜕变”。这对我个人，对我这一代人来说，在精神上，具有哈姆雷特式的“绝对意义”：“是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道必须跨过去的大坎。当文学艺术的春天重归人间，文学艺术创作将充满艺术个性地回归到它的本真意义上来。因为时代使然，我们这一代人曾经一度失去过，或者说忽略过自我和艺术个性，而要重新找回自我，谈何容易！要重新确定自己的艺术创作个性，同样“谈何容易”啊！我们必须要像幼蛇蜕变那样，从紧紧包裹束缚着自己的“旧壳”中蠕动挣脱出来，必须先用锋利的“手术刀”细细地解剖自己。需要认真地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人”。而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恰恰是认识自己和认识“人”这样一种最复杂又最完美的“东西”。是自己拿着刀，一刀一刀地切割自己的肌肤。是舐食自己的血水，以此去重新获取新生的力量。

我用整整一年的时间彻彻底底地沉到一个钢厂里去生活。每天跟着工人三班倒，春夏秋冬、日日夜夜，以重新获得普通人的生存感觉，站在普通人的立场去重新认识眼前的这个世界，借此来摆脱那个旧我。同时又大量阅读能找到的新小说、新理论著作。并且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桑那高地的太阳》，用它来回顾自己这一代人是怎么失去自我的，以从容告别过去。然后又写了那个《泥日》，以确立自己新的创作定位。学会不看任何人的脸色，只凭自己的心灵感觉和感悟去创作。寻找一种完全属于那个叫“陆天明”的男人的创作风格，力图发出一种只有那个叫“陆天明”的男人才发得出的声音。迈出这沉重而又必需的一步，找回创作上的自我，我用了将近四年的时间。那时我已经快四十岁了……

不蜕变便会被阉割。“是活着，还是死去？”现在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能坚持着写下来，还是得归功于自己那个最原始的创作动机：要对这个世界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同时也要归功于一种最本真的生命动因：视天下为己任。我清楚地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是有许多东西可以总结和必须加以纠正的。但是，我们幸运地从时代那儿获取了汇聚了又胶结了这样一种热源，把文学创作和民族命运、人民需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那样，就没有人能挡住一个男人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和每一代的年轻人一样，都做过一些错事，但许多事情我们是在自己心里的真实感受驱使下去做的。错了，也该由我们自己来负责。我们的灵魂是真实的，是完全可以面对历史的。我始终坚信，文学必须属于人民，是应该也是能够在历史的进程中发挥它可以发挥的那一点作用的。我们不能把文学创作所必需的个性化，扩大到，以至于极端化到私人化隐私化的地步，更不能因此极端地认为，文学只有在脱离现实脱离社会，完全不讲它的社会功用和大众阅读权利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它的升华。这也是我在发觉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当代文学不可避免地开始萎软苍白，决定实现我自己创作的第二次回归——向现实回归，向大众回归的主要原因。它让我在整个中国发生巨大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的关键时刻，下决心要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去参与这场变革。即便这样的写作被一些先锋的“理论家”冷落过，也丝毫不能动摇我继续实现这二次回归的决心。这样的作品，最典型的就是《苍天在上》《大雪无痕》和《省委书记》。这几部作品，严肃，沉重，朴实，没有任何时尚元素和花哨的个性玩弄，却在大众中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响，一版再版，印数已达几十万，至今还在不断的再版中，不仅被收到各种集子里，还被改编成电视剧、舞台剧。由它们而拍成的电视剧，播出时，最高收视率达到百分之三十九……即便如此，我并不认为，它们是完美的。我不认为它们是完美的，并不是因为它们曾经被那些“理论权威”冷落，而是以我的文学感觉和文学本真的意义去衡量，我始终认为，一个作家和一个民族的文学创作，真正成熟的标志应该是既被自己的人民认可，又在文学史的进程中有创造性的突破。中国的文学产生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又要让它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它能够发挥的应该发挥的那点作用，就不能回避我们大众的阅渎接受程度。它应该是既深刻，又好读，既文学，又大众，既充满着深层次的形而上意味，又洋溢着当代的生活气息，既有作家独特的个性魅力和独立思考的张力，又具有涵盖时代和历史的广度和深度……我知道我离这个目标还很远，但我将继续努力。我的《木凸》《黑雀群》《高纬度颤栗》，包括最近创作的《命运》，都属于在向这个目标靠拢的尝试之作。我在一点一点地积累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我一定要再向前跨那么一大步，使自己的创作真正接近这个目标……

这些年，我常常深夜扪心自问：天明，你在变吗？你变了吗？是的，我在变。我变了。我不断地在变。一种不可推卸的使命感让我不能重复自己，不能在原地踏步。我必须在变。但我又没有变。我要求自己不变。不变的是，我希望自己永远能够以一个“热血青年”的面貌出现在中国文坛上，出现在自己的创作中，始终那样真切地关注着，并全身心地融入到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人民为争取更加美好未来的奋斗中去，虽然老之将至，老已降至，我必将不可挽回地衰老……一天比一天地衰老……

去年，我回老家南通一次。到墓园去看望了父亲。一个六十岁的儿子去祭扫三十岁的父亲。看着极其简陋粗糙的水泥墓碑上他那个极年轻极清瘦极忧郁极聪慧又极无奈的神情，我哽咽了。我该对他说些什么呢？“父亲，你儿子终于成了一个作家了。”这话好像三十年前就该说了。“我还会写下去的，直到把心里要说的那些话都说出来为止。”这话好像也不准确，只要你关注人民的命运，心里的话有说得完的那一刻吗？“我知道自己还没写出最好的作品，为此，我将不懈努力。”几十年了，还用得着来对父亲表这个态吗？三十岁的父亲早就了解了自己这个六十岁的儿子：他一生的努力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了写出一部更好的作品而不惜一切。两代人的文学梦。两个世纪的生存努力。我和我妹妹，我和我儿子，我和我的作家朋友们，我和我那些亲爱的读者们，我和所有还活着的中国人，中国的平民大众，我母亲，我弟弟，我亲戚和非亲戚们……我们不曾放弃，也不会就此止步，为了两代人的强国梦，为了那两个世纪的复兴之路……我将持续地用我固有的那种倔强和愚拙写下去，而不管别人会说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