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天在上》是一部曾让作者备尝艰辛、又倍感欣慰的一部作品。当一个作家把自我关注的目光真诚地转投向了人民大众所关注的那个方向时，他能从“人民”那里得到同样的鼓舞和支持，由此在自己心的深处所能激发的生命活力和思想飞扬，的确无异于一次“火中凤凰”的经历。

本书为陆天明创作的反腐倡廉长篇小说。讲述了章台市一起千万元公款挪用大案侦破过程。表现了新任代理市长的励精图治、市委书记的沉着冷静，使得副省长的问题终于被揭开。作品主题积极向上，宣扬了人间正气，抒发了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

黄江北曾预料，四十五岁以前，自己还会接受一次关键性的重要行命。但没料想这次任命部然来得这么“突然”，这么急迫，并直接牵涉到自己的故乡城市章后市。更想不到的是，为了这次任命，省委五个常委居然一起召见自己，集体跟他谈话。办公厅派六个缸的大奥迪工程到工地上来接他，到省委大楼时已是午夜两点三分。上楼。拐弯。再上楼。再拐弯。一推门，显得异常疲乏的常委们已正襟坐地等着了。谈话便从午夜两点四十五分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六点左右。

十二

其实，在许多方面，葛平比师兄黄江北更冷静理智。高高的个儿，平平淡淡地笑。总是一副好女孩的模样儿，让大院里所有的老头老太太揪心揪肝地喜欢。在人们的印象里，她好像永远穿着那样一条干干净净的石灰蓝的牛仔裤，让人奇怪的是，她总是拒绝穿裙子，特别不喜欢穿超短裙。按说她这年龄正是穿超短裙的最佳时候。她有一千条理由炫耀自己那两条天赋绝色的长腿，但她就像黄江北一样天生地不愿炫耀自己。不愿炫耀偏偏被人注目，这也是常事。当然，这里得有个前提，就是他或她身上得有真东西，得真出绝活儿。再穿一件特别肥大的本色亚麻衬衫，一直搭拉到膝盖上，白袜子，然后是一双非常高档的白色休闲鞋。无论在什么样的人群中，你看她时，她都像千里湖面上那片唯一的白帆。

爱谁谁吧。

十三

雨终于下开了。

没有回答。只有渐渐增大的风哗哗地越过码头街那些陈旧的房顶，击打停泊在江边滩头上的那些木制货船，击打小教堂那灰色的尖顶，击打拼命摇摆着的大树，击打江两岸这片起伏不平的土地。云层越发厚重，翻滚着扑涌过来。一扇窗户忙关了起来。第二扇窗户也慌慌地关了起来。接着便是第三扇、第四扇……

十四

乳白色的桑塔纳在大雨中回到省委招待所那幢中西合璧式的别墅小楼前停下时，黄江北没有立即下车。他喜欢看雨中的省委招待所，这一片林木蓊郁的“庄园”，他曾来过很多次，随着每一次进入时身份、地位、将要领受的任务的不同，这个“庄园”在他心里产生的感受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有时它显得阴晦，有时却又显得过于冷峻，有时它竟赐给那么多的温良豁达，无处不洒满九月的阳光。当然，更多的时候，它更像一个独身而富有的老姑娘，矜持古怪却又空虚得令人难以自持。这些年，黄江北随着自己身份地位的变迁，几乎住遍了这个“第一”招待所各等级的房间，从三人间，到双人间，再到单人间、高间、套间，以至到这次省委办公厅给超规格安排的“豪华高套”，全轮了个过儿。特别要说明的是，不管以什么身份、住什么等级的房间，每一次住下后，他都要找个时间，特地到那个专门接待中央首长的小楼附近走一走。那是在另一个院子里。那是被另一道围墙隔开的，是一面大略有所起伏的缓坡，草皮茵茵地绿，那里的树木更加浓密。春天肯定有杏花有梨花，稍后些日子，便有苹果花和海棠花悄然开放。耸天的法国梧桐和古老的亭榭和静谧宽平的车道和紧闭的大门。他都要在那大门前站一会儿。他知道更多的时间里，那门里并没有人居住。他知道更多的时间里，那儿比任何地方都要宁静。高大的阴暗的阔叶林里会长出一种橘红的石菖兰。即使在没有花开放的季节里，那重重叠叠、高高低低、深深浅浅的一片又一片的绿，便是永恒的一朵花。有雾或没雾的早晨，在这儿总能听到那一声声清脆的鸟鸣，这是童年。他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到这大门前来走一走，体会一下这儿特有的宁静和从容，还有一种想象中的博大和恢弘。然后，车子就开了过去。特别是那二楼上的那个向南突出的房间，沐浴在夕阳的金黄里。那花岗岩的墙面和宽大的木格和被厚重的绿丝绒严密封锁起来的棕色窗户，已是中年老年了。

很长时间以来，黄江北最向往的，就是找一个阳光明媚的休息日，让自己躺在一大堆刚出版的物理学著作之中(请注意，一定得是“物理学”方面的著作)，随心所欲地闻着那宜人的油墨香味，从这本书翻到那本书，漫无边际地、不负任何责任地、不计任何后果地接受那一个又一个新思潮新观念的冲击，寻找这些新思潮新观念和现实存在之间的关联。他曾经非常喜欢过两本书，一本是大卫·雷泽尔(D.Lavzer)的Cosmogenesis(也有人把书名译作《创世论——统一现代物理·生命·思维科学》)，另一本是艾什卡(W.R.Ashky)的《大脑设计》(Design for a Brain)。物理学原本是他的长项，而控制论和生命科学，又是他一向最感兴趣的两个领域。(其实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地球物理学，专攻风暴潮，一个很专门的分支。夏志远经常跟他开玩笑，说他就是那两年北大哲学学坏了，使他从自然界的风暴潮里卷入政治“风暴潮”。)他一直希望能从这三者的充分结合中，寻找到一把能透彻地解析这个世界的新“手术刀”，一片远非伽利略所能想象得到的精确无比的透镜。越过科学世观的沼泽，再往前进入更为泥泞的人文世观天地。伟大的艾什卡居然把那么大的一块理论(绝对有效地把控制论长驱直入地推进到了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和社会科学诸领域)，叙述得如此清晰，如此简明，简单明晰到一后面就是二，二后面呢？你立即惊喜地跟他一起叫道：三！

能把政治做到如此简明清晰吗？

他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能如此从容地享受这种遐想的乐趣了。他太忙了。P14-16

我的文学三十年祭

二十年了。

我的文学创作又走过了三十年的路。

是“一竿风月”，还是“一蓑烟雨”，抑或是“波涛万顷”？

上小学三年级时，写作文：《我的理想》。我说我要当“作家”。我上学早。写作文的那年我七岁。我那个被多年的肺痨病已经折磨得几乎要对生活失去希望的父亲，看到我的那篇作文，非常欣慰地说：“好啊。我儿子也想当作家了。”他年轻时的理想就是要当作家。但不幸的是，他是巴金笔下“觉新”式的人物，一个大家族的长房长子，终归屈服于生活的压力，为了顾全家族的生活“大局”，无论哪方面，都“痛苦”而又“自觉”地放弃了他个人的理想。

三年后，他死了。还是死于肺痨。死的时候才三十岁。

在此之前和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并不知道他曾经想当一个作家，并不能体会那天晚上他站在写作文的我身后，所发出的那一声喟叹里所饱含的全部伤感意味。也许他活着时，觉得我太小，就没想到还有那个必要跟我细细地说说这些。

又过了十年，我离开上海，离开母亲，要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战天斗地”。母亲为我准备行装。全部的行装就是一个旧帆布箱和一个旧铺盖卷。她却把父亲十九岁时发表的一些小说和诗歌，还有抗战时期他流亡昆明一路上写的日记当作唯一的“遗产”放进了我的行李里。

我这才知道自己和毕生经商的父亲在精神上一度是多么的接近。两代人的文学梦，两个世纪的挣扎生涯，让我觉出许多的心酸和沉重。所幸我迅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社会变革的大洪流中去了。我可以活得和父亲不一样。虽然，我也曾得过肺结核(是父亲传染给我的？说不清)，但我可以不再用一个“旧时日肺痨病人”和“只属于一个大家族”那样的苍白软弱和绝望去处置自己的一生，去处置自己的文学梦。

大西北农场难以想象的艰苦贫瘠，不仅让人同样难以想象地彻底治好了我的肺结核，还给我心底铸进了西北汉子常有的那种倔强和愚拙。大概就是因了这种“倔强和愚拙”，农场十二年，我一次又一次主动放弃了种种充满另一类诱惑的人生选择，执着地在那戈壁荒漠上做着文学梦。

一九七三年，在到农场的第十个年头，我终于写出了平生第一部“大作品”，一个知青题材的四幕话剧《扬帆万里》。这部作品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关注。西安电影制片厂要将它拍摄成电影。上海要发表它。兰州北京西安乌鲁木齐以及东北和别的一些地方的大大小小的剧团将它搬上舞台演出。其实那时候，我一共只看过三个国产的剧本：《槐树庄》《第二个春天》和《年青的一代》。只看过一个话剧演出，还是那个永远激动我的《年青的一代》。那还是在离开上海前看的。后来在农场宣教组仓库里，翻拣到一本契诃夫的戏剧集，半本易卜生的剧本集。记得当时反反复复地读，一直到把它们读破。也就是像罗兰·巴特说的那种“抬头阅读”，读一段，抬起头来默想细究，“将其切割，亦因迷恋，又将其恢复，并从中汲取营养……”我的倔强和愚拙，同时也体现在：我写作，只是觉得自己心里有话要说，要对这个世界表白什么。我要叫喊。要喊出属于我的那一声来。在底层的十多年生活，面对这个世界，我总觉得自己心里有太多的话要说，有太多的声音要发出。总是直觉到，这个世界需要这样一种声音。这愿望，这直觉，这冲动和向往极其真诚而又无比强烈。甚至强过初恋时的那种可以说无与伦比的冲动和向往。至于这样喊出的“声音”是否时下或教科书上界定的那种“文学”，我不管。也许正是因了这种愚拙的真诚，我的这第一部“大作品”在当时确实打动了不少的人。后来，也是因了这部作品，我才被北京一个专业文艺团体看上，把我全家调进北京。我也因此开始了自己三十多年的专业创作生涯。  但我创作上真正的新生，却开始于“四人帮”倒台。“四人帮”倒台，让起步于“文革”期间的我，有可能开始一场彻底的“蜕变”。这对我个人，对我这一代人来说，在精神上，具有哈姆雷特式的“绝对意义”：“是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道必须跨过去的大坎。当文学艺术的春天重归人间，文学艺术创作将充满艺术个性地回归到它的本真意义上来。因为时代使然，我们这一代人曾经一度失去过，或者说忽略过自我和艺术个性，而要重新找回自我，谈何容易！要重新确定自己的艺术创作个性，同样“谈何容易”啊！我们必须要像幼蛇蜕变那样，从紧紧包裹束缚着自己的“旧壳”中蠕动挣脱出来，必须先用锋利的“手术刀”细细地解剖自己。需要认真地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人”。而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恰恰是认识自己和认识“人”这样一种最复杂又最完美的“东西”。是自己拿着刀，一刀一刀地切割自己的肌肤。是舐食自己的血水，以此去重新获取新生的力量。

我用整整一年的时间彻彻底底地沉到一个钢厂里去生活。每天跟着工人三班倒，春夏秋冬、日日夜夜，以重新获得普通人的生存感觉，站在普通人的立场去重新认识眼前的这个世界，借此来摆脱那个旧我。同时又大量阅读能找到的新小说、新理论著作。并且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桑那高地的太阳》，用它来回顾自己这一代人是怎么失去自我的，以从容告别过去。然后又写了那个《泥日》，以确立自己新的创作定位。学会不看任何人的脸色，只凭自己的心灵感觉和感悟去创作。寻找一种完全属于那个叫“陆天明”的男人的创作风格，力图发出一种只有那个叫“陆天明”的男人才发得出的声音。迈出这沉重而又必需的一步，找回创作上的自我，我用了将近四年的时间。那时我已经快四十岁了……

不蜕变便会被阉割。“是活着，还是死去？”现在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能坚持着写下来，还是得归功于自己那个最原始的创作动机：要对这个世界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同时也要归功于一种最本真的生命动因：视天下为己任。我清楚地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是有许多东西可以总结和必须加以纠正的。但是，我们幸运地从时代那儿获取了汇聚了又胶结了这样一种热源，把文学创作和民族命运、人民需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那样，就没有人能挡住一个男人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和每一代的年轻人一样，都做过一些错事，但许多事情我们是在自己心里的真实感受驱使下去做的。错了，也该由我们自己来负责。我们的灵魂是真实的，是完全可以面对历史的。我始终坚信，文学必须属于人民，是应该也是能够在历史的进程中发挥它可以发挥的那一点作用的。我们不能把文学创作所必需的个性化，扩大到，以至于极端化到私人化隐私化的地步，更不能因此极端地认为，文学只有在脱离现实脱离社会，完全不讲它的社会功用和大众阅读权利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它的升华。这也是我在发觉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当代文学不可避免地开始萎软苍白，决定实现我自己创作的第二次回归——向现实回归，向大众回归的主要原因。它让我在整个中国发生巨大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的关键时刻，下决心要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去参与这场变革。即便这样的写作被一些先锋的“理论家”冷落过，也丝毫不能动摇我继续实现这二次回归的决心。这样的作品，最典型的就是《苍天在上》《大雪无痕》和《省委书记》。这几部作品，严肃，沉重，朴实，没有任何时尚元素和花哨的个性玩弄，却在大众中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响，一版再版，印数已达几十万，至今还在不断的再版中，不仅被收到各种集子里，还被改编成电视剧、舞台剧。由它们而拍成的电视剧，播出时，最高收视率达到百分之三十九……即便如此，我并不认为，它们是完美的。我不认为它们是完美的，并不是因为它们曾经被那些“理论权威”冷落，而是以我的文学感觉和文学本真的意义去衡量，我始终认为，一个作家和一个民族的文学创作，真正成熟的标志应该是既被自己的人民认可，又在文学史的进程中有创造性的突破。中国的文学产生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又要让它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它能够发挥的应该发挥的那点作用，就不能回避我们大众的阅渎接受程度。它应该是既深刻，又好读，既文学，又大众，既充满着深层次的形而上意味，又洋溢着当代的生活气息，既有作家独特的个性魅力和独立思考的张力，又具有涵盖时代和历史的广度和深度……我知道我离这个目标还很远，但我将继续努力。我的《木凸》《黑雀群》《高纬度颤栗》，包括最近创作的《命运》，都属于在向这个目标靠拢的尝试之作。我在一点一点地积累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我一定要再向前跨那么一大步，使自己的创作真正接近这个目标……

这些年，我常常深夜扪心自问：天明，你在变吗？你变了吗？是的，我在变。我变了。我不断地在变。一种不可推卸的使命感让我不能重复自己，不能在原地踏步。我必须在变。但我又没有变。我要求自己不变。不变的是，我希望自己永远能够以一个“热血青年”的面貌出现在中国文坛上，出现在自己的创作中，始终那样真切地关注着，并全身心地融入到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人民为争取更加美好未来的奋斗中去，虽然老之将至，老已降至，我必将不可挽回地衰老……一天比一天地衰老……

去年，我回老家南通一次。到墓园去看望了父亲。一个六十岁的儿子去祭扫三十岁的父亲。看着极其简陋粗糙的水泥墓碑上他那个极年轻极清瘦极忧郁极聪慧又极无奈的神情，我哽咽了。我该对他说些什么呢？“父亲，你儿子终于成了一个作家了。”这话好像三十年前就该说了。“我还会写下去的，直到把心里要说的那些话都说出来为止。”这话好像也不准确，只要你关注人民的命运，心里的话有说得完的那一刻吗？“我知道自己还没写出最好的作品，为此，我将不懈努力。”几十年了，还用得着来对父亲表这个态吗？三十岁的父亲早就了解了自己这个六十岁的儿子：他一生的努力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了写出一部更好的作品而不惜一切。两代人的文学梦。两个世纪的生存努力。我和我妹妹，我和我儿子，我和我的作家朋友们，我和我那些亲爱的读者们，我和所有还活着的中国人，中国的平民大众，我母亲，我弟弟，我亲戚和非亲戚们……我们不曾放弃，也不会就此止步，为了两代人的强国梦，为了那两个世纪的复兴之路……我将持续地用我固有的那种倔强和愚拙写下去，而不管别人会说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