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凯尔泰斯·伊姆莱说：有谁能够通过我们的眼睛看到这一切？

那些遥远的故事，刚一开始，还和我保持着距离。在我一行行地把日子写了过去之后，突然感到，自己就像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

说冀中是我梦开始的地方，也未尝不可……

本书是敏毅先生的散文作品集。

本书是敏毅先生的散文作品集，书中具体收录了：《门神门神抗大刀》、《内心是雪也是火》、《离战场越近，梦越真实》、《长翅膀的小天使》、《石榴开花》、《石榴花落》、《寻找失去的天空》、《纸片上的梦》、《速写本中的人物结局》等作品。

写在前面的话

第一章 门神门神抗大刀

第二章 内心是雪也是火

第三章 离战场越近，梦越真实

第四章 长翅膀的小天使

第五章 石榴开花

第六章 石榴花落

第七章 掩埋少年梦

第八章 寻找失去的天空

第九章 你往何处去？

第十章 纸片上的梦

第十一章 冰河在燃烧

第十二章 速写本中的人物结局

后记

童年的记忆很像在泥土下过冬的麦粒，长时间沉默不语，忽然间就争先恐后地冒尖，田野里全是它们的声音。我由此收割关于冀中的印象，算得上原装正版。突然明白，父亲的画给我那么强烈的感受，与这些生命力饱满的“麦粒”不无关系。

而小站台，则是记忆开始的地方。

一个模子倒出的小土豆

冀中一个火车站的小站台，落客散尽。只剩一个女孩儿倚着式样老旧的旅行包，坐在冬日稀薄的阳光中。

是我，那年10岁。接车的人还没到。站台前后方都是田野，褐黄的泥土覆盖着过冬的麦粒。身后的麦垄不见边际，抄近路的脚在上面踩出清晰可见的小道。前面麦地的边缘是公路，路旁高耸的白杨树裹着冰霜，晶莹洁白。白杨树的另一边我看不见，但听说那是滹沱河。河面结冰了吗？公路上稀疏的骑自行车的人，哪个是来接我的？我的想象力到此为止，开始发困。

忽然一片嘈杂声从头顶掠过。我抬头，眼看一群黑色的鸟飞过素白的天空，瞬间就没了踪影。

接我的人来了，笑得歉意很深。我说，看见一大群黑鸟。他说，大冷天的怎么可能，你做梦了吧？

邻近铁路的村民接车方式很有意思。如果客人事先不知或忘记了这种方式，就会陷入等待的焦灼。因为从中转站换车没有固定车次，无法预知到站时间，只能根据客人出发前的电报估算天数，于是这天，主人家就会格外留意路过的车次。当列车驰过村庄的瞬间，客人要赶紧在车窗外挥手或手绢。这就是接车信号。这种方式，很像一首陕北民歌里唱的：你若是我的哥哥哟，招一招那个手；你若不是我的哥哥哟，走你的那个路……

当然，我不是来感受这种浪漫的，而是一种身不由己的力量，把未成年的我，推到了长着高梁、玉米和红薯的土地上。这是父亲的一个决定。在特殊年代饱经人生创痛的他草草做出的决定：举家迁往农村。

也许父亲已经想到，从此，我这个大城市里出生的孩子，将在他生长过的地方，彻底变身为一个乡土孩子，不仅是户籍，还有外表、个性、爱好、习惯和能力，等等，等等。

我来得却很轻松，浑然不觉父亲的想法。

看到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时，我兴奋不已。下地干活儿的农民们看上去衣着整洁，还在头上包块白毛巾，给人一种极干净的感觉。他们中间的年轻姑娘甚至穿着花衣裳，包着粉红粉绿的头巾，个个被映衬得鲜活亮丽，好像是在庄稼地里进行一场审美比试，用今天的话说，叫时装PK。

印象最深的，是冬日里满地疯跑的村童，就像是一团团滚来滚去的小棉球。小棉球脑门冒着热气，追着我喊，城里来的！小棉球眼力真好。没多久，我也成了棉球，裹着大花棉袄黑布棉裤笨拙地跑来跑去。有个城里的熟人看到我，不由得笑了，说，小土豆哎小土豆，你哪像个城里来的孩子。

变身为小土豆之初，最怕一日三餐，顿顿面对用红薯干磨成粉后混合其它杂粮做的黑面饼子。黑饼子上留着制作者的手印，就像用泥巴捏出来的，粗糙、坚硬，散。发着一股怪味，到嘴里就团成蛋，死活咽不下去。乡里的长辈见我哭丧个脸，并不责怪，更不进行回忆对比，反而笑眯眯地念了一首童谣：

高高山上有一家，

十间房子九问塌，

剩下一问没塌了，

一根柱子顶着它。

老奶奶住在房间里，

怀里抱个胖娃娃，

刚刚熬好北瓜粥，  拉了一锅稀巴巴。

早不拉来晚不拉，

老奶奶乐得笑哈哈，

鸡蛋打卤拌疙瘩，

搅搭搅搭吃了吧。

听罢童谣，我不记得自己笑了没有，但其中道理多少有点儿明白，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吃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态。

一晃3年有余。若不是冀中的水土把我养得唇红齿白，我都快成了一个土得掉渣儿的黑饼子。曾以为那是一段苦日子，不堪回首，可很久之后却发觉，其实那时也有许多快乐。那种感觉与我的天性混在一起，水乳交融，时间都没把它冲淡。就像歌里唱的，“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第一眼看到父亲笔下那些穿军装的孩子，那种乡土的快乐就从内心升起，不由得笑了：这不就是一群穿了军装的小土豆嘛！

在冀中度过的童年，让我太熟悉他们了。红苹果般的脸蛋，憨气中带着几分狡黠，说话嗓门一个赛一个大。上学的日子，总能见到几个脚底生风的男孩儿，背个柳条筐，筐里放着几本打着卷的书，封面早念飞了。一放学，他们就往生产队里跑，帮着往家里背集体分配的蔬菜杂粮之类。

别以为他们土，这些背筐的孩子，农民家的小土豆，把数理化念得头头是道。附近驻军的干部子弟以及我这个一向成绩不错的城里人，全都敬陪末座。

即便是即兴吟诗，他们也能张嘴就来。有个小土豆长大之后到山区干活儿，见井台边一个漂亮姑娘打水，不由得脱口而出：山区出俊鸟。那姑娘也不好惹，回道：平原兔子多。小土豆大笑：其实就你一个！

我还以为，再见不着他们了。

土豆实实在在的，好哇。父亲说。

父亲的画中，小土豆们都跟一个模子倒出来似的，大脑袋，大眼睛，厚厚的棉布军装束在腰带里。这是父亲和他的小伙伴。看得出，父亲毫无意识美化他的描绘对象，因此那些人物都不具有英雄亮相式的造型。若是与影剧中的同类人物相比，后者显然过于唯美。我说，人物总体特点挺真实，不过长相太卡通。听了我的评论，父亲宽容地笑了。

父亲指着画中的小土豆，一个个道来——

这个是我，13岁时的模样。这个是我高小的同学，大个儿，脸挺黑，后来参加了贺龙的120师。这个是我同村的，名字不好听，叫狗剩儿，开始也在战委会宣传队。这些个是前线剧社的队友，那时也就是十五六岁，比我大点儿。这个呢，后来在华北军政大学又碰到了，他说，哎，你就是小胖子？我还给他画了个像。现在都该有八十多啦。

他们是否还活着，是否偶尔也会想起一个闷头画画的小胖子？

父亲长叹一声：活着的，可能不多啦，战争很残酷呀。到1945年抗战胜利，火线剧社的十几个小土豆，除了我，只有两个活着，其中一个双腿被炸坏。

在这些小土豆给我的第一感觉中，暗藏着对于冀中的记忆。小土豆与小棉球的影像重叠在一起，以至于要把他们区分开来反倒困难。

父亲这颗小土豆比起我来，显然正宗得多，而且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他和他的同龄人，也就是他笔下的那些小土豆们，经历了一场搅动历史的大变局。甚至时至今日，社会的许多方面仍留有他们打造过的印记。

从小时起，我总在不经意间，从我的爷爷、父亲的婶母以及家乡的长辈那里，听到关于小土豆的某些片段。若仅凭父亲木纳的口舌，我知道的不可能那么多，也没那么生动。可要是没有父亲的画，故事中的那些小土豆，也许说走便走，不寒暄也不回头就走进时光的深处。P1-5

老人在看孩子画画。

屋里落满午后斜阳，老人和孩子浸沐在光线中。

4岁的孩子，笔下所有的形状，都歪歪扭扭。她在画一个跳舞的女孩儿，星星到处都是。

老人笑了，拿起孩子的画说：这多像毕加索画的哟。

孩子不干了。她觉察出老人不是在夸她，一把抢过画，用手捂住。

“小贝贝，爷爷教你画小人儿。”

看得出，老人极力稳住握笔的手，但画面的线条仍在颤抖，画出来的同样是一个歪歪扭扭的小人儿。老人停笔，放弃努力……

对于我，一个在异乡漂流多年的游子而言，这个情景有着不可言喻的温馨，但也暗示着生命兴衰交替这个过程的美好与短促。

老人和孩子，是我父亲和他的孙女。

我想对贝贝说，爷爷画画好着呢，你要听爷爷的。贝贝却指着爷爷画的画，大声说，好丑！好丑！

喜欢画画的孩子不知道，爷爷在战争年代的经历，全部与画画相联，可当他想教小孙女画几笔时，已经连笔都握不稳了。

这不免令人感伤。

在我的几时记忆中，父亲有“画小人儿”的爱好。他有时兴致所至，信手拈来一些纸片，画我妈妈、我弟弟和我。看到我们在父亲笔下，全是那种大脑袋、小身子的卡通形象，我就说，爸，你能不能把我画得好看些？父亲说，你就是这样噢。我不高兴了。由此对父亲的画不那么留意。长大之后，从没想到父亲有一段特别的经历，更没想到他还保留着半个世纪前的速写本。

速写本一直压在箱底。多少年都过去了，它在黑暗中等待什么？

那年，我回家探亲，半个月里，花了许多时间，帮父亲整理积存已久的图片和文字资料。打开旧樟木箱，一个已经变得乌暗的牛皮纸信封终于重见天日。信封上有父亲的字迹：我的画。老信封被“我的画”撑得饱满欲裂，像一枚熟透的硕大果实。

看到这个速写本的第一眼，我就明白了，它一直在等我。在等待中，它甚至有了自己的意愿、自己的耐心。父亲说．你每次回家都来去匆匆，我还没顾上找出速写本，你又走了。

说是“本”，并不准确。那只是些发黄的纸片，淡淡的铅笔印和墨迹很勉强地附在上面，稍不小心触碰就会脱落。岁月悄无声息地把它打磨成了易碎品。我小心翼翼地摊开不规则地叠在一起的纸片，认出了它们的分量。画面的内容，与上世纪3 O年代中后期至5 O年代初发生在中国和朝鲜的三场战争有关。

我以为你看不上那些画。父亲解释说。父亲对我的理解，就这样在误解中持续了许多年。我握住父亲的手。这双手，黯黄，还褐斑点点。

母亲坐在一旁，说，那些画一直压在箱底，多少次我想帮他整理一下，他都不让。我说让女儿探家时帮你整理吧，他却说放着吧，女儿难得回家一趟。

天色转暗，父亲沉默着。其实他一直在等着这个时刻的到来，等着我走进他的岁月。

父亲13岁时走上救亡战场，因而后来有了一个特定的称呼——“三八式”干部。那段历史在他的人生中留下很深的烙印，那是整整一代人的烙印。只不过，他把这个烙印“复印”到了纸上，而且用的是“正在进行时”。

在一个文化、咨询和记录手段相对于今天都还十分落后的年代，能以这种方式记录自己所见所闻的人毕竟不多。父亲并不是一个专业画家，却用画笔记录了他所见过的人和事情。

那大多是些在国难当头穿上军装的农民或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先是扛枪打日本鬼子，打下江山后又去尽国际主义义务。这种轰轰烈烈的人生轨迹现在就散落在一张张发黄的小纸片上。从与这些人物有关的故事中，我能感受到那种具有英雄意味的东西。那是一个人在责任、感召力和重大目标下产生的激情与选择。这些字眼都是时间的名字，主角消失了，它们也变得模糊不清。

埋藏了许多年之后，速写本中的人物被我的目光激活。像在春天苏醒的小树林，突然就在我眼前舒展枝叶。

我感到阵阵来风。

看到速写本那夜，我几乎一夜无眠。上学的孩子用细嫩的嗓音呼唤同伴，清晨就这样开始。

孩子的嗓音提醒了我，我决定把速写本里的故事写出来。故事里，是一个画画的孩子从小到大所经历的三场战争。

从做出决定的那天起，我守住父亲，走笔如飞，记录他回忆的每一个细节。这情形类似于角色转换，我成了一个严格的家长，督促孩子做功课。父亲讲累了，就说，今天就到这里，行不？

父亲向门外走去，拐棍在水泥楼梯上敲击出间隔均匀的节奏，好像是空山中僧人的木鱼在响。父亲的下一个功课，是在住所大院里散步两圈。其中一圈是母亲规定的。他总是走一圈就坐下休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父亲眯起眼，无声地坐在大院的楼层前。一排低矮的木凳上，高高低低坐着一些老年人，互相说着话，不时也笑。父亲坐在他们当中，因为听力不好，再加上天性内向，常常独自发呆。但独自发呆并不等于头脑一片空白。这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他有时会突然低声唱起他的《三纵队之歌》，或者是《青年进行曲》之类的老歌，让他身边的同辈人发笑或发怔。他丝毫不觉尴尬。他对我说，那样坐着，很容易就回到过去。我说，爸，咱们回家吧。我挽着他的胳膊走。说走，也不准确。他是用鞋底蹭着路面，缓慢移动。

人，年轻的时候，怎么就像飞鸟一样，展开巨翅，忽地一下就穿过了近70年？

父亲，像一本书。小时候，我读不懂；长大以后，又无暇去读。在忙碌中最先被忽略的，是身边的这本书。

回头想想，我们所顾及的许多东西，都是空洞的。而最珍贵的，总在不经意间失落。当我轻轻吹去书面上的灰尘，想要仔细读读时，父亲的生命，已被岁月悄无声息地打磨成了“易碎品”。父亲无可避免地老下去了，连举手投足都十分费劲；而他身后那段历史，又长得足以令人回味！

如果把父亲还原成一个生命个体，从他们这些“老一代”的人生积淀中，我们可以找到一种连通着“新一代”、“新新人类”以及“更新一代”所共有的体验，特别是被称为“命运”的那种东西。当少年父亲、当我、当每个人试图画出自己的人生轨迹时，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画我们。

如果，让父亲带着他的速写本，再一次回到他的岁月，他还会写出这样一条人生轨迹吗？

如果，让我带着父亲的速写本，回到他的岁月，我又会写出怎样一条人生轨迹？

父亲同意这种说法，我们是用和我们的梦相同的材料做成的。

他也同意我的说法，我们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

记起多年以前，我从美国回家探亲。父亲说他画过一些画，想和我探讨探讨。他正要拉开那扇油漆有些剥落的深棕色壁柜时，友人来的一个电话就把我召走了。吃喝怀旧，聚会很晚才散。临出门前，我说，爸，咱以后再探讨吧。这一“以后”，就是许多年。也许，父亲因此以为我看不上那些画而不再提起。期间，父亲因为不好好遵医嘱吃药，经历了第二次中风。

父亲从中风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有一种气定神闲的面容，只是脚下还不太稳。周末吃过早饭，他就独自下楼，坐在大院的花园里等他的孙女贝贝。那是他生命中的阳光。贝贝4岁时，一进爷爷家门就说，画画，画画。爷爷赶紧找出许多纸，一面已用过的那种。贝贝推开纸，说，不白。爷爷说，我看可以，先用来练习。贝贝说，不可以。爷爷翻出没用过的速写本，说，爷爷做的，给你啦。贝贝还是不要，说，不白。爷爷回到书房，一阵忙乱。当他再次来到贝贝面前，手上举着几张纸，白得耀眼。

平心而论，贝贝的画从造型、图案到色彩搭配，是有那么点儿毕加索。父亲的眼光不错。毕大师本人就承认，他耗费毕生．学习像儿童一样画画。这句话其实也说出了老人和孩子之间的一种对应关系。

大人笑孩子跳。我再次想起家中久违的一种乐趣，由父亲画小人儿带来的乐趣。若是父亲能有一地的孙子，围在他脚下要纸、要笔、要油画棒，他的生命一定会被这些孩子照亮，闪闪发光。

我看自己手上这个速写本，纸质肌理细密，白得柔和，厚度可以承受淡彩速写。在美国是一个好品牌。偶然一次，我给贝贝用了其中一张纸，她竟然发觉纸质好坏画出的效果差别很大。白或不白是她判断纸质的关键词。父亲反复触摸着好纸质，从封皮到内页，舍不得放下，感慨说，这么好的纸做成的速写本，这么好的纸哎。我说，爸，你喜欢就留下吧。

我们像朋友一样交换了速写本。

父亲看着我，小心翼翼地把陪伴他多年的速写本装进我随身的红挎包里。当我合上挎包拉链时，父亲问，你有空时帮我复印一张“八路军帮王老汉种土豆”，下次带回来，行不？我说，不用下次，我用电子邮件传过来，让弟弟替你接收。

父亲单要复印这幅画，有什么特别原因吗？母亲说，这幅画稿你爸爸早就丢失了。前些年，你爸爸的老领导在北京军史博物馆里看到当年的《前线报》，上面印有你爸爸画的这幅画，就复印了一份寄来，你爸爸可把它当宝贝了。

失而复得的心情，我也有。父亲所有的画稿，画稿中的人生，差点儿就被我错过了。

我沉甸甸地带着这些画这些岁月这些梦想，飞向地球的另一面。我当时并没料到，此后每次回国探亲，我都毫不犹豫地把父亲的速写本放进随身旅行箱，带回去和他一起翻看。许多流逝的情节细节就这样被父亲打捞起来。

走出家门，空气又黑又冷。路灯闪烁，雨雾贴着我的脸。我回头，父亲倚着一根红棕色的拐杖，站在空空的阳台上，目送我。灯在他的上方亮着，勾勒出一个苍老的轮廓——

父亲仿佛是一个正在谢幕的人，深色幕布在他身后无声地落下。

我挥一挥手，细密的雨雾在我的率领下纷纷赶来，向谢幕的人致意。

在我模糊的视线中，父亲的身影和另一个身影重叠在一起。那是他留在速写本上的一个孩子，他穿着过膝的军装，右胳膊举到帽檐下行军礼。这个孩子，笑意写在脸上，被父亲不止10次地画过。这个孩子，被人称作“小胖子”，也有人叫他“小希特勒”。

有哲学皇帝之称的马可-安东尼在结束他的长卷《沉思录》时，说到最终谁都要从人生的舞台上退场，即使你觉得自己的戏还没演完，新的演员已经代替你成为主角。

这就是人的命运。既然在劫难逃，索性不逃。

我的父亲，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之后，体面而庄严地退场了。空荡荡的场地上，留着他的速写本，在忧郁的蓝光下散发着自身橘黄色的光泽。

我不会让这束小光芒在我的手里熄灭。

有人问，如果这些画不是你爸爸画的，你还会被触动如此之深吗？

我说，会！

当然会。这些画曾经触动了很多人，其中有当年的吕正操将军和聂荣臻元帅，许许多多有文化和没文化的普通士兵、投身抗日救亡的知识分子，以及村庄里的男女老少。

现在的人看了能否被触动，我不知道。

这些画带给我的感触是双重的——

作为一个以美术教育为职业的人，我看到的是一个孩子执着地在艰难中累积的努力，那些稚拙的线条和图形在他的手中渐渐舒展；我还看到了图画以外的意味，那是完全不受技巧约束的一种情绪、一种向往、一种追求。

当然，正因为他是我父亲，我看到的不只是图形，也不只是图形后面历史的风风雨雨。在那些手写的平静的线条下面，奔涌着父亲无怨无悔的追求，我从中体会到一缕苦涩；他为之倾心的美学理想，注定与我有着一脉相承的缘分；他真实相信并努力实践的入文信仰，公正、宽容、平等，那是他和我共同向往的最好的社会。我从父亲的经历中看到我自己，我们一直都倔强地以各自的方式，赋予自身一种自由与尊严。

“我认出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从我决定要动笔的那一刻算起，好几年过去了，我都没动。像一个极有耐心的渔翁，蓑衣斗笠，独钓寒江雪。渐渐，竹篓里溢满了从历史深处钓起的记忆。

渔翁该收杆回家了。

在地球的另一面，我把父亲的速写摆在白色的地毯上。就地理位置而言，这些小画片就在父亲的头顶。像星星，悬挂在他的天空。我低头，父亲抬头，我们能够同时看到纸片上的梦。这是一个乡下孩子的梦，从色彩褪尽的冬天生长出来的种子。冀中，正是这个孩子梦开始的地方。当生命被深深含进黄昏，父亲对这块土地的思念愈加强烈。

对于苍老的父亲，冀中已是遥不可及；而我，这样一个内心生风的人，不用翅膀就能飞回那块土地，沿着倒流的时光，为父亲追寻生命的印迹。

我要代替父亲，回到他的岁月。

那些遥远的故事，刚一开始，还和我保持着距离。在我一行行地把日子写了过去之后，突然感到，自己就像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

说冀中是我梦开始的地方，也未尝不可。

2002年，我代替父亲回了一趟冀中。在冬天的第一场大雪中，我仰起脸看村头的一棵大枣树，几乎看遍了它的枝枝权权。秋天早已从树梢上收走了所有甜熟的果实、青绿的叶子，但我眯起眼，眼前却交替出现着春天、夏天和初秋的枣树。父亲儿时从这棵树上摘取过欢乐，少年时从树上摘取过力量，在他中年的人生低谷，他特别想回到这棵树下，带着他的女儿，在树下拉拉家常，看落日西沉。晚年，在经历头回中风之后，他又回到枣树下。这一次，他也许想到了“落叶归根”……

儿时，我被父亲送回家乡，第一次看到这棵大枣树时，枝头留着积雪。我记住了这棵枣树的模样。当青绿的小枣在树梢上探头探脑时，我开始领略到一种活生生的快乐：上学或放学的路上，同行的伙伴身手无比矫健地攀上树枝，摘下酸涩的青枣，和我们一起分享；若是好身手的伙伴不在，我们也用小土块去打枣。别人一扔一个准，我的小土块却总是穿过枣的缝隙，向天空飞去……

大枣树啊，你是否记住了一前一后相隔半个世纪的孩子？

那时，我也是个有梦的孩子吗？

我的班主任说，你是从城里来的，会画画不？我说，会。就这样，我接过了班级出黑板报的任务。彩色粉笔使我兴奋，我换着各种颜色写字，把黑板报弄得像村童的大花棉袄。有一块空位，我顺手画了草叶和星星，还有一个望着星空的女孩儿。我只想让花棉袄尽可能地美丽。老师同学都说好话，我因此得到重用，负责出全校的黑板报。黑板报位置在正对小学大门的墙壁上，面积比班级的大了不止一倍。我踩着桌子凳子爬上爬下，在这方煞黑的水泥壁上多次演练过初级绘画技巧。

家中长辈为之高兴，说起当年风水先生预言，你们张家要出个画匠！由此引出父亲当年画门神的故事。但长辈又调侃说，你爸爸到了没成画匠，也许风水先生说的是你。我虽年幼，却不缺自知之明，立刻想到绝不可能是我。

命运总是和我们开玩笑，父亲从小想当“画匠”，不成；我从小想都不想，如今的职业却与绘画相关。也许，这正是命运对人类的一个提示：精神层面的追求，靠一代人无法完成，需要一代一代来接力传承。

父亲生命中的经典画面，第一幅，是老人在看孩子画画；最后一幅，也是老人在看孩子画画。生命的接力，竟如此巧妙。

也许，我应该在未来的一个夏天，把贝贝带回到家乡的大枣树下，教她怎样用小土块打枣，一扔一个准？

大枣树对于父亲、对于我、对于我弟弟和他的女儿贝贝，都不止是物质上的存在。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也许都有这样一棵树。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被门牌号码标明为家的地点徘徊，正是在父亲的岁月里，我看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家，以及家门前的那棵大枣树。

父亲在电话里说，贝贝发烧，但非要去上学，说是语文考试，她要考个100分。贝贝妈妈说，这孩子有毅力。送她去了学校。还说，不管贝贝考好考不好，都要奖励她。我听出父亲口气里的欣慰。

我们都是这样，从一个很小却坚定的愿望开始，渐渐有了梦想。再往后，无论顺境逆境，为了梦想，我们付出不懈的努力。比如当年的小圣儿，从画门神开始，为自己画出了一连串的人生印迹……

有一回父亲对我说，你小时候我送你上幼儿园，抱着你走到珠江边上，天还没亮。你看到水中霓虹灯的倒影，穸着小胳膊喊，金毛虫，金毛虫！

父亲的话让我突然感到，父女之间一种精神的纽带。而这种精神纽带在很久以前，常常是以一种反串的形式出现。我就是在一次次的反串中，产生了小小的叛逆。再往后，到了父亲晚年，我们父女俩都自然而然地避开可能会弓j起冲突的话题。

如果我告诉父亲，我代替你回了一趟“过去”，他会不会说，我对这本书有看法。

想想，有看法才是对的。毕竟我是从一个较为主观的视角，去描述当年的父亲。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任何想要准确叙述历史的可能性都是不存在的，因为在表达出一种可能性的同时，会立即遮蔽掉其他的可能性。

无论父亲喜欢与否，如果没有这次写作，我可能一辈子都无法近距离地观察他，无法把他零散的经历连接起来，无法感知他们那一辈人的想法。

当我们变老的时候，是不是也盼望能有人愿意俯下身，读一读我们脸上的沧桑、心中的回忆？

当我写下最后一个字，我唯一想做的事，就是牵着父亲的手，和他一起站在珠江边上，看霓虹灯的倒影，一个孩子眼中的“金毛虫”……

敏毅

2007年12月美国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