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往事》是著名画家、学者，民间文化抢救者靳之林的一部摄影、速写作品集，300幅珍贵历史老照片及速写、手稿，均为首次独家出版。它真实记录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知青孙立哲带领赤脚医生在陕北农村救死扶伤，为老百姓看病治病的那段难忘岁月，也真实见证了在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靳之林与孙立哲生死与共的友谊。

四十多年前，在极度缺医少药的条件下，在陕北黄土高原简陋的窑洞里，孙立哲这些北京知青赤脚医生把一条条生命从死神手里夺阐来，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些至今听来都匪夷所思的情景，被当年一位前去采风的画家用镜头记录下来。这也许是那个年代见证奇迹的唯一影像吧。

这本靳之林编著的《赤脚医生往事》，上篇是著名画家、学者、民间文化的抢救者靳之林先生的摄影、速写作品及回忆录，珍贵的老照片及速写手稿均为首次独家出版，它真实地反映了在20世纪70年代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一群被政治改变命运的年轻人不甘沉沦、重新寻找生命价值的故事；下篇是“知青赤脚医生的私人记忆”，他们朴实、真切、感人的文字，还原了历史现场。

自己制药，自力更生，少花钱、不花钱也能有病治病，无病防病。那时候，赤脚医生与患者的医患关系更像是乡间淳朴的亲戚宗族关系。今天，“赤脚医生”早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是，孙立哲他们在田问地头背着的那个深棕色药箱，、他们拉着家常在炕头看病的情景，却成了人们对于那个年代的一段温暖记忆。

序言靳之林

上篇 画家见证孙立哲医疗传奇靳之林

 一、相知孙立哲

 二、这里的人离阎王太近了

 三、史铁生手把手教孙立哲扎针灸

 四、不能把病人推出去

 五、其实他挑战的是一种制度

 六、北京专家黄家驷被孙立哲折服

 七、让老乡不用再翻山越岭来看病

 八、多签一个名，娃多一份生望

 九、迎着斗争风和雨，广阔天地把根扎

 十、这是一个命运、信仰和爱的传奇

下篇 知青赤脚医生的私人记忆蒲冶青等

 蒲冶青 关家庄合作医疗总站记事

 莫之如 图片故事：告别夏天的大棉裤

 李彦 图片故事：守班终于又站起来了

 莫之如 康儿的手指就像透视仪、声纳仪

 李彦 难忘的高原雨夜

 朱珍珍 天佑机缘，地老天荒——关家庄的故事

 李桂芝 孙立哲是老百姓的福星

 孙少瑞 我是怎样当上赤脚医生的

 孙少瑞 第一次登上手术台

 孙少瑞 来之不易的解剖课

 孙少瑞 血与火的教训——记和“130”汽车在一起的日子

 孙少瑞 知青大哥的关切

 王金亮 孙立哲率先在全县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纪实

 王金亮 无名英雄——康儿

 彭延 我在孙立哲合作医疗站成长

 杨锐 既平常又不平常的那五年

 陈愉 我为孙立哲手术当麻醉师

 任和 请不要忘记

 王贵雄 出诊愿踏干层岭

 孙立哲等 我们给党中央写信的前前后后

 曲光 我画笔下的医疗站和赤脚医生

 陈冲 窃物杂忆——“赤脚神医”孙立哲的创业故事

一、相知孙立哲

通过创作油画《大生产》，我对延安产生了深厚的感情。1973~11月离开中央美术学院自愿到延安，我的愿望就是要扎根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建设延安。那年8月，周恩来总理回延安，看到延安人民支持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做出巨大历史贡献，但今天依然吃不饱肚子，非常难过，提出延安地区“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的发展目标。

我一到延安，就发现老乡们对孙立哲的事迹几乎家喻户晓，口口传颂，在报纸上也看到整版整版的报道。1969年从北京到延安插队落户、扎根农村的北京知青、赤脚医生孙立哲，为挽救老乡的生命而忘我工作的感人事迹，深深地感动了我。他是一个特殊的人。画他，为他拍照，追随他，我开始急切地想了解有关他的一切，特别是他和他的知青伙伴们与延川县一个叫关家庄的村子之间的点点滴滴。

从1974年4月第一次见到立哲，到1979年他离开延安，我们曾住过一个窑洞，一起度过了许多终身难忘的日日夜夜。我甚至参加了他的医疗站工作，成了赤脚医生队伍的一员：在窑洞外面按照先来后到和病情的轻重缓急组织、安排来访的病人；在医疗站的手术室里双手打手电筒充当“无影灯”；帮助拉人力车运器械；拉风箱消毒手术包；看麻醉、最血压、上电针；护理和抢救危重病人，甚至刷手，戴手套上手术台充当手术医生助手。

那些日子里，我见证了孙立哲医疗站从几孔快要坍塌的土窑洞里起步，逐步建设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医疗机构。除了修建的几排窑洞以外，几乎每个村民家里都是临时病房。他们还建立中草药种植基地，甚至在土窑洞里建起了具有现代制药能力的“土药房”，发明了土法蒸馏水，结合离子交换树脂以极低的成本生产出来现代化的大型输液、各种中西药注射液，还有多种丸散膏丹，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当时偏远农村“少花钱、治大病”的目标。

和立哲的医疗队成员在延川县周边的公社巡回医疗，给穷苦的老百送医送药上门的过程中，我认识了李彦、蒲冶青、马向东、彭延、孙少瑞、李霞、朱珍珍、姚建、杨柳青、杨锐等北京知青成长起来的赤脚医生，还有康儿、娃子、冯国发、李桂芝等本地赤脚医生。从相熟到相知，目睹了他们这一群青年，在今天难以想像的艰苦条件下，用艰苦的劳动、集体的智慧、创新的思维，成就着人生价值。无数个日日夜夜，我和他们在一起围着病人忙碌，也有过无数次推心置腹的长谈。那时候，常听立哲讲起刚到关家庄的日子和各种小故事。一个一心做着数学家美梦的狂妄小子，在命运的推动下拿起手术刀成了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这在今天听来绝对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可对立哲来说，这就是他的真实生活。

自1969年1月初，一列列长龙般的火车，日夜兼程把2．6万名中学生从北京送到陕西延安地区。当时延安地区一共有14个县203个公社，其中12个县129个公社都安置了北京知青：东、西、崇、宣四城区挑选了一部分在延安县，海淀的在宜川、延川，其他西城的在志丹、富县、延长，东城在安塞，宣武的在甘泉，丰台的在洛川，朝阳的在黄陵，门头沟、石景山的在黄龙。那些天延安及所属各县均高搭彩门，黄土垫道，悬挂起各种横幅：“热烈欢迎北京知青来延安插队落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坚决贯彻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指示”，到处一派欢天喜地的景象。

立哲和他的同学们是1969年1月13日乘火车离开北京的。后来他多次跟我提起过火车开动时的情景，同学们争着把脸贴近窗口向亲友告别，窗外，白口罩、各色头巾、蓝大衣、黄大衣，眼看着越来越远直到消失。特殊的年代，提前给这群十几岁的青少年带来命运的转折，带着不同的人生故事，带着各自的悲喜、无奈、好奇和期盼，一段全新的生命旅程开始了。

1968年12月21日，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当时立哲是清华大学附中六七届初中毕业生，17岁的他正陶醉于两件事：一个是下围棋，一个是当数学家。立哲曾经有杀遍清华、北大以及海淀各个大院业余少年棋手的纪录，人称“震北京”。一次从海淀杀到西城，200多辆自行车一路紧跟看他布阵摆局，那次真是棋逢对手了，以后再不敢自吹——因为对手是当时已获得全国围棋少年冠军的聂卫平。从小在清华园长大的立哲，父亲是清华教授，曾经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母亲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职员，从上小学起他就喜欢数学，喜欢到曾为一本爱不释手的《广义函数与曲面分析》而留下窃书的污点。因为羡慕他家邻居华罗庚拥有当时清华园仅有的两台黑白电视机中的一台，立哲立志要当世界顶尖的数学家。

然而，“最高指示”改变了立哲的志向，也浇灭了他当数学家的美梦。突然间，他从无忧无虑、踌躇满志的“震北京”变成了臭老九子女，家也在一夜之间四分五裂：爸妈带着小弟去了江西鲤鱼洲干校，哥哥去了东北，姐姐留京，他插队到陕北。 立哲说，当时火车到达铜川后，交通工具改为大卡车。那时没有水泥路或柏油路，只有土路，一辆接一辆汽车行进在陕北的高塬上，扬起了漫天的黄尘。知青们挤站在车厢里，身体随着坑洼不平的土路上下颠簸左右摇晃，车轮卷起黄土从后面扑进帆布车厢。到了延安下车时，人人灰头土脸，尤其是车厢后面的一排人，个个像是刚从地里挖出的黄土人。

立哲记得，到延川县贾家坪是1月16日上午，专程来接知青的乡亲们排起队，每人背上一个从车上卸下来的行李箱子。行李箱个个都有七八十斤重，里面塞满了书和衣服，知青们两个人才能勉强抬起来，走不了几步就得放下。只见老乡们用粗绳托住箱底，腰向前弯75度、绳头交叉在前胸，箱子就乖乖地趴在背上，然后不紧不慢地带着路，越岭翻山。20里山路走了大半天，傍晚到了关庄公社，知青们个个精疲力竭，晚上就睡在关庄学校的地铺上。

北京一共来了329名中学生到关庄公社插队，年龄小的15岁，大的刚过20岁。这些“知识青年”来自清华附中、海淀中学、海淀工读学校、清华园中学、19中和26中等。立哲所在的清华附中来的学生最多，有将近100名，分布在张家河到关庄之间的大约十几个生产大队里。

立哲后来所在的关家庄大队全村近100户人家，300多人口，土窑洞顺着山势挖在清平河北岸的山坡上，称为前庄；顺着北山沟的小路，弯弯曲曲深进沟坡上，称为后沟。知青分散住在前庄老乡腾出的四个窑洞里。

1969年1月17日，北京知青进关家庄大队那天绝对是个节日，全村男女老少能走的大概都出来了，聚在知青窑洞前的院子里，挤不进来的站在附近的山坡或窑顶上张望。知青们被老乡们团团围住，先是好奇的眼光在他们脸上身上扫描、聚焦、游走，接着是婆姨们的手争相在他们的袖子、衣襟上和被褥上摸挲，惊叹他们的衣服和铺盖竟然这么厚、袖子上有这么软的棉花、毛衣外面还套着条绒布衫。P3-5

序言

靳之林

我和延安的缘分是50多年前的事了。1959年到1961年，我连续三个春天在延安农村深入生活，完成国家博物馆油画任务《毛主席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油画任务《南泥湾》以及《陕北老农》的油画肖像创作。那时候，憨厚质朴的陕北农民，浑厚广袤的黄土高原，感人肺腑的军民关系、干群关系，让我无意中找到了自认为最高的美学理念，那也是后来艺术上我一生追求的奋斗目标。

回到北京以后，我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向单位中央美术学院递交了申请书，希望全家到圣地延安去安家落户，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实现。直到十年“文革”期间，我付出了妻离子散的血的代价之后，终于在1973年11月实现了落户延安的夙愿，被安排到延安地区的文化馆和文管会工作。

记得1974年有个陕北赴京暑假的报告团，介绍了孙立哲等一批知青落户延安农村，为解除农民病痛献身农村的感人事迹，感召了北京各中学的学子。他们冲破社会和家庭的各种阻力，结组跑到延安，向孙立哲等一批老知青学习。1974年5月的一天，我在延安参加了欢迎奔赴延安、建设延安的志同道合的新战友的活动。正是那天晚上，我在杨家岭三所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孙立哲，听他和新知青座谈，听他在毛泽东接见白求恩的旧居讲白求恩精神，然后随他带着长着大得出奇的甲状腺肿瘤、被延安大医院推出来的农村老太太到他的关家庄合作医疗站做手术。在关家庄，我第一次看到了立哲的住窑，赤脚医生们创建的治疗室、手术室，自制的担架和手术床，我决定留下来参加关家庄合作医疗站的活动，和立哲他们在一起。

1975年2月，立哲提出由延川开始，建立各公社的合作医疗站，然后普及到延安和陕北各县，这个战略设想太震撼人心了，我决定全程参加。我能做点什么呢？发票挂号，双手举手电筒当无影灯，当巡回护士，我都做过，但我时刻没忘记自己是个画家，我要用画笔记录下这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最感人的事迹，而在特定场景和光线下的最感人的场面、情节和形象，都是瞬时即逝的，我必须相机不离手，迅速抓拍。我把我的国产“海鸥120”照相机挎在脖子上，手里拿着速写本速画速记，照相机速拍连拍，回去在我的暗室冲洗放大。这是我最精彩的生活火花和最感人肺腑的油画创作。

在跟随医疗队去各公社建立医疗站的那段日子，很多场景都让我终生难忘。那时候陕北农村的道路非常糟糕，立哲和知青们经常要在雨中的泥泞里赶着毛驴艰难地行进，有时候开着手扶拖拉机，不等进村就因路况太差，只好提前卸下医疗器械和药箱，人背肩扛地步行进村。记不清多少次，一进村，等候看病的老乡早已在隆冬的严寒里挤满了院子。老汉们在院里架火取暖，对火点烟，像亲人一样拉着话，婆姨们抱着孩子在窑里坐满一炕，每个人都盼救星似的盼着孙立哲的到来。在窑里，立哲常常是坐在满炕带着娃娃的婆姨中间，边听着婆姨的诉说，边用听诊器听诊……

全世界恐怕也找不到这样感人的场面了。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医生和病人竟有着如此和谐融洽的关系，直到今天都不能不令人惊叹，那的确是一段特殊年代写下的不可复制的传奇。要是能把这些照片画成油画，应该是最感人最难得的艺术创作吧，可是我却没有时间去画。

本来我去延安落户是希望与工农结合，画质朴的陕北农民，画领袖与群众亲密的鱼水关系的，这些，我拍不完也画不完。没有想到的是，从1974年开始，我彻底被立哲、知青们和医疗队的激情卷入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之中，也成为医疗队的一员，赶上手术，我便放下相机和画笔，放下一切，为立哲当助手，为手术服务。

一个对医学一窍不通的外行，从开始给病人打水、搬东西、洗器械、叠手术衣、在手术室打手电充当“无影灯”，到撕下速写本，给凌晨开始就挤在院子里的病人发号，维持秩序，到最后参加他们的会诊、病人的护理与治疗，在人手缺乏的时候，我还曾经刷手、穿手术衣，带手套上台，为主刀的赤脚医生打下手。这是我一生中最为奇特的一段经历。

这本书，是我的摄影、速写集和回忆录，摄影和速写是现场记录和现场创作，真实地反映了在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我与立哲生死与共的友谊，出版它是我多年来的心愿。谨以此奉献给我胸怀人类、胸怀民族、胸怀大众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孙立哲和从北京到延安插队、与延安人民一起建设延安、把全部青春奉献给延安人们的新老知青。今年是我忝列“老知青”队伍40周年，是为纪念。

此外，书中也收入了当年知青赤脚医生们对那段岁月的回忆文章，那是他们的真实经历，也是他们的青春之歌。

我与立哲相处的点点滴滴太多了，本书中只写了他的医疗传奇和光影往事。在我心目中，立哲就是个“超人”，他有超人的胸怀和理念，超人的坚韧和毅力，超人的对普通民众的真诚关怀，还有超人的对亲朋好友的似火热情。我们俩，相识40年，相知一辈子。

中国农村的合作医疗，是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一典范。

——世界卫生组织高级官员，20世纪70年代

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准提供了样板。

——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1980年至1981年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