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旧闻录1937-1945》丛书以八年中国抗战的大后方指挥中心——重庆为历史背景，以不同的分类，从不同角度对发生在这里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事件、佚闻、风俗等的串联，展现给我们一幅幅鲜明的、立体的历史画卷。

本书为其中一册，对陪都帮会作概况性地描述，并对帮会的组织形式、活动方式以及相关的历史事件作深入地描写，并配以相关的文献资料和历史图片，极具可读性，集阅读、收藏于一体。

《重庆旧闻录1937-1945》丛书以八年中国抗战的大后方指挥中心——重庆为历史背景，以不同的分类，从不同角度对发生在这里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事件、佚闻、风俗等的串联，展现给我们一幅幅鲜明的、立体的历史画卷。丛书内容并茂，许多珍贵历史图片、史料属首次公开发表，对于我们了解和感受那段特殊的历史，走进那些我们熟知的历史人物，解读这座充满传奇的城市，无疑是一套极具可读性，集阅读、收藏于一体的丛书。

总序 往事岂能尽如烟 重庆旧闻录1937-1945

话说陪都帮会

茶馆：袍哥活动的舞台

田德胜其人

唐绍武滚吗啡案

石孝先：袍哥“嗨”到意大利

“嗨”得开的冯什竹

袍哥师长范绍增

和袍哥纠缠不清的刘航琛

陈子庄的袍哥生涯

曾成武与“扬子江大劫娜”

杨沧白与唐廉江

较场口事件中的袍哥打手

袍哥在陪都选举中的丑恶表演

乞丐袍哥·洋袍哥·女袍哥

戴笠与重庆袍哥

张群取缔袍哥记

陪都时期的杜月笙

青帮头目张树声

枪毙束子侠

后记

田德胜其人

1943年的重庆，虽然已经被国民党政府定为陪都，汽车还是罕见的东西。阳春三月，每天早上都可以看到一个头戴浅咖啡色童子军帽，身着深咖啡色西装，下穿黑呢马裤，脚蹬马靴，胸前戴着一枚大奖章，斜佩红色绶带的老头，骑在一匹黄膘马上，从较场口到朝天门的街道招摇过市。看着这奇形怪状的打扮，不知情者以为是马戏团的人一早出来揽客；知情的人都明白，这是田德胜出来巡游了。

田德胜是陪都时期仁字袍哥的头面人物。要说陪都袍哥就不能不首先说说他。这是一个一句两句话说不清楚的人。他的一生却是袍哥性质及其演变的活样本。

辛亥夺权的勇者

田德胜是彭水人，行伍出身。清末随军来到重庆后，在绿营中担任哨官，加入仁字袍哥。他是唐廉江的亲信弟兄之一。唐廉江是20世纪初重庆最有声望的袍哥首领。

1911年11月(农历辛亥年十月)，重庆同盟会负责人杨沧白、张培爵积极准备重庆“反正”，但深感力量不够，就多次派人劝说唐廉江与同盟会合作，调动其袍哥力量参与夺权。唐不愿意。杨沧白只好联络唐的红旗管事况春发。况深明大义，决定接受同盟会的领导。这时田德胜已因绿营解散而专操袍哥，是重庆仁字“正伦社”的大爷。在况春发的劝说下，田德胜同意参加夺权。

11月22日(农历十月初二)早晨，杨沧白等邀请川东道台、重庆知府、巴县知县三台到朝天观开会议事，商讨应付时局的办法。在张培爵的指挥下，况春发、田德胜率领精壮袍哥组成的百人敢死队包围朝天观。在敢死队向朝天观进发的路上，况春发腰佩大刀、手持丈八蛇矛，威风凛凛，而田德胜则打着一杆黄缎子大旗走在队伍前面。

重庆知府钮传善被革命声势吓得魂不附体，答应缴印投降。这时候，田德胜一个箭步跳上去，一剪刀将钮传善的辫子剪掉，在场民众无不拍手称快。接着，田德胜又带人接收川东道台衙门，抄查了道台府库和大清银行金库。

朝天观夺权，田德胜成为民众心目中的英雄。田德胜也以此为荣。自此以后，他就把这面黄缎子大旗挂在客厅中央，大旗两边陈列着刀斧剑戟，引以自豪。

与生俱来的恶习

但是田德胜的市井恶习很快就暴露无遗。革命成功的第二天上午，他就跑到刚成立的军政府去说，为了准备夺印，他养了好几百人，光花销就用去两万多元。他说这算是垫款，要军政府偿还。军政府觉得数目太大，有些犹豫，田德胜就又哭又闹，说这些钱都是他借来的，如不还他，他就只有上吊自杀了。说着他就在地上长跪不起。军政府的人把他没有办法，只得如数付给他两万银元。其实他哪里花销了这么多钱。而真正为重庆“反正”作出大贡献的况春发却一分钱也不要，也不接受军政府给他的官职，仍然回去当他的鞋匠去了。

田德胜心狠手辣早在任绿营哨官时就是出了名的。光绪末年，璧山、永川交界的马坊桥的一个袍哥刘某，趁其弟当兵吃粮去了，便将其弟媳霸占。这在袍哥的香规中是大罪。唐廉江派田德胜去“拿梁子”，田德胜乘拂晓越墙而人，一刀将刘某双眼剜出，按照香规“吹灯”。以后田德胜每谈起这事就沾沾自喜。

田德胜在陪都袍哥中的口碑很不好。袍哥社会中无不知他是一个抓拿骗吃的“福喜”大王。他手下养着一帮“随侍拜兄”，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这些人每天跟在他屁股后面鞍前马后为他出力跑腿，打探消息。田德胜一出行，这些人就跟在身后充当护卫保镖，好不威风!  按理说，这些人为田德胜跑腿，就该由田德胜来养活，可是不。田德胜让他们到附近的茶馆饭馆白吃白喝，酒醉饭饱之后，只说一声“给田大爷记起”，抬脚就走。田大爷却从不来付账。老板也不敢向田大爷收钱。

有一次，田德胜的“正伦社”聚会，在“味苑”包了几十桌酒席。酒席散后，田德胜等抬脚就要走。老板问：“请问哪个付账?”田德胜说：“你这个菜味道恁个难吃，还好意思收钱?”说罢扬长而去。

讹诈是田德胜惯用的伎俩。他家里的东西每一样都是值钱得不得了的古董。比如说他那些陈设在黄缎子大旗两旁的刀枪剑戟，本是一般的铁器，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可是他却说这是陈近南开精忠山时遗留下来的宝物。有一次一个兄弟因为对他崇拜至极，信手摸了一下那黄缎大旗，他便要那人赔100个现大洋。那人出来说：“田大爷家啥子都摸不得，连夜壶都是古董。”

这话传到田德胜耳朵里，田说这兄弟坏了他的名声，要挂他的“黑牌”，吓得这人又赶快向他赔礼道歉。田还是不依不饶，最后这个兄弟摆了十几桌酒席当众认错，又阖家谢罪，才摆脱干系。

上窜下跳的小丑

田德胜把持的公口叫“正伦社”。这个公口抗战前力量并不是很大，名声也不算显赫。田德胜一心想把它搞成重庆仁字袍哥的头块牌。1941年夏天，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抗战开始后，蒋介石来到重庆。军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事调查统计局的简称)看到重庆袍哥力量如此强大，决定加以利用。1941年夏天，军统出面成立一个包括袍哥、青帮、洪门等帮会的“人民行动委员会”。田德胜非常积极，作为袍哥的代表参加了在莲花池江苏同乡会礼堂召开的成立大会，后又被指定为“人动会”委员。

自从当上了这个委员，田德胜便卖力为军统服务。每逢开会必争先发言，号召袍哥“拥护蒋委员长”。不过“人动会”很少开会，田德胜进出戴家巷37号(“人动会”秘密办公处)的机会并不多。

1942年蒋介石57寿辰。“人动会”号召陪都各帮会募捐献机。田德胜拿着簿子到各公口游说，募得了很大一笔款子。可是他还意犹未尽。第二年年初，他又以个人的名义捐了很大一笔款子，名日“忠义献机”。国民政府颁给他奖章一枚、大绶带一根。这就是他后来骑马游街佩带的那玩意儿。

“人动会”要在珊瑚坝举行献机仪式。成渝两地袍哥、青洪帮及省外的青洪帮代表都要参加。袍哥的传统打扮是青布缠头，蓝布缠腰，嘴里叼一根叶子烟杆。田德胜说这太土气，要求大家必须衣冠整齐。他向各公口“拿言语”(打招呼)说：“不要在会场上‘丢歪子’，那个歪起屁股送礼还礼不雅观。”有人就问：“不‘丢歪子’兄弟见面咋个办?”田德胜说：“行文明礼噻，握手噻。”人家就说：“这个我们还没有搞过。”田德胜说，“没搞过的啥子稀奇?和尚都是人做的。”

田有个拜兄叫陈攸序，是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办公室第三组(情报组)的组长，专干拉拢陪都袍哥的工作。通过陈的介绍，田德胜和重庆卫戍总司令王瓒绪结为兰交。通过王，田德胜又与国民党重庆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勾搭上了。方治是中统，中统也想抓袍哥，方治就给田德胜说，要他动员本堂袍哥集体加入国民党。田德胜蠢蠢欲动。不料此事被军统知道，军统的人将田德胜叫到“人动会”，对他说：“听说正伦社的人要集体加入国民党?”田德胜一听话锋不对，赶忙说“只是说说。”军统的人说：“你们如果这样做，就会产生不好的后果。”田德胜急忙说：“我晓得，我晓得。”从此不敢再提集体入党一事。

第二年，方治又把田德胜找去，要他组织袍哥搞“文化列车”上街游行。田德胜是个爱出风头的人，一听上街游行，高兴得不得了，一口便答应下来，说回去准备。不料又被军统知道了。军统的人又把他叫去狠狠训斥了一顿。军统的人说：“袍哥是戴先生领导的，没有他的指示，你怎么可以擅自去为他人干事情呢?”田德胜唯唯诺诺，只好照实回复方治。

1949年下半年，国民党政权已岌岌可危，田德胜仍然死心踏地追随蒋介石。8月，蒋介石来重庆，石孝先组织十万袍哥“拥蒋戡乱”，田德胜是积极参与者。他组织仁字袍哥在大街上扎牌坊、扯横幅、贴标语。正伦社公口前张灯结彩，川剧“玩友”锣鼓喧天。重庆五堂袍哥的头头们在小?同天餐厅举行宴会欢迎“蒋先生来渝”，田德胜又第一个发言，讲了许多拥蒋反共的陈词滥调。蒋介石没有到会，他派蒋经国乘车沿街巡视一周，向重庆袍哥表示谢意，然后到小洞天会见了田德胜等人。

P21-26

总序 往事岂能尽如烟 重庆旧闻录1937-1945

蓝锡麟

《溯游抗战重庆丛书》出版发行后，不少人对其中昕披露的，以往鲜为人知的人物、事件颇感兴趣，建议拓宽层面，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一些。重庆出版集团与之心气相通，于是，催生了这套《重庆旧闻录1937-1945》。

所谓旧闻，是与新闻相对而言。按照现代传播学解释，举凡新闻，都是最近发生的有传播价值的事实。由此推远开去，旧闻就不是泛指一切口耳纸笔传衍之闻，而是以往发生的有传播价值的事实。  这套丛书选择的以往，特指抗日战争时期，但前伸后续的时段也未限制得太死。正如《溯游抗战重庆丛书》业已提到的，从1937年11月20日到1946年5月5日，“重庆有史以来第一次，迄今仍是唯一次成为全中国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抗战中国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军事指挥中心和外交活动中心，也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活动平台，并且还是世界反法西斯远东战区的指挥部所在地。当时的重庆，与苏联的莫斯科、英国的伦敦、美国的华盛顿并列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四大名都，创造出了震烁当世、彪炳千秋的抗战名都文化，有传播价值的事实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经过岁月磨洗就变成了旧闻。那套丛书收录的无疑都属于旧闻，这套丛书取名《重庆旧闻录1937-1945》，可以视作它的续编。

不过，二者也有区别。那套丛书尽管涉及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的文学界、电影界和市井生活，但主要的切人层面在于国共两党，以及美国和日本两股力量，相关事实要么已纳入史籍，要么也在大貌上不时为人所关注。而这套丛书，

尽管也涉及到了那一时期的政界、军界，却将主要的注意视向转移到了多年以来较少被人所扫描的工商界、教育界、新闻界、美术界、戏曲界、帮会组织和“下江人”群体，乃至抗战重庆报刊上的“笑林”和“百闻”，而且切入角度多在个例述闻的谱系，一般不会不加概括地纳入历史。若与古代书籍作比较，其中有的近似于《大唐新语》，有的近似于稗官野史，有的还可以收入笑闻广记。一概归之为旧闻，只依据一条共性，就是都有事实根基，都具传播价值，决非胡编乱造。

人们常说往事如烟。那是因为，往事从来有大小之别，重轻之分，任何同时代人都不可能无论大小重轻_应亲历亲知；亲历亲知者也不一定都能认知，都能记住，逝去时间一久大家都淡漠了，后来人自然更难想象了。然而，并不是未人史籍的事，全都不值得记忆传衍。抗日战争及其稍前略后时期的重庆，既然确已产生出抗战名都文化，那么，这一文化的丰赡涵蕴，就决不是概括性的任何史籍能穷尽的。好比史籍可以壮长江绘三峡，未必顾及得到海棠溪或南温泉一样，海棠溪和南温泉势必需要另外的描述加以传播。《重庆旧闻录1937—1945》正是做了这种事。虽然其问述及的往事，并非全都壮怀激烈，业已汇人那段历史的时代主潮，甚至还有一些史实与主潮相背离，但历史就是那样错综复杂，那样丰富多彩，那样变化多端，少了哪一个层面都不完整。因此，不让如斯往事尽都如烟消逝，对今人，对后人，起码会有一些认知上的价值。

我应约主编《重庆旧闻录1937-1945》，文稿次第都读过了。我要负责任地说，全套丛书这么多分册，所有编撰者在价值取向上都是相通的，撰文和选图全都据事取材，奉实立言，力求做到一要诚信，二要可读，三要值得收藏。但各人经历不尽相同，判断亦有差异，因而同一人事见之于不同分册，详略分寸并不全一样。好在旧闻以事实为重，庞观在宇，微观在握，读者尽可以重事轻译，自作取合。

2005年12月21日于重庆淡水轩

自重庆被国民政府定为战时首都即陪都之后，重庆迅速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成为中国帮会活动的大舞台。

陪都帮会虽然青、洪、汉三堂齐立，但主要还是四川袍哥。因为袍哥毕竟是土生土长的产物，它的本土性决定了它的群众性基础。在搜集本书材料的过程中，我发现，陪都时期重庆“嗨”袍哥的人数之多、地域之宽、行业之广，令人惊异。陪都市民中，80％的男性成年人都不同程度地参加过袍哥，从繁华市区到偏远乡镇，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社会公口。以职业而言，军警宪特自不待说，士农工商、平民百姓，许多人都是袍哥社会的成员。

不同阶层的人参加袍哥的目的虽然不一样，但在他们不尽相同的目的性中总有一些共同的东西，这就是利益。袍哥本质上是一个利益体。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的利益是不一样的。在那个社会动乱、法治松弛的时代，他们都需要借助一个硬壳来保护自己，这个社会硬壳就是袍哥。

袍哥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社会组织。虽然有看起来非常严厉的帮规，实际上并不能起什么作用，特别是到了陪都时期，它只能靠江湖义气来维系。其成员五花八门，滚滚洪流中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因而维护利益的方式也就有着天壤之别。于是出现田德胜之流的人物也就不足为奇。至于利用袍哥为非作歹、鱼肉百姓者，如曾成武、寇忠大这样的社会渣滓，也不在少数。这就应了中国那句老话，“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有人把帮会和黑社会画等号。我就见过不少把帮会首领称为中国的黑老大一类的书。按照这个逻辑，袍哥当然就是四川的黑社会了。这也不能一概而论。不能否认袍哥组织具有某些黑社会性质，但它毕竟和黑社会还不一样。

对袍哥一概的否定都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袍哥的发生发展以至最后消亡，都有一个历史过程。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不一样的。以近代重庆袍哥而言，它帮助过同盟会夺取政权，也做过一些好事，其成员中不乏正直之辈，比如本书中说到的况春发等。更多的人则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如本书中多处提及的石孝先、冯什竹、范绍增，你就很难用一句话给他们下结论。至于处于袍哥社会最基层的一般成员，大多是平民百姓。我们不能用事后诸葛亮的态度来对他们求全责备。

陪都袍哥是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群体。有一个叫“黄社”的公口，它的社长熊蕴岚是个炼矿工程师。据说这个公口就是为地下党作掩护的。为什么叫“黄社”呢?杜月笙有“恒社”，石孝先有“蓝社”，搞黄一点，就叫“黄社”吧。这个主意还是当时地下党的人出的。还有一个过去一直被骂为三青团走狗的高允斌成立的“四权公”，在重庆临解放时组织过迎接解放小组，和川东军委的蒋仁风接过头。

袍哥是个很怪的东西。你说它组织松散、一盘散沙，但它同时又有很强的凝聚力。“大爷一挥手，弟兄齐声吼。”真有点一呼百应的味道。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各种政治力量都想方设法控制利用它，让它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和早年孙中山团结洪门，后来蒋介石利用上海青洪帮一样，陪都时期的军统、中统、国民党党务系统对袍哥的控制利用，都是这个道理。陪都袍哥的最大特点是，比任何时候都更紧靠政治，因此它比任何时候都臭名远扬，因而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在采访的过程中，一位公口老人对袍哥有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他说，袍哥就像夜壶，臭烘烘的，又离不了。夜壶就是北方说的尿壶。你怎么弄它都臭，有时臭不可闻。但在那个生活质量不高的年代，你离得开它吗?

一位文学大师曾说过，比喻总是跛脚的。而“夜壶”的比喻恰恰不跛脚。这个比喻把对袍哥评价的千言万语浓缩在独特的语境中。我们就用这两个字来概括对袍哥的认识吧。

2005年9月30日于重庆西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