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以介绍中国近、现代科技人物为主线，反映中国科技发展进程的史实性文献。全书共记载了43位伟大科学家，并遵循前两卷的体例，收录了1925-1935年出生的有关物理学家，对少数在1925年前出生、符合入传条件而在前两卷中没有被收录的物理学家，也收录了进来，并按他们的出生年月排序。该书以为中国著名科技专家立传，记载他们的生平及其对祖国乃至对人类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并为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提供史实为目的，并从中总结经验与教训。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种重要形式。

在科技长征之中，不少科技专家表现出了高贵的品质。有的终生严谨治学、着力创造；有的用自己的身体来进行病毒试验；有的在临终前还继续写作科技论著；有的一生节衣缩食，却将巨款捐赠学会，作为培养青年的奖学金。他们用生命谱写了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史。他们在威武壮丽的科技事业里，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事迹，不愧是共和国的栋梁，代表了有着悠久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的精神。

本书是《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之物理学卷。其宗旨是以近现代中国杰出科学技术专家为主线，昭彰他们做出的重大贡献，弘扬他们高尚的道德风范，记述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实，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

力一(1913-1996)

郭敦仁(1917-2000)

李寿枬(1922-  )

郭可信(1923-  )

周仲璧(1924-  )

朱光亚(1924-  )

叶铭汉(1925-  )

于敏(1926-  )

王业宁(1926-  )

钱皋韵(1927-  )

赵松龄(1927-  )

何祚庥(1927-  )

关定华(1927-2003)

乔登江(1928-  )

陈通(1928-  )

吴文虬(1928-2005)

王景唐(1929-1992)

王殖东(1929-  )

周光召(1929-  )

刘广均(1929-  )

赵凯华(1930-  )

王之江(1930-  )

薛鸣球(1930-  )

刘颂豪(1930-  )

梁敬魁(1931-  )

曾谨言(1931-  )

刘高联(1931-  )

邹世昌(1931-  )

杨士莪(1931-  )

李方华(1932-  )

王育竹(1932-  )

宋家树(1932-  )

曹昌祺(1932-  )

徐积仁(1933-  )

潘垣(1933-  )

张焕乔(1933-  )

高崇寿(1934-  )

郝柏林(1934-  )

陈佳洱(1934-  )

柳百新(1935-  )

闵乃本(1935-  )

冼鼎昌(1935-  )

魏宝文(1935-  )

后记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威力为2.3万吨梯恩梯当量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试验结果表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从理论、结构、设计、制造到引爆控制系统、测试技术等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人们淌着欣慰的泪水，忘情欢呼、雀跃。晚宴时大家互相祝酒。平时颇有酒量的朱光亚开怀畅饮，加之连日劳累，他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喝醉了。

第一次空投原子弹和“两弹”结合试验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核装置与运载工具结合、形成有实战威力的核武器的任务，摆上了重要的位置。美国人说中国在5年内解决不了运载的问题，西方记者也说中国人“有弹无枪”。

其实，核武器研究所早在研制第一颗原子弹试验装置时，就已经充分考虑到机载核航弹的问题。朱光亚主持制定的核武器研究所1960年科学研究计划中，安排了航弹气动外形、弹体结构和引爆控制系统的研究和设计项目。1962年，朱光亚参与起草的“两年规划”和由他主持制定的“两个纲领性文件”中，也对核航弹作出了安排。朱光亚与郭永怀、龙文光等一起组织科技人员与航空部、电子部、国防部五院(航天部)等部门协作，开展核航弹的研制工作。到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爆炸成功时，航弹气动外形、结构和总体布局以及引爆控制系统设计都已确定，运载航弹的飞机也已改装完成。随后，他们又在首次核试验的基础上，对核装置的理论模型和结构做了设计改进，最终完成了首颗核航弹的研制。

1965年5月14日，在罗布泊成功进行了核航弹空投爆炸试验。这标志着中国开始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武器。

为了表彰和鼓励从事核武器研制和试验的人员，5月30日，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贺龙、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参加首次原子弹爆炸和核航弹空爆试验研制人员和有关部门代表，朱光亚作为科学家和部门代表之一受到了亲切接见。

原子弹与导弹结合(“两弹”结合)而成的核导弹，是比核航弹更为先进的核武器。核弹头与核航弹相比，在体积和重量上要大幅度地减小，所要经受的飞行环境条件则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工作难度更大。早在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攻关时期，朱光亚与核武器研究所其他领导就根据上级指示精神，部署了原子弹配导弹的前期探索研究工作。1963年开始进行核弹头核装置理论研究和引爆控制系统预研。1964年春，根据中央专委关于今后工作的指示精神，朱光亚与李觉、吴际霖等组织制定了核弹头研制工作计划，并根据聂荣臻副总理的指示，提出了导弹核弹头协作任务的主要设计、试验项目及工艺、定型等进度计划。1964年4月完成核装置理论设计方案后，迅速转入了工程设计阶段，开展了起爆元件和大型爆轰试验，并进行了核装置结构设计和工艺试验。同时，引爆控制系统的研制也很快取得了成果。1965年6月，朱光亚与其他同志一起，根据研制工作进展情况，组织讨论修订了研制工作计划。经过一系列地面环境试验后，为鉴定核弹头在实际飞行环境下的性能，中央批准进行导弹核武器飞行核爆炸试验(两弹结合试验)。周恩来总理对此极为重视和关怀，多次强调：“在本土进行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在世界上是个创举。我们要以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精神，确保质量，确保绝对安全。”

为了贯彻总理的指示精神，朱光亚等组织领导了一系列安全模拟试验和分析论证，在正式试验之前，又与七机部合作进行了一发安全自毁系统飞行试验和两发引爆控制系统飞行试验，努力保证做到“万无一失”。

1966年10月27日9时，在聂荣臻副总理亲自指挥下，进行了我国第一次导弹核武器发射爆炸试验。试验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核导弹。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核航弹、导弹核武器的成功，我国仅用了两年时间就顺利完成原子弹研制的“三级跳”计划，快速实现了原子弹的武器化。有人评论说，朱光亚等科学家是把物理成果转化成工程成果、把科学技术转变成战斗力的大师。

大漢上空升起人造太阳

1964年5月和1965年1月，毛泽东两次谈到核武器，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导弹核武器发射成功后，周恩来总理传达毛主席指示：“要连续作战，再接再厉，一鼓作气，拿下氢弹。”1963年9月完成首颗原子弹理论设计后，邓稼先、周光召等领导的理论部就在朱光亚、彭桓武安排下开始组织力量进行氢弹理论的探索。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核武器研究院再次调整机构和人员，全面展开氢弹理论研究。由于刘杰、钱三强早在1960年就已安排原子能所组织力量对氢弹有关问题进行预先研究，1965年元月，二机部决定将黄祖洽、于敏带领的这部分力量从原子能所调到核武器研究院。2月，二机部上报由朱光亚起草的《关于加快核武器发展问题的报告》。在朱光亚和彭桓武的指导下，组织制定了加速突破氢弹技术的科研工作大纲，并把目标设定为先进的能配导弹的热核弹头。朱光亚鼓励科研人员破除论资排辈思想，发扬学术民主，大胆设想，提出各种新的概念和设计思想。经过充分讨论、研究、补充完善，最后综合归纳出两种攻关途径。又经过几个月夜以继日的忘我工作，基本明确了攻关的技术路线。在此基础上，1965年8月，朱光亚组织起草了《关于突破氢弹技术关键问题上的工作安排》，对必须重点解决的理论方案和热核材料制备两个关键问题，尤其是氢弹原理的突破，作了统筹安排部署。在他的支持下，彭桓武、邓稼先领导理论部组织力量对氢弹原理进行“多路探索”。1965年底，于敏带领的部分科技人员探索到一种新的制造氢弹的理论方案，朱光亚多次与彭桓武、邓稼先等组织专家反复论证，逐步完善了这个方案。同年12月，他参与组织了核武器研究院两年科研与生产规划会议，提出突破氢弹原理按两手准备，以新理论方案为主，组织全院理论、实验、设计、生产等各方面力量集中攻关。在此基础上，他代二机部起草了上报中央专委的《关于核武器科研生产两年规划的请示》，并列席由周总理主持的中央专委会议，汇报有关技术关键问题。在抓理论设计的同时，他还亲自部署并指导了热核材料的研制工作。经过各部门的大力协同和艰苦努力，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成功，这是中国掌握氢弹技术的重要标志。新原理简便、先进、可行。朱光亚马上组织有关人员分析这次试验的数据，全面展开第一颗全当量氢弹试验的准备工作。(P66-69)

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卓越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他们所创造的辉煌成就，不论在科学或是技术方面都对世界文明发展史作出过杰出的贡献，使中华民族毫无愧色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例如，火药、指南针、造纸和印刷术的发明和西传，促进了近代欧洲的社会变革和科技发展，以至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

但是，从15世纪起，由于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晚期，日趋腐朽没落，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中国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停滞、落后了。近代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的欧洲兴起，1840年，资本主义列强乘坐坚船，使用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清王朝丧权辱国，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在苦难中求生路的奋斗史。鸦片战争的耻辱唤醒了中国的知识界。不少正直的知识分子和爱国的仁人志士，抱着“科学救国”的美好愿望，为了探求民族富强之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他们有的长年战斗在祖国科研、教学岗位上，为振兴科学而呕心沥血；有的漂洋过海到西方和日本学习科学技术，为着祖国的昌盛而献身科学、刻苦求知，学成之后重返故里，引进大量西方近代的科学和技术，传播了先进的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回国之后大多在高等院校任教，传授知识，培育人才，开拓科技研究领域，筹建科学研究机构，组织学术团体，出版学术刊物，辛勤耕耘于教育与科研领域，为振兴中华而不遗余力。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鸦片战争以来祖国科学技术事业开拓者们的功勋；永远不要忘记他们在艰难的岁月里，为祖国所作的奉献和牺牲。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科学技术不仅可以创造新的生产力，而且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尽管我国的科技事业和祖国的命运一样，经历了不平坦的路程，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始终顽强奋斗，执著追求，在国防建设、经济建设、基础科学和当代各主要科学技术领域里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为祖国争得了荣誉，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一代又一代的科学技术专家，接过前辈爱国主义和科学精神的火炬，成长起来了。他们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这场科技长征之中，不少科技专家表现出了高贵的品质。有的终生严谨治学、着力创造；有的用自己的身体来进行病毒试验；有的在临终前还继续写作科技论著；有的一生节衣缩食，却将巨款捐赠学会，作为培养青年的奖学金。他们用生命谱写了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史。他们在威武壮丽的科技事业里，留下了可歌可泣的事迹，不愧是共和国的栋梁，代表了有着悠久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的精神。

为了填补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的空白，宣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弘扬中国科技专家“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高尚情操和科学精神，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于1986年6月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决定编纂出版《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

这是一部以介绍中国近、现代科技人物为主线，反映中国科技发展进程的史实性文献。其目的是为中国著名科技专家立传，记载他们的生平及其对祖国乃至对人类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为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提供史实，并从中总结经验与教训。因此，它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只有持之以恒，不断积累，方可形成一部反映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实的综合的、系统的、具有权威性的文献。它的编纂方针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翔实可靠的材料、通俗生动的文字，准确简练地介绍我国近、现代著名科技专家，力求文献性、学术性、思想性、可读性的统一。主要读者对象为科技领导工作者、科技工作者、科技史研究工作者、高等院校师生。

这是一部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持下，组织数以千计的专家、学者撰写编纂的大型文献。编纂机构由总编纂委员会、学科(各编)编纂委员会、分支学科(各卷)编纂委员会(或编写组)组成。参加各级编纂委员会工作的有中国著名的科技专家200余人。凡在学科创建、科技领域开拓、理论研究、应用技术的发明创造和推广普及、重点项目的设计施工、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中国近、现代科技专家，经分支学科编纂委员会提名并通过，征求有关学会的意见，由学科编纂委员会审定资格后列选入传。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分工学、农学、医学、理学四编。工学编分为：力学、机械、交通、航空航天、电子电工、能源、化工、冶金、自动化及仪器仪表、土木建筑、纺织、轻工等12卷；农学编分为：作物、植物保护、林业、养殖、园艺、土壤、综合等7卷；医学编分为：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中医、药学等5卷；理学编分为：数学、物理、天文、化学、地学、生物等5卷。

编纂出版《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也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种重要形式。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是科技工作者之家，为我们的科技专家立传，义不容辞。应当把我们这个“大家庭”中代表人物的业绩和品德记载下来，延续下去，达到激励来者之目的。因此，这也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一件重要工作。

世界近百年的历史教育了中国人民：一个没有现代科学技术意识和实力的民族，永远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殷切期望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后来者，继先驱之足迹，扬民族之文明，前赴后继，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振兴中华奋斗不懈。

钱三强

1991年3月4日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物理学卷3》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传略》总编纂委员会的指导、支持下，和大家见面了。

《物理学卷3》编委会自2000年10月下旬成立以来，至2006年底，其间先后共召开了4次编委会全体会议，制定了入选本卷《传略》专家的条件，并据此条件确定了具体名单；进行了约稿、审稿等工作；在各编委审稿的基础上，定稿时又专门召开了一次全体编委会议，对所有稿件进行了认真的审读和修改，特别是对“导言”部分，逐字逐句地反复推敲、比较，经再三斟酌后才最后确定下来。对在审稿过程中发现的共同性问题，如对专家的评价、一些工作成果的提法、有关用词等尽可能地作了统一。

《物理学卷3》遵循前两卷的体例，收录了1925-1935年出生的有关物理学家，对少数在1925年前出生、符合入传条件而在前两卷中没有被收录的物理学家，也收录了进来，并按他们的出生年月排序。

依照编委会制定的人选条件，我们对符合本年龄段的有关物理学家多次约稿。有些专家因目前工作繁忙，实在没有时间准备材料，提出到下一卷再考虑；有的专家谦虚，认为自己条件不够而不愿入传；有的专家则觉得自己的工作不属于理科，不适合人物理卷而谢绝人选；还有的专家当时答应了，但在准备材料的过程中又觉得自己工作做得不多，贡献不大，中途来信表示不入传了；也有的专家答应了，但又抽不出时间准备材料，赶不上这一卷了，因此，这一卷只收录了43份稿件。

在这43人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29人，13人为教授或研究员，高级管理干部1人；从他们所从事的专业情况看，有14人从事高能物理和核物理，5人从事光学，5人从事声学，19人从事理论物理和凝聚态物理；从工作单位看，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有16人，在高等院校的有17人，其余10人在其他科研和产业部门工作；从地区分，京津地区占27人，沪宁地区占10人，其余6人分别在黑龙江省、辽宁省、湖北省、四川省、甘肃省、广东省等地。

在编纂《传略》的过程中，始终得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传略》总编纂委员会和《传略》总编辑部的指导和支持；得到了中国物理学会经济上、物质上和组织上的支持和帮助，也得到了各位撰写《传略》的作者、入传者及其所在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们编委会全体同志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经验不足，一定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敬请读者提出批评、指正。

物理学卷3编委会

2006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