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舞台之间》从炎炎的盛夏开始起笔，渐渐写到秋凉，他的心境也确乎从“郁热”转入一种“沉静”。作者也正是用“从郁热到沉静”来概括曹禺三、四十年代的生命流程，即从《雷雨》、《原野》时期的躁动向四十年代《北京人》阶段的沉静转化。

这确实是曹禺生命历程中发光的年代；这是被爱情、友谊、青春包围着的生命发出的“美丽而真诚的光”，秋阳般温暖、柔和，而略带忧伤……没有“雷雨”前的“苦热”，也不如“日出”般眩目，“原野”似的阴森、恐怖，这里有——

“秋风吹一下泠泠的鸽哨响”，“恬适而安闲”……

“卖凉货的小贩，敲着‘冰盏’，丁铃有声，清圆而浏亮”……

“在苍茫的迷雾里传来城墙上还未归营的号手吹着的号声”，“随着风在空中寂寞的振抖”……

“真实与真诚”反而要到“假”的戏剧里才能寻找到，真的人生社会却充斥着作戏与虚假，这种置换使钱理群感到的是一种莫名的“恐惧”，它意味着启蒙者一切真诚的努力都将在看客的眼中化为“演戏”，而丧失了预想中原初的崇高与意义。“假作真时真亦假”，当“真诚与真实”戏剧化，表演化了之后，对真实的命题本身的质疑便成为反思的一个前提。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一种对启蒙主义理想的消解甚至幻灭。启蒙主义的立场正是由此向怀疑主义的立场逐渐转化的。

《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

引子创造之前

第一章 生命开始于夏

 《雷雨》的创造

 最初反响

 第二个生命：《日出》

 “希望之星”升起

 “生命三部曲”之最

第二章 在秋阳春光里静静流泻

 向广场艺术倾斜

 《北京人》：生命的诗

 《家》：青春的赞歌

 1940年代的“曹禺热”

第三章 春?夏?秋?冬?

 “日出”以后的困惑

 毕竟是个转机

 在动荡的年代颠簸

 跌人冰谷

 没有抓住的时机

附录 曹禺戏剧演出年表(1935—1990年)

主要参考文献

初版后记

再版后记

1933年的酷暑．二十三岁的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三年级学生曹禺，坐在校图书馆杂志室一个固定位置上，沉浸在《雷雨》的生命创造里，竟觉不出夏风的吹拂，窗外蝉声的聒噪……

这时的曹禺，还没有涉人中国现代戏剧发展的历史长河——他毋宁说是一个站在岸边跃跃欲试的选手；他根本不知道戏剧界圈内的消息，不知道那里曾经发生过什么又正在发生什么，更没有想到，那一切，会和他自己发生怎样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他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一切都成为历史以后，人们才注意到的事实——

1927年11月，北京《晨报》副刊发表了一篇题为《“职业化”的剧团》的文章，作者是焦菊隐。文章一开头即高瞻远瞩地提出了要“重新创造”“能适合现代化的人们的要求”的新的戏剧的战略目标，宣布“我们至终的目的是在创成新的戏剧的职业，以替代旧剧的职业，使观众阶级把原始的美的观念从旧的移到新的戏剧上来”。在焦菊隐看来，要实现这一目标，“先要渐渐地培养观众的嗜好，就需要不时地拿极精采的戏剧演给他们看”，这里的关键是实现戏剧的职业化。焦菊隐回顾了中国现代话剧(即所谓新剧)发展的历史：文明戏是中国现代话剧从业余转向职业化的第一个尝试，对于中国现代话剧独立地位的确立有过历史的贡献，却因为本身的弊病而逐渐走向反面，成为“戏剧创造运动一个大的阻碍”；于是有了五四时期民众戏剧社关于“爱美的戏剧”即业余演出的提倡，对纠正文明戏过分商业化的倾向、提高现代话剧艺术水平起了很大作用，但其纯爱美的倾向，终于流为大弊，导致话剧运动的无形消散；在此以后出现的人艺戏剧专门学校(其前身即为与民众戏剧社齐名的中华戏剧协社)和艺专戏剧系，即已认识到“毕竟戏剧界的主力军还是要职业的而不是爱美的”，他们的演出，“已经富有职业化的色彩”。焦菊隐呼吁，要将建立职业化的剧团的努力更加自觉化——这将是中国话剧运动第二次由业余向职业化的历史转折。文章结尾，焦菊隐谈到了曾经议论过的建立北京艺术剧院的计划，以为“仿佛有些痴人说梦”……

两年以后，即1929年11月，中国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欧阳予倩在《戏剧》杂志上发表了《戏剧运动之今后》一文，再一次明确提出了“爱美剧团往往不能持久”，戏剧发展必须走职业化的道路。欧阳予倩并且规划了实现职业化的具体蓝图，强调必须抓好鼓励创作，促进戏剧文学的发展；训练舞台艺术家，培养自由的职业的导演、演员、舞台美术工作者；建设专业的剧场；发展健全的剧评等基本环节。欧阳予倩在文章结尾，满怀信心地指出，微风起于青蓣之末，戏剧职业化已成为必然趋势，“最近的将来，就可以证明大家的努力绝对不是空虚的”。

欧阳予倩当然不知道，就在他作出这样的预言的时候，当时还是天津南开大学学生、十九岁的曹禺正在开始酝酿创造《雷雨》；而正是《雷雨》成为四年后终于出现的职业剧团中国旅行剧团的起家戏，从而真正奠定了中国话剧职业化，使话剧从广场艺术成为剧场艺术的基础。

前述焦菊隐的文章发表二十五年后，被焦菊隐视为“痴人说梦”的计划竟然变为现实：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式成立，而担任正、副院长的恰是曹禺与焦菊隐，他们的合作，创造了中国话剧剧场艺术的典范……  这一切，都是当事人所未曾料及，既偶然，又非偶然。

1930年，中国早期话剧运动另一位重要组织者、五四时期最负盛名的剧作家之一的田汉，在《南国月刊》第2卷第1期上发表了《我们的自己批判》的长文，宣布：“要建设新的艺术，还非得经过一次无情的‘扫除作用’不可”，“我们在扫除虚伪的反动的艺术以前，先得举出自己的‘存在理由’来，……在批判别种人、别种艺术运动以前，先可能的严肃的做‘自己批评’。”——这就是在中国话剧史上著名的、影响深远的田汉及其南国社的革命性转变。据田汉在“自我批判”中所说，南国时期他“对于社会运动与艺术运动持两元的见解。即在社会运动方面很愿意为第四阶级而战，在艺术运动方面却仍保持多量的艺术至上主义”，作品中充满浪漫主义情调，“表示(着)青春期的感伤，小资产阶级青年的彷徨与留恋，和这时代青年所共有的对于腐败现状底渐趋明确的反抗”。南国社的具有特殊的风格的演出，自然在观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除了以陶醉的要求来接近我们的戏剧以外”，也有尖锐的批评与拒绝。而后者尤其引起田汉和他的同人们的震惊与反省。田汉在文章中引述的如下来自普通观众的批评，确实很有意思。一位署名“一小兵”的南京观众这样写道：

最后的《苏州夜话》，剧情是诅咒战争与贫穷。这种乞怜声气，你们或许以为可以讨得那班吸血鬼似的军阀们的同情罢。他们会要发慈悲心，放松那抽紧的索子罢。先生!伟大的先生!你的作品是多么背着时代的要求啊。……我所倾慕的先生，莫要自命清高，温柔，优美，我们被饥寒所迫的大众等着你们更粗野更壮烈的艺术!P3-5

中国学界之选择“文学史”而不是“文苑传”或“诗文评”，作为文学研究的主要体式，明显得益于西学东渐大潮。从文学观念的转变、文类位置的偏移，到教育体制的改革与课程设置的更新，“文学史”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兼及教育与研究的著述形式，“文学史”在20世纪的中国，产量之高，传播之广，蔚为奇观。

从晚清学制改革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展开，提倡新知与整理国故终于齐头并进，文学史研究也因而得到迅速发展。在此过程中，北大课堂曾走出不少名著：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还只是首开记录，接踵而来者更见精彩，如姚永朴的《文学研究法》、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和《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吴梅的《词余讲义》(后改为《曲学通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和《白话文学史》、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及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游国恩的《楚辞概论》等。这些著作，思路不一，体式各异，却共同支撑起创立期的文学史大厦。

强调早年北大学人的贡献，并无“唯我独尊”的妄想，更不会将眼下这套丛书的作者局限在区区燕园；作为一种开放且持久的学术探求，本丛书希望容纳国内外学者各具特色的著述。就像北大学者有责任继续先贤遗志，不断冲击新的学术高度一样，北大出版社也有义务在文学史研究等诸领域，为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呐喊助阵。

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习惯于将“文学史研究”理解为配合课堂讲授而编撰教材(或教材式的“文学通史”)，其实，“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此乃学者挥洒学识与才情的大好舞台，尽可不必画地为牢。上述草创期的文学史著，虽多与课堂讲授有关，也都各具面目，并无日后千人一腔的通病。

那是一个“开天辟地”的时代，固然也有其盲点与失误，但生气淋漓，至今令人神往。鲁迅撰《(中国小说史略)序言》，劈头就是：“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后世学者恰如其分地添上一句：“有之，自鲁迅先生始。”当初的处女地，如今已“人满为患”，可是否真的没有继续拓展的可能性?胡适撰《(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以历史眼光、系统整理、比较研究作为整理国故的方法论，希望兼及材料的发现与理论的更新。今日中国学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早就超越胡适的“三原则”，又焉知不能开辟出新天地?

当初鲁迅、胡适等新文化人“整理国故”时之所以慷慨激昂，乃意识到新的学术时代来临。今日中国，能否有此迹象，不敢过于自信，但“新世纪”的诱惑依然存在。单看近年学界之热心于总结百年学术兴衰，不难明白其抱负与期待。

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推出这套丛书，与其说是为了总结过去，不如说是为了面向未来。在20世纪中国，相对于传统文论，“文学史”曾经代表着新的学术范式。面对即将来临的新世纪，文学史研究究竟该向何处去，如何洗心革面、奋发有为，值得认真反省。

反省之后呢?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重建——我们期待着学界同仁的积极参与。

1999年2月8日于西三旗

早就希望本书有再版的机会，十年前的初版本只印了一千册，因此经常接到读者来信求书，我自己手头也只有几本样书，自然难以满足。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厦门的读者遍找此书而不得，竟然做了一个我向他赠书的梦，醒来后写成一篇短文；此文在网上发表，吴晓东君在日本看到了，特地转发给我，我既感动又不安。后来到厦门讲学，与采访我的一位记者谈起来，没想到这位读者正是他的同事，我们也终于相见，并最后圆了他的梦。这或许只是一个特例，但希望能看到此书的读者大概还是有的。这次承蒙北京大学出版社愿将旧书重印，我自是十分高兴而感激，对热心读者也算是有了一个交代。——为维持原貌，这次重版，只是作了个别的字句变动，并补充了注释。

对我自己，这本书还有一种特殊意义：它是我1990年一次手术后的产物，正是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和我的研究对象一起走过了从“郁热”到“沉静”的生命历程，这是一次真正的精神自赎。有意思的是，十年以后，即2000年，我又一次倒在病床上，也同样因《与鲁迅相遇》一书而走出生命的低谷。我的个人生命就这样和学术生命体的创造胶合在一起，在我所有的学术著作中，也都贯注着一种浓烈的生命意识；就是此刻，在回顾、整理旧作时，也有一种对逝去的生命的眷恋，但更希望这是一次埋葬：尽管已过“六六”之年，但仍渴望新的开始，想做的事、想写的书还很多——尽管明知有不自量力之嫌，但却无法压抑内在的生命欲求，只能写一点算一点，一步步向前迈吧。

2006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