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自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发表文学作品约150余万字。早期作品描写生活中普通的人与事，特别是细腻地描写人物的内心，从中反映人们的理想与追求，矛盾与痛苦，语言柔婉清新。1986年和1988年先后发表反省古老历史文化、关注女性生存的两部中篇小说《麦秸垛》和《棉花垛》，标志着铁凝步入一个新的文学创作时期。2003年在《小说选刊》举办的由读者投票的评选中，入选读者最喜爱的“新世纪十大小说家”。

本书为“中国当代作家铁凝系列”之一，收录了铁凝的经典精品，包括：午后悬崖、埋人、村路带我回家、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等，是不可或缺的收藏文集。

十年前，曾经为自己的作品集中做过一次阶段性小结，编辑出版了五卷本《铁凝文集》。十年后的今天，当再一次为自己的作品做阶段性小结之际，恰逢人民文学出版社拟编辑出版“中国当代作家系列”丛书，于是，自己的这套作品系列凡九本便应运而生。其中，长篇小说三卷，分别是：《玫瑰门》《无雨之城》《大浴女》；中篇小说两卷，书名为《永远有多远》和《午后悬崖》；短篇小说两卷，书名为《有客来兮》和《巧克力手印》；散文集两卷，书名为《会走路的梦》和《像剪纸一样美艳明净》。本书为中篇小说“午后悬崖”。

午后悬崖

埋人

他嫂

闰七月

村路带我回家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

对面

最近几个月里，我接二连三地到殡仪馆去。一些人相继离世了，先是我的奶奶，这位活了九十岁的老太太，五十年代做过我们这个城市的市长。四十年过后，这个城市知道她的人已经不多，但在她的遗体告别式上还是来了不少人。大部分人我都不认识，多是她从前的战友、部下吧。遗体告别之前，他们轮番到休息室向我们家的人表示慰问。作为遗属，我们家的人都流着泪——除我之外。我不是不想流泪，我奶奶生前是很疼我的。我有一只和平鸽牌袖珍闹钟，就是我奶奶五十年代末访问苏联时专为我带回的，尽管那时我还不识字，时间对我还不具备什么意义。我之所以无法流泪，是因为我奶奶的长子——我父亲流了太多的泪吧，一个将近七十岁的男人，就那么当着众多的熟人生人，咧着大嘴放肆地号哭，鼻涕眼泪以及他那因悲哀而扭曲的脸都使我感到难为情，也许是难过。后来《哀乐》响起来了，告别仪式开始了，我们站在灵堂一侧，继续接受慰问和握手。我以为我会在这个时刻流泪，但眼泪它还是不来，因为我的精神一直不能集中。我盯着玻璃棺材里我奶奶的遗容，发现她居然被化妆师给涂了两个边缘明显的红脸蛋儿。化妆师当然是好意，是想让死者看上去和活着一样。问题是我奶奶活着的时候从不这样，她一生不用化妆品，绝想不到死后会被化妆师在脸上大做文章。她的红脸蛋儿阻止了我的眼泪，《哀乐》也使我走神儿。因为这一曲举国上下洽用至今的《哀乐》，本出自我奶奶的小叔子、我父亲的二叔、也就是我的二爷爷之手。抗战时期他在贺龙领导的西北战斗剧社当指导员兼作曲，他创作的小歌剧《新旧光景》在当时可说是脍炙人口，《哀乐》便是取材于其中的一段插曲。当然，它后来之所以能流行全国，想必是又经人做过了加工整理，才更加丰富和完整。但哀乐的主创者是我的二爷爷，这是个事实。这个事实弄得我在有哀乐的场合总是三心二意。不止一个人告诉我，哀乐的成功就在于它能使所有听见它的人要哭，不管你眼前有没有一个活生生的死人。于是我就想，正因为有了哀乐，人类才没有了判断眼泪真伪的可能。哀乐是要唤起人所有的悲伤细胞为之活跃的，我仿佛因为与其作者有亲缘关系，才逃离了这种被唤起。我常在应该悲哀的时候刻意欣赏《哀乐》作为一首“经典”乐曲的成功之处，我还想起我那位创作了《哀乐》的长辈，当他去世前是怎样叮嘱家人千万不要在他的遗体告别式上播放哀乐。他真是聪明，他愿在死后还原成一个生活中的真人吧，那便用不着让人拿他创作的《哀乐》再为他增添些戏剧性的悲伤。

后来几次的殡仪馆之行，我都没有眼泪。有一次适逢省内一位文化界资深官员逝世，因了他的德高望重、佳绩昭彰，前来告别的人空前的多。百十辆汽车堵塞了殡仪馆门前的道路；拥挤在院内等待告别仪式开始的人们寒暄着互问近况，说着该说的或不该说的，让人爱听或不爱听的话。诸如“老刘啊可要多注意身体啊”——仿佛下回就轮着老刘了；诸如“老马呀多日不见你脸色可不好，该去医院检查就得去，别犹豫”——仿佛老马也很危险。更多的人则说着与死者告别全无关系的家长里短、社会新闻。人声嘈杂人头攒动，像集会，又像某个新开业的酒店等待剪彩。若不是《哀乐》猛地响起，这嘈杂还不知要继续到哪里。我敬重这位官员，他生前鼓励过很多年轻人的创作，本人也在被他鼓励关怀之列，以至于在当年能从一名普通下乡知识青年被调入作家协会，成为半职业作家。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在这大庭广众之下、这记者云集的场面表露我的哀伤呢(注意：此想法已属做作)。我踏着《哀乐》的节奏排队走向灵堂，《哀乐》又使我开始走神儿，我为我的泪水迟迟不来感到焦虑。这时乐曲忽然中止了，是录音机接触不良所致。人们都停了步子，仿佛没有音乐他们就无所适从，不知以怎样的节奏向死者鞠躬。我的眼泪本来可以在这片刻的空白中涌上眼眶的，但是录音机被人捶打了几下又恢复了正常，于是《哀乐》继续，人们的行走便也继续。这当儿我走近了灵堂门口，门口举着大把假花的殡仪馆工作人员向每一位进厅者发放假花，给人感觉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强迫性行为。我被迫接住了一枝脏乎乎的白尼龙绸假花(不知被用过多少回)，花梗的铁丝扎破了我的手。我的手流了血，我的眼就流不出泪了。

有时候我会想起我那天举着一枝铁丝毕露的脏绸花，有些恼火地献到死者遗体旁的尴尬样儿，幸亏《哀乐》掩饰了这尴尬，《哀乐》的功效还在于，它不仅能激发人的悲伤，也能掩盖悲伤之外的所有其他。但，我仍然没有眼泪。走出灵堂时我听见两个眼熟的记者对我的议论，他们说起向我奶奶遗体告别那一回，说那回我就从始至终没落一滴泪。

记者们好眼力。在这样的场合我不仅无法哭泣，我甚至说不清自己的心绪：慌乱，空洞，烦躁，惶惑，无名火……也许都不是，也许兼而有之。我因此常常愿意在离开殡仪馆之后一个人到烈士陵园去。

我们这座城市的烈士陵园是整个华北地区最大的墓园，占地近三百亩，埋葬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捐躯的烈士。陵园内树木很多：雪松、银杉、丝柏、法国梧桐、白丁香、紫丁香，还有那些将陵园分割成棋盘状的整齐油亮的冬青。

P1-3

十年前，曾经为自己的作品集中做过一次阶段性小结，编辑出版了五卷本《铁凝文集》。十年后的今天，当再一次为自己的作品做阶段性小结之际，恰逢人民文学出版社拟编辑出版“中国当代作家系列”丛书，于是，自己的这套作品系列凡九本便应运而生。

其中，长篇小说三卷，分别是：《玫瑰门》《无雨之城》《大浴女》；中篇小说两卷，书名为《永远有多远》和《午后悬崖》；短篇小说两卷，书名为《有客来兮》和《巧克力手印》；散文集两卷，书名为《会走路的梦》和《像剪纸一样美艳明净》。

熟悉我作品的读者也许会注意到，长篇小说《无雨之城》出版于一九九四年，但在一九九六年编辑文集时，我将它排除在了文集之外。究其原因，当时似乎是觉得它不够厚重吧!甚至就因为它太过畅销，弄得作者反而心怀忐忑，反而怀疑起这部作品的艺术品质了。十年之后我将它编进这套作品系列，因为我明确地意识到，正是《无雨之城》的写作，锻炼了我结构长篇小说的能力，后来的《大浴女》《笨花》，都或多或少得益于这次关于结构的训练。当一个作家为自己的作品做阶段性小结时，是不应忽视这种有衔接和铺垫意味的写作的。

两卷中篇小说和两卷短篇小说我都拿比较新的小说篇目做了书名，一来它们都写作于《铁凝文集》出版之后，其次它们也都是我个人喜欢的篇章。特别是短篇小说，我从自己近一百篇短篇小说里选出六十余篇在此集成两卷，是想在检点自己写作历程的同时，尽可能奉上筋道、耐读的给读者。两卷散文集，《会走路的梦》一卷，侧重的是人间的凡事与亲情、世俗的烟火与心灵的起落。《像剪纸一样美艳明净》一卷，多是我对文学的一些想法，以及怀了“无知者无畏”之心的对艺术、绘画等等的说长道短，也还有一些在域外旅行的心得。私下里是希望少一点虚张声势，多几许弦外之音。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集中出版这套作品系列。亦有细心的出版界朋友对我说，此九本加上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笨花》，正好是十本。并问：你是否因此有意要将作品系列做成九本?这里我要说，成书九本并非刻意为之，完全由所选作品容量所决定。但我还想说，和十比起来，我的确更喜欢九。九是有余地的，也还有新的可能。就像我心中的文学，其实是不存在最好的，只有更好。前方应该有更高的目标，我们应该有不断梦想的能力，去做会走路的梦。也许这样能够培育我们对世界和生活不断的惊异，而惊异着是美丽的。

至此，想起读过的一段文字，关于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有时候安东尼奥尼也使用一次性成像照相机。在乌兹别克的一个区中心，在一部长期未能完成的电影拍摄现场，他决定赠送给三位穆斯林老人记录他们形象的照片，说这样就可以让他们把时光留住。三位老人中最年长的那位飞快地扫了一眼照片，便把照片还给了他，并反问了一句：“为什么要把时光留住?”这老人的问题让安东尼奥尼目瞪口呆。

电影、摄影是一种妄图把时光留住的艺术吗?文学是一种妄图把时光留住的艺术吗?时光真正是挽留不住的，安东尼奥尼一定觉得，那位反问自己的穆斯林老人才称得上是时光里的智者。

照片如果是回忆时光，文学或许更应当有能力去创造时光。

铁 凝

2006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