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厚重独特的林斤澜传记，谈笑间，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大家轮番登场，将文坛外史演绎得如此惊心又富于意趣。林斤澜在看文坛，我们在看一个中国传统的士是怎样在历史的刀尖上行走。在本书中，你能读到了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坛的历史。这些历史虽然都与林斤澜有关,只是历史的一个侧面,但它的史料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一坛一坛的老酒，勾出林斤澜一段一段的文坛往事。

谈笑间，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大家轮番登场，将文坛外史演绎得如此惊心又富于意趣。林斤澜在看文坛，我们在看一个中国传统的士是怎样在历史的刀尖上行走。

细品这部“儒林外史”，你可以领悟什么是真正的人，什么是真正的文!

林斤澜的矮凳桥(代序)        汪曾祺

上下求索

——林斤澜的文学之旅

雁山云影

——林斤澜与唐湜、马骅(莫洛)、赵瑞蕻

天堂水寒

——林斤澜与高晓声、叶至诚、林昭(彭令昭)

文坛双璧

——林斤澜与汪曾祺

鸿雁存影

——林斤澜与沈从文、老舍、茅盾

南国“就食”

——林斤澜与沙汀、艾芜、刘真

潮兮鱼兮

——林斤澜与端木蕻良、骆宾基、萧军、杨沫、浩然、刘绍棠

百里喜事

——林斤澜与他的少年故里

行歌如梦

——林斤澜的“革命”及其抗日战友

天可怜见

——林斤澜与“右派”擦肩而过

圣杯盈盈

——林斤澜之我“记”

后记：我写一个完美的老头

         上下求索

               ——林斤澜的文学之旅

林斤澜小学时，读了不少鲁迅的东西和他人译作。包括契诃夫、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他的外祖父，是个教四书五经的老先生。“三国、水浒、西游的阅读，有外祖父的指点。我能把水浒故事讲给弟弟听，讲的听的都兴奋。三国讲不好，红楼讲不了。星期天上午，外祖父教一篇《古文观止》。”

初中时，读鲁迅所译果戈理的《死魂灵》，怎么也读不懂，不能终卷。七八年后，在四川一个小镇上，无书，倒有一本《死魂灵》，翻翻，竟入了迷，一直读到天亮。

1937年之后，林斤澜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我在《温州进步戏剧史料集》中，找到林斤澜的剧照。史料中说他出演过《布袋队》(独幕剧)、董每戡的《保卫领空》(饰二儿子弘毅)、夏衍的《一年问》(饰刘绣笙之子赵澍)、茅盾的《清明前后》(饰李维勤)、陈白沉的《群魔乱舞》(饰吴从周)、曹禺的《雷雨》(饰周萍)。林斤澜演《雷雨》在1946年8月的28日至30日。刚从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毕业，行将到台湾做地下党的时候。

林斤澜对我说，他开始做文学梦，是进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之后。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前身叫“电化学校”。这是抗战时候一群艺术精英躲到重庆的北温泉，初创了一个电影广播学校。北温泉，地处天府之国、缙云山麓、一片黑松林里。“林下温泉分流如溪，合洪成瀑。晴日白雾似烟，雨天若喷。”(林斤澜语)

据说办学有三：好师资、好设备、好学生。大自然美丽，却不能算设备，学校真是白手起家。学生大部是“流亡学生”，天鹅乌鸦，参差难齐，但都驮着两个梦：一个是爱国，一个是爱艺术。

这里汇聚了整批的文化名流。梁实秋、焦菊隐、史东山、郑君里、张骏祥、许幸之、戴爱莲，叶浅予……其中还有一位不吸烟、不喝酒、不打扑克、不结婚的盛家伦，是三十年代风靡一时的《夜半歌声》的歌者。他教过几节课，后来逃课如逃学。会议不开，薪金照拿，坦然自若。林斤澜说他一生有真才。

林斤澜在回忆文章中，称梁实秋为“滑竿教授”。梁实秋那时兼着两个学校的课，还有一个就是在北碚的复旦大学。北碚到北温泉，十多里。十多里路，不坐车，也不坐船。班车拥挤，又不准时，小轿车呢，战时的口号叫“一滴汽油一滴血”，名教授梁实秋坐小轿车还不够格!坐船要过滩，嘉陵江水急滩险。那么，只好步行了，梁实秋是别人代步。四川有一种简易轿子，叫滑竿的，即两条竹竿上绑一把竹躺椅子，没有遮盖。

这样抬着来上课的，学校只有梁教授一人。

青年学生或多或少读过鲁迅的书，即使没有读过，也听说过三十年代鲁迅梁实秋的论战。私下一般只说一句：“叫鲁迅骂过的。”倾向明显。

林斤澜说，他们同学中，对两位论战的性质内涵，一般不大清楚。也有记得一二名句。梁实秋的有：无产阶级是只会生孩子的阶级。无产阶级的人性高明，那么动物性更高明。鲁迅的有：贾府的焦大，是不会爱林妹妹的。——梁实秋把文学高悬于民生之上，挨批活该。而现在看来，鲁迅仍然没有错，但论证有强横处，如《文学与出汗》。

冬日，江边山脚，时有飘飘棉絮般的南国飞雪。风也冻手。梁实秋小胖，穿皮袍，戴绒帽，围可以绕三圈的长围巾，圆滚滚地仰在竹躺椅上。竹竿一步一颤一悠，一颤是抬前头的一步，一悠是抬后头的步子。南方穿皮袍，身上是不会冷的，可以发生一些诗意。

梁实秋下滑竿，直奔教室，脸上微笑，可见不当做苦差使。他不看学生，从长袍里掏出一张长条小纸条，扫一眼，就开讲。他讲的是西洋戏剧史，希腊悲剧，中世纪，文艺复兴。顺流而下，不假思索，只摆事实，不重观点。如一条没有滩，没有漩涡，平静可是清楚的河流。

一会儿法国，一会儿英国，一会儿德国，提到人名书名，写板书，讲到法国写法文，讲到英国写英文，讲到德国写德文……抗战时期，学生中多半是“流亡学生”，即使学过外语，也耽误得差不多了。他全不管，从不提问，和学生不过话，更不交流。下课铃一响，揣纸条，戴帽子，围三绕围巾，立刻走人，上滑竿。

和别的老师，进步的或不进步的名流，都不招呼。

他的课经常满座。当时书不易得，流亡学生自有生活方式，读书时间也少。他的课显得知识丰富，条理清晰，叙述娴熟又动听。

史东山在中国电影界，是元老级的导演。在史东山、蔡楚生、孙瑜之前，电影大多是直拍“文明戏”。因此导演之中有混沌导演之称，就是叫了声“开麦拉”，到摄影棚外面端碗馄饨进来吃着，那个镜头还没拍完。没有什么“蒙太奇”可言。

史东山没有进过正规学校，说是“敲榔头”出身，“敲榔头”，电报局里的发布员也。当年在摄影棚里学什么，不论摄影、灯光、布景、化妆、洗印……都是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也还要徒弟靠乖觉来“偷”手艺。

林斤澜说：“史东山从师傅郑正秋那里反复听见的一句话是：‘伊拉看勿懂。’——他们看不懂。可见‘看不懂’是无论什么艺术，一开始就有的元老级问题，可以说与艺术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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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斤澜的矮凳桥

                汪曾祺

林斤澜回温州住了一段，回到北京，写出了一系列关于矮凳桥的小说。他回温州，回北京，都是回。这些小说陆续发表后，有些篇我读过。读得漫不经心。我觉得不大看得明白，也没有读出好来。去年十月，我下决心，推开别的事，集中精力，读斤澜的小说，读了四天。苏东坡说他读贾岛的诗，“初如食小鱼，所得不偿劳”。读斤澜的小说，有点像这样：费事。读到第四天，我好像有点明白了。而且也读出好来了。不过叫我写评论，还是没有把握。我很佩服评论家，觉得他们都是胆子很大的人。他们能把一个作家的作品分析得头头是道，说得作家自己目瞪口呆。我有时有点怀疑。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你没有钻到人家肚子里去，怎么知道人家的作品就是怎么怎么回事呢?我看只能抓到一点，就说一点。言谈微中，就算不错。

           林斤澜的桥

矮凳桥到底是什么样子？搞不清楚。苏南有些地方把小板凳叫做矮凳。我的家乡有烧火凳，是简陋的长凳而矮脚的。我觉得矮凳桥大概像烧火凳。然而是砖桥还是石桥，不清楚。——不会是木板桥，因为桥旁可以刻字。这都没有关系。

舍渥德·安德生写了一系列关于温涅斯堡的小说。据说温涅斯堡是没有的，这是安德生自己想出来的，造出来的。林斤澜的矮凳桥也有点是这样。矮凳桥可能有这么一个地方，有一点影子，但未必像斤澜所写的一样。斤澜把他自己的生活阅历倾入了这个地方，造了一座桥，一个小镇。斤澜在北京住了三十多年，对北京，特别是北京郊区相当熟悉。“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写过不少表现“社会主义新人”的小说，红了一阵。但是我总觉得那个时候，相当多的作家，都有点像是说着别人的话，用别人也用的方法写作。斤澜只是写得新鲜一点，聪明一点，俏皮一点。我们都好像在“为人作客”。这回，我觉得斤澜找到了老家。林斤澜有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感情，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叙述方式，于是有了真正的林斤澜的小说。每一个作家都应当找到自己的老家，有自己的矮凳桥。

斤澜的老家在温州，他写的是温州。但是他写的不是乡土文学。乡土文学是一个恍恍惚惚的概念。但是目前某些标榜乡土文学的同志，他们在心目中排斥的实际上是两种东西，一是哲学意蕴，一是现代意识。林斤澜不是这样。

林斤澜对他想出来的矮凳桥是很熟悉的。过去、现在都很熟悉。他没有写一部矮凳桥的编年史。他把矮凳桥零切了。这样的写法有它的方便处。他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审视。横写、竖写都行。他对矮凳桥的男女老少可以呼之即来，挥之则去。需要有人写几个字，随时拉出了袁相舟：需要来一碗鱼丸面，就把溪鳗提了。出来。而且这个矮凳桥是活的。矮凳桥还会存在下去，笑翼、笑耳、笑杉都会有他们的未来。官不知会“娶”进一个什么样的后生。这样，林斤澜的矮凳桥可以源源不竭地写下去。这是个巧法子。

                幔

“世界好比叫幔幔着，千奇百怪，你当是看清了，其实雾腾腾……”(《小贩们》)。

幔就是雾。温州人叫“幔”，贵州人叫“罩子”，——“今天下罩子”，意思都差不多。北京人说人说话东一句西一句，摸不清头绪，云里雾里的，写成文章，说是“云山雾沼”。照我看，其实应该写成“云苫雾罩”。林斤澜的小说正是这样：云苫雾罩。看不明白。

看不明白的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作者自己就不明白。斤澜在南京曾说：“我自己都不明白，怎么能让你明白呢？”斤澜说：“比如李地，她的一生，她一生的意义，我就不明白。”我当时在旁边，说：“我倒明白。这就是一个人不明白的一生。”有的作家自以为对生活已经吃透，什么事都明白，他可以把一个人的一生，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源源本本地告诉读者，而且还能清清楚楚地告诉你一大篇生活的道理。其实人为什么活着，是怎么活过来的，真不是那样容易明白的。“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只能是这样。这是老实态度。不明白，想弄明白。作者在想，读者也随之而在想。这个作品就有点想头。

另一方面，是作者故意不让读者明白。作者写的是什么，他心里是明白的，但是说得闪烁其词。含糊其词，扑朔迷离，云苫雾罩。比如《溪鳗》，还有《李地》里的《爱》，到底说的是什么?

在林斤澜作品讨论会上，有两位青年评论家指出：这里写的是性。我完全同意他们的说法。

写性，有几种方法。一种是赤裸裸地描写性行为，往丑里写。一种办法是避开正面描写，用隐喻，目的是引起读者对于性行为的诗意的、美的联想。孙犁写的一个碧绿的蝈蝈爬在白色的瓠子花上，就用的是这种办法。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林斤澜所用的办法，是把性象征化起来。他写得好像全然与性无关，但读起来又会引起读者隐隐约约的生理感觉。

林斤澜屡次写鱼，鳗、泥鳅。闻一多先生曾著文指出：中国从《诗经》到现代民歌里的“鱼”都是“度辞”。“鱼水交欢”嘛。不但是鱼，水，也是性的度辞。

“袁相舟端着杯子，转脸去看窗外，那汪汪溪水漾漾流过晒烫了的石头滩，好像抚摸亲人的热身子。到了吊脚楼下边，再过去一点，进了桥洞。在桥洞那里不老实起来，撒点娇，抱点怨，发点梦呓似的呜噜呜噜……”(《溪鳗》)。这写的是什么?

《爱》写得更为露骨：

“三更半夜糊里糊涂，有一个什么——说不清是什么压到身上，想叫，叫不出声音。觉得滑溜溜的在身上又扭又袅袅的，手脚也动不得。仿佛‘袅’到自己身体里去了。自己的身体也滑溜了，接着，软瘫热化了。”

《溪鳗》最后写那个男人瘫痪了，这说的是什么?这说的是性的枯萎。

《溪鳗》的情况更复杂一些。这篇小说同时存在两个主题，性主题和道德主题。溪鳗最后把一个瘫痪男人养在家里，伺候他，这是一种心甘情愿也心安理得的牺牲，一种东方式的道德的自我完成。既是高贵的，又是悲剧性的。这两个主题交织在一起。性和道德的关系，这是一个既复杂而又深邃的问题。这个问题还很少有作家碰过。

这个问题林斤澜也还没有弄明白，他也还在想。弄明白了，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有意思的不是明白，是想。弄明白，是心理学家的事；想，是作家的事。

斤澜的小说一下子看不明白，让人觉得陌生。这是他有意为之的。他就是要叫读者陌生，不希望似曾相识。这种做法不但是出于苦心，而且确实是“孤诣”。

使读者陌生，很大程度上和他的叙述方法有关系。有些篇写得比较平实，近乎常规；有些篇则是反众人之道而行之。他常常是虚则实之，实则虚之；无话则长，有话则短。一般该实写的地方，只是虚虚写过；似该虚写处，又往往写得很翔实。人都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斤澜常于无话处死乞白赖地说，说了许多闲篇，许多废话；而到了有话(有事，有情节)的地方，三言两语。比如《溪鳗》，“有话”处只在溪鳗收留照料了一个瘫子，但是着墨不多，连溪鳗和这个男人究竟有过什么事都不让人明白(其实稍想一下还不明白么)；但是前面好几页说了鳗鱼的种类，鱼丸面的做法，袁相舟的诗兴大发，怎么想出“鱼非鱼小酒家”的店名……比如《小贩们》，“事儿”只是几个孩子比别的纽扣小贩抢先了一步，在船不靠码头的情况下跳到水里上岸，赶到电镀厂去镀了纽扣；但是前面写了一大堆这几个小贩子和女舵工之间的漫谈，写了幔，写了“火雾”(对于火雾的描写来自斤澜和我们同到吐鲁番看火焰山的印象，这一点我知道)，写了三兄弟往北走的故事，写了北方撤尿用棍子敲、打豆浆往绳子上一浇就拎回家去了……这么写，不是喧宾夺主么?不。读完全篇，再回过头来看看，就会觉得前面的闲文都是必要的，有用的。《溪鳗》没有那些云苫雾罩的，不着边际的闲文，就无法知道这篇小说究竟说的是什么。花非花，鱼非鱼，人非人，性非性。或者可以反过来，人是人，性是性。袁相舟的诗：“今日春梦非春时”，实在是点了这篇小说的题。《小贩们》如果不写这几个孩子的闲谈，不写出他们的活跃的想象，他们对于生活的充满青春气息的情趣，就无法了解他们脱了鞋袜跳到冰冷的水里的劲儿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就成了心灵手快的名副其实的小商贩，他们就俗了，不可爱了。

“无话则长，有话则短”，这个话我当面跟斤澜说过。他承认了。拆穿了西洋景，有点煞风景，他倒还没有不高兴。他说：“有话的地方，大家都可以说，我就少说一点；没有话的地方，别人不说，我就多说说。”

斤澜是很讲究结构的。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过：小说结构的特点是“随便”。斤澜很不以为然。后来我在前面加了一句状语：苦心经营的随便，他算是拟予同意了。其实林斤澜的小说结构的精义，我看也只有一句：打破结构的常规。

斤澜近年小说还有一个特点：是搞文字游戏。“文字游戏”大家都以为是一个贬词。为什么是贬词呢?没有道理。斤澜常常凭借语言来构思。一句什么好的话，在他琢磨一团生活的时候，老是在他的思维里闪动，这句话推动着他，怂恿着他，蛊惑着他，他就由着这句话把自己飘浮起来，一篇小说终于受孕、成形了。蚱蜢舟、蚱蜢周、做蚱蜢舟的木匠姓周、老蚱蜢周、小蚱蜢周，李清照的“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这许多音同形似的字儿老是在他面前晃，于是这篇小说就有了一种特殊的音响和色调。他构思的契机，我看很可能就是李清照的词。《溪鳗》的契机大概就是白居易的诗：花非花，雾非雾。这篇小说写得特别迷离，整个调子就是受了白居易的诗的暗示。白居易的“花非花，雾非雾”是一个到现在还没有解破的谜，《溪鳗》也好像是一个谜。

林斤澜把小说语言的作用提到很多人所未意识到的高度。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人

我这样说，不是说林斤澜是一个形式主义者。矮凳桥系列小说有没有一个贯串性的主题?我以为是有的。那就是：“人”。或者：人的价值。这其实是一个大家都用的，并不新鲜的主题。不过林斤澜把它具体到一点：“皮实”。什么是“皮实”?斤澜解释得清楚，就是生命的韧性。

“石头缝里钻出一点绿来，那里有土吗?只能说落下点灰尘。有水吗?下雨湿一湿，风吹吹就干了。谁也不相信，谁也不知觉，这样的不幸，怎么会钻出一片两片绿叶，又钻出紫色的又朴素又新鲜的花朵。人惊叫道：‘皮实’。单单活着不算数，还活出花朵叫世界看看，这是‘皮实’的极致。”——《蚱蜢舟》。

他们当中有人意识到，并且努力要证实自己的存在的价值。车钻冒着危险“破”掉矮凳桥下“碧沃”两个字，“什么也不为，就为叫大家晓得晓我。”笑杉在坎肩上钉了大家都没有的古式的铜扣子，徜徉过市，又要一锤砸毁了，也是“我什么也不为，就为叫你们晓得晓得我。”有些人并不那样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但是他们各个儿用自己的所作所为证实了自己的价值，如溪鳗，如李地。

李地是一位母亲的形象。《惊》是一篇带有寓言性质的小说。很平淡，但是发人深思。当一群人因为莫须有的尾巴无故自惊，炸了营的时候，李地能够比较镇静。她并没有泰然自若，极其理智，但是她慌乱得不那么厉害，清醒得比较早。她所以能这样，是因为她经历的忧患较多，有一点曾经沧海了。这点相对的镇静是美丽的。长期的动乱，造就了这样一位沉着的母亲。李地到供销社卖了一个鸡蛋，六分钱。她胸有成竹地花了这六分钱：两分盐；两分钱——一分黑线一分白线；一分石笔；一分冰糖(冰糖是给笑翼买的)。这本是很悲惨的事(林斤澜在小说一开头就提明这是六十年代初期的故事，我们都是从六十年代初期活过来的人，知道那年代是怎么回事)，但是林斤澜没有把这件事写得很悲惨，李地也没有觉得悲惨。她计划着这六分钱，似乎觉得很有意思。这一分冰糖让她快乐。这就是“皮实”。能够度过困苦的、卑微的生活，这还不算：能于困苦卑微的生活觉得快乐，在没有意思的生活中觉得生活的意思，这才是真正的“皮实”，这才是生命的韧性。矮凳桥是不幸的。中国是不幸的。但是林斤澜并没有用一种悲怆的或是嘲弄的感情来看矮凳桥，我们时时从林斤澜的眼睛里看到一点温暖的微笑。林斤澜你笑什么?因为他看到绿叶，看到一朵一朵朴素的紫色小花，看到了“皮实”，看到了生命的韧性。“皮实”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普遍的品德。林斤澜对我们的民族是肯定的，有信心的。因此我说：《矮凳桥》是爱国主义的作品。——爱国主义不等于就是打鬼子!

林斤澜写人，已经超越了“性格”。他不大写一般意义上的、外部的性格。他甚至连人的外貌都写得很少，几笔。他写的是人的内在的东西，人的气质，人的“品”。得其精而遗其粗。他不是写人，写的是一首一首的诗。溪鳗、李地、笑翼、笑耳、笑杉……都是诗。朴素无华的，淡紫色的诗。

               涩

斤澜的语言原来并不是这样的。他的语言原来以北京话为基石出(写的是京郊)，流畅，轻快，跳跃，有点法国式的俏皮。我觉得他不但受了老舍，还受了李健吾的影响。后来他改了，变得涩起来了，大概是觉得北京话用得太多，有点“贫”。《矮凳桥》则是基本上用了温州方言。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写的是温州的事。斤澜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他一直能说很地道的温州话。一个人的“母舌”总会或多或少地存在在他的作品里的。在方言的基础上调理自己的文学语言，是八十年代相当多的作家清楚地意识到的。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背景是文化。一个作家对传统文化和某一特定地区的文化了解得愈深切，他的语言便愈有特点。所谓语言有味、无味，其实是说这种语言有没有文化(这跟读书多少没有直接的关系。有人读书甚多，条理清楚，仍然一辈子语言无味)。每一种方言都有特殊的表现力，特殊的美。这种美不是另一种方言所能代替，更不是“普通话”所能代替的。“普通话”是语言的最大公约数，是没有性格的。斤澜不但能说温州话，且能深知温州话的美。他把温州话融入文学语言，我以为是成功的。但也带来一定的麻烦，即一般读者读起来费事。斤澜的语言越来越涩了。我觉得斤澜不妨把他的语言稍为往回拉一点，更顺一点。这样会使读者觉得更亲切。顺和涩我觉得是可以统一起来的。斤澜有意使读者陌生，但还不是拒人于千里之外。陌生与亲切也是可以统一起来的。让读者觉得更亲切一些，不好么?

董解元云：“冷淡清虚最难做。”斤澜珍重!

                   一九八十年一月九日

          我写一个完美的老头

阔别三十多年，林斤澜于1979年秋重回温州。我认识上他。

他的九妹林抗获了莫名其妙的罪，妹夫潘大平打成右派，1957年双双落到我的村庄双溪。他们的不幸反成了我的福分，他的妹夫是我的老师，便是后来大专毕业了，工作了，我仍然挨近他学习；林抗师母的修养和性格酷似二哥，我自懂事至今，没发现过她有什么错，她都是对的，真的。在双溪这个盘古开天只出过一个大学生的村庄里。他们那个破屋实际成了我的第二个家。

林斤澜到了双溪之前，我早已读了他的《春雷》、《山里红》，我已有朦胧的写作的意愿。林斤澜便对我的老师说：“叫绍国抬一缸酒来，我们慢斟慢酌，恐怕还说不好写作的事。”这成了林斤澜1979年故乡之行，让我记忆最深的一句话。这之后的许多年，在他的推荐之下，我发表了多篇小说和散文，并且得奖。但我像一个忙于睡觉的船夫，并没有扬帆破浪的意思。到了今天，看来我想破浪也已很难了。然而这事并不要紧。

二十多年来，我读了林斤澜除剧本之外所有的著作，不少篇章读了不止三次四次。可以说，我是林斤澜在这个世界上最坚定、最扎实的读者。虽然我说不出评论家鲜花一般的语言，但是我的体会有着石头一般的可靠。二十多年来，我得林斤澜信近百封、电话无数。林斤澜隔年都要回乡，我每次都能接近他，同他喝酒，听他谈话。近年来在温州一住就是数月，非常愉快，我有幸在侧，快乐听差，一同游山玩水。

这是个完美的老头。我用了“完美”一词，或可用“金无足赤”来驳诘。但我不会再反驳别人，是啊，人怎么会完美呢?我有些心慌。但我实在找不出林斤澜有什么缺点!他严己宽人，与人为善，豁达通脱，宽厚灿烂，思想新进，道德高卓。选择作家这一职业，便涅槊于艺术。他一直携手青年，稳站人民立场。我钦佩炫技型的作家(如马原)，我钦佩陶醉型的作家(如汪曾祺)，而我更加景仰如林斤澜这般介入型的作家，艺术地解剖社会，关怀民生，警世警人……

能够为林斤澜作传，是我个人的荣幸。

而写缺憾的人容易，写完美的人非常艰难。我多凭我的记忆写作，少有采撷他零星的散文。我用散文的笔调写传记，而且写了不少别的作家。写了不少别的作家，用意还在林斤澜身上。倘有讹处，敬乞海涵。传记选择这种写法，是因为没有别的路可走。对林斤澜，或对别的作家，我会把以为真的当真的写了，但我决不会把假的当成真的来写。我不会美化林斤澜。但倘若读者看出我的作品中，有溢美的意味，那缘由肯定是我对林斤澜的感情。请相信我是无意的。——我在写作这本书时，老人家就告诫我必须真实，或者可以戏说他。

我的散文能靠近史诗吗?虽不能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