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读本》置身于当代的语境，围绕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重要和核心的观念、问题、流派乃至人物，收入各个专题最为重要的学术文献，以既不失客观公正、又富于个性特色的方式，展现当代西方主流政治哲学的面貌。本系列旨在为相关领域的从业和爱好者提供入门津梁，也可作为进入当代政治哲学理论前沿的基本读物。

自罗尔斯《正义论》之降，一个正义的社会应该如何处理运气对我们生活的影响的问题成为当代政治哲学的焦点问题。自此，西方的平等理论开始成为运气均等主义所统辖。德沃金、柯恩、内格尔、阿内逊、罗默等一批一流学者都为之进行阐释与辩护。本选集试图通过支持与反对这种观点的论辩，来展示运气均等主义的兴起、发展与显露出来的问题，让我们对运气均等主义有一个概观式的了解，包括它的预设和道德根据、内涵和后果。

编选说明

导论

平等的诸原则

运气与应用

论应得的应得

努力、能力与个人应得

罗尔斯的应得与正义 

均等主义与个人应得

运气、机遇与责任

平等与福利机遇的平等 

争论：阿内逊论福利机遇平等 

争论：福利机遇的平等——捍卫与放弃 

论均等主义正义的通货 

均等主义、选项运气和责任

运气均等主义：放弃还是修正

作为一种道德理想的平等 

平等与优先主义 

平等、优先性与社会正义 

平等的意义何在? 

运气均等主义与优先主义 

运气与平等 

运气与平等 

总结

平等：责任与运气 

附录一 进一步阅读文献

附录二 编者和作者简介

后记

如果道德理论为非歧视性原则所统辖，那么它们是严格均等主义的。这个统辖意指这些原则在冲突的情境中永远不或相对极少被压倒。在一种意义上，这意味着均等主义原则在这种理论中是最重要的。在另外一种意义上，这些原则是次要的，因为它们仅仅调整主要的资格——对于机遇、幸福和福利等——原则的应用。均等主义观点可以在他们认同的均等主义原则的细节上不同，也可在基本的资格原则上不同。但并不是每个资格原则都可以形成均等主义理论的根基，因为不是每个资格原则都能被非歧视性原则合理地调整，只有非饱和原则能够做到。

一个饱和原则是要求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能够及时地被完全满足的原则，这样无论如何它们不可能在更高程度上被满足。一个不可饱和的原则是这样的原则，在原则上它总是可以得到更多的满足。比较：

(E)全部有资格得到最大的快乐；

与

(F)全部有资格满足他们的需要。

可以理性地认为(F)是可饱和的，然而(E)不是，即在某个时刻，个人的所有需要得到完全满足是可能的，但他总是能够拥有更多的快乐。对于冲突的情境，可饱和的原则具有不同于不可饱和原则的意义。一个人离饱和点越远，对于他有资格得到的东西的要求就越强。那些对G的需要满足得少的人具有更强的要求来得到下一个G。对于不可饱和的原则来说，没有类似的方式来评估理由的强度，因为没有一个饱和点，可以度量一个人与它的距离。在许多情形中，谈论度量它到一个零点的距离也是没有意义的；“一个根本没有快乐的生活”并不具有太大的意义。在这种情形中我们判断互竞理由的强度是通过比较性判断：那些具有较少的人具有较强的要求等。这恰恰是非歧视性原则告诉我们要做的，我们通常也正是诉诸这种原则来调整不可饱和原则的应用。

认为非歧视性原则仅仅只有一种用途，即调整不可饱和的资格原则的运用，这是错误的。它们有极其多样的其他用途，特别是作为教育性机制。在小的和亲密的群体中，它们也有象征的和表达性的功能(如当一个人拒绝一个利益是因为他的朋友不能享有它)或者是具有象征价值的地位(如总统等)。它们可以具有其他合法的用途，但是无疑它们最重要的政治用处是作为均等主义理论中的均等主义成分。一个严格的均等主义者将以非歧视性原则为分配理论的唯一根本原则——而不是视它为调整独立的、不可饱和的原则的应用。但是这种单纯的均等主义立场具有太多的愚蠢后果而无法严肃对待：仅当和因为没有任何人受到伤害等，它们才认为一个人有资格不受到伤害。换句话说，它们不允许对于接受者的任何独立的善与恶。他们资格的唯一根据是关系性的。更为合理的均等主义理论由不可饱和的资格原则与调整它们的运用的严格的均等主义原则(它们本身是可饱和的)所组成。

严格的均等主义受限于不可饱和的原则，这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单纯的逻辑技术的结果。严格均等主义的不可饱和原则的预设揭示了它对于个人的消费者观念的承诺(如我修辞性地称它的)。对于个人的消费者观念的承诺正是严格均等主义理论的主要弱点。但这是一个大的论题，它是一个不仅仅影响到均等主义，而且影响到所有基于不可饱和的原则的道德理论，更为显著地是所有功利主义的变体。故在此我将不讨论这个问题。我将以试图表明为什么严格的均等主义预设了人的消费者观念来做结，即使这点我也将只是进行例证。

绝大多数盛行的均等主义原则属于以下四种类型中的一种：(a)全部有资格得到平等的尊重；(b)全部有资格得到平等的机遇；(c)全部有资格得到平等的福利；(d)按需分配。如我们所见，平等尊重的原则是人道主义的认可，一般而论它们是二阶的原则，即哪类原则的陈述是可接受的。它们本身并不是确定特定资格之根据的资格原则。人道主义意味着，因为所有人都得到计算并且各种资格是为了所关涉者的善，因此它们必须不把任何人排除在外。平等尊重的支持者在它们中间看到的不仅仅是这里所表示的，因为他们着手发展一种善的观点，并且视这种善的观念为尊重原则本身所蕴含。然而，将一个人的实质性的福利学说(当一个人过得好时)同有资格者应该包括所有人的原则分离开来，这是更好的。

平等机遇的原则比其他的原则遇到更大的定义问题，因为最终只有基因的同一性与环境的每个特征的同一性才能提供平等机遇。一旦已经提供所要求的那种澄清，这些原则在某些人的手上可以视为变成了需要原则(d)的扩展，在另一些人的手上变成了被弱化的福利原则(c)，在绝大多数不关注确保平等机遇的冲突情境中让步。

“按需分配”是一个可饱和的原则，一般而论无法成为完备福利学说的唯一原则：一旦人们的需要已经被保证之后，对于额外的资源可以怎么办呢?即使不是所有需要都已经被满足了，但是那些不能用来满足这些需要的其他资源又怎么办呢?这些并不单纯是修辞性的问题，它们是所有富裕社会都面临的问题。即使都同意需要的满足应该优先于所有其他的原则，一个人显然也还是需要其他的原则。当福利解释为可饱和的概念时，对“所有人得到平等雷利”的学说也可说相同的话。例如，有种幸福的观念，据此一个幸福的人不可能再幸福了。

P16-17

作为可以追溯到17世纪的“古代人与现代人之争”的产物，现代性从它肇端的那天起就注定了并不是一种单数的存在。正如启蒙运动是一种复数的存在，作为现代性之政治表述的自由主义也可以被区分为英国自由主义、法国自由主义、德国自由主义，如此等等。这种“道术为天下裂”的原因不但应当到诸如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等方面去寻找，更应当用现代性规范论证的基本结构来说明。德国哲学家汉斯·布卢门贝格关于现代性的经典定义最好地阐明了这一点，按照他的洞见，现代性包含自我奠基和自我肯定两个维度。从表面上看，自我奠基是一种理论关切，自我肯定则是一种实践关切，但实际上它们只不过是作为“规范的唯一来源”的主体性原则在两个不同层面上的体现。更为重要的是，“向自身内部寻求规范”和“反思能力运用于自身”(哈贝马斯语)的结果是：笛卡尔的自明原则是一种自我奠基，孔德的实证精神同样是一种自我奠基；霍布斯和洛克的“自我所有”是一种自我肯定，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主义也同样是一种自我肯定。于是就有所谓现代早期和现代晚期之说，斯特劳斯则有著名的现代性三波之论，而现代性冲动中潜在的虚无主义倾向更是悖谬性地成了滋生后现代犬儒主义的沃土。

无论就西方政治哲学还是中文政治哲学的语境而论，以斯特劳斯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浪潮的最大贡献都在于使人们重新认识到，“古代人与现代人之争”并没有随着政治现代性的崛起丽寿终正寝或偃旗息鼓，而是内化到了后者的基本结构之中，并成为现代性政治论辩的基本视域。但问题在于，并不是只有斯特劳斯主义者有见于此，毋宁说，这种认识应当是现代性的任何堪称健全的自我展开和自我认知的题中应有之义。现代政治哲学中洛克传统和卢梭传统的分野与争雄即其显例。而新保守主义者极力诟病乃至于轻薄讥诮的罗尔斯的正义论之所以能够拨动西方智识人的心弦，触动他们的神经，并不仅仅在于它在公共政策层面上为当时流行的福利国家模式提供了表面化的理论论证，而在于敢于直面西方现代性内部自由价值与平等价值之间的内在冲突和紧张，并通过发展和提高康德式契约论的论证水平，调和与综合洛克和卢梭的政治遗产。而哈贝马斯更是在与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奋争多年之后，最终把现代性规范内涵之锚泊定在它的政治维度上。具体来说，商议性政治观基于卢梭和康德关于公域自主和私域自主同宗同源、共为基原的直觉，试图通过阐明人民主权和人权之间、民主和法治之间、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之间的内在概念联系，把自由民主的实践激进化，从而扬弃作为现代性之政治表述的自由主义和作为西方最古老的政治传统的共和主义这两种互竞的政治哲学范式之间的时代错乱的抽象对立，实现自由与归属的平衡与和解。

因此，如果说自由和民主是政治哲学的两个最基本概念，那么自由与民主的二元性和内在张力就既是政治现代性区别于古代政治的根本标志，也是政治现代性的动力机制。自由与民主之间的二元性又进一步体现为自由内部的二元性即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以及民主内部的二元性，即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但是，无论是政治现代性内部的洛克传统和卢梭传统的对峙，还是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或共和主义的论战，都没有越出以上诸种二元性的概念樊篱。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出现了第三种自由概念和民主模式。这种同样以复数形式出现和存在的概念和模式试图突破传统自由主义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正当与善、国家与社会甚至民族国家与世界主义的二元区分，提出了使得政治哲学能够更为充分地应对文化多元和道德冲突的严峻事实的新思路。毫无疑问，无论从哪个角度和哪种立场看，中文政治哲学的成长和构建都不能自外于这一脉动中的大潮。我们必须立足于自身的传统，从中国社会转型的情境需要和问题意识出发，在重新审视自由和民主概念的基础上，把批判性的视野进一步伸展到平等观念、公民德性理想、分配正义模式以及国家的中立性和文化的理想等更为广阔的论域中去，如此才能为中文政治哲学的成熟形态乃至于中华民族的政治成熟提供丰富的滋养和坚实的根基。

要达成这一目标，我们不但需要清除理论认识上的重大误区，更需要脚踏实地的艰苦工作。我们一方面要避免闻新保守主义之风而动，轻率地无视和否定西方主流现代性政治哲学之与当代中国语境的相关性，这显然是因为，如果说在哈贝马斯所言说的语境中，现代性尚且是一个“未完成的谋划”，那么在“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当代中国则更是如此。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由于回避原子主义政治文化的本体论痼疾，“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自由主义不但无力解决自由多元社会的自我赓续问题，而且由于政治哲学目标的自动降格，更极大地遮蔽了一种扩展的反思平衡和视界融合在全球普遍交往时代的必要性和可欲性。在这个意义上，这种自由主义不但是不现实的，而且是种族中心的。正如消极自由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可坐而享之的或形而上学上清白的，而是长期政治斗争的结果，并且从一开始就与近代机械论的形而上学自然观联系在一起；积极自由也并不总是灾难性地与唯理主义的一元论形而上学难分难解，而是可以通过创造性的转换，以回应价值和文化多元时代的挑战。

基于以上的考虑，我们与江苏人民出版社创设了这个“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读本”系列。置身于当代的语境，本系列将不但重视政治哲学的“政治”方面，而且重视政治哲学的“哲学”方面。它的主旨则是围绕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重要和核心的观念、问题、流派乃至于人物，请相关方面的研究人员自行编选专题文集。这样做一方面发挥了编选者的能动作用，体现了某种独特的认知效能，有益于提升翻译工作的品位；另一方面加大了单本书的信息量，也为相关领域的从业和爱好者提供了入门津梁，可以作为各专题研讨的基本读物，相信学术界和读书界都会欢迎这样的形式。我们期望并且相信，经过中文政治哲学同仁们卓有成效的努力，当代西方主流政治哲学的面貌必定能够以这种既不失客观公正、又富于个性特色的方式展现在参与塑造汉语学术自主形态的人们面前，并成为这一同样“未完成的谋划”的内在、重要和有机的组成部分。

应奇 刘训练

2006年10月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本论文集的翻译开始于三年前，尽管那个时候根本没想到会把这些译文结集出版。因为阿马蒂亚·森与哈耶克的理论冲突，我从经济学转向了伦理学，考入北大哲学系从事平等理论的学习与研究，试图为他们的分歧找到理论依据。因此，我博士期间的学习最开始是从森的平等理论入手的。但为了更好地理解平等理论，我收集了一些与平等相关的论文。在阅读过程中，我发现当今西方平等理论中讨论的焦点是运气均等主义理论。而为了精确地理解那些论文，我几乎是半翻译半阅读的。

然而，将这些译文结集出版的想法，却只是一年前的事情，并且是出于浙江大学的应奇老师的建议。一年前，在应老师所主编的关于森的论文集中，我翻译了几篇文章。尔后他鼓励我以毕业论文的主题出一个专题译文集。与此同时，他不辞辛劳与麻烦为译文集的论文寻求版权，并且联系出版社。因此，可以说，没有应老师的热心帮忙，这个译文集的出版是无法想象的。在此向他表示深深的感谢。

由于接手这个翻译任务时，正是我博士的最后一年，整天忙于写论文，因此，尽管实际的工作三年前就开始了，但依然未能如愿地在毕业之前完成这个任务，而是把这个工作拖到了我现在的工作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此，我也得到了院里的理解与支持，从而能够抽出时间继续这个遗留的工作。这里，既要对江苏人民出版社在时间上的宽容表示感谢，也要对人文学院的理解与支持表示感谢。

我相信，所有进行过严肃的学术翻译的人，都深知此事的艰难。于我而言，因为在语言上天生驽钝，则更觉艰难。因此，译事的信、达、雅标准是我心向往之却无法企及的标准。由此，我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减少理解上的错误，在此基础上寻求语言的通顺性。当然，能力的不足并不能为缺点与错误辩解，尽管其在所难免，但所有的翻译责任自然由译者个人承担。

欢迎对译文的批评与改进意见，也希望与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进行交流，联系方式onlyZhong@163．com。

译者

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周转房

此书的编选和翻译概观式的反映了当代西方平等理论中的一个主要流派：运气均等主义。从整体上看，文集中的论文从正反两个向度为我们展示了平等理论在当代西方发展的一个缩影。对于关注平等和研究平等的人来说，本书所提供的资料与独特的理论视角有着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它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洞见到平等这一当代主题的走向。

——邓正来(吉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