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的兴趣爱好与传奇经历中，人们可以看到公元20世纪古老中国的风土人情和沧桑变化；

从他的一串串丰硕的学术成果里，人们可以触摸到公元20世纪中国文博事业从无到有、曲折起伏的发展脉搏……

本书是关于介绍“郑振铎”的专著，具体包括了：求学京师的学生领袖、“复社”逸事、政治要民主文艺要复兴、这次是真的“走”了、拆除城墙问题、三代总理、终圆敦煌梦、人民的重托、毛泽东的“误会”、乘风破浪驶向新社会等方面的内容。

前言

一 瓯江(公元1898～1917年)

 (一)出生在温州的福建人

 (二)坎坷的青少年时期

二 燕山脚下(公元1917～1921年)

 (一)求学京师的学生领袖

 (二)文学研究会的成立——走上文坛

三 十年编辑生涯(公元192l～1931年)

 (一)主编逸事

 (二)“漫画”一词的由来

 (三)“长乐郑振铎”——恋爱与婚姻趣事

 (四)第一部传世力作——《文学大纲》

 (五)“游学”欧洲

四 三校名教授 两部传世作(公元1931～1937年)

 (一)《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诞生

 (二)一座“俗文学”的丰碑

 (三)良师与益友

五 太阳旗的阴影下(公元1937～1945{F)

 (一)“战号”吹响了

 (二)“匈奴未灭，无以家为！”

 (三)“复社”逸事

 (四)战斗的笔

 (五)“蛰居”生活

六 “天亮”以后(公元1945～1949年)

 (一)痛定思痛

 (二)政治要民主文艺要复兴

 (三)陶俑惊梦——《中国古明器陶俑图录》出版始末

 (四)“文物的事情问郑振铎”

 (五)乘风破浪驶向新社会

 (六)中国人民的代表——布拉格之春

 (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七 从政卜年(公元1949～1958年)

 (一)人民的重托

 (二)毛泽东的“误会”

 (三)城墙的拆与留

 (四)情系莫高窟

 (五)给周总理的一封信

 (六)书比命重要——“宝礼堂”的回归

 (七)团城的命运

 (八)长陵与定陵

 (九)三代总理

 (一○)终圆敦煌梦

 (一一)生命不息笔耕不辍

 (一二)他成了一面“白旗”

 (一三)这次是真的“走”了

 (一四)魂兮归来

结语

附录

 (一)长安行

 (二)拆除城墙问题

 (三)生平简表

后记

最早研究老舍的文字

公元1926年6月的《小说月报》“最后一页”的作品预告栏内，有这样一小段文字：“舒庆春君的《老张的哲学》是一部长篇小说，那样的讽刺的情调，是我们作家们所尚未弹奏过的。”

舒庆春就是老舍。《老张的哲学》是他的处女作。当这篇小说在《小说月报》当年7月号刊出第一部分时用的就是“舒庆舂”这个名字，而从8月号刊出第二部分时则改用了“老舍”这个笔名。从此，“老舍”和他的《老张的哲学》渐渐为读者们所熟悉。

写这段“预告”的人，就是《小说月报》的主编郑振铎。虽说文字不过寥寥数语，也算是第一篇研究和介绍老舍的文字了。

公元1927年1月的《小说月报》“最后一页”栏内，又有一段介绍老合作品的文字：“从第三号起，将登一部长篇小说《赵子日》。那是一部篇幅很长的作品……《赵子日》的作者，为写了《老张的哲学))的老舍君。而这部《赵子日》较之《老张的哲学》更为进步，写的不是那一班教员闲民，写的乃是一班学生，是我们所常遇见所常交往的学生。老舍君以轻松微妙的文笔，写北京学生生活，写北京公寓生活，是很逼真很动人的。把赵子日几个人的个性尤能浮现于我们读者的面前。后半部的《赵子日》却过于严肃的叙述，不复有前半部的幽默，然文笔是同样的活跃。且其以一个伟大的牺牲者的故事作结，是很可以使我们有无穷的感喟的。这部书使我们始而发笑，继而感动，终而悲愤了。”这一段精彩文字的作者也是郑振铎。因此可以说，最初把老合作品介绍给读者的是《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而最早研究老合文字的人也是郑振铎。

老合公元1924年去英国，在伦敦的东方学院教中国语文。这一时间，他结识了在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史的许地山，并成了好友。在许地山的鼓励下，他开始写小说，并由许地山推荐给郑振铎。《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日》在《小说月报》上的相继发表，大大鼓舞了老合。他接着又写出了《二马》，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那时候，郑振铎和老舍只是开始有了文字的联系，并未见过面。直到公元1927年郑振铎去欧洲，才在伦敦见到了老合。公元1930年初，老合先生由伦敦转道新加坡回国，途经上海时就是下榻在郑振铎家。他的那篇童话小说《小坡的生日》的最后两万字(总共约六万字)，就是在郑振铎家里完成的。福州人的生活习惯是早晚两餐粥，只有中午才吃干饭。郑振铎怕老合先生不习惯，总是让母亲下些面条或蒸些包子、镘头给老合先生吃。郑振铎每天忙完了自己的工作，晚餐后便和老合先生在书斋中泡一壶上好的花茶，两人品茗夜谈，十分融洽。他们有时也喝些黄酒或白酒，酒菜无非是花生米、豆腐干之类。

老合先生在郑家小住了约半个月便整装北上了。这是郑振铎和老合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从此，他俩成了莫逆之交(图二四)。

2．巴金的出现

公元1929年初，在中国文坛升起了一颗灿烂的新星。随着长篇小说《灭亡》在《小说月报》1月号至4月号的连载，人们开始注意到了它的作者“巴金”这个陌生的名字。《灭亡》在《小说月报》载完了，该刊主编郑振铎在币J物的“最后一页”栏中写道：“曾有好些人来信问巴金是谁，这连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一位完全不为人认识的作家，从前似也不曾写过小说。然这篇《灭亡》却是很可使我们注意的。其后半部写得尤为紧张。”在当年12月号的该刊“最后一页”栏中，郑振铎又特别地提到了《灭亡))，认为它“将来当更有受到热烈的评赞的机会的”。从此，“巴金”这个名字和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打响了第一炮，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郑振铎的两个“最后一页”则可认为是最早研究巴金的文字。当时的巴金由此所受到的鼓舞有多大是可想而知的。因为这由此决定了他一生所走的道路。巴金在以后的岁月里就曾多次说过：“在发表《灭亡》之前，我做梦也想不到我会成为‘作家’。”

其实，早在公元1922年郑振铎主编《文学旬刊》时，就曾收到过一篇署名“佩竿”的诗《被虐者底哭声》。当时，此作虽还很稚嫩，但主编觉得它在内容上是响应了文学研究会“血和泪的文学”的号召精神的作品，于是便发表在了当年7月21目的该刊上。此后，“佩竿”在郑振铎的帮助下，又陆续发表了一些诗文，并给郑振铎写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中表示热烈拥护他的关于文学“应该与这腐败的社会争斗”的思想，并对他的诗《悲呜之鸟))表示极为佩服，说“我读这篇时已陪了不少的眼泪了”。最后，“佩竿”还请求郑振铎“常通信教导我”。这封信随即被郑振铎发表在当年9月11日的《文学旬刊》上。公元1923年5月，“佩竿”在成都《孤吟》杂志上发表的《报复》，就是在郑振铎的《死者》一诗的影响和启示下写成的。其实，这个“佩竿”就是“李佩竿”，即巴金的原名。这说明早在他以“巴金”的笔名发表小说《灭亡》而一举成名以前，他就与郑振铎开始了联系，并且是在郑振铎的帮助和支持下逐渐成熟的。而在郑振铎收到和发表《灭亡》之时，却不知道这个“巴金”就是七年前他主编《文学旬刊》时的那个年轻人“佩竿”。

随后不久，当郑振铎又读到巴金寄来的第二部小说《死去的太阳》初稿时，却将稿件退还了作者。这说明作为刊物主编的郑振铎为了保证刊物的质量，绝不无原则地去迁就作者，即使对已初露锋芒的巴金也不例外。这样做恰恰是对巴金这个文学青年的另一种帮助。巴金在后来回忆此事时说道：“编者的处理是很公平的……为了退稿，我至今还感激《小说月报》的编者。一个人不论通过什么样的道路走进‘文坛’，他需要的总是辛勤的劳动、刻苦的锻炼和认真的督促。任何的‘捧场’都只能助长一个人的骄傲而促成他不断地后退。”  

后来，巴金和郑振铎成为文坛挚友。郑振铎去世后，巴金在《悼振铎》一文中写道：“他关心朋友，也能毫无顾忌地批评朋友，而且更喜欢毫无保留地帮助朋友……三十几年来有不少的人得过他的帮助，受过他的鼓舞，我也是其中之一。”此时的巴金，一定想到了他以“佩竿”的名字最初寄给《文学旬刊》的诗，一定也想到了他第一次用“巴金”的笔名写的《灭亡》(图二五)，更使他忘不了的是那《死去的太阳》的退稿……

巴金成名后，也曾对郑振铎有过误解，尤其是对郑振铎不遗佘力抢救古书而写文章批评过他。这曾经使巴金内疚不已。到了晚年，巴金在病榻上用尽最后的余力，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是《怀念振铎》(未完稿)。在此文中，他用歉疚的语言写道：“我批评他‘抢救’古书，批评他保存国宝，我当时并不理解他，直到后来我看见他保存下来的一本本珍贵图书……我才了解他那番苦心。我承认我不会做他那种事情，但是我把他花费苦心收集起来翻印出来的一套一套的线装书送给欧洲国家文化机构时，我又带着自豪的感情想起了振铎……”他在文章最后写道：“今天又想起了振铎。”对他之所以要再写《怀念振铎》这篇文章时，他说：“我对自己说‘这该是我的最后机会了’。”全篇文章中满含着他对郑振铎的无限怀念，读来为之动容，催人泪下，令人想到两位文坛挚友一生的坦诚交往和深情厚意。P30-35

公元1958年10月20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早问新闻播出了一则令人惊愕的新华社消息，当日上午《人民日报》和首都北京各大报刊也都在头版镶着黑色的边框中报导了这一消息“新华社19日讯，10月17日由北京飞往莫斯科的‘图一104’客机一架，在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卡纳什地区失事。乘客和乘务员全部牺牲。乘此飞机的有我国前往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访问的文化代表团团长郑振铎、副团长蔡树藩、团员……”

“郑振铎”这个名字，对中外学术界，特别是对文学界，是大家所熟知的。突如其来的噩耗，如同晴空中的惊雷，震动着他的亲人和每一个熟悉他的人的心弦。朋友们老泪纵横，同志们垂首默哀，亲人们悲痛欲绝。古老的庭院，秋风萧萧，群花凋谢，黄叶沙沙，似在为他的主人唱着哀歌。人们呼唤着“振铎”、“铎兄”、“西谛”……呼唤声直上万里苍穹，但是没有回答，正像他一样已一去不复返了。老友郭沫若、茅盾(沈雁冰)、叶圣陶和赵朴初等流着热泪写下了悼念的诗句(图二)。其中茅盾在《挽郑振铎兄》的诗里写道：

惊闻星陨值高秋，冻雨飘风未解愁。

为有直肠爱臧否，岂无白眼看沉浮。

买书贪得常倾箧，下笔浑如不系舟。

天吝留年与补过，九原料应恨悠悠。

一张张唁电、一封封唁函雪片似地纷纷扬扬，落满了治丧委员会的办公桌。一篇篇悼念文章、诗词发表在各地的报纸上与刊物中……

人们谁能相信，郑振铎这样一个生龙活虎、精力充沛、热爱生活的人，竟会像流星似地在高空中突然消失了呢！他的好友巴金在《悼振铎》一文中写道：“像他这样充满生命力的人，这样始终乐观的人是不可能死亡的。甚至在他的骨灰送回来以后，我和一个朋友站在他的故居那两扇小门前按电铃，我还期待着他走出书房来迎接我们，我还期待着他一声爽朗的笑和一次紧紧的握手……”

后来听说，当地牧场的一位牧羊老人半夜听到羊圈里羊群阵阵焦躁不安的叫声，以为是狼来了，赶忙出门查看。忽见夜空中一团耀眼的火球划过一道闪亮的弧线堕落在远处地平线下，随着一声震天撼地的巨响后，便没有了声息……

又据当地一机场的值班导航员讲，他只听到这架“图-104”客机的机长——一位苏联金星奖章获得者曾在对讲器中高呼了一声：“同志们永别了！”接着，便是“轰”的一声如炸弹爆炸的声音，过后就在雷达上消失，从此失去了联系……

至于该机失事的原因何在？由于机上无一人生还，恐怕永远是个谜了。

“燕子归来寻旧垒”。春天来了。春是一年的开端，春是一年的希望，春风还为我捎来了今年的第一个好消息：前几天文物出版社的周成先生来电说《中国文博名家画传·郑振铎》一书近期将可付梓。为此，我甚感欣慰！为父亲编写一本图文并茂的画传，是我多年的一个夙愿。

记得大约在上世纪80年代，我也曾为文物出版社编过一本《郑振铎》的书。限于当时的具体条件，该书不仅图片全部为黑白的老照片，文字也只是配合图片的一种图解式的说明。因此，充其量它只能算是一本尝试性的画册而已。不过，说心理话，当时我对文物出版社约我来编写这本画册已经很满意。书出版后，除了出版社给我的样书，我又买了不少，而且很快就都送光(有的朋友一次就向我要了三四册)。因为在那时这毕竟是第一本介绍郑振铎的画册，不少朋友都想先睹为快，其中不乏景仰他的人。

不少朋友在看过此书后，对书的图片质量有些不够满意，同时也觉得文字过于简单。我对此也感到有些遗感……为弥补上述不足，多年来，我一直发愿要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为父亲重新编写一本图文并茂的画传，还要尽可能地增补一些彩色图片。

终于在去年的一天，周成先生和我联系，约我来编写这本《中国文博名家画传·郑振铎》，并赠我一本一看就很喜欢的《中国文博名家画传·王世襄》来作参考。

经过数月的辛劳，我在去年深秋完成了这本包括十佘万字及一百六十幅左右黑白和彩色图片的画传。当我向出版社送交了书稿后，归途中有一种心愿终于实现的难以言表的愉快感觉！

本书在忠于史实的前题下，力求文字上的可读性。同时还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父亲生活的那个年代(上世纪中叶以前)几乎没有彩色照片，有些早期的照片因年代久远已十分模糊，这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出书后的画面效果。因此，我尽可能把近些年拍的一些与父亲有关的彩照(如父亲当年的几处旧居、母校的父亲铜像、家乡以他命名的公园以及百年诞辰的一系列纪念活动)增补进书里。我觉得这样会使本书更好看些，更亮丽些，使凝重的历史更生动些。未知读者诸君认同否?

当我为本书画上最后一个句号的今天，申城春意盎然，窗外绿柳依依，园中迎春、玉兰、桃花竞相绽放。小寓门前一条长长的小河，泛着涟漪流向远方，接上了白云，接上了蓝天……我忽然仿佛看见了父亲正在他曾经描述过的天堂中孩子般地向我笑着，笑着……瞧，他笑得多灿烂啊！

2007年4月11日于上海万科城市花园优诗美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