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这一个个政治风暴、政治漩涡，龚育之有历史的机遇，亲历了这些事件，近距离地观察、体验了这些事件。本书主要选编龚育之关于不同人物的印象记，同时，兼及人物传记。形成中国各界人物的群体形象，从而有可能呈现出千姿百态的人物画廊，使读者对历史的触摸，因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强烈反差而变得生动起来。

研究当代的历史，是一件很有兴味的事情，因为我们都从这历史中走过来。我们曾经竭尽绵薄参与推动这历史，又曾身不由己被这历史所推动。这使我们在研究中产生特殊的亲切感，又产生特殊的沉重感，但并不因此而使我们更容易看清、看懂这历史。

本书主要选编龚育之关于不同人物的印象记，同时，兼及人物传记。采取集中描写同一主题的方式，或个人一生扫描，或某一事件描述，突出亲历者的回忆，其叙述也尽量立足于历史文献的记录。

自序

几番风雨忆周扬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之一

《科学十四条》和广州会议——《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之二

《汇报提纲》的前前后后——《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之三

中宣部里看傅鹰

胡绳琐忆

胡绳晚年论胡适

彭真、许b群与北大社教——我的所见所闻

“故人长忆亦长磋”—一悼党史学家郑惠老友

我的第二个上级——怀念秦川同志

听毛泽东谈哲学

《周扬集外集》序

两件事忆沙洪

《如烟如火话周扬》序

我所知道的陆定一

我的第三个上级一于光远素描

关于四个历史材料的说明

编后记

六、李之琏和于光远

科学界的反右派斗争，周扬没有过问。中宣部的反右派斗争，开头斗的是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好像他也没有过问。后来发展到反对李之琏同志等领导干部，周扬过问了。李是中宣部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文联作协的党委属中宣部机关党委领导，李作为党委书记，受理了丁玲、陈企霞对一九五五年定他们为“反党小集团”一案的申诉，采取了听取意见、客观调查的公正态度。这在丁、陈被打成大右派以后，就成了“为丁、陈翻案”的大罪状。中宣部对李的批判，先是在小会上，后来扩大参加者的范围，我们这样的一般干部都被扩大进来参加过几次。正是在这些会上，我亲眼见了周扬疾言厉色、咄咄进逼、令人可畏的一面。

不过，中宣部后期的整风中，在批评于光远的几次中型会议上，周扬给我们的印象又有不同。对于光远的批评，没有上到右派的纲上，但是有些发言还是相当尖锐的。最使我们困惑的一个问题是，有些发言似乎是批评于光远和他主持的科学处不该反映那么多科学家的意见，似乎热心于反映科学家的意见，就是代表科学家，就是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乃至于就是做了右派的传声筒。周扬听了会上的发言，作了总结。这总结很巧妙，或者说，很策略。通篇都是批评，但站得很高，没有太多具体的指责。代表科学家的问题，从两个方面立论，既说了只要是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作为中宣部的科学处，当然要向党中央反映科学界的意见，转达科学界的呼声，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就是要代表科学界，另一方面又说了，如果怎样怎样，那当然就要失去立场……这里记下的只是他讲话的大意，或者说，是经过我的印象和记忆过滤了的大意。总之，我们科学处的许多人从他这个发言中感到既受到了批评，又受到了保护。

七、《科学十四条》

周扬在管自然科学工作方面做过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恐怕要算是一九六一年四月他在中国科协全国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并不是一次特别重要的会议，报告的记录稿也没有整理成文，正式发表。似乎只不过是周扬数不清的内部讲话中的一次而已。《周扬文集》没有选这一篇。我想，这是编选者不熟悉自然科学方面情况的缘故。在我看来，是应该选入的。不单是因为这对周扬来说是他管自然科学工作的一篇代表作，他的文集应该包括这一侧面。更重要的是因为这篇讲话是在全党进行政策调整的时候讲的，是在听取了科学工作方面几年来在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方面的许多问题的情况汇报的基础上讲的，是为了纠正违反这些政策的“左”的错误而讲的，是在许多问题上讲得相当中肯的一篇讲话。当然，对“左”的错误的认识，那时还不彻底，但确实在认真地纠正一系列当时已经认识到的“左”的错误。讲话的当时和传达以后，受到科学界的极大欢迎。

这时，中央科学小组组长聂荣臻同志正在准备制定《科学十四条》。周扬这篇受到科学界欢迎的讲话，自然受到主持这个文件制定工作的领导同志们的注意和重视。于光远作为中央科学小组的一个成员，参加了文件草稿的讨论，我作为科学处的干部，从整社的农村回来，参加了十四条后期修改的文字工作，以及聂总关于十四条给中央的长篇报告起草的文字工作，是同聂总的秘书甘子玉、张劲夫的秘书吴明瑜等几个人一道执笔的。我们都很赞成周扬讲话中的许多好意见并努力把它们反映到两个文件中。陆定一同志关于百家争鸣方针，这时也讲过一些精辟的意见，我们也努力把它们反映到两个文件中。按于光远的说法，这叫做科学处参与“笔政”。科学十四条，第一条就是：“提供科学成果，培养研究人才，是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后来简称为出成果，出人才)。聂总关于科学十四条给中央的报告，讲了七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与专问题”，第二个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两个文件和文件的这些部分都是集中各方面意见包括许多领导同志意见的结果，而周扬那篇讲话中的不少意见，也反映在这几个部分中。说周扬这篇讲话重要，必须联系这个背景来理解。

此文现在在中国科协编的《科学技术团体史料·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至第二次代表大会之间的重要文件》中，可以找到。

八、《文艺八条》

在中央调整农村政策(从紧急指示信十二条到农业六十条)的启动下，党在各方面的政策都进行了调整，进入了以调整为特征的历史时期。科学、文艺、教育，这三个知识分子部门的政策调整，科学是走在前面的，中央科学小组是走在前面的。科学影响到文艺。周扬说过，科学十四条搞得不错，使他决心要搞文艺的条例，这就是后来的文艺十条和八条。

文艺十条的起草，都是文艺家和文艺处的干部参加。那时，我在参加高教六十条的修改。在文艺十条修改为文艺八条的过程中，叫我这个科学处的干部“客串”了一段。这一段修改是在陆定一指导下，童大林来主持的。周扬也过问，但不很多，他说过些什么，我记不起来了。只记得，童大林按照陆定一的意思，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要单列一条，同科学十四条和高教六十条中一样。他们很重视把这一条写透彻，写突出，说这是中国党的学术文艺政策的创造，周也同意。童还根据陆的意见，主张党对文艺作品就是从政治上来判断，划分三类：一类是政治上有益的东西，党就采取提倡的态度；一类是政治上有害的东西，党就采取反对的态度；一类是政治上无害的东西，党就不要管它，采取容许的态度。党就从政治上管，不要从艺术上管。创作思想上艺术方法上的是非优劣，那是文艺专家的事，让他们自己去讨论，去实践，党不要管那么多，党的文件里面也不要写那么多。他们觉得十条中这方面的内容多了一些。对于这个意见，周也表示赞成。不过，他讲了一个我过去不知道的情况。他说：政治上有益，有害，无害，这样的三分法，本来是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的时候提出来的，但是那是针对如何对待旧剧目而提出来的，那时规定，旧剧目中政治上有益的东西，加以提倡，政治上有害的东西，则要禁止，政治上无害的东西，可以容许，不要去禁止。用行政命令禁止的，不应太多。第三类无害的，占旧剧目的大多数。这样的政策，当时写成一篇社论发表，起了很好的作用。(根据周扬讲的这个线索，我去查了一下，果然有这样一篇社论，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题目叫《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

周扬又说：对旧剧目，这样划分，就很好了，足够了。然而，现在是对我们的文艺家自己的创作来说这个话，这就有所不同了。如果党只是说这些作品政治上无害，可以容许，那么，文艺家会怎么想呢？他们会想，我们写的东西不过“无害”而已，虽然可以容许，写这样的作品，又有什么意义呢。周扬主张，在这个文件中讲三分法，第三类应该叫做“政治上无害，生活上艺术上有益”，说明写这样的作品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记得在文艺八条中，这个问题就是按周扬这个修正方案写的。

九、文科教材建设

至今我也没有想明白，为什么自然科学十四条、文艺十条、高教六十条，都制定了，就是没有制定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条例，甚至都不记得有制定这样条例的动议。大概是哲学社会科学同党的理论建设、理论斗争关系密切，情况复杂，很难把它当作一个业务部门的工作来制定条例吧。

但是，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方面，周扬从一九六一年四月起，也就是同那几个条例的起草大约同时，遵照中央的部署，领导了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建设的工作。用现在的语言来说，这是一项宏大的建设工程。包括文科七个领域“文、史、哲、经、政、教(育)、外(语文)”，艺术七类专业“戏剧、音乐、戏曲、电影、美术、工艺美术、舞蹈”，几百部教科书或其他形式的教材，网罗了几乎所有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著名专家参加。周扬在许多场合阐述了编著文科教材的一系列指导方针，这些讲话大都收入《周扬文集》了。这些讲话同他关于文艺条例和方针的阐述，是相互呼应的，不妨说是对没有形成条例的社会科学条例的阐述。特别是周扬提出和确认了一系列合乎学术工作规律的工作方法，主要是主编负责制。主编都是饱学之士(就是后来被打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那些人)。主编负责制的含义是：学术问题，参加写作的学者共同研究，但由主编最后拿主意，按主编的意见写。可以同一课程几种教材(如中国通史、中国哲学史)，分别由几位学者任主编，以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周扬准备以他的领导地位和政治影响，来庇佑这项交付给国内这一大批第一流学者的宏大工程。他对主编们说过：政治上我负责，学术上你们负责。当时有人半带敬意、半开玩笑地说：周扬要当一代文宗！

我们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做过多次规划，大多由于政治运动的冲击而没有坚持执行下来。文科教材建设的这次规划，坚持了五年，“文化大革命”中打断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的还在进行，因此收到较多的成果。许多有学术价值的文科教材，不但当时，就是现在，都还是有用的，成为了我们的文化积累。周扬在这方面花的心血没有白费。

十、李秀成

这期间社会科学工作方面还有一件事，我接触过的，就是《历史研究》发表戚本禹批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指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为叛徒，各方反映甚大。记得当时刚好发生英国一位人士送回忠王佩剑给我国博物馆一事，这事说明国际上也同我们国家里一样，把李秀成看作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英雄人物。英雄忽然被指为叛徒，使接受此剑的事，变得很尴尬。戚文发表后，广西来请示：当地民间有把李秀成像印为“门神”的习俗，现在能否继续印这样的像？

一九六三年九月周扬在中宣部召开了一个会，有哲学社会科学部各所负责人、各报刊负责人和史学界一些人士参加。大家议论纷纷，周扬作总结，说：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的人物，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太平天国的李秀成，属于这里面的人物。对这样的人物作否定的评价，不向中央请示，就随便发表文章，是不慎重的，影响不好的。还布置了一些善后措施，无非是不让别的报刊转载之类吧。

不久，就知道毛泽东主席表示了意见：李秀成晚节不忠，不足为训。这样一来，周扬多少有点被动。不过，当时这似乎还不严重，周扬正在全力抓社会科学方面关系全局的一件大事。

P10-15

从《几番风雨忆周扬》、《<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开始，近十年中，我陆续写了一些关于故人故事的回忆文章。其间曾经结集出版，是李辉主编的《沧桑文丛》中的一种，书名为《在漩涡的边缘》。

这书名有点费解。原来想表达的意思是，从《二月提纲》到《汇报提纲》……这一个个政治风暴、政治漩涡，我都被卷了进去，沉了船，没了顶。在当时，那灾难使人恐惧，使人绝望。事后回忆起来，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能有历史的机遇，亲历了这些事件，近距离地观察、体验了这些事件，这不也是一种难得的缘分吗？当然，我不在这风暴、这漩涡的中心。在这中心的，是彭真、陆定一，周扬、许立群这些人物。我只是在漩涡的边缘。离漩涡的中心，还有一大段距离。但是，中心和边缘，又是相对的。相对于彭真、陆定一，周扬、许立群，我是处在边缘；相对于卷入风暴的挨批挨斗的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广大干部来说，我亲历了、近距离地观察了那么多重大事件，又应该说我是处在漩涡的中心，而远非漩涡的边缘。

所以，当我应李辉的要求，扩充我那本《在漩涡的边缘》的时候，除了新增后来写的《胡绳琐忆》、《我所知道的陆定一》等文章以外，书名也作了修改，改为“‘阎王殿’旧事”。

这个书名，也需要解释。

“阎王殿”，这是特定时期的特定用语，是贬称，是恶谥，指的是陆定一、周扬主持下的中宣部，又叫旧中宣部。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这是最先被砸烂的“三旧”。“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这条最高指示一公布，旧中宣部就被砸烂了。旧中宣部的部长和副部长们、大部分的处长和副处长们、什么长都不是只是干事干得多一些的几名干事，都被打倒在地并且扫进了牛棚。

砸烂了旧中宣部，建立的当然是新中宣部。但这新中宣部在混乱中挣扎了大约半年光景，就随着陶铸的倒台而倒台，新任命的副部长们也同旧中宣部的副部长们一起被扫进了牛棚。

自此以后，中宣部这个机构就不再存在了。所有干部，被一锅端，相继到旧北京市委党校去办学习班、到宁夏贺兰县去办五七干校。任务是：斗、批、散。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阎王殿”这个恶谥也在清理之列，党中央为中宣部恢复了名誉。这一页历史已经翻了过去。但是，我这本书的书名，还是用了“阎王殿”这个诨名，一是因为这是一段历史，一是因为别的名称会引起别的麻烦。比如说，可以叫“旧中宣部”，这是正名，而不是诨名。但是，区别于“旧中宣部”的“新中宣部”，又是指的什么呢？是指陶铸的那个半年光景的“新中宣部”，还是指“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重新建立的“新中宣部”？我们是应该强调新建立的中宣部同过去的中宣部之间的新旧对立和断裂，还是应该强调它们之间的历史联系和传承？所以，还不如沿用“阎王殿”这个称呼比较恰当。它当年是个恶谥，现在则成了对一段历史称谓的并无恶意的调侃。

为中宣部“阎王殿”平反，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已经做了，但是，对陆定一、周扬主持下的中宣部的工作做历史评价，则是一个复杂得多的问题。在我这本书里，没有为这段历史做总体评价的意图。这一方面是因为我缺乏这个能力和意愿，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作为一名干事，在中宣部工作涉及的范围有限。我只不过是写了我的一些亲历亲见亲闻，力求不溢美也不饰非，提供一点史料，留给后人评说而已。

我一九五二年从学习岗位调到中南海中宣部工作，到一九六六年中宣部“阎王殿”被摧毁，长达十四年的时间。这是我参加工作的最初的十四年，是我青春美好的多采的十四年。在这十四年里，我结识了一些师友，他们都是一时的风云人物、难得的豪俊之士。他们有长处，也有弱点，有贡献，也有失误。在回忆里写下他们留在我心中的身影，我认为是自己的责任。所写故事，大都是发生在“阎王殿”里的故事，但是我同这些人以后大多还有接触，有些同志，比如胡绳，在新岗位上仍旧是我的领导。所以，对这些故人旧事的回忆，自然而然延伸到我同他们在那以后的接触和交往。

《在漩涡的边缘》出版时，我写了这样几句话：

“研究当代的历史，是一件很有兴味的事情，因为我们都从这历史中走过来。我们曾经竭尽绵薄参与推动这历史，又曾身不由己被这历史所推动。这使我们在研究中产生特殊的亲切感，又产生特殊的沉重感，但并不因此而使我们更容易看清、看懂这历史。”

我在《党史札记》的《书前小引》中重述了这段话，现在在这篇自序里，再一次重述这段话。

龚育之

二○○六年八月七日于北京医院

这是龚育之老师在病中亲手编辑的最后一部书稿。

我在龚老师的指导下，帮助他做些编辑的具体事务。经过一年的工作，这部书稿即将问世。作为编者，我却丝毫没有功成的兴奋，反倒充满哀痛和伤悲，因为，它的作者、我最敬重的党史学家龚育之老师永远也看不到它了！

怆然掩卷，往事如昨。

去年七月中旬，龚老师告诉我：李辉准备再版他的《在旋涡的边缘》一书。那是李辉主编的《沧桑文丛》的一种，一九九八年出的。龚老师觉得原书再版意思不大，考虑到那本书主要是回忆“文革”前中宣部的人和事，这些年他又新发表了一些写中宣部人和事的文章，大概有十来篇吧，他打算增添进去，改个书名。李辉当然赞成。其时，龚老师因心脏病住进医院，而且肾功能衰竭，他嘱咐我帮助他编辑这本书。

义不容辞！我满口答应。

篇目都是龚老师确定的。我的工作，也就是校对文字、核实史料、编排目录，还有配发照片。李辉建议多找些照片，插在书中，增加可读性。这件事多亏龚老师的夫人孙小礼教授，她提供了不少照片。我还请朋友帮忙提供了一些历史照片。

龚老师向来严谨，认真得近乎“挑剔”。按照他的习惯，书编好之后，他一定会自己过目并动手修改的。不过，疾患在身，又是一本已发表过文章的集子，我想他这次不大可能太投入吧。我也尽力把编辑工作做得细致一些，以减少他的工作量。

然而，龚老师一仍旧贯，精益求精。他不仅修改文字，还对内容作了增补。原书《在旋涡的边缘》作了若干文字校改，他将校改的地方折页，让秘书马伟带给我。《听毛泽东谈哲学》一篇，原来发表时有些删节；这次编书，他嘱咐我将原稿的电子文本发给他，他在病房里补充完整。修改三十多处，增加两千多字，补充的几段毛泽东讲话颇有史料价值。((胡绳琐忆》一篇，有个细节我有疑问，作了改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和关锋谈话。这时，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已发表，毛的谈话却没有提及。整整一个月后，十二月二十一日，毛再次在杭州同五个人谈话，谈到了姚文元，谈到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看到材料都只提到后一次谈话，以为“十一月二十一日”是“十二月二十一日”之误。龚老师回复电子邮件说：那个情节不改，他是有根据的，根据的是胡绳自己的回忆，记不清是不是回忆田家英那篇，反正胡绳自己写过，是两次谈话，不是一次，后一次是前一次的继续。一查，果然不错。胡绳在《忆家英二三事》的文章里，就是那么写的。胡绳的文章我也读过，可是我却忽略了这个细节。《自序》有一段话，说“文革”开始后中宣部被砸烂，这个机构就不再存在了。所有干部，被一锅端，相继到旧北京市委党校去办学习班、到宁夏贺兰县去办五七干校。任务是：斗、批、散。“斗、批、散”？“文革”中的标准提法可是“斗、批、改”，“改”与“散”字形相近似，莫非是误排？龚老师回信：“斗、批、散，不是斗批改之误，因为中宣部的结局只能是散，当时对这一类机关都有此提法。”我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惭愧，时时更被他的严谨、敏锐、细心和记忆力折服。

说到细心，他不仅确定选目、审改内容，而且对书稿编辑的细节也有周到考虑，目录编排、照片选择都一一提出要求，连照片和照片的说明文字也让我到医院送他过目。

编好书稿，八月五日到七日，龚老师在病房里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自序，交代这本书的原委。自序说，他无意对“文革”前的中宣部历史作总体评价，只不过是写了他的一些亲历亲见亲闻，力求不溢美也不饰非，提供一点史料，留给后人评说而已。这是他一贯的治学态度和风格。研究历史和写作历史，他从来主张从史实本身出发，按照历史原貌来写；他自己回顾往事，同样如此。

今年二月二十日，出版社寄来书稿清样。这时，龚老师因患肺炎再次住院已近两月，炎症冥顽不去，高烧时退时起，心脏病也在加重。医生严禁探视。二十二日，我打电话给孙老师，询问他的病情，请她转告龚老师：书稿清样已经收到，我会做好校对，请他安心养病。孙老师说，这几天他又在发烧，过几天医生将作会诊。

第二天，接到龚老师的电话，一是嘱咐我将书稿的数字统一为汉码(前一天电话里我告诉孙老师：清样的数字不统一，有的用汉码，有的用阿码)；二是告诉我他正在考虑要不要收入一篇写于光远的文章。这本书原来只收回忆已故者的文章，所以没有关于于光远的回忆。于老和龚老师交往半个多世纪，在中宣部共事十四年，是上下级和同事，更是师生和朋友，历经风雨而友谊弥坚。龚老师回忆中宣部的人和事，缺了于光远，的确是个遗憾。我也觉得应当收入一篇，而且有篇现成的稿子。二oo五年，于老九十华诞。在“于光远学术思想研讨会”上，龚老师作过一个题为《祝于光远九十寿》的发言，概括于老一生的工作和贡献，情真意切，许多与会者称赞他讲得好。会后，《炎黄春秋》杂志还全文刊登了这个发言稿。

第三天，他又打来电话。我谈了想法，他却说那篇只是概括了于光远的工作和贡献，体例也与其他文章不合。他想新写一篇详细的回忆，写于光远的人品和特点，从认识于光远开始写起，题目就叫“于光远琐记”。他说有许多事情想写，文章会比较长。比如于光远和钱，八十年代有人批判于光远“向钱看”，其实于光远是一个不在乎钱的人。他还讲了一个于光远和钱的故事。中宣部里，于光远最有钱，又最不在乎钱。一个服务员偷了他寄给母亲的钱，他竞从未发现。直到东窗事发，法院通知于光远作为证人出庭，于光远还一问三不知：不知他的钱被偷，不知什么时候被偷，不知被偷了多少，引得严肃的法庭哄堂大笑。于光远有钱，是因为他的稿费多。他的稿费大多交了党费，也留了一些自己支配，他有自己的想法，比如赞助公益事业。电话里，龚老师说他精力体力不济，写文章恐怕困难了，准备写一个提纲，嘱咐我待他病情好转些，去医院听他谈，录音记录，然后整理，再交给他修改成稿。

这样一来，校对好的清样暂时不能退回出版社，书稿的出版也就推迟了。万万没有想到，这天的长电话，竞成了我听到他的最后的声音！

两天后，突然传来他病危的消息。二十七日，我赶到医院，医生只许在病房门口看看：床边摆着抢救设备，身上插满管子，看不清他的面容。我难过极了，心里一阵阵颤栗。

从孙老师那里，我才知道一些情况。那几天他一直在考虑回忆于光远的文章，想起了许多往事，怎么认识的于光远呀，于光远怎么到清华“选兵”呀，于光远如何在科学处“练兵”呀，于光远在“肃反”运动中怎样保护干部呀。他得知身边的护工会电脑录入，非常兴奋；还说他“发现”得晚了，早知道就好了。他口述，护工录入，写出了几页类似初稿的提纲，包括“初识”、“选兵”两节；孙老师也帮助录入，又写出“整风反右中的科学处”一节。不知是他太操劳加重了病情，还是本来病情就恶化了，二十六日凌晨三点，龚老师突然昏迷不醒，心脏和呼吸系统衰竭，心脏和肺部都有积水。经全力抢救，下午两点多才苏醒，但仍时有危险。

几天后，龚老师病情稍有稳定，但还是发烧，喉管因插呼吸机管子受伤发炎，尤其是肺炎症状不减，身体极度虚弱。原定他谈我记的打算无法实现了。三月十六日，我去医院，但医生不让探视。孙老师在医院走廊上，给我讲他的病情。令我感动的是，孙老师给了我几页提纲，字迹开头还算清晰，渐渐显得无力，后面则模糊起来。那是龚老师稍感有点精神时，在病榻上写下来的。三月初，他讲话困难，只能费力地用笔写，写了几行字后，心率立刻加快，不得不停笔。孙老师告诉我，有的模糊字迹连龚老师自己都认不出来了。看着那些模糊的字迹，我不知道他付出了多少超出常人的力气！

孙老师真是一位坚强的女性。这次龚老师病危，医生已经告诉她做好最坏的准备。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现在随时可能面临诀别，孙老师强忍悲伤，一边精心照顾龚老师，一边坚持完成龚老师的心愿。她嘱咐我和她分别辨认那些字迹，打印出一个稿子；她会按照提纲，在龚老师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抓紧时间一点一点听他谈，记录整理出稿子。因为不让探视，她甚至问我还有什么要问龚老师的，她可以帮助我问，帮助我记。我听出这话里含有最后机会的意思，心情更加沉重，也油然生起对她的敬意：这样做无疑会加大生命的透支，然而深深了解龚老师品格的孙老师，作出了帮助他完成心愿的选择。这是一种更博大、更深沉的情感。我不忍问，也不能问，只是在心里不断地为他祈祷，唯一的心愿是他能康复。

四月八日，接到石仲泉老师电话：龚老师在透析时休克，呼吸受阻，再次病危。医生当即通知党校领导到医院，报告病情危险。经全力抢救，龚老师又一次暂时脱离危险，但是情况仍很不好，继续发烧，衰竭症候更重。四月二十八日，孙老师电话里竞告诉我奇迹般的好消息：今天撤掉了全部抢救设备，龚老师病情开始稳定，只是还非常虚弱。撤掉抢救设备，意味着生命危险已经度过。那会儿，我真地以为，可能他会从此逐渐康复。

此后一个多月里，我时常与孙老师或他的秘书马伟通电话，询问龚老师身体情况。他的病情还是时缓时急，肺炎逐渐减弱，但心脏情况一直不好，血压时高时低，血色素也异常低，每天要做八到十个小时的血滤(透析)。但是他仍然在断断续续地口述于光远的往事，还把题目改成了《于光远素描》。身体极度虚弱的他，声音微弱，常常谈上半个小时甚至十几分钟，就因体力不支而沉睡过去。孙老师来电话，除了谈病情，就是谈稿子，有次还要我查实：于光远和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是哪年出版的？她记得好像是当时唯一的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发行量很大。几个月里，孙老师整理出十一个小节的稿子，大部分给他读过，开头和第一、二小节还读过三四遍，他亲自作了修改。他嘱咐孙老师，每个小节分别打印，他好些后要一节一节地仔细修改补充。病重到如此程度，龚老师依然这般镇定和坚毅，依然那样细心和严谨。医生不得不多次“干预”，但是，龚老师还是没有停歇。孙老师后来告诉我，医生有禁令，他们就偷偷口述和记录。护士都被感动了，为他们“打掩护”。

六月十一日晚，又一次传来龚老师病危的消息。我以为生命顽强的龚老师会再次抛开死神，但是第二天上午九时，他竞撒手人寰！

龚老师终于安息了。

活着的人们却陷入了极大的悲痛！

他去世后，我常常问自己：最后这些日子，龚老师是用生命来坚持工作，还是以工作在延续生命？细细想来，我的问题真是有些多余。对这位生命不止、思考不止、写作不止的学者而言，生命与工作的意义难道还有什么区别吗？

这些天，怀着巨大伤悲的孙老师，料理完龚老师的后事，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写完龚老师未了的文章。说是写完，其实也还是未了：提纲上列出的问题，龚老师并没有谈完，这只能成为永久的遗憾了。完稿之后，孙老师像龚老师那样一丝不苟，分别打电话或送稿给中宣部原科学处的几位同事以及于光远本人，请他们核对事实，提出意见。再经修改后，本书的封篇之作《我的第三个上级——于光远素描))定稿。这是龚老师一生中最后的文字。

书稿到这时终于可以编就了。我又一次潸然泪下，默默地问他在天之灵：

龚老师，您的心愿可以了却了吗？

韩 钢

二○○七年七月七日初稿  七月八日再改和三改

七月十六日四改于千萃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