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文学之父”，“无家可归的异乡人”！卡夫卡与忘年交雅诺施的即兴谈话，著名观点的重要出处，一个犹太鬼才的思想罐头。

谈话的即兴式和交流的无拘束，决定了这个“思想罐头”似的什锦面貌和浓缩程度，为卡夫卡的思想风貌和性格特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照和佐证，并成为人们现在引用卡夫卡一些著名观点的重要出处。

《卡夫卡谈话录》曾以德文、法文、意大利文、瑞典文、英文等十几种文字风靡世界，与《歌德谈话录》堪称德语双璧。

《卡夫卡谈话录》是由卡夫卡的忘年交雅诺施记述的卡夫卡即兴谈话录，雅诺施比卡夫卡小二十岁，是其同事的儿子，经常去卡氏就职的布拉格劳工工伤保险公司探访他。卡夫卡作为“相当富有的父母的唯一的儿子”和公司法律处处长，一辈子生活在威压当中，其父是一名成功的商人，性格专横如暴君，对唯一幸存的长子卡夫卡寄予了莫大的希望，大学时甚至逼其放弃酷爱的文学专业，改修法律，影响笼罩其一生。

“富二代”的身不由己和小职员生涯的万般无奈，令表面的卡夫卡之下顽强生长着一个文学的卡夫卡。本书谈话发生的时间跨度，在1920年3月底雅诺施初次拜访卡夫卡和1922年7月初卡夫卡退休离开保险公司去疗养之间。两年多的时间里，无数次工间休息见缝插针的聚谈，或是漫步在布拉格老城环形道的边走边聊，见证了晚年卡夫卡的世界观、人生观和艺术观，从中可以看到这位貌不惊人的“鬼才”的许多真知灼见和思想火花。谈话的即兴式和交流的无拘束，决定了该书“思想罐头”似的什锦面貌和浓缩程度，为卡夫卡的思想风貌和性格特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照和佐证，并成为人们现在引用卡夫卡一些著名观点的重要出处。

译本序 叶廷芳

本书的历史（自序） 古斯塔夫·雅诺施

卡夫卡谈话录

“你要我读这本书？”我失望地问，“你知道我不会英文。”

“这我知道。我并不是拿来给你读的。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事，这本书可以为我的话作证。你十分钦佩的卡夫卡博士名扬世界了。他的作品被模仿这一事实就是证明。加尼特的这本书就是《变形记》的仿制品。”

“剽窃？”

巴赫拉赫举起双手表示否定。“不，我没有这样说。加尼特的书只是出发点相同。一个女人变成了一只狐狸。一个人变成一只动物。”

“你能把书借给我吗？”

“当然可以，就为这个我才把书带来的。你可以给卡夫卡看。”

第二天我到卡夫卡家找他，这一天他不在办公室。顺便提一句，这是我第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到弗兰茨·卡夫卡的家里拜访他。一个瘦瘦的、穿着黑衣服的女人给我开门。炯炯有神的灰蓝色眼睛。嘴巴的形态和稍稍隆起的鼻子表明她是卡夫卡的母亲。

我说我是卡夫卡博士的一位同事的儿子，问她我能不能和他说一会儿话，她说：“他躺在床上。我去问问。”

她让我在楼梯间等着，过了几分钟她回来。她脸上露出喜色，即使不说，我也能感觉到她的喜悦。

“您来看他，他很高兴，他甚至要了点吃的。不过请您不要待久了。他很累，他睡不着觉。”

我答应马上就走。卡夫卡的母亲带我走过一间管道状的前厅和一间摆着深褐色家具的大房间，来到一间狭窄的房间里，弗兰茨·卡夫卡盖着一条套着白被套的薄薄的鸭绒被，躺在一张简朴的床上。

他微笑着和我握手，随便做了个手势，让我在床头的一把椅子上坐下：“请坐。我大概说不了多少话。请原谅。”

“我这么突然来拜访您，应该请您原谅，”我说，“可是我觉得事情确实很重要，我要给您看一样东西。”

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那本英文书，把它放到卡夫卡面前的床单上，讲起我与巴赫拉赫的那次谈话。当我说加尼特的书模仿了《变形记》的方法时，他疲乏地微微一笑，做了一个小小的表示不同意的手势：“啊，不对！他不是从我这里抄去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时代。我们两人都是从时代那里抄来的。比起人，动物离我们更近。这是铁栅栏。与动物攀亲比与人攀亲更容易。”

卡夫卡的母亲走进房间。“您喝点什么？”

我站起身。“谢谢，我不想再打扰了。”

卡夫卡太太看着她儿子。他高高抬起下巴，闭着眼睛。

我说：“我只想送这本书。”

弗兰茨·卡夫卡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说：“我要读一读这本书。也许我下个星期就能上办公室去了。我到时把书带去。”他和我握了握手，闭上了眼睛。

第二个星期他没有来办公室。十天还是十四天以后，我才有机会从办公室陪他回家。他给我书，说：“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背负的铁栅栏后面，所以现在写动物的书这么多。这表达了对自己的、自然的生活的渴望，而人的自然生活才是人生，可是这一点人们看不见。人们不愿看见这一点。人的生存太艰辛了，所以人们至少想在想象中把它抛却。”

我继续发展他的思想：“这类似法国大革命前的那个运动。当时有一个口号叫：归返自然。”

“不错！”卡夫卡点点头，“不过今天人们走得更远了。人们不仅这样说，而且这样做。人类回归到动物，这比人的生活要简单得多。他们混在兽群里，穿过城市的街道去工作，去槽边吃食，去消遣娱乐。这是精确地算计好的生活，像在公事房里一样。没有奇迹，只有使用说明、表格和规章制度。人们害怕自由和责任，因此人们宁可在自己做的铁栅栏里窒息而死。”

第一次和弗兰茨·卡夫卡会面后大约过了三个星期，我第一次和他散步。

在办公室里他对我说，四点钟我到老城环形道的胡斯纪念碑前等他，他要还我我借给他的一本写着诗的笔记本。

我按约定时间来到约定地点，可是弗兰茨·卡夫卡却整整一小时后才来。

他表示歉意：“我从来不能遵守约定的时间，我总是迟到。我很想掌握好时间，我有遵守约会的真诚的良好愿望，但客观情况或者我的身体状况总是一再地打碎我的愿望，以此表明我的虚弱，这也许是我的病根。”

我们顺着老城环形道漫步。P14-16

我的这本回忆录初版于l951年我原取名为《卡夫卡我说》，出版社负责人改为《卡夫卡谈话录》。读者、报纸与广播电台的书评家以及职业文学批评家立即对我的文字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种兴趣在此后的岁月中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浓厚了。我的这本平淡无奇的书变成了被严肃评价的文学性研究资料。因此，在《卡夫卡谈话录》德文本出版后不久，很快就出了法文、意大利文、瑞典文、英文、南斯拉夫文、西班牙文译本，甚至出了日文译本。

于是我收到从世界各个角落寄来的大量书信，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始终一一作答。这样做并不困难，因为对那些难以回答的问题，我可以避而不答，但是，在与从世界各国到布拉格的卡夫卡崇拜者的越来越多的谈话中，这就不那么简单了。我常常只好保持缄默，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比我更熟悉卡夫卡的作品，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对他们来说，《诉讼》、《美国》和《城堡)》不像对我那样只是书名；他们大多对这些书进行过真正的研究。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然而，对这些来自法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瑞典、意大利、日本和奥地利的来访者，我不能这样说。即使说了，他们也肯定不会正确地理解我。这一点在一位年轻的、富有才气的布拉格文学研究者克维塔·希尔斯洛娃博士身上得到了证实：我试着向她讲真话时，她脸上显出诧异的神情。克维塔·希尔斯洛娃博士就弗兰茨·卡夫卡这一文学现象写过一篇内容广泛的博士论文。她那撮圆的嘴巴和瞪得滚圆的黑眼睛无言地、然而却十分清楚地告诉我：“这可太荒唐了。”但对我来说，我对卡夫卡过世后出版的遗作其实只是通过道听途说而略知一二这一事实是完全自然的事，在我看来，这是任何人都非常容易理解的事。

我不能阅读弗兰茨·卡夫卡这位作家的长篇小说和日记。这并非因为他对我很生疏，而是因为他离我太近。青年时的困惑迷惘，随后几年的内外交困的处境，对幸福的种种设想的破灭，一切权利的突然被剥夺和由此而引起的日益加剧的内心的孤独和与外界的隔绝，充满忧伤、提心吊胆的忧郁日子，所有这些经历都使我紧紧地胶着在耐心地忍受命运的弗兰茨·卡夫卡博士身上。对我来说，他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文学现象。他对我来说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弗兰茨·卡夫卡博士至今还像多年以前一样，一直是我整个人的保护外壳。他是以他的善良、宽容、坦诚促进和保护我的自身在冷风凄雨中发展的人。他是认识和感情的基础，今天，在这个时代的阴森可怕的洪流中，我仍站在这坚实的基础上。

除了自己青年时代不可磨灭的经历的力量以外，对他的书籍进行解释的各种尝试能给我什么呢？只能是密封的感情与思想罐头。我所认识的活生生的弗兰茨·卡夫卡博士比他的书、比那些被他的朋友马克斯·勃罗德拯救出来免于毁灭的书伟大得多。我曾经拜访过、在布拉格陪伴他散步的弗兰茨·卡夫卡博士是如此伟大，如此坚固，致使我今天在人生道路上遇到任何坎坷挫折时，都能像抓住坚固的铁栏杆那样抓住他的影子。弗兰茨·卡夫卡的书对我意味着什么呢？

我住在布拉格民族街。我的小房间的笨重难看的暖气上放着橄榄绿手风琴，上面有一个石棉衬底的木制书架，卡夫卡的书就放在这个书架上。我有时取下这本书，有时取下那本书，读那么几句或者几页，但每次我的眼睛很快就感到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压力，血液在颈动脉里有力地跳动，我不得不把刚拿下的书迅速放回到书架上。读他的书是与往日留下的、珍藏在我心里的、依然非常清晰的印象和回忆相违背的，当时，我的心完全被弗兰茨．卡夫卡博士以及他对我说的话所占据、所迷醉，他的话给了我力量和勇气，使我敢于在批判性地评价和把握世界并进而评价和把握自我方面有意识地迈出突破性的第一步。

我不能阅读弗兰茨·卡夫卡的书，因为我担心，我阅读研究他去世后出版的文章，会减弱、淡化，甚至也许会完全消除他的人格留在我心中的魅力。我害怕失去继续活在我心中的“我的”卡夫卡博士的形象，直到现在，每当我感到在害怕与绝望的漩涡里快要沉没时，他的形象作为不可动摇的思想典范和生活榜样就给我新的力量，使我镇静。

我担心，阅读他的遗作会使我不祥地疏远我的卡夫卡博士，从而失去我青年时代令我十分陶醉的经历所具有的经常催人振奋的推动力。因为正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卡夫卡对我并不是抽象的、超人的文学现象。我的卡夫卡博士对我是一种深刻体验的，因而又完全是现实的私人宗教的偶像，这种私人宗教的影响却超出了纯粹个人的事务，它的精神使我得以对付某些荒唐的、笼罩着毁灭阴影的局面。

我所熟悉的《变形记》、《判决》、《乡村医生》、《在流放地》和《致．米伦娜》的作者对我来说是一位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的坚定的伦理责任感的宣告者。他是布拉格工伤事故保险公司忙于公务的职员，但是，在他那看似平凡的公务生涯中，却闪耀着最伟大的犹太先知们对神和真理的包容大地的渴念的无望余火。

……

他们的阴谋几乎得逞。我长期病魔缠身，心灵备受煎熬，现在又不得不花更多的精力为日常衣食操劳，因而我的新陈代谢功能受了影响，失去了平衡。我心灵上和肉体上都衰颓了。其结果是，我逐渐陷入外部与内心的孤独中，这种孤独感没有使我的内心变得冷酷漠然起来，相反，使我产生了一种任人摆布的无可奈何的感觉，心情越来越烦躁不安。

与我交好的医生诊断，我很容易受各种疾病的感染。我几乎高烧不退，离不开病床。除了身体的衰败，智力的逐渐衰退也显现出来。我迄今为止的非凡的记忆力出现了漏洞。我转瞬之间就忘记已经定型的动作和日常小事。我的生活似乎没有价值了。我已经成为加缪、贝克特和其他荒诞派大师的写作对象了。我只有一种前景——死。我要安详地、悄然地等待死亡。我现在的唯一希望是一切都井井有条。由于得到许多好人无私的帮助和关怀，我得以坚持到现在，我不愿给他们留下债务和混乱。于是我又回到我在民族街的老住宅，我妻子去世后，我很少到这里来，而且每次都是来去匆匆。我想找出留在这里的图画、衣服、瓷器和其他东西送人。翻了约半小时后，桌子上堆了一大堆各种各样不同的东西。我找一只箱子。房间里没有箱子。先前，我在厕所的杂物架上看到过几个硬纸板货箱。我从那里搬过来一个磨损得很破旧的大纸箱。箱里装满了各种衣料布头、毛衣针和发黄的裁剪图案。我把箱子里的东西全倒到地上。最下面有一本约翰·施特劳斯的华尔兹乐谱，而乐谱下面竟是我的灰皮旧笔记本“思想库”。施特劳斯华尔兹乐谱中夹着打字纸，那正是我的《卡夫卡谈话录》删节段落的原稿。我不禁坐下读起来。

马克斯·勃罗德博士在我的书里并没有随意乱删。他一段都没有删。我冤枉了他许多年。错误在于我什么都不当回事儿的懒散作风。较之远者，我对近者给予了更多的信任。约哈娜·瓦霍弗斯因为焦急——自然是好意——没有把全部打字稿寄给马克斯·勃罗德。这就是事情的原委。这些打字稿怎么会夹到乐谱本里，装到箱子里，我不清楚。不过现在这也不重要了。露茜·乌尔里奇夫人说得不错。她说得太对了。她的热忱并不是姿态。像冤枉了马克斯·勃罗德那样，我也对不住她，因而也对不住自己。预言家的声音是不会湮没的。这一点，露茜夫人早已看到并且说过。  因此，在整理我一生遗留给后世的东西时，第一桩事只能是补充有关卡夫卡的见证材料，但这不是结束，不是坠落彼岸，而是开始，是归返。不仅对我，而且对许多默默无闻地工作、为美好的明天努力的人，都是如此。

正如善良忠诚的马克斯·勃罗德博士所说，我的卡夫卡博士是指路人，因此，我在这里写下的公开忏悔和谢罪的文字不是终结，而是一扇敞开的门，一片希望，一次呼吸，给我们这些虚弱的人身上——在我们经历了恐惧与失望的种种折磨后——还活着、尚未被摧毁的东西带来新的力量。

古斯塔夫·雅诺施

1968年

人不是从下往上生长，而是从里向外生长。这是一切生命自由的根本条件。人们常常做出高兴的样子。人们在耳朵里塞进欢乐的蜡球。比如我。我假装快乐，躲到欢乐的后面，我的笑是一堵水泥墙。

——弗兰茨·卡夫卡

雅诺施所转述的卡夫卡的那些话给人以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印象，它们带有卡夫卡说话时惯有的那种风格的独一无二的特征，可能比他书写的风格还要简明、透彻。

——马克斯·勃罗德

我所认识的活生生的弗兰茨·卡夫卡博士比他的书、比他那些被他的朋友马克斯·勃罗德拯救出来免于毁灭的书伟大得多。我曾经拜访过他，在布拉格陪伴他散步，他是如此坚固，致使我今天在人生道路上遇到任何坎坷挫折时，都能像抓住坚固的铁栏杆那样抓住他的影子。

——古斯塔夫·雅诺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