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作者陈亚珍借亡灵叙事的技法讲述了叙事者“我”死后二十年，灵魂重返人间，来寻找未曾获得的人间亲情、人世伦常，并以此来反思从抗战到新中国成立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思潜藏在人们心底的英雄膜拜、革命情结、男性权力、女性伦理等，如何改变和重塑了特殊年代的人们的情感和道德。

《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作者是陈亚珍。

《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

二十多年前猝然死去的一个女人，二十年后又在人间出现……她的死因是个谜，因此她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坚韧和毅力寻亲访友，想为世人解开自己的秘密。然而，新的生存方式演绎出令她吃惊与陌生的情态。在深深的叹息中，她追忆岁月带给她的负重，从而展现出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个村庄的历史，一群寡妇的隐秘，一场灵肉的交锋……

引 言

第一部 天 问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二部 地 问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三部 心 问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尾声

跋语一

跋语二

第十九章

阳光直射下的人间繁花似锦，在人流熙攘的街道上，每一张脸都是那么冷漠，那么千篇一律。

“抱抱我，抱抱我。”这呼唤吸引了若干目光。

一个脸色苍白，神情忧郁的女孩儿，孤零零地伸着长长的脖子四处张望，泪流满面地恳求大街上的人：“抱抱我，抱抱我!”这种不合礼仪的要求，让许多人莫名其妙。以为她神经出了问题。有人淫秽地看着她笑，有人骂她是“捉鸡女”。更多的人绕道而行，冷漠地拒她于千里之外。她却坚持不懈地要求：爱我吧，抱抱我……

人们哧哧地嘲笑她的愚蠢。我不禁为之心动!她很冷吗?她很孤独吗?她很需要温情吗?哦，她让我看到早年的自己。我望着她孤单的身影被厚厚的冷漠围猎，禁不住喉头有些紧……

你好!你好!

这是人间亲切的问候。我不禁顿生感动!循声望去，交易市场上一只会说话的鹦鹉，在主人的悉心调教下，向游客们问好。由于它的礼貌待人，很多人围上去观看，主人以其欣然的姿态演绎着这个时代的传奇：他把五元票面恭敬地交给鹦鹉，以取得欢愉。

鹦鹉闭住眼睛说：讨厌，穷酸!

主人陪着笑脸又将十元票面交过去，鹦鹉只看了一眼：贱货，走开!

主人尴尬地看看围观者又掏出五十元票面交过去，鹦鹉衔到嘴里毫不客气地扔在地下，但没找到更可恶的措辞骂人，只表现出一种不屑的态度。主人又将百元票面交过去，鹦鹉顿然眉开眼笑，点一下头并友好地说：尊贵的朋友，你好!恭喜发财!所有的看客都被逗乐了，于是出现了争先尝试的局面，为了取其恭喜发财的赞语，略去穷酸与贱货的辱骂，直接交付百元票面以示身份。而百元票面在几分钟之内就层层码高。主人穿着燕尾服，效仿着西洋人耸肩歪头的动作，以极其谦虚的姿态点着钱。纸币的刷刷声悦耳地穿越了太空，连空气都充塞着金钱的喘息。鸟类原本属于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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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灵叙事与深度文化反思

雷达

读完四十万言的《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我不想掩饰我的震惊。我预感到，作家陈亚珍有可能、或者已经创造了文学的奇迹。虽然曾与她有一面之缘，虽然我读过她的一些作品，包括质地很不错的小长篇《十七条皱纹》，但是面对《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我依然有不可思议的感觉。我惊异于，她的灵魂思辨的犀利与滔滔不绝，她在艺术表现上的大胆与叛逆，尤其是，她对中国封建的节烈与以假革命之名义的节烈对中国乡土女性的荼毒，对历次政治运动对人性的伤害之深，以及对属于中国经验的、渗透到民间底层的政治文化形态的反思，应该说都是独特的，罕见的。她似乎是与我们津津乐道的所有女作家都不一样的女作家，她基本没有进入过研究者们的视野。但她是雄强的，她是沃野上的一棵大树。

作者借亡灵叙事的技法讲述了叙事者“我”死后二十年，灵魂重返人间，来寻找未曾获得的人间亲情、人世伦常，并以此来反思从抗战到新中国成立后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反思潜藏在人们心底的英雄膜拜、革命情结、男性权力、女性伦理等，如何改变和重塑了特殊年代的人们的情感和道德。

作品的叙事聚焦于一个由民间伦理维系着的村庄——梨花庄，怎样被战争、传统道德、以及人的欲望所毁坏的过程。它也通过梨花庄这一具有传统意味的空间的存亡，隐喻一个民族深重灾难的根源和在当下困境中的突围之难。对于这样一个极其“重大”的话题，作者究竟是如何通过她的一批女性人物和一个小村庄来承载的?她的讲述方式和价值立场在当下中国文学序列中的意义何在?

作者的讲述方式和价值立场之独特首先在于亡灵叙事的选择。所谓亡灵叙事，简而言之，就是一种以亡者的灵魂为视角展开文本叙述的行文方式。在中国文学中，鬼叙事、亡灵叙事或者死亡叙事等“非人”的讲述方式并不是主流，但相关的作品倒也不少。亡灵叙事或阴阳两隔间的对话方式，与基督教传统中的魔鬼、上帝、子民间的对话是有本质的文化差异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阴阳两重天，阴间是恐怖的，神、鬼、人各司其职。凡人肉体死亡后的冤魂、厉鬼与活人的对话多隐含着对人世的眷念或怨恨。西方文化(主要是基督教)中，天堂是极乐的自由世界，俗世与天堂并不对立。所以，阴阳两隔间的亡灵叙事及其眷顾、怨恨主题是中国文学、文化的特征性符号。白居易的《长恨歌》，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等，即以阴阳两隔的情感倾诉表达男性对女性死者的追忆。到了中国的叙事文学形态逐渐成熟之后，这种叙述和表达就更为多见。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多以“人格化的妖”与孱弱书生的爱情悲喜剧来结构故事；《红楼梦》中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则以宝玉“亡灵”的身份提前披阅了金陵十二钗的前世今生。无独有偶，山西女作家陈亚珍的《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则是一部沉甸甸的亡灵叙事。作者以“我”——仇胜惠的幽灵的视角，讲述了她短暂一生如何走向死亡且不为人所知的秘密和经历，同时，通过她的遭遇审视了一个村庄、一群女性、一个民族的悲剧性命运。

首先，小说叙述主体是女性，立场是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在作者的讲述中，“我”的身份扑朔迷离，与父亲和“祖根”的血缘、亲情是“我”一生的困惑和憾恨。这使得“我”的寻找和渴望接近“父亲”的过程，也是一个漫长的讲述过程。作者以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讲述了“我”(胜惠)的出生。胜惠出生于“抗战”爆发的一天。花蛇像梨花庄的守护神一样警告一场灾难的到来，但蛇的出现也促使了“我”的早产。胜惠本应该生在马年，可因为母亲被蛇惊吓，使她提前在蛇年降生。自从“我”降临人世后，那条花蛇就不见了。所以，“我”的出生被奶奶指认为“花蛇转世”。这本来是只有奶奶和母亲知道的天机，但它很快就被泄露了。起初，胜惠的身上有一股神谕般的力量，她的喜怒会决定梨花庄人的福祸，自然就带有神气和妖气的双重性。在战争年代，她成了全庄人心目中的“神”。因为，胜惠的父亲带着全庄三十多个男性去“抗战”，女人希望胜惠的灵性为她们的丈夫保平安。当男人们阵亡的消息一个个传来时，她又被认为是比蛇蝎还毒的“妖”和不祥之物。因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战争，被胜惠父亲带出去的“兄弟”们几乎全部阵亡了。梨花庄三十多个女人成了寡妇，而只有胜惠的父亲混全回来，且后来当了“大官”。那些女人们怎么会不怀疑胜惠作为“蛇妖”的自私和狭窄呢?可是，胜惠对自己特异的“功能”全然不知，所以只能承受这“残酷的善行”。她曾跪在五道庙里为每一个出征的将士祈祷，祈求平安。但是神意并未按着她的祈祷和心愿发展。那么，胜惠到底有没有这样特异的能力呢?正如她奶奶说的：“娃身上的精灵到底有多少呢?”故事的悬疑由此不断展开。

在选择女性视角时，作者有意强调一个女性偶然的强大“功能”，同时又回避了宏大叙事。这使得女性“功能”的偶然性带上了悲剧命运的必然性。尽管整个故事发生在战争、革命、社会剧变的大背景下，但对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作者尽量作了虚化的处理，甚至直接让历史退到故事的后面，在这个背景下，以“我”——一个女人死后的灵魂来讲述另几个女人的故事。因为故事不在战争的正面，而在战争的背面或侧面，这使得“我”能够随意出入故事。“我”几乎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者，也是推动故事的核心人物。

这个全知全能的视角与叙事者的身份密不可分。因为“我”是胜惠的灵魂，所以可以幻化为各种观察者；也可以自然、自如地变换视角，比如幻化为萤火虫、护庄狗等身份观察，这就消除了限制性视角带来的局限，对其他女人的讲述也就能够自然地纳入叙事的合理范畴。

作者以这一视角讲述了梨花庄两代女性的遭际和命运。第一代女人是像胜惠母亲一样，为了民族的独立，离别了丈夫的一群。第二代女性是胜惠和那些被父辈英雄的光环感召的烈士子女(男性多为配角)。但似乎每个女性的命运都与“我”(胜惠)纠缠为一个“死结”。这也是她的死亡成为秘密的重要原因。在第一代女人中，“母亲”因为答谢蛇神九斤对“我”母女的救命之恩，无奈而又不无情愿地将自己身体交给九斤作为对他的报偿，这种“大逆不道”使她成为梨花庄的千夫所指的“荡妇”。“英雄父亲”以一纸文书很体面地休了她。母亲“偶然”地失去了成为“县长太太”的可能(是否也是必然?)，更受到了别的女人的最大的挖苦——“天生就是当‘破鞋’的命”。其他女人也开始把对丈夫的思念和生活的孤苦感受全部发泄到“我”和母亲兰菊身上，这是一种“必然”。“我”只能在养女和亲生女的身份中寻找真实的自己。

作者着墨较多的情节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表现出色的父亲成了县长，也成为全村与母亲同代女人的“精神丈夫”，也成为全村孩子的“精神父亲”，而我却成为了最真实的、被父亲“抛弃”的人。在第一代女人中，她们因自己为英雄或烈士守身而自豪，这种感觉在此后的革命年代得到不断的强化。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世凡俗的孤苦、寂寞又使得她们情感和欲望不断膨胀。喜鹊的母亲丢下烈属的名分和女儿喜鹊悄悄地离开了梨花庄。在家受冷落，在庄上抬不起头的腊月娘，因丈夫多年未归，偶尔得到另一个男人的关心，于是以蔑视民间法规的大胆越轨，与货郎银孩在玉秸垛里“翻云覆雨”了一回，恰好被“抗日烈士”家属仇三娘当场捉奸，于是她自绝于烈士亭，以谢对丈夫的歉疚。但全庄的人仍把她的头颅砸成了稀巴烂泥，驱逐出烈士亭，把她以前所有的好处一笔勾销。作为“贞节”模范的久妮，对梨花庄来说，是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她的新婚之夜丈夫即奔赴战场(后成为烈士)，而久妮为了表忠贞，刺瞎了自己一只眼睛，发誓终身不再嫁。但久妮的“变态”也因此愈加膨胀，她成了村里的妇女领导，鼓励寡妇们“坚强”，甚至要成为“烈妇”。她见不得别的女人再嫁，更难以忍受别的女人有床第之欢，她变态地强迫银宝女人(因改嫁)的丈夫在婚后第二天就去“大炼钢铁”。她就像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一样，自己得不到的东西，绝不会忍受别人得到，哪怕是自己的亲人。“烈属”光环就像套在她精神上的金锁，让她渐渐地走向情欲的变态。饥饿年代，她与拐腿英全放肆地偷情，却不能容忍别的寡妇改嫁。当她所有的虚伪、变态和可悲被堕入风尘的养女豆花“揭发”后，一个刚强、自负、冷酷又可怜的女人的真相完全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一她把“在岁月的孤独中磨砺得发亮”的“酷似雄性生殖器一样的木质东西”在床上私藏多年……于是久妮与豆花在贞节牌坊前进行了一场殊死搏斗。久妮被豆花打死，豆花疯了。豆花把用自己“堕落”的身体换来的人民币撒向大街，供人疯抢，可她的羞处己“烂成了一团西瓜瓤，红血血地流了一摊污浊死去了”。她对久妮的报复，也走向了极端。这些情节读来令人扼腕长叹，齿冷心寒。作品中的几乎每个女人都要面对这种身体被燃烧的焦灼，可又有谁能理解和宽恕她们呢?没有人，包括她们自己!正如作者(借胜惠亡灵之口)所言：“世俗的残酷往往不容忍人性的弱点，过于沉重的文化禁锢，无法容纳自然的需求。”可是套在女性身上的精神枷锁什么时候能真正被粉碎，要靠年轻的革命一代吗?

四

第二代女性的长大成人时期是在“解放”后。作者主要把这一代女性放置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生产建设到“文革”极左这一段时期。老一代女性对“我”父亲的革命精神和大公无私表现出极大的崇拜，包括母亲，她一直以无言的方式牵挂他的身体、地位、荣誉，对自己的“被弃”也从没有任何怨言。而第二代女性，在英雄故事中入眠，在烈士亭子边上长大。她们身上隐藏着强烈的革命、反叛精神，她们复仇的欲望一触即发。当“我”的父亲仇二狗揭露了“大跃进”的荒谬后，被定为“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的“右派”，之后被红卫兵(第二代子女)以“杀人犯”之名判为“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而与胜惠一起长大的烈属的女儿玉米，在胜惠父亲当上县长时，剥夺了胜惠对父亲的“拥有”权，并给予其谋杀烈属的罪名。她和“我”(胜惠)相好的男人天胜定了婚，“我”独吞苦果。进城后，玉米设骗局抛弃了天胜，又把拆散婚约的罪责巧妙地强加于“我”。而被权力压抑的张世聪——“我”父亲的秘书，见风使舵，在父亲身为县长时，乐意地接受了父亲的“安排”——与“我”结婚；当父亲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他反戈相击，假以“我”的名义与他共同揭发，使“父亲”的罪名成为“铁的事实”，然后匍匐于玉米的暴力下，并以变态的兽欲折磨“我”。父亲得到平反后，张世聪也以“被害者”者的名义平反，当上了法院院长。我却死于丈夫(无意中打死)的一块砖头，“终于，我陪伴着那个孤独的我自己，没有雷声也没有闪电，就像天空无言的流星，默默地走向了生命的终结。”张世聪表现出了虚假的“深情厚谊”，他骗过了所有人的眼目；而“我”曾在此之前因身份的模糊，被误解、饥饿等原因多次自杀未遂，在生下两个孩子后，准备为了孩子，像畜生一样活下去时，却变成了孤独的灵魂。但是“我”“揭发”父亲的事实没有得核实，更没有得到父亲的宽恕，也没有得到母亲和梨花村人的原谅。“我”纠结于两代人身上的“死结”，特别是两代女性身上的情感的盘根错节，没有在人世解开。“我”孤苦无告的灵魂(更像冤鬼)成了“无祖鬼”，以一粒浮尘与母亲和父亲在另一个世界相遇，与天胜在死后心心相印。亡灵叙事和女性视角的批判意义也因此而自然而强烈地显现。出来。

五

当我们理清了作品中两代女人的情感历程后，自然会有这样的疑问：历史沉重的包袱一定要完全压在女人瘦弱的肩膀上吗?作品中女性的命运到底在何种意义上与民族的命运血肉相连?作者又是如何将二者作出了合理的对接?

首先，作者巧妙自然地以反讽的手法，表达出对强加于女性身上的女性伦理进行了深度审视，进而对传统道德对女性的精神钳制作出有意味的反思。梨花庄，这一带有中华民族之隐喻的村庄和书写空间，它“依附在天边的一座大山中，属于太行山的一脉筋骨，从上而下是一条龙姿。村庄的建筑散布在龙头，龙肚，龙尾之中”。从它的诞生和繁衍，选择重情、仁义的始祖梨花女以生命换来了梨花庄女人的勤劳善良，性子刚烈，也换来了梨花庄男性的勇敢豁达、侠肝义胆。这是梨花庄的生命和灵魂。但是不断膨胀的权力追逐和掠夺战争，使梨花庄的生命和灵魂受到了威胁和篡改。梨花庄的女人也像梨花始祖一样在忠主与忠情、有情与无情之间挣扎。但与梨花始祖不一样的是，她们的忠主战胜了忠情，有情被指定为背叛，女性的悲剧性命运也因此一代代延续。战争的无情和男性的欲望将女人变成没有自我的附庸物。抗战爆发后，梨花庄三十多个男人奔赴沙场，三十多个女人的命运又该如何?等待丈夫的焦急，被人引诱的惶乱，丧夫失子的痛楚，性与爱的断裂……当“我”的性命危在旦夕时，蛇神九斤挽救了我，被本能煎熬的母亲，便以身体“偿还”了九斤的救命之债。母亲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选择”。“我与娘第一次达成了撒谎的协议”，但“我”和母亲从此将要面临无尽的悲苦命运。她要抚养“我”长大，守住对丈夫的责任和许诺，所以在自己肚子一天天“羞耻”地长大后，她与三婶“合谋”要在肚皮外“勒死”未出世的孩子。

故事的讲述不断在转折中出现波澜，层层迭起。战争漫长的熬煎并没有遮断世俗女性的凡俗欲望。但作者的叙述明显带有强烈的反讽意味。女人们在战争的背后谈得最多的是男人，当嗔怨与念想终于换来的只是“烈属”名分时，她们的生活光荣而乏味。所以，在阴阳两界间，本应该阳世最令人留恋，但胜惠的回阳寻祖几乎让她感觉到阳世的寒冷，亲人对她的冷漠，猜疑，之后人世间满街流溢的欲望之水，都让她惊悚；她在梨花庄的贞节牌坊面前，看到了那些“坚强”的女人，被脆弱的“意志”所折磨，也看到了贞节牌坊上流下来的污泥浊水。在“我”的回忆中，天胜奶奶在“大炼钢铁”的饥饿年代被“撑死”；获得“贞节”牌坊的女人与最龌龊的男人偷情狂欢；最刚烈的不是男人而是女人，“贞节”女人最憎恨夫妇情爱之欢……

从以上富于张力的结构和巧妙的反讽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借胜惠的亡灵的视角来观看阴阳两界，来评判生死两端，从而将问题指向了一个民族面临的许多重大精神问题，即战争与生命，男性与权力、女性与道德，亲情伦理与阶级身份等。作者重点叙述的是梨花庄女性的悲苦命运，以及因此引起的传统女性伦理和对中国传统文化劣根的挖掘，并通过反讽和抒情加以强化。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些思考也是人类面临的永恒难题：生与死，灵魂与肉体，自我与他者……那么谁才是最后的赢家?

其次，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样的张力互否和反讽结构中，作者始终具有一种自我审视的叙事态度。正如作者借叙事者所言，“我”开始怀疑：“造成梨花庄的苦难是否也与我有关呢?”梨花庄每个女人的死，似乎都与“我”有关，更与“我” 的母亲有关，因为是她阻止了“我”对更多抗日战士的祈祷。她们对“我，，和“母亲”的仇恨已经深入骨髓。从这个意义上看，胜惠的难言和苦衷更胜于那些被压抑、熬煎的女性。那么，她到底能承担多少罪恶和苦难呢?

“我”和“母亲”是一直在误解和忍辱负重中艰难地生活，主要的原因就是“母亲”背叛了“父亲”。男人血洒疆场，女人却没有忠于他的男人，自然被“父亲，，抛弃。没有人同情母亲的隐忍与从心为善，更没有人理解天胜娘坚持的“人命比什么都尊贵”，包括那些备受煎熬的女性。可她们的内心都和天胜娘一样，“丈夫等不回来……她的心每一天都涨着风。”而“我”对亲情的念想更不会得到别人的认同，因为“母亲”的“不贞”。当“我”被指认为花蛇妖或蛇的化身时，“我，，在现实中的存在便成了非法；当“我”的过去被指认为非法时，现实就成了“我” 永远进不去的“城堡”；当阴间的厉鬼情缘比人世的伦常亲情温暖时，我所有的“寻祖”的努力就像记忆的磁盘被强行删除，等待重新编码、重新激活的念想就成了虚幻的等待。“我”只能在阴阳两茫茫的苦境之中无望地寻找。“我”希望再次回到人间，得到父亲的拥抱，得到母亲的理解，得到弟妹的紧握，“手足相逢该是最快乐的事”。

细读《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我们会发现，作者试图要探讨的重要问题是，被战争和革命淹没的女性的生存境遇，以及千百年来在封建道德基础上形成的女性伦理，在不平等基础之上对女性在家庭、婚姻中作出的道德囚范。比如女性的守节、贞烈，以及对男性绝对服从的道德律令等。从作者强烈的抒情和批判中我们看到的是作者对传统女性伦理的挑战，对建立在生命、人性、平等基础上女性人格的期待。这并不是一个早已解决的老问题，不是，它披着革命的外衣至今压抑着当时和现在的女性。

六

从整个文本的叙述方式来看，作者选取死后二十年亡灵重回现实，寻找人世亲情，并以此重现被宏大历史所掩蔽的“死者弯曲的倒影”。正是这一叙事视角的选择，使得叙事者可以以个人的方式进入历史，使个人的感受比被书写的历史本身更形象、更富于感染力。作者的历史感也因此得以凸显。尽管作品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朝，一直到合作化、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为背景，但作者进入历史的方式是以人物带动历史，以人物评价历史。比如“大跃进”之于乡村底层人物千百年的精神内伤，比如个人崇拜之与“精神父亲”的权威，再有女性对男性的精神依附等，特别是以一个村庄，一群女性，她们的悲剧性命运与一段段历史的血肉关联。这是叙事者试图解开的秘密。

这部作品的突破之处就在于试图对一个民族的秘史解密。我认为，被民族历史和宏大叙事所遮蔽的民间话语，就是这部小说的叙事秘密所在。正如作品中那些被遮蔽在大人喜怒哀乐下面的小孩子们的脆弱和敏感，也如傻子金宝对嫂子“愚笨”的一往深情一样，在评价历史的过程中，作者把“我”寻根问祖，寻找父母亲情的情感经历放置在那个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语境中，来反观革命、阶级话语以及由此形成的“精神父亲”对世俗亲情的压抑。“我”对父亲的精神依恋和对亲情的渴望总是被父亲“革命不是一家一户，一儿一女的事，而是普天下的事”、“革命不相信眼泪”等集体话语所淹没；梨花村人的饥饿也被久妮“我们连日本鬼子都不怕，还害怕饥饿吗”所吞噬。这样，个人的情感、欲望完全被战争、革命的乌托邦所遮蔽。这也是作者试图要回答的女性生存悲剧一个重要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批评“小亚细亚国家”，由地缘、血缘组成的“氏族社会”发展到强调解构血缘、地缘的“共同体”，以阶级关系压倒了血缘、地缘关系。这样的“进步”是可怕的。所以，在小说叙事中，阶级话语对个体话语的遮蔽的复杂性也因此显现出来。

作者通过亡灵的叙事方式，避免了个人话语的限制。叙述者既可以与每一个女性交流，以讲述她们命运的悲苦，也可以通过亡灵的身份审判“父亲”和历史，解除了女性评说历史、质疑男性的“非法性”。这自然就有了“我”发出的“天问“‘地问”般的女性呐喊，难道只能有男性辜负女性，就不能有女性背叛男性吗?“我真的想问爹，难道中国人只有骨头没有肉吗?流血不流泪还是人吗?连猪狗被宰杀时都要叫几声呢。难道革命就是把属于人的正常情绪都该灭绝吗?……爹爹啊爹爹，革命有功，难道生活有罪吗?爱国家爱人民光荣，难道爱你的女儿就可耻吗?我虽然不能代表人民，可我能代表一个人呀。”很明显，这是作者借叙述者之口来反叛宏大叙事、革命话语对个体叙事、个人话语的遮蔽。因为有了这样的反叛，作者才能对历史变革过程中的普通人，特别是女性细密的感情和悲苦的命运进行侧面的深挖和放大，让我们重新思考被宏大的历史叙事和宏伟的革命主题淹没了的个人遭遇和命运，重新思考被战争和历史的光芒所遮蔽的民间的生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看，作品具有非常强烈的民间立场和厚重的历史感悟，也具有鲜明的对新历史主义的自觉或不自觉追求。

当然，正是因为作者选择了自由穿梭文本的叙事者，从而使部分章节中浓烈的女性意识和批判精神过于情绪化，甚至浮泛化，有时叙事的节奏也缺乏有效的控制。作品中有很多情感和价值判断，并不是通过人物形象或人物自身来显现，而是作者借“我”的叙事者身份直接“说”出来，使得人物形象和叙事者带有很浓的说教气息、议论色彩。说教挤掉了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和弹性；议论抢占了人物形象的“留白”空间。人物形象的情理逻辑让位于强烈的抒情和理性的思辨，自然就会某种程度淡化了人物形象的感染力。但我又觉得，我的上述看法也许来源于常规，不能说不对，然而，我对小说中大量的思辨仍保留尊重。

总之，统观全作，无论从叙事的角度，还是从女性立场的价值评判，无论是从进入历史的姿态，还是从反思社会、反思政治文化的角度，陈亚珍的《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都是十分难得的厚重深沉之作。它通过亡灵视角，观照像羊、猪、蚂蚁一样的弱小者们以及“无告者”们的生存悲剧，并从历史的背面进入了历史，反思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历史及其深重的文化症候。它不愧是复兴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下的新一轮反思小说的先锋，也不妨看做是新历史主义观念影响下的一块厚重的文学基石。

顺天应时凌空出世

黄剑波

很长时间没有坐下来读长篇小说了，或许现实的人们很少也很难有足够的雅趣去捧读一部大部头长篇小说，这与现实文化的氛围有关，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这部长篇小说，我的初步评判是：题材和主题都是别开生面的，皱皱褶褶里都是味道。觉得必须认真仔细读，才能品尝其中的味道和从中吸取营养。尤其是语言里的内涵，它不仅文字的排列能让阅读者欢乐起来，而且每一段每一句都不是可有无可，句句都饱含着感情的汁液，而且看上去不动声色却富有哲性思考，这不是一般品格的作品可以胜任的。

小说读了六章，不到五分之一的内容。已感到这本书的故事内涵要比《红高粱》要深沉透彻得多。它反应了一个巨大的时代跨度下的人文情怀。一群无辜的人，他们淳朴善良，在那个古老的村庄经受了岁月动荡，一直生活在期盼和煎熬中。从第六章开始，小说渐人佳境。小说人物的命运线索开朗起来，古老乡村的文化氛围豁然浓烈起来。关于这段历史的背景，其文化、政治、道德、伦理等方面的反思寓意初露端倪。小说的乡土气息浓烈，表现在山西地方语言显著，描写细腻，个别段落给人以抒情散文和史诗般的艺术享受，这种唯美的笔调与乡土气息，形成强烈的反差，给人印象颇深。

小说的第一部“天问”，描述了抗日战争使梨花庄变成了寡妇庄，仇二狗一次性带走了三十六个壮士，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大战争，不算逐年征兵量，只这一次三十六个男人就仇二狗一个人活着回来，另一个是天胜爹下落不明，其余全部阵亡。而这其间无奈的“羔羊”般的寡居的女人们面对疮痍的大地哭泣着，梨花庄的女人们对生死未卜的男人们充满渴盼和热望能逃脱战争的劫难。而人文悲剧的产生仿佛比战争还要残酷，仇二狗的女儿仇惠儿的出生缘于一条常常出入在厅园里的小花蛇突然失踪，都说惠儿是蛇精转世，她的哭笑都能占卜祸福，她的祷告能护佑生死，谁和她有关联谁就有活的念想。于是，一时间惠儿成了三十五个家庭的干女儿、干孙子。同时四岁的幼女，必须履行一个义务，为出征的男人在庙堂祷告七天，悲情便开始蔓延，惠儿在这一善念的摧残下生命垂危，导致娘以身相许，越轨失贞。随着阵亡名单报告，刚烈的童养媳久妮婶扎瞎眼睛为烈士表示终身守节，腊月娘因报恩还情与男人有染上吊身亡，荷叶娘被怀疑不贞跳井自杀，奶奶因娘怀了身孕，担心世人唾骂，门风破败郁抑而亡。而惠儿娘等了十年的丈夫最终等了一纸休书……这一部分足能称得上是把中国“寡妇文化”写了个透彻淋漓。悲剧由战争引起，战争背后生命的苦难却是文化的戕害。这里的双重悲剧精神是人类的，也是民族的。

第二部“地问”该死的死了，该活的活了，梨花庄的寡妇们失去了丈夫却迎来和平，由于新政府对烈属精神待遇的格外优待，女人死去丈夫的，孩子死去父亲的很快被“光荣”抹平了创伤，狂欢起来，以致三毛要烈属子弟身份的愿望，父亲设巧计“光荣牺牲”成了一大悬案。新的时代演绎着新的悲剧，大炼钢铁的浮夸，三年饥馑的过渡，人性在激烈的冲突中开始大暴露，村长九妮婶权欲的膨胀，为邀功请赏，手持鞭杆吆喝人出工，到山外学会了“放卫星”，一次一次交征购粮，直到把口粮也压上，显示为烈士村的觉悟和丰功伟绩，这个理由没有人反驳。导致饥馑率先在“寡妇村”侵略生命。因为高强度的劳动，因为生死攸关，寡居的女人必须投奔男人，但文化又威胁她们这是“不贞”行为。久妮婶就是头一个刽子手。于是导致，玉米和惠儿的出逃、银宝婶的婚变、倒插门女婿受欺，喜鹊娘跟男人私奔，天胜娘无休止的等待，等等。这种悲剧不只是来自社会形态，仍然是俗成约定的文化所致，是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化积淀二元夹击的结果。作者感叹：“文化如同营养丰富而且也有毒的蛆虫，一方面显示着它的光辉，一方面显示着它杀人的威力。”这种渗透在民族肌理中的悲剧是人自身无法逃避的。然而在这种“坚贞”的文化中，娘和银宝婶最见峥嵘。银宝婶因生活困境必须“娶”一个男人回来，可她常常喊银孩喊出银宝，最终银孩弃她而去。这种内外分裂的悲惨是自身的悲剧。娘为让爹这个英雄、一县之长能光彩地站在梨花庄人面前，捡回无人监护的孤儿奇迹般地度过了饥馑，让爹大为震惊，从而对娘心怀内疚，这对爹是形成了最大的惩罚!但对九斤叔是最大的不公平，但九斤叔心知肚明却并不言说，或许九斤叔因早期对娘造成的不幸一直在内心忏悔，所以他始终是这娘俩的保护神。这种到处蔓延着悲情的味道，同时也彰显了一种人的精神!正是因为九斤叔的仁厚，再一次造成了惠儿的悲剧和死不瞑目的生命追寻……  作家陈亚珍在作品第三部《心问》的题记里写道：

“爱是平等的一种感情，而怜悯是居高临下的姿态。正如帮助是不求回报的，而施舍却需要感恩戴德。人失去了仁爱之心与自然之真，连眼泪都带有表演性，人世间还有什么是真的呢?”

作家对人类文明的深层次思考和鸿篇巨著文字的纵横捭阖，来源于对社会人伦的细腻观察，多种知识修养的日积月累，创作素材的充分提炼取舍。这些简朴、率真的文字，在我眼前为之一振，闪耀着思想伦常的光辉。在我看来，题记不光是《心问》主题的简单标注，更是全书精华倾注的落脚之处。在这里，我似乎找到了该书书名蹊跷的答案，羊为什么会哭，猪为什么会笑，蚂蚁为什么病了，难道就没有它们自由栖息安宁快乐的空间吗?做了近20000字的笔记，可以总结评价了，作家在创作上的人文追求境界是崇高的，直面关乎人类的生存环境、秩序和真诚、真爱的永恒命题不懈的叩问。《天问》、《地问》、《心问》只这三问就夺人心魄!天父既然造了人的生命．为什么人间还要以战争灭绝人的生命呢?地母既然是养命的根本，为什么饿死生情与男人有染上吊身亡，荷叶娘被怀疑不贞跳井自杀，奶奶因娘怀了身孕，担心世人唾骂，门风破败郁抑而亡。而惠儿娘等了十年的丈夫最终等了一纸休书……这一部分足能称得上是把中国“寡妇文化”写了个透彻淋漓。悲剧由战争引起，战争背后生命的苦难却是文化的戕害。这里的双重悲剧精神是人类的，也是民族的。

第二部“地问”该死的死了，该活的活了，梨花庄的寡妇们失去了丈夫却迎来和平，由于新政府对烈属精神待遇的格外优待，女人死去丈夫的，孩子死去父亲的很快被“光荣”抹平了创伤，狂欢起来，以致三毛要烈属子弟身份的愿望，父亲设巧计“光荣牺牲”成了一大悬案。新的时代演绎着新的悲剧，大炼钢铁的浮夸，三年饥馑的过渡，人性在激烈的冲突中开始大暴露，村长九妮婶权欲的膨胀，为邀功请赏，手持鞭杆吆喝人出工，到山外学会了“放卫星”，一次一次交征购粮，直到把口粮也压上，显示为烈士村的觉悟和丰功伟绩，这个理由没有人反驳。导致饥馑率先在“寡妇村”侵略生命。因为高强度的劳动，因为生死攸关，寡居的女人必须投奔男人，但文化又威胁她们这是“不贞”行为。久妮婶就是头一个刽子手。于是导致，玉米和惠儿的出逃、银宝婶的婚变、倒插门女婿受欺，喜鹊娘跟男人私奔，天胜娘无休止的等待，等等。这种悲剧不只是来自社会形态，仍然是俗成约定的文化所致，是社会意识形态与文化积淀二元夹击的结果。作者感叹：“文化如同营养丰富而且也有毒的蛆虫，一方面显示着它的光辉，一方面显示着它杀人的威力。”这种渗透在民族肌理中的悲剧是人自身无法逃避的。然而在这种“坚贞”的文化中，娘和银宝婶最见峥嵘。银宝婶因生活困境必须“娶”一个男人回来，可她常常喊银孩喊出银宝，最终银孩弃她而去。这种内外分裂的悲惨是自身的悲剧。娘为让爹这个英雄、一县之长能光彩地站在梨花庄人面前，捡回无人监护的孤儿奇迹般地度过了饥馑，让爹大为震惊，从而对娘心怀内疚，这对爹是形成了最大的惩罚!但对九斤叔是最大的不公平，但九斤叔心知肚明却并不言说，或许九斤叔因早期对娘造成的不幸一直在内心忏悔，所以他始终是这娘俩的保护神。这种到处蔓延着悲情的味道，同时也彰显了一种人的精神!正是因为九斤叔的仁厚，再一次造成了惠儿的悲剧和死不瞑目的生命追寻……

作家陈亚珍在作品第三部《心问》的题记里写道：

“爱是平等的一种感情，而怜悯是居高临下的姿态。正如帮助是不求回报的，而施舍却需要感恩戴德。人失去了仁爱之心与自然之真，连眼泪都带有表演性，人世间还有什么是真的呢?”

作家对人类文明的深层次思考和鸿篇巨著文字的纵横捭阖，来源于对社会人伦的细腻观察，多种知识修养的日积月累，创作素材的充分提炼取舍。这些简朴、率真的文字，在我眼前为之一振，闪耀着思想伦常的光辉。在我看来，题记不光是《心问》主题的简单标注，更是全书精华倾注的落脚之处。在这里，我似乎找到了该书书名蹊跷的答案，羊为什么会哭，猪为什么会笑，蚂蚁为什么病了，难道就没有它们自由栖息安宁快乐的空间吗?做了近20000字的笔记，可以总结评价了，作家在创作上的人文追求境界是崇高的，直面关乎人类的生存环境、秩序和真诚、真爱的永恒命题不懈的叩问。《天问》、《地问》、《心问》只这三问就夺人心魄!天父既然造了人的生命．为什么人间还要以战争灭绝人的生命呢?地母既然是养命的根本，为什么饿死生命无数?人父既然是繁殖生命的主体，可为什么没有爱子女的资格?为什么历史主义驾着欲望前行，碾碎的是伦理道德?元凶是谁?书中没有答案，似乎是人类自身的罪过，这种带有人类和民族灵魂的反思是深刻的。所以，我要说，该书的创作凝聚着作家的心血积累和孜孜不倦的追求与思考，她从历史、人文、自然、环境、生存、情感、社会发展以及现代文明诸多角度，牢牢把握住了时代发展变迁的脉搏，是一部跨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品，公正地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将会是中国文学二十一世纪之初不多见的扛鼎之作。在此，我谨向作家陈亚珍女士的辛苦耕耘表示由衷的敬佩和祝贺!

该书的手法是第一人称，以死而复活的“灵魂”为视角，皈依人间寻找自己的“身份”，这个意象是比较费解的，记得果戈里写的《死魂灵》的主人公乞乞科夫到各地收购死魂灵，以其奴隶数目的众多显示富有，可陈亚珍作家笔下的“死灵魂”回到人间是寻找身份，寻找爱与人世之情，显然是一种超越世俗的视角。“灵魂”不停地叩问“我是谁”，不停地寻问“祖”的下落，她说她活着是没“祖”的人，死去是没“祖”的鬼。于是她问天、问地、问父、问母，这个叩问折磨了她一生一世，死后还要回来叩问，然而，问天无言，问地无语，问爹、问娘全都沉默，他们不可能给惠儿一个满意的回答。读到后来才恍然大悟，她寻找的不只是自己的“身份”，而是民族的“身份”，当权欲、利欲、名欲、私欲，虚假、冷漠、市侩、黑心，充斥了人间，灵魂说：

“我知道我是谁了，无论我犯下什么样的错误，我都是个真实的人，一个守护感情的人，如果说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那么人的全部身份就在于爱与信念!可我看到人类正在丧失自己的身份，那么我从哪里来还很重要吗”?

由此看来，作者从形而下的寻找，折射着形而上的大寓言，那么在“灵魂”看来，没有爱，没有情感，自动放弃思想的尊严，是不是遍地都是肉人，因而生活得猪狗不如的她，顿悟怎样才算个“人”的道理，这就是她死而复活的收益。这样的追寻在国内恐怕还是绝无仅有的。作家使用了诸多意象特别耐人省味，比如梨花庄人患了一种怪病叫“鬼舔头”，村里为逼邪撒了一村街白石灰，看上去像个“大病房”，在饭店里“灵魂”听到吱吱尖叫的“人头宴席”，等等。作家的敏锐、忧患尽在其中，好多笔墨用了变形的手法，看似荒诞却是现实的残酷。作品分两条线索，一实一虚，灵魂回到人间访问时，把大量的史实切贴线上，具有实幻品质，心里描写尤其见重，灵动虚幻的笔法，增添了艺术感染效果。这让读者感觉到，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曲折迂回，生生死死，希望和幻灭共存，悲欢离合，恍如一梦方醒。大地不安，灵魂依然找不到应有的归属，天堂之门为何不为惠儿打开?或者说，进了天堂后惠儿为何还要那么执著地反问人间的不公和虚伪?

“人类也许最可怕的不只是权力的角逐，还是人心的黑暗!”这是惠儿发出的惊叹。爱与恨，撼与惑，在魂灵的梦幻中得到期许，得到升华。

作品最见工夫的还在于塑造人物，能数得出近三十多个人物血肉丰满，呼之欲出，其文化心里细腻准确各不相同，而且在人物设计上有很多对比性。活生生地刻画了几对形象和性格鲜明的人物。比如在亲情上爹与九斤叔，娘与大娘、侉娘的各有千秋；在人格人品上善良的娘与凶残的久妮婶，耿直的惠儿与狡诈的玉米，爹与莫书记同属革命功臣却是不同的思想境界和作风，正直、有知识的侉娘与不识几个大字却颇有心机的莫妻，青梅竹马的天胜哥与投机势利的丈夫张世聪；在婚变上：娘无奈的委曲求全和银宝婶的反叛对自身幸福的追求等都描绘得非常真实并富有艺术感染力。

有些话语直击事物的本质，如：“把持公道的人在流氓面前是个懦夫，伪君子、失踪者，只有在正直者面前才板起面孔显示应有的威严。在这种畸形的竞技赛中，任何一种资源都可以操纵到极致，唯独正直不生效。”“世间为甚那么容易原谅一个恶人的劣迹，却对善者一再扭曲呢?”“我常常被金钱和权力的魔爪扼住我的咽喉、充塞我的嘴巴，我可以挡住一部分金钱的诱惑，却挡不住权力的驾驭!金钱是潜规则，人际是一架逃不出去的庞大机器，你是其中的一个小零件，如果不被其所带动，便会被庞大所扭曲所压垮。”“战争年代生命流血肉眼看得见容易引起世人愤怒，和平年代灵魂被涂炭肉眼看不见，容易使人麻木、顺从、妥协!”“既然世人无能力惩处坏人，好人就只好去死。”“人应该研究光而不是黑暗，心应该留住爱而不是恨。”“人如果丢弃了良知就丢弃了最后一点文化。我终结了生命是拒绝心灵一再腐烂，既然‘成功’背后充满丑恶，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做‘成功’的贱役呢?”

作品中诸多富含悲怆哲性的语言字字玑珠，其中的慧悟、思辨读起来时有启迪。比如玉米与惠儿关于“强者”与“强盗”的争辩真是闻所未闻。读者的心仿佛搁在麦芒上，时有疼痛时有感叹!作品挺进人性的深处，通过灵与肉对话的角度把握人性。在我看来，杰出的作品总是用善的光辉照亮心灵的黑暗，陈亚珍做到了，她的作品见证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演绎的波澜曲折的生命的戕害、人性的苦难和民族的悲剧。她以女性特有的强烈细腻的情感和童心般的纯真，以全方位揭示社会历史真相的勇气，以发至灵魂内核的呼吁良知正义的道德魅力，为读者铺开一幅幅辽阔而荒凉悲怆的画卷，而杰出的作家都是良知呼声的主体，它是对民族的也是对人类的贡献，值得说明的是：写一出悲剧容易，写出悲剧精神才是人类的宝藏。

要感谢作家陈亚珍女士，读此书让我在思想、胸襟、情感和文学创作、艺术欣赏以及社会学意义上的观察力、关注方向等，都得到一次洗礼和升华，可谓“开卷有益，不虚此行”。这不是一篇文章，是零碎的读书笔记，精选一部分以飨读者。

2012年5月6日月圆之夜

读完四十万言的《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我不想掩饰我的震惊。我预感到，作家陈亚珍有可能 、或者已经创造了文学的奇迹。她似乎是与我们津津乐道的所有女作家都不一样的作家，她基本没有进入过研究者们的视野，但她是雄强的，她是沃野上的一棵大树。

——著名评论家雷达

平庸的作家写个人心灵；好的作家写民族心灵，比如《白鹿原》、《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伟大的作家写人类心灵，比如《圣经》。

——中国报告文学网总编刘水晶

这是用至真哲思审视世界、剖析人性、解读苦难、拷问灵魂的警世之作，是呼唤民族记忆、充溢着哲理思考与诗性寓意的宏大叙事，是具有普世情怀和超越意识足堪传世岛长篇史诗。  

——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蔡润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