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伎》由顾申主编。
艺伎形成于江户时代,她们娇美、温柔、顺从,不但身怀绝艺、愉悦异性,还是实施征服的利器。几百年来,她们始终生活在特定的区域内,笼罩在层层迷雾之中。尽管艺伎已经逐渐淡出社会,真正的艺伎是极少数生活在“廓”中的艺人,普通人的生活已经和艺伎没有交集,但艺伎文化已经影响日本全国,散发出迷人的光芒。艺伎特有的温顺体贴成了人们共同的女性美理念,可以说女性美的理念在艺伎身上得以精致体现,这大概是艺伎最大的特点吧。
作者田中梨子身为一名艺伎,深爱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她写下这本关于《艺伎》的故事(物语),认为不同文化自有其特色,日本文化特色之一便是“物语”;在别的文化中微不足道的事物,到了日本,就成了大学问,说来无不头头是道,艺伎也是如此。
《艺伎》由顾申主编。
“艺伎形成于江户时代,我们娇美、温柔、顺从,不但身怀绝艺、愉悦异性,还是实施征服的利器。几百年来,我们始终生活在特定的区域内,笼罩在层层迷雾之中,令人称奇不已。
“如今,与全盛期相比,艺伎人数大为减少,似乎已近黄昏末日。但艺伎文化并没有因此没落,反而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的行为准则,早已成为现时代我国女性的典范……”
穷其一生,每个艺伎都要在艺术修养方面付出大量的时间。也正因如此,艺伎才成为日本文化的标志之一。
《艺伎》作者田中梨子身为一名艺伎,深爱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她很小便心甘情愿接受舞蹈和弹奏三味线(日式三弦)的训练。后来为了成为一名合格的艺伎,她还接受了更为严格的礼仪训练,如伏地、挺身、用碎步走路以及为客人倒酒等。
田中梨子是性情中人,爱读书爱写文章,但她不属于纯文学,她始终关注的都是有关艺伎的文化与生活,她整天谈论的都是艺伎的吃饭、洗澡、歌谣、舞蹈、传说、历史,她极力展示的是艺伎斑驳、特有的日本之美。
她写下这本关于《艺伎》的故事(物语),便是认为不同文化自有其特色,日本文化特色之一便是“物语”;在别的文化中微不足道的事物,到了日本,就成了大学问,说来无不头头是道,艺伎也是如此。
“廓”中时光
艺伎馆就是“艺伎之家”,是我们——艺伎平时生活的场所。
同时,艺伎馆还带有经营性色彩,在日语中被称作“置屋”或“屋形”。
作为投资,艺伎馆为我们支付生活、学习、添置行头的费用。
而我们则将表演所得交给艺伎馆,视为投资回报。
“妈妈”是我们对艺伎馆老板娘的称呼。
她们大多曾是艺伎,深谙此道,工作之一就是向手下艺伎传授待客经验、讲授行业规则。
艺伎们通常在“茶屋”迎接客人、为客人表演。
茶屋由茶馆演变而来,性质也由“喝茶小憩”变为艺伎表演、男客寻欢作乐场所。
有些茶屋是艺伎馆自己经营的,有些则是饭馆兼营。
客人们选择到茶屋聚会、玩乐,通常要提前预约。
这样,茶屋会根据不同要求,提前准备宴席饭菜,通知艺伎助兴表演。
在今天,古都京都还保留着一些传统的茶屋。
这些茶屋一般高二层,从大门玄关进去,可以看到楼梯,传统大房设在二楼,铺着草席榻榻米,非常宽敞。
通常客人沿四周席地而坐,面前都有一只小几案。留出中间一片空地,为艺伎表演歌舞作用。
这种在酒宴间为客人表演歌舞,被称为“座敷”。座敷原意指在榻榻米上铺坐垫。在这里则引申为接待客人。
开设艺伎馆和茶屋都有严格的地域限制,集中一处。例如在东京,主要集中在新桥、深川地区;而京都,则主要集中在祗园一带。这些艺伎馆和茶馆汇集之处,人们称之为“廓”,俗称花街。
艺伎必须从小开始学习各种技艺。
在二次大战前,艺伎大都是被贫穷的父母卖到艺伎馆。
虽然明治政府在明治维新后制定法律,禁止人身买卖。但艺伎馆还是通过领养女孩的名义,买卖女童到艺伎馆。
艺伎来到艺伎馆,被老板娘收为“养女”,并学习各种技艺。
随着二战的结束,国内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早已摒弃了买卖人口的现象。现今,艺伎馆则要在家长同意后,才能接收女童前来学艺。
女童10岁左右进入艺伎馆,在学艺空余还要兼做艺伎、艺伎馆老板的佣人。
艺伎是艺伎馆存在的基础,是收入的主要来源。“妈妈”必须照顾艺伎的情绪,由着她们的性子。还处于学艺期的少女往往成为艺伎驱使出气的对象。
艺伎的生活全部由艺伎馆料理。其中琐碎的工作都是由学艺的少女完成。
这样,我们从小便在艺伎身边耳濡目染,不仅可以学习艺伎的神情样态,而且还要学习伺候他人的技巧。
封建社会下的日本男性至高无上,世人普遍认为,女性必须学会依顺、听从男性。
《男子汉宣言》这首歌在20世纪70年代红极一时。歌中的以新郎的口气对新娘唱道:“不许比我睡得早,不许比我起得晚。”
而艺伎要比生活中女性更加温柔,更具高贵气质,又小鸟依人,是男性心目中的理想形象。我们理所当然能吸引异性,受到青睐。
作为学徒艺伎,都要经历“妈妈”的折磨和艺伎姐姐的凌辱,而且不允许有丝毫情绪和反抗,要从中学会忍耐。 到了十二三岁,我们就成为实习艺伎,开始步入茶屋为客人表演歌舞。
实习艺伎在东京被称为“半玉”,“玉”是指演出的收入,“半玉”表明实习艺伎的收入只是正式艺伎的一半。
而在京都,实习艺伎被称为“舞技”,收入与正式艺伎相同,主要负责舞蹈表演。
学艺少女必须举行仪式才能成为半玉或舞技。
首先,必须拜一位正式艺伎当姐姐,姐姐一边传授我们行业内的手法秘诀、待人要领,一方面还要为我们介绍客源。
然后,选一个好日子,邀请当地艺伎行业的头面人物,举行“敬酒”仪式。
我们要向师姐、艺伎馆老板和歌舞老师敬酒,共喝9杯米酒,表示正式步入歌舞酒宴生涯。
还要取个艺名,通常要以艺伎馆名称为姓,再从师姐的艺名中取1、2个字为名。
敬酒完毕后,我们还要随师姐拜访附近的茶屋,请茶屋老板娘多多关照。
拜访茶屋也是要让茶屋老板记住自己的名字。
因为一般客人召请艺伎都是通过茶屋,不能直接到艺伎馆,倘若客人没有特别指明,茶屋老板娘就会选请自己比较熟悉的艺伎。
艺伎表演一般需要4到5人,1人弹三弦、1人击鼓、1人歌唱、1至2人起舞。
表演费用,依时计算。
旧时则以燃香计时,一炷香燃完视为一次,一次费用名为一枝花。
这与中国古代习俗很是相似。
中国唐代孙綮在《北里志》中记述歌伎侍宴场面:“每饮率以三锾,继烛即倍之。”表明当时为夜间聚会,以燃蜡烛计时收费。在我国古代狎妓饮宴不分昼夜,以燃香计时则不足为奇。
现在,艺伎表演的费用以小时计算。
客人只与茶屋结账,茶屋在月余总算后再交予艺伎馆。
另外,客人也会私下给小费,这也要算在茶屋的收费中。
实习艺伎在收入满一千只花后要进行“千寿贺”,并向每个茶屋送去馒头和赤豆饭,以示感谢。
在实习期问,我们要跟着师姐赴宴。
师姐在“座敷”时带上我们,并要把客人介绍给自己的妹妹。如果师姐很出名,实习艺伎也就能立刻走红。
这样几年后,我们便有了自己固定的客源,成为正式艺伎。
成为正式艺伎也有特定仪式——“换领”,即将实习艺伎时期的红色衣领换为白色,表明我们身份的转换,成为正式艺伎。
同时,我们还要拜访各个茶屋,送上印有艺名的手绢。
作为正式艺伎,不但要能歌善舞、熟练各种器乐,更重要的是善于应酬各种客人。
通过与客人说笑,使客人得到满足、感到愉快,直至流连忘返、成为熟客。
被指名次数越多,我们赚到的香钱就越多,就会成为头牌。
但由实习艺伎转为正式艺伎,其间所赚酬劳都要上缴给艺伎馆老板,即便是正式艺伎也只能拿客人给的小费。因为,艺技馆负担艺伎所有花销,包括吃、住、添置昂贵和服等。
到规定年限,艺伎馆老板赚足,收回先前投资后,我们才能有自己收入。 在此时,艺伎通常有三种选择:
——离开艺伎馆,自立门户做老板娘。
——可留在原先的艺伎馆,但要缴纳一定的饭费和使用艺伎馆名号的费用。
——脱身从良。
如想要在规定期限前结婚从良,就要缴纳大笔费用赎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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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07年,日本摄政的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为使节访问隋朝,从此拉开了中日两国大规模文化交流的序幕。圣德太子在给隋炀帝的国书中写道:日出之国天子致日落之国天子。通常认为,这便是日本国名的雏形,直到7世纪后半叶,日本遣唐使将其国名改为“日本”,即“太阳升起的地方”,成为其正式国名,并一直沿用至今。
日出之国天子致日落之国天子。这个表述不仅让隋炀帝不爽,我堂堂“中央之国”怎么就变成了“日落的地方”?就是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多少也有些不舒服,毕竟日落虽美,却有几分凄凉。经历了一百多年“日落”历史之后的中国,又多了几分额外的敏感。其实这个表述无外乎是日本追求与中国平等交往的一个夙愿,是否也有淡化“倭国”的意愿,就不得而知了。
其实从中日两国的位置而看,就算日本是“日出之国”,日落也远远不会在中国出现,它应该还要往西,一直到另外一个岛国——大西洋上的不列颠王国。而有趣的是,不列颠王国却称自己为“日不落帝国”。
有人说“日不落帝国”已经是落日了,其实不然,你还要向西看,在美洲大陆,还有着一个盎克鲁萨克逊的传人,说着英语的美利坚合众国。或许有人说,金融危机后的美国也要“日落”了,其实还不然,主宰着世界金融体系的“盎克鲁萨克逊家族”,依然掌握着最多的话语权。要看日落,还要向西。在花旗国太平洋的对岸,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日出之国”正在经历着“失去的20年”。从日出到日落,日本正在经历着一个轮回。
从日出到日落,上面的文字转了地球一圈,牵出了四个国家——中日和英美。如果说世界上的大国,有哪两个结成对子后最相像,恐怕也只有中日和英美了。中美都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陆国家,日英都是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岛国;中日都写汉字,英美都说英语;中日都是儒学与佛教之国,英美都是基督教国家;中国击退了日本的侵略,美国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等等。
中日和英美这两对“组合”虽然有很多相同,但却有着致命的不同。英美是世界上最牢固的同盟,他们左右着世界格局,建立着包括金融秩序在内的众多国际秩序;他们是西方的代表。中日虽然“一衣带水”,却纷争不断;他们关系脆弱,相互猜疑;他们的“中日友好”,听上去很美,看起来遥远,摸起来什么都不是;他们各自代表着东方。
长期以来,我一直有一个困惑:中日为什么不能结束纷争,而像英美那样结成同盟呢?作为世界上第二和第三经济强国,以及有影响力的地区大国,中日的联合不是能给自身甚至整个东方赢得更多的话语权吗?经过观察,我发现,虽然中日两国的交往有两千年的历史,然而对于现代的中国人与日本人而言,双方的了解却十分有限,彼此都用“过时”、“固有”的眼光看待着对方。“中日友好”大多是官方层面的“秀”,民间了解与沟通的渠道十分有限。这直接导致两国官方努力了数十年的“友好成果”,会往往因为一些细小的摩擦而灰飞烟灭。毕竟两国政府谁也无法忽视来自民间的怒火,哪怕这些怒火有时候是非理性和不成熟的。
从中国的角度看,中国的年轻人提起日本,无外乎“侵略者”、“动漫”、“AV女郎”等等少数几个刻板的印象。中国方面对于日本的研究以及出版与日本有关的图书。都远远不及对欧美那么热衷。日本作为中国的邻居,作为一个特点鲜明,并有着巨大成功经验和惨痛失败教训的国家,无论今后是中国的同盟,还是朋友,抑或是对手甚至敌人,都需要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人去深入地了解。这也是我们编撰这套丛书的初衷。
本套丛书的整体构思来自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为了管理二战后的日本,美国政府委托本尼迪克特做一份日本社会和日本国民性的调查分析报告。虽然有人对这本书内容的合理性存在质疑,但自1946年正式出版以来,《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一书便在美国和日本引起强烈反响,先后印了几十次。
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日本人生性好斗又谦恭温和,崇奉军国主义的穷兵黩武却又同时具有耽美特征,桀骜不驯而又彬彬有礼,冥顽不灵又顺从灵活,忠诚守信时又出尔反尔,勇敢而怯弱,保守而尚新,如此这般。”这段惟妙惟肖的描述,准确地把握了日本人的性格特征。
“菊”代表文,“刀”代表武。“认知日本系列”丛书第一辑正是从这两个方面展开,尽可能地向读者展示一个全面、真实的日本。虽然我们的能力有限,但也愿意为中日的文化交流尽一些微薄之力。在《武士》与《忍者》相继出版之后,本次又出版了《相扑》《艺伎》和《浮世绘》。但愿本套丛书能成为我们的序幕,今后能有更多的相关书籍奉献给读者。
最后,感谢青岛出版集团的董事长孟鸣飞先生和责任编辑杨成舜先生,没有他们的鼓励与帮助,就没有这套书的问世。
顾申
2010年12月于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