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美琼编著的《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精选》是20世纪散文名家名篇佳作的精选，收录了梁启超、李大钊、鲁迅、郑振铎、胡适、夏丐尊、叶圣陶、茅盾、须地山、王统照、徐志摩、俞平伯、朱自清、郁达夫、冰心、沈从文、闻一多、萧红、林徽因、梁实秋、余光中、陶然等数十位名家的代表作。这些作品有的深遂，有的轻松；有的严肃，有的诙谐；有的凝重，有的洒脱；有的峻急，有的飘逸。通过阅读这些名篇佳作，可以提高读者文学鉴赏水平，并随着作家的眼光走进历史、走进人生、走进作家的心灵深处，从中收获许许多多值得珍藏的精神财富。

《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精选》是中国现当代散文名篇佳作的精选，收录了鲁迅、周作人、胡适等数十位名家的代表作，共计二十四篇。包括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鲁迅的《春末闲谈》、许地山的《命命鸟》、夏丐尊的《钢铁假山》、叶圣陶的《没有秋虫的地方》、胡适的《庐山游记》、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俞平伯与朱自清的同名作品《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

《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精选》由邓美琼编著。

少年中国说

互峰游记

春末闲谈

访笺杂记

青纱帐

钢铁假山

命命鸟

没育秋虫的地方

庐山游记《节选)

我所知道的康桥

桃塬与远州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钓台的春昼

闲情

途中

车中一瞥

最后一次的讲演

回忆鲁迅先生(节选)

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胡同

北平年景

听听那冷雨

别禹的故事

梁启超，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学者。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日老大帝国，再则日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任公日：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老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比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人与少年人性格不同之大略也。任公日：人固有之，国亦宜然。

任公日：伤哉，老大也！浔阳江头琵琶妇，当明月绕船，枫叶瑟瑟，衾寒于铁，似梦非梦之时，追想洛阳尘中春花秋月之佳趣。西宫南内，白发宫娥，一灯如穗，三五对坐，谈开元、天宝间遗事，谱《霓裳羽衣曲》。青门种瓜人，左对孺人，顾弄孺子，忆侯门似海珠履杂遝之盛事。拿破仑之流于厄蔑，阿剌飞之幽于锡兰，与三两监守吏，或过访之好事者，道当年短刀匹马驰骋中原，席卷欧洲，血战海楼，一声叱咤，万国震恐之丰功伟烈，初而拍案，继而抚髀，终而揽镜。呜呼，面皴齿尽，白发盈把，颓然老矣！若是者，舍幽郁之外无心事，舍悲惨之处无天地；舍颓唐之外无日月，舍叹息之外无音声；舍待死之外无事业。美人豪杰且然，而况寻常碌碌者耶？生平亲友，皆在墟墓；起居饮食，待命于人。今日且过，遑知他日？今年且过，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气之事，未有甚于老大者。于此人也，而欲望以拿云之手段，回天之事功，挟山超海之意气，能乎不能？

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炬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耶？呜呼！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岌岌顾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

任公日：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问题也。如其老大也，则是中国为过去之国，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国，而今渐澌灭，他日之命运殆将尽也。如其非老大也，则是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欲断今日之中国为老大耶？为少年耶？则不可不先明“国”字之意义。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自百年以来也。完全成立者，壮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断之日：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

夫古昔之中国者，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也。或为家族之国，或为酋长之国，或为诸侯封建之国，或为一王专制之国。虽种类不一，要之，其于国家之体质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正如婴儿自胚胎以迄成童，其身体之一二官支，先行长成，此外则全体虽粗具，然未能得其用也。故唐虞以前为胚胎时代，殷周之际为乳哺时代，由孔子而来至于今为童子时代。逐渐发达，而今乃始将人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其长成所以若是之迟者，则历代之民贼有窒其生机者也。譬犹童年多病，转类老态，或且疑其死期之将至焉，而不知皆由未完成未成立也。非过去之谓，而未来之谓也。P1－3

在古典文学中，作为一种文体概念的“散文”，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一是指和韵文相对称、不押韵的文章，其二是指和骈文相对称、句法不整齐的文章。进入20世纪，随着西方近代文艺理论的引进，散文的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新的阐释和确立，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和重视。正是在吸收外来思潮和接受固有传统的基础上，现代意义上的散文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总而言之，现代散文题材内容广泛，形式丰富多样，举凡杂感、短评、随笔、速写、游记、书信、日记、报告、通讯、特写等，都可以归入散文的范畴。因此，可以这样说，中国20世纪的散文，既是对古代散文的合理继承，也吸收了外国散文的优点进行创新发展，特别是五四后的散文，是新文学中最有成绩的一个部分，出现了许大师级的作家和传世作品。20世纪的中国散文的百年，绝非中国历史上过去任何一个百年可比！它是不平常、不平静的一百年，是风雷激荡、革故鼎新的一百年，是沧桑巨变、天翻地覆的一百年！好的散文同时也是语言的精品，或典雅凝练，或朴实真切，或幽默诙谐……其中包蕴着丰富的意象，显示出音调与节奏的美感。

名家名作等经典的魅力常常是经久不衰、令人百读不厌的，本书是20世纪散文名家名篇佳作的精选，收录了梁启超、李大钊、鲁迅、郑振铎、胡适、夏丐尊、叶圣陶、茅盾、须地山、王统照、徐志摩、俞平伯、朱自清、郁达夫、冰心、沈从文、闻一多、萧红、林徽因、梁实秋、余光中、陶然等数十位名家的代表作。这些作品有的深遂，有的轻松；有的严肃，有的诙谐；有的凝重，有的洒脱；有的峻急，有的飘逸。通过阅读这些名篇佳作，可以提高读者文学鉴赏水平，并随着作家的眼光走进历史、走进人生、走进作家的心灵深处，从中收获许许多多值得珍藏的精神财富。下面列举本书中的几篇散文略加赏析。

如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中，扣住一个“老”字，在备述“老大帝国”的种种“老大”现象之后，特别去着力揭示当时那些手握“国权”的“老朽之人”的卑微的人格，空虚的灵魂，尸位护权的自私心理。他说，西欧、日本之所以称中国为“老大帝国”，首先“则以握国者，皆老朽之人也”。而这些人本来就无德无能，“自其少壮之时”，就不知亚洲、欧洲为何地，汉祖、唐宗为何人，再加上封建伦理、官场倾轧的“搓磨”“陶冶”，“脑髓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其肉体已非盲则聋，非跛则瘫，“步履”须左右扶捉，“言语”更“不能自了”，而将“二万里山河，四万万人命”，交于其手，国家精神怎能不老！在中国古代的散文作家中，很少有人以冷静、客观的心理分析见长，而梁启超在这里几乎是借用了欧洲小说家描摹人物心理的手法，对那些手握国柄而又老朽不堪的人的心理状态作了无情的解剖。

鲁迅的《春末闲谈》为了揭露统治阶级了维护其统治，施行种种麻痹术用自然界中的细腰蜂作比，分析其同异，揭示其实质，显得生动形象，新鲜贴切。以“刑天”的传说和陶潜的诗句，来说明人民的斗争精神及一切压迫和麻痹术之无效，也十分鲜明有力。文章题名“闲谈”，思路无拘无束，结构活泼富于变化，细腰蜂和青虫的传说，中外古今各种事例的旁征博引，使文章具有丰富的知识性和生动的趣味性，在“闲谈”中阐发了深刻的思想。语言幽默风趣，好用反语，令人在开颜一笑中受到思想启示和感情陶冶。作者先从细腰蜂谈起。这种蜂十分残忍，在它捕捉小青虫或蜘蛛后，并不立即吃掉它们，却用它那“神奇的毒针”，把他们麻痹到不死不活的状态，作为自己孵化子女的载体，等到幼蜂出来后，又成为幼蜂的食料，而且是新鲜的食物。因为它们并没有死，不会腐烂。鲁迅把细腰蜂视为一种残忍的凶手，而又是一个学识技术极高明的解剖学家。它的残忍之处在于它不立刻致小青虫或蜘蛛于死地，而是让他们“不死不活”，在痛苦中受折磨而又为它服务，直到最后被吃掉。作者在这里谈细腰蜂，实际上是一种形象化的说理，说明了古今中外的统治者虽有细腰蜂之志，却无细腰蜂之术的道理。他们妄想永远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奴役人民，采取了种种禁锢和麻痹人民思想的统治方法，都是在寻找像细腰蜂的“神奇的毒针”那样的“奇妙的药品”，让被统治者服用后像小青虫那样“不死不活”，供他们驱使和享用，但结果总是失败。他们的各种麻痹术，不能像细腰蜂那样奏效。因为细腰蜂要求小青虫或蜘蛛只须不懂而又不死，而统治者要求被统治者的是既运动，贡献玉食，又要无知觉，不反抗。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情。因为被统治者是有思想的，而思想又是无法禁止的。所以历史在代代更替，统治者一方面统治人民，一方面又被不时地推翻。作者借引陶潜的诗句，指出被统治者“无头也会仍有猛志，阔人的天下一时总难得太平”。这表现了鲁迅对人民的力量，对人民的反抗斗争精神的信心和乐观态度，也表现出了他对统治者的嘲弄和讽刺。于是在“闲谈”之中，深刻的寓意和鲜明的现实性也就表现出来了。

我们常说文如其人，同一个人在不同心境下对同一事物感受会有很大差别，更不用说两个人揣着不同的心境游历同一景了，本书特别选取了朱自清、俞平伯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朱自清是故地重游，而俞平伯则是初次游历：一是“初泛”，一是重游。寥寥几字切中要害。俞游秦淮河是初到者的“泛”游，是观景辩向的初级阶段；而朱重游是建立在已有的见识之上的进一步深层次的认识。也就是说俞的“初泛”决定他的文重“物”即景，而朱文重“情”也就是说是物以上的深层次思考；这也同样决定了俞文情随景迁，而朱文则是情随思移。具体讲，朱文依次写秦淮河里的船、秦淮河水、秦淮河岸人家、河里游玩时发生的趣事，笔端触及处无不是情之所至。再看俞文，依次写，开穿，初泛灯舫，夕阳西下，谈天饮酒，暗夜里前行、绿影里停泊直到“前面已是复成桥”，情随景来笔到之时即景到之处。由此二者之异可见一斑。加上二人对写文章态度不同，所书之文自然著色不能一也。朱文细致质朴，俞文“主心主物”，即朱以文悦我心，俞则以文发之哲思，一个感性，一个理性，溢于文章其风华表里自同文不同质。

胡适的《庐山游记》也值得一提：作者到了庐山这样的胜处，忆古和追史都不可免。能以清简而得要的文字述出，确属好手段。胡先生写白鹿洞书院一段，削繁叶而存茁于，有平易素淡之美。文曰：“白鹿洞在历史上占一个特殊地位，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白鹿洞书院是最早的一个书院。南唐元中（937—942）建为庐山国学，置田聚徒，以李善道为洞主。宋初因置为书院，与睢阳石鼓岳麓三书院并称为‘四大书院’，为书院的四个祖宗。第二，因为朱子重建白鹿洞书院，明定学规，遂成后世几百年‘讲学式’的书院的规模。宋末以至清初的书院皆属于这一种。到乾隆以后，朴学之风气已成，方才有一种新式的书院起来；阮元所创的诂经精舍、学海堂，可算是这种新式书院的代表。南宋的书院祀北宋周邵程诸先生；元明的书院祀程朱；晚明的书院多祀阳明；王学衰后，书院多祀程朱。乾嘉以后的书院乃不祀理学家而改祀许慎郑玄等。所祀的不同便是这两大派书院的根本不同。”如宣讲书院史略而要言不烦。这般概说，完全出诸平白的直叙，不发一点议论、不抒一点情在里面，真见出胡先生在学问上的功夫。只这疏淡自然的几笔就可详明，何劳多费字句呢？这种学者式的叙写状态，偏重的是知识，而非世人习见的理与情，或是看似精彩的比喻和形容，很可以透出一种从容的风致。

总之，本书以这样少的作家表这百年散文的状貌，深感困难和无奈——遗珠之憾，在所难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散文的艺术魅力，很大程度上就是靠感觉，本书即通过选编这样少的作品来囊括20世纪中国散文的成就，本着用渗透着作家独特情感心志的富有情味的语言去打动读者，让读者感受到这一个世纪散文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