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航学术，传承文化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模式。作为中国教育史上与官学平行交叉发展的一种教育制度，它萌芽于唐末，鼎盛于宋元，普及于明清，改制于清末，是集教育、学术、藏书为一体的文化教育机构。它在系统地综合和改造传统的官学和私学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不是官学，但有官学成分，不是私学但又吸收私学所长的新的教育制度，是官学和私学相结合的产物。自书院出现以后，我国古代教育便发生了一个很大变化，即出现了官学、私学和书院平行发展的格局，三者互相渗透与融合，促进了我国古代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繁荣。
书院的最大特色在于，它除了是一个教书育人的场所外，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文化传承、学术研究的重要机构。书院的主持人或讲学者多为当时的著名学者，甚至是某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每个书院往往就是某一学派教学和研究的中心或基地。在书院里，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书院允许不同学派共同讲学，重视学术的交流和论辩。特别是南宋以后书院盛行“讲会”制度，成为书院的重要教学形式，不仅师生共同参加学术争辩，而且常与地方上的学术活动紧密结合，使书院成为一个地区的教育和学术活动的中心。书院讲学实行“门户开放”，一个学者可以在几个书院讲学，听讲者也不限于本院生徒，常有慕名师而远道前来者。
书院的名称始于唐代，最初是官方用来修书、校书和藏书的地方，如丽正修书院，建于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后改名为集贤殿书院。该书院主管人员的职责是“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同时，他们也作为皇帝的侍读，“以质史籍疑义”。此外，唐代有些私人读书讲学之所，也被称为书院。
书院在宋初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唐末五代时期，由于连年战乱，官学衰废，教育事业多赖私人讲学维持。而宋初的统治者忙于征战，无暇顾及兴学设教，使私人讲学的书院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形成影响极大、特点突出的教育机构。宋初的书院多由私人设于山林僻静处，聚书收徒，从事讲学活动。
北宋时期，朝廷为了更直接地控制教育，一方面大兴官学，一方面推崇科举，一度压缩了书院的发展空间。但随着官学渐渐沦为科举的附庸，并且因为科举的日益腐败，使不少人对官学和科举失去了信心。因而在南宋时期，书院重又开始兴盛起来。当然，南宋书院的兴旺，与理学的盛行有着密切的联系。著名理学家朱熹对南宋书院的复兴起了重要的作用，并对后世书院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在淳熙六年(1179)守南康军时，在庐山发现白鹿洞书院故址，申请兴复并于次年复修完成。朱熹还为书院确定了条规，对书院的宗旨，为学之序以及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作了系统而详细的规定，即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后世书院大都沿用或仿制此学规，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元朝的书院虽然很多，但受官方严格控制，缺乏论辩争鸣的气氛，书院讲学的特点遭到压制，使书院成为官学的一种变异形式，书院由此走上了官学化道路。直到明正德(1506—1521)、嘉靖(1522—1566)之际，书院讲学论辩之风才又兴盛起来。著名学者王守仁、湛若水和他们的弟子对明朝书院发展有重要的影响。王守仁讲学， “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捂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湛若水是著名学者陈献章的学生，他所到之处必定建立书院，讲学授徒。这时的书院把学术研究和讲学活动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且不同学派各标其宗旨，各讲其主张，往往超出书院讲坛的范围，发展成为规模相当大的地区性的学术活动，形成独具特色的书院“讲会”制度。
随着书院自由讲学之风的盛行，各种学术思想广泛传播、空前活跃，这一点是与封建统治者力图严格控制民众思想的愿望背道而驰的，当然就引起统治者对书院的恐慌。于是，封建统治者出于稳固统治的需要，开始对书院的发展进行打压，在明末更是四次对书院进行毁灭性打击：第一次是嘉靖十六年(1537)御史游居敬上疏，指斥湛若水“倡其邪学，广收无赖，私创书院”。第二次是嘉靖十七年(1538)吏部尚书许赞以“官学不修，别起书院，耗财扰民”为借口，“申毁天下书院”。第三次是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为了整顿吏治、整顿教育，遂以书院多无实学，且“科敛民财”为理由，封闭全国书院。第四次就是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拆毁天下书院，首及东林”。这四次对书院采取的打压行动，极大地影响了书院的发展，使书院一度销声匿迹、影响不再。
清初统治者因为害怕明末书院“群聚党徒”、“摇撼朝廷”的现象重演，对书院采取了大力抑制政策。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才允许在朝廷严密监控下创建书院。此后，书院一度发展较快，数量不断增加。但多数书院只留下了书院的外壳，已丧失了往昔书院讲学的传统，学术研究氛围趋淡，加之被朝廷和地方政府所把持，书院几乎完全与官学等同起来。清朝末年，随着封建制度的日渐瓦解，书院也江河日下。虽有人采取多种应变措施力加挽救，终究收效甚微。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王朝颁令把各省在省城的所有书院改设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的改设为中学堂，各州县的改设为小学堂。自此，存续了千余年的书院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烟消云散。客观地说，书院是中国古代文化史和教育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奇观之一，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对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繁荣、对探究创新教育形式，都发挥了极其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
在整个书院发展历史上，最著名的当数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和应天府书院四大书院。
湖南长沙岳麓山上，隐存着一座雅致的千年庭院，大门前悬挂有一副楹联，上书“唯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就是北宋年间，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立的岳麓书院。此后，岳麓书院不断扩建，规模日盛。南宋时，朱熹两次到此讲学，书院招收学生千余人，并形成了以胡宏、胡寅、吴猎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使岳麓书院闻名遐迩。岳麓书院历经宋元明清四个朝代，一直延续到清末书院改制。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为高等学堂，1925年改为湖南大学，享有千年学府之誉。在岳麓书院近千年的办学历史中，桃李争辉，人才辈出。宋代的陆九渊、陈傅良，明代的王守仁、王乔龄，清代的王文清、罗典等人，都曾在此讲学或主持书院。出身于岳麓书院的名人难以计数，王夫之、魏源、陶澎、贺长龄、郭嵩焘、贺熙龄、曾国藩、左宗棠、曾国荃、胡林翼等都在此学习过。书院改学堂以后，不少仁人志士曾到此求学。唐才常、黄兴、蔡锷、陈天华、邓中夏、蔡和森、何孟雄等均出自岳麓之门。
P45-47
这本书凝聚了古今中外为教育事业繁荣昌盛付出心血的人们的力量，同时也包含着与我一道参与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同事同仁们的智慧。
在成书过程中，得到了教育部副部长陈小娅的关心和鼓励；赵金、何天淳、汤汉清、严建、周益群等同志给予了大力帮助和支持；常锡光、王翠岗、蔡寿福、李慧勤、肖敏、王永刚、云波、赵德荣、章少宏、方贵荣、姜若宁等同志以极大的热情先后参与了资料收集和整理；欧阳常贵、刘存沛、张维、西里等同志以高度的责任感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心血。云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云南出版集团公司发展研究部以及云南省16个州市教育局、各高等院校的同志在有关资料的收集过程中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和支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云南省委、省政府及其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使本书得以顺利付梓出版。在此一并致谢。
还要感谢那些始终关心、关注着本书著述、出版的人们，感谢那些始终为教育改革与发展默默奉献着的人们，是他们给了我很多探索研究的动力。
还需要说明的是，在本书的成书过程中，参阅了上百部中外教育专家、学者的专著和论著，引用了一些他们的思想观点、经验体会，在书末“参考文献”中做了列举。如有遗漏，敬请谅解。
丹增
2007年10月22日
说起来，我对教育最初的、最基本的认识——教育能够改变人的命运，是从雪域高原开始的。
在雪域西藏，圣洁的珠穆朗玛直插云霄，俯瞰着藏区大地。千百年来，它以其永恒不变的庄严护佑着一代又一代的藏族子民繁衍不止，生生不息。但是，在往昔，由于地域的限制和社会制度的束缚，藏民子女除了能够接受一定的宗教教育之外，很少能受到与时代同步的现代教育。这种状况直到西藏解放后才开始发生变化。
在辽阔西藏，我看到一座座冰川雪峰的同时，更看到一个个藏族儿女渴望知识、渴求教育的目光，那是一种使人刻骨铭心的目光，其间流露出来的，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千年期盼！至今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同时，我看到了更多人被教育这把金钥匙改变了命运的事实，看到了自治区的兴旺发展，看到了藏民族的进步。毋庸置疑，这些变化，无不与教育有关。
来到地处边陲的云南工作，我也看到了许多类似的情形。因为云南毕竟是三迤之地，老少边穷兼具，云南各族人民同样希望通过教育发展来更快地改变自己的命运。
所有这些，都让我不断加深对教育的认识，不断增进对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的思考，不断增强做好教育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
当我从藏北腹地来到布达拉宫，从雪域高原来到北京，再到彩云之南，回望人生历程中的每一个步履，我始终对教育充满着无限的崇仰与感激。在我心中，教育就像高原一般壮阔浩瀚，像哈达一样圣洁高贵。
是教育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是教育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是教育使我学会了关注教育、热爱教育并投身教育。
1960年，我在西藏公学开始了接受现代教育的历程，自此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此后，我又在西藏民族学院师范专科学习，从此与教育结下割舍不断的情缘。1973年，进入复旦大学学习，这是我人生的第二步。随后从《西藏日报》开始迈出人生的一个个崭新步伐：从一名普通记者到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到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再到云南省委副书记，是教育给予我动力，让我伴随西藏、云南和祖国的进步而成长。当然，职务的升迁也许并不能完全说明能力和贡献的高低大小，而孝敬好父母、抚养好子女、善待好邻里以及真诚地对待每一位朋友和友善地对待每一位同事，一样能体现人生的意义。同样，对工作的兢兢业业、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对专长研究的不懈投入，更能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也是教育使人立德的成效。
人的命运就是这样的奇妙，它注定了我这一生要与教育紧密相依，要与教育难分难舍——它让我从一个受教育者开始，又回到教育事业上来。此时的我，在终身学习、继续接受教育的同时，又增加了一份责任。我先后成为西藏教育发展和云南教育改革与发展事业的一名组织者和参与者：1985年起在西藏联系和分管教育多年；2003年，当云南省委、省政府果断做出教育改革决策的时候，在省委、省政府的强力领导下，我参与和组织实施了云南教育改革与发展这一崇高而责任重大的行动。受命以来，虽不至于“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但殚精竭虑，始终坚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方向，把满足、发展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努力使教育逐步成为“人人都享有的权利”，不懈探索，大胆实践，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尽管与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尚有一定距离，可也问心无愧了。
几十年来我与教育结下的不解情缘，多少个春秋对教育的苦苦思索，终于在云南教育改革喜获丰收之后，在向党的十七大献上一份礼物之时，得以有机会一诉衷肠了。
因此说，这本书作为一个选题，是一个历史的现实的既定的计划。这本书的完成，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一蹴而就、一朝一夕的事，而是深入领会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上下求索、集腋成裘的结晶。 走上为官之路以后，我没有培养起太多的爱好，惟有读书、学习、写作以及对文化教育进行思考、研究成为繁忙工作之余的最好享受，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获取知识成了最大的幸福源泉。而多年来形成的做笔记的习惯，忠实地记录了我人生历程的点点滴滴，记录了自己与古今中外文化大家、教育大家们的一次次心灵和思想的沟通与交流，记录了自己在文化发展、教育改革实践中的所思所得，记录了自己一路走过的所见所闻所想。一本本厚厚叠叠的笔记，凝结着我的心路旅程，蕴藏着我的人生感悟。虽说还未能做到“读万卷书"，但我在文化教育领域所涉足的书籍、著作已无法尽数了。尤其是二十多年来我先后到过五十个国家考察、讲学、访问，其中有美国、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希腊、埃及、南非、日本、印度、泰国、阿根廷、巴西、智利、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一路所获已远非读几本书所能及，丰富了自己的人生，加厚了自己的笔记，加深了自己的思想。
这些年来的涓流积累，已然成为自己人生当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真诚地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来分享。文化方面的积累，我已通过《文化产业发展论》、《文化慧眼读云南》奉献给了读者；在教育方面，我想通过这本书让人们来分享一个来自雪域高原的藏族文化人的人生情怀，来分享自己数十年积累下来的对教育最具体、最实在、最鲜活的感悟和认识。
当我要把多年的积累竭力组合成为一本气息相通、血脉相连的著作时，并不像当初想象得那么容易，成书的过程颇费思索，运笔时感阻滞，处处充满了挑战和不能回避的应对。说实话，我不是教育家，也不是改革家，我只是一名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组织者和亲历者。所以，斟酌再三之后，我选择了笔记体作为成书的形式。笔记这种较为自由的文体对我来说是比较适合的，它灵活多变，可以史论结合，引言摘句，可以天马行空，摇曳生姿，既能免除我拙力去扮演方家角色的无奈，又能避免我可能会遭遇捉襟见肘的尴尬。
除了让人们分享之外，我更希望通过这本书，与关心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关心云南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人们进行一次沟通和交流，希望人们通过阅读而有所收获，继而和衷共济，共同把祖国和云南的教育事业推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让人们更好地享受教育这一人人都应该享有的权利。
这是一部深入领会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上下求索、集腋成裘的结晶之作。作者曾在西藏、云南两省区党委担任领导职务，分管教育工作多年，以自己亲身的实践对教育改革与发展问题作了认真的思考与探索。
这部书由“教育：使人成其为人”、“教育改革：面向未来的行动”、“教育发展：让人的命运得到改变”三辑构成。作者把“让人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作为主题，并从政策指导、组织实施和经验借鉴等方面进行阐述和总结。
全书深刻阐述了作者就党的政策对教育改革与发展指导作用的认识，着力介绍了云南在组织教育改革与发展方面的实践经验，精心借鉴了古今中外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成功做法。
本书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提升，对他山之玉的吸收借鉴，也有对理论问题的剖析阐述，力求把历史的厚重性、理论的深刻性、实践的可操作性、资料的翔实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
本书紧紧围绕“让人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这一主题，回顾评述了上下数千年的中外教育发展历程，对教育的地位、功能、作用以及教育的历史发展脉络、发展前景等方面的600多个敏感问题作出了作者自己独特的解答，陈述了世界不同教育发展水平、不同教育发展模式的近40个国家的教育改革与发展状况。同时，这本书还对千余位中外教育名流的教育理念、教育思想、教育贡献作了富有见地的评论。
本书既有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提升，又有对他山之玉的吸收借鉴，还有对理论问题的剖析阐述，把历史的厚重性、理论的深刻性、实践的操作性、资料的翔实性有机地统一在轻快流畅、深入浅出的行文之中，显示出其不同于一般学术专著、更不同于带有工作部署性质的领导报告的特质，显示出了作者独特的视角和独到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