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的长征纪实录。书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写于1936年10月,作者都曾是党的高级干部或红军的高级指挥员。他们将那段爬雪山、过草地的峥嵘岁月悉心记录下来,使70年后的读者读来仍为这场史诗般的革命壮举慨叹不已。书中许多篇章早已脍炙人口,如陆定一的《老山界》,声情并茂地记述了红军夜行老山界的艰险历程,充满了英勇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激情;而彭加伦的《飞夺泸定桥》则将这一场艰难豪迈的夺桥战役描绘得扣人心弦,使读者不由为红军战士的顽强精神所折服。书中还同时配置了大量关于长征的珍贵写生、图片、照片及地图。
70年前英雄史诗般的长征改变了中国,影响了世界。本书就是一部关于红军长征的最早最真实最珍贵的记录。最早——本书绝大部分内容写于1936 年10月;最真实——每一位作者都曾是党的高级干部,红军的高级指挥员,冒弹雨,越天险,爬雪山。过草地……都是他们的亲身经历;最珍贵——因种种原因,原文只刊印于20世纪50年代党内参考资料,迄今为止已尘封了50 年。为纪念长征70周年,本书重新梳理和精选了原文90篇,按一日、一事,行军时间、路线顺序排列。这样,读者看到的将是一个完整的红军长征历程,长征故事。
本书还配置了大量有关长征的珍贵写生、图片,战斗遗址照片及地图。
出发前
当我们感觉到主力红军有转移地区作战可能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是被派随军移动好呢还是被留在根据地里工作好呢的问题。
有一天何叔衡同志和我闲谈,那时我们同在一个机关工作。他问:“假使红军主力移动,你愿意留在这里,或是愿意从军去呢?”
我的答复是:“如有可能,我愿意从军去。”
“红军跑起路来飞快,你跑得么?”
“一天跑六十里毫无问题,八十里也勉强,跑一百里怕有点困难,这是我进根据地来时所经验过了的。”
“我跑路要比你强一点,我准备了两双很结实的草鞋。你有点什么准备没有呢?”
“你跑路当然比我强,我只准备了一双新草鞋,脚上穿的一双还有半新。”
我们这样谈话过后,没有好久,我就被调在总卫生部工作,随着红军主力出发去了;叔衡同志呢,仍然留在中央根据地。我们到了贵州,有人说:看见报纸上载有他已遇害的消息。这一年近六十的共产党员,他不怕任何困难,任何牺牲,准备为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奋斗到底,准备随时在党的号召之下无条件地去工作,这从上面我们的谈话及以后的经过,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中央根据地,因叔衡、特立、觉哉、伯渠和我五个人年龄稍大,诸同志都呼我们为“五老”。出发时我与特立、觉哉、伯渠等都随着红军移动,经历了千山万水,苦雨凄风,飞机轰炸过无数次,敌人抄袭过无数次,苗山蛮荒的绝粮,草地雪山的露营,没有障碍住我们,我们都完全地随着大队红军到达了目的地,只有叔衡同志留在根据地,落到反革命的手中,而成为他们的牺牲品。这是怎样的令人悲愤的事呵!叔衡同志的肉体被敌人毁灭了,他的精神不死,现在有几十万几百万的人踏着他的血迹前进而纪念着他。他个人死了,他在千万人的心坎上活着。那些杀害他的人,已被钉在永远羞辱的柱子上。
我在出发前,虽发生过随军去或留后方的问题,可是红军主力向什么地方移转呢?经过些什么地方呢?路有多远呢?这类的问题,没有发生过,也没有听见别人谈过。当时为什么不发生这些问题?
这因为红军是要北上抗日的,当时在北面和东面,敌人重重叠叠的筑满了乌龟壳,大部队通过较困难。西边的乌龟壳要稀落些,主力转移地位自然是由西向北前进,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转移到什么地方,经过什么路线,走多少时候等问题,系军事上的秘密,不应猜测,而且有些问题要临时才能决定,如行军走哪条路,什么时候到达什么地方,有时定下了,还没有照着做,或做了一部分,忽因情况变了又有更改,这是在行军中经常遇到的,只要大的方向知道了,其余的也就可以不问。
我们向陕、甘前进,还是到川西后才决定的。假使在出发前,就知道要走二万五千里的程途,要经过十三个月的时间,要通过无人迹无粮食的地区,如此等类,当时不知将作何感想,是不是同样的坚决想随军出发呢?这都不能悬揣。但在长途中遇到一切天然的人为的困难,不会令我丝毫沮丧过,同着大家一齐克服过了。到瓦窑堡后,东征时还是跃跃欲试。这样看起来,即使在出发前知道路很远,时间很久,险阻艰难很多的话,也未必能变更我随军的意念吧!
暂别了,江西根据地的兄弟
1934年9月28日离开我曾做了33个月比较长期工作的江西根据地,而到了瑞金。10月10日匆匆地参加总政治部的行列,开始了长征。
当我和蔡畅同志离开江西省委时,许多同志知道我们要走,并且也隐约知道要离开中央根据地了。要走的十天前,就恋恋不舍的不忍离别,大家都在感觉,都在估计,都在说,我们相处工作是“蛮”久了,这一分别,“吗格”(江西土话,意为“什么”)时候会面咧?“好的,埃(即我)仍然是努力在此继续奋斗。你们走了,还是要常常指示呀!”虽然那时,抱着一个准备完成党给我的新的使命,踏着新的历史车轮而前进的雄心,然而当着离别的日子一天一天逼近的当儿,心中留恋与忐忑不宁,是没有办法避免的!然而毕竟是忍着不宁的精神,离开了似乎是第二故乡的江西根据地!
10月10日的黄昏,从瑞金雄赳赳地出发了。夜行军,三日经过富田、于都城。乘着月夜,徒涉了于都河。第五夜,乘月色光明,过了革命根据地边界的新陂,于是完全出了江西边区了!三年未见过的白区,也从黑夜中踏着了!这时更增加着不断的回忆和留恋!脑中不禁暗暗想着:同很多亲爱同志同二百万为中国革命奋斗而起了先锋作用的江西男女群众奋斗了三年,终于非离别不可了!
直到听了固陂战斗的枪炮声,直到我们得到冲破第一道封锁线的胜利,才警觉着当前新的任务的严重,“你没有时间去回忆过去呀!”
然而直到现在,只要看到兴国、瑞金、博生等地的同志,听到兴国、瑞金、博生等地的土音。听到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斗争的消息,还要引起我的回忆和纪念!
的确,全中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的江西根据地的群众,为全中国革命而奋斗的先锋的中央根据地三百万群众,冲破蒋介石五次“围剿”的中央根据地的群众,现在还坚持继续奋斗的闽、赣根据地的群众,是值得惦念的啊!我,是从江西根据地锻炼出来的,跟着江西根据地的党员,跟着江西根据地二百万群众。学了许多宝贵的革命经验与教训,因此也更值得我来纪念!中央根据地是被蒋介石的摧残而变为游击区域了,但是我坚信,在全国抗日民族革命的大风暴中,闽赣根据地的红军与人民,必然仍是抗日战线上的主力之一!P2-5
最早关于长征的记录,大家知道是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1937年在英国出版后轰动世界,1938年在美国出版。翻译为中文时为了能通过国民党检查改名为《西行漫记》。斯诺在宋庆龄、张学良的帮助下于1936年7月进入陕北苏区,在安塞自家坪首先见到周恩来。周恩来为他拟定考察的路线及项目。当时红军长征到达陕北9个月,尔后东征从山西回到陕北不久,彭德怀率主力西征.党中央机关正由瓦窑堡迁往保安。其实就在斯诺采访红军指战员时,不少长征亲历者也在写回忆录,并于1937年2月汇编成书,比斯诺成书时间还早。这是关于长征最早、最可靠的回忆。由于陕北一直处在封锁和包围之中,世事艰难,这本书几经曲折到1954年才内部出版,1955年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20周年才公开出版。事隔半个世纪,现在这本书已很难找到了。如李富春在《夜行军》一文中写道:长征路上,在红军总政治部的队伍中,他和邓小平、潘汉年、贾拓夫组成“牛皮公司”。在回忆或研究邓小平长征情况时从未有人提及。
关于这本书的故事还要从头说起。
1936年春天上海《字林西报》曾有这样的话:红军经过了半个中国的远征,这是一部伟大史诗,然而只有报道长征的书被写出以后,它才有价值。他们在惊叹红军的奇迹的同时,讥笑红军“粗陋无文”。
为了记录下史无前例的史诗,红军总政治部决定集中一切文件和一些个人日记,由几个人负责写。红军为了尽快到抗日第一线——绥远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东渡黄河到达山西,但军阀阎锡山不肯借道。红军正倾全力东征,无暇顾及。一直延宕到8月,不得不改变原定计划,采取大规模的集体创作。斯诺的到来推动了这件事。
党中央机关从陕北的瓦窑堡迁到保安后,环境相对安定。8月5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同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写信发起征稿。信中写道:“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同时,又向各部队发出电报: “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
中央领导、军委领导同志带头写作,如董必武、李富春、张云逸、徐特立等。做政治工作的陆定一、萧华、王首道、熊伯涛身体力行。在保安的红军大学第一科学习的36个学员都是红军的高级干部,他们中不少人积极响应号召,拿枪杆子的人也拿起了笔杆子,有:张爱萍、彭雪枫、刘亚楼、杨成武、谭政、耿飚、周士第、陈士榘、莫文骅、彭加伦、舒同、贾拓夫、童小鹏。在林野中、星月下开始写作,陕北地广人稀,地瘠民穷,条件艰苦,连纸张都难以找到。稿件从各个方面涌向编辑委员会。10月底收到征稿200多件,50万字。其中三分之一的作者是从事文化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作者是“赳赳武夫”和从红角、墙报上学会写字、作文的战士。有的寥寥数百字,内容过于简单平常,编辑只好割爱。有的不约而同写了同一个内容,只能取文字丰富、通顺者。取书名为《二万五千里》。因1905年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才开始提倡白话文,当时的文风是半文半白,简约而直白。不久,西安事变爆发,红军南下关中平原支援张学良、杨虎城,总政治部编辑委员会的同志随军出发,只留下一个肢体不灵的同志工作。这个人是谁呢?因年代久远已不可考。
1937年2月22日,编者精选出近40万字,基本按行军时间、路线顺序排列。编者本着史学工作者的职责,为了存真,对来稿中除笔误和特别不妥的句子加以改正外,其余绝不滥加修改。书后附有:红军歌曲,重要战役的英雄姓名录,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经过名山著水关隘封锁线表,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所经之民族区域表,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行军和休息的时间统计表。这些统计均依据命令、报告、各种日记、报纸汇集而成。那时,长征日记比比皆是,比我们现在看到的多得多。
此书编好后,因编者离开延安,一直没有付印,只有一本存于总政治部宣传部。因借阅的人很多,宣传部深恐损毁或遗失,便于1942年11月20日付印。书名改为《红军长征记》,这个名字更接近七年前毛泽东、杨尚昆电报中所说的书名。其目的是供参考及保存史料,所以一字未改。并要求“接到本书的同志妥为保存,不得转让他人,不准再行翻印”。当时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延安受到经济封锁,印书用的是粗糙的草纸,不易阅读,不易保存,数量很少。经过战争,党中央撤出延安,逾越险阻,到北京后所存无几。最近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从斯诺捐赠的图书中发现朱德签名的《红军长征记》上下两册,成为史学界的一件幸事。
建国后,在中宣部成立了一个处专门收集研究中共党史资料。那时中央机关十分精干,只有部和处两级。中宣部副部长徐特立兼任主任。徐老是党内五老之一,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是毛泽东在长沙第一师范学习时的老师,德高望重。历史学界令人尊敬的前辈黎澍为副主任。后来成为党史专家的缪楚黄是工作人员,负责编辑出版《党史资料》,每年四本。这套书当时发给中央委员和中央各部正副部长和党委党组机关,只印800册,1953年扩大到地委部长级干部,也不过印二三千册。这套书从1951年底到1954年共出版了24辑,320万字。现在已很难找到,更难以找全。我几经周折向缪楚黄夫人沈亦清借到一套。1978年我到中央党校工作,缪楚黄是党史教研室副主任。他不仅是我的上级,还是我学术上的引路人。
为了保存史料,决定作为党内参考材料,1954年《党史资料》分三期重新刊印《红军长征记》。发表时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题目与内容更加准确、相符。刊印前,重新校对,改过错字。因长征中有不少重要事件没有文章记述,成为空白,缪楚黄做了补注和附注。那时中宣部的长征干部很多。缪楚黄写的编者按和注释补充了珍贵的史料。此次因篇幅所限只好割爱。出版时删掉何■宙《遵义日记》、《绝食的一天》、李月波《我失联络》、莫休《一天》等4篇,共96篇。
1955年,在纪念长征20周年时,才得以公开出版。删去《出发前》等48篇,增加了1936、1937年曾在巴黎发表过的几篇长文,如廉臣《随军西行见闻录》,杨定华《雪山草地行军记》《从甘肃到陕西》等,共55篇。
长征在中国,在世界,都是永恒的话题。
回顾长征的历史,没有比这本书更真实、更感人的了。长征时干部大都正值青年、壮年,精力充沛,记忆力好。写作时间离所经历的事件年代还不到一年,记忆清晰、可靠。那时写的东西没有受后来政治运动的影响,更没有受个人崇拜和“突出政治”假、大、空的影响,朴实无华,真实可信,率直坦诚,十分感人。
有人问,你为什么不拿这些材料自己写书?编书有一个风险,涉及到版权问题。为了征得作者或作者家属的同意,我常常四处打听他们的住址、电话,颇费周折。再一一打电话,或登门拜访。北京城很大,造访一家常常倒几次车,至少用半天的时间,有时还要顶风冒雪。即使这样,仍有一些找不到。我为什么这样做呢?研究、认识历史,历史资料最有价值的是最原始的、第一手的资料,而最原始的资料是当时的文件、信件、文章。我认为:他们的作品和他们创造的历史一样水存。
我以1954年《党史资料》的版本为底本,从96篇中精选出82篇,共约30万字。同时补充了8篇,共90篇。选入的文章严格按照行军的时间调整顺序,并对文中少量人物加以简单注释。书中的很多人物,或牺牲,或受伤,或有姓无名,或用化名,鲜为人知。张爱萍将军在阅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一书时,看着昔日写的文章,思绪回到“土城战酣血犹热”的战场,想到没有幸存下来的战友,想到与他们一起共同追求的波澜壮阔的人生,信手在书上一一注明他们的姓名,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字。睹物思人。注释虽然简短,表达了我们对先辈艰苦卓绝斗争的崇高敬意和深深怀念。
长征落脚点是陕北,当时陕北的情况如何?为什么能成为长征的落脚点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特别收入龚逢春写的文章。文章写于特殊的年代,虽然内容简略,但填补了一个方面的空白,使之完整。
2006年是三大主力红军会师70周年。为了全面地反映长征,本书理所当然收入了第二方面军、第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负责人的回忆录,因受篇幅所限,尽量选用早期的文章,以保持全书风格一致。红军西路军虽然是在三军会师后才开始西渡黄河,但是2万将士血洒河西走廊,600壮士走出漠漠荒原,到达新疆。这段历史同样是长征的一部分,永存史册,故特意收入赵正洪将军的《走出祁连山》。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清朝称中国有五大民族:满、汉、蒙、藏、维(吾尔)。自古将少数民族统称为“夷”,或北狄、南蛮、西羌。对少数民族情况不了解,采取不承认、歧视的态度。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基本在汉族地区开展活动。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局在北京的蒙藏学校向蒙汉学员开展工作,发展了第一批蒙族共产党员。长征是共产党第一次大规模深入到少数民族区域,途经苗族、瑶族、布依族、彝族、藏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建国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统计民族名称有400多个。国家为了确定民族成分和族称,组织人力进行大规模民族识别工作,到1979年认定56个民族。确定民族的称谓、族群的归属工作,1986年还在进行,因而长征时对少数民族的称谓与现在有很大的区别。为了真实地反映历史,我们照原样保留,不加改动。
长征已过了70年,参加长征的人大多已作古。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段历史,编者对作者做了简短的介绍,以长征中的事迹为主。只有个别用化名者,因年代久远无法考证,个别找不到简历的,只好暂付阙如。希望知情人能告之,弥补这个缺憾。
众所周知,除红二方面军保留了几张照片外,红军没有留下照片,耿飚在沿途的照片毁于战乱。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红军照片大都是斯诺和夫人海伦·斯诺1936年到陕北后所拍摄的。难能可贵的是,长征亲历者黄镇以自己娴熟的画笔创作了24幅写生,成为记录长征唯一的形象史料和珍贵的艺术品。经黄镇夫人朱霖慨然允诺,本书用了十余幅写生。画是当年所画,文章是当年所写,画的题目、题词与文章的用语完全一致。两者第一次在一起出版,真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长征虽然没有留下照片资料,但是红军经过的万水千山,红军住过的山洞和房屋、战斗的遗址、书写的标语仍在。红军的精神激励着后代,后人建的纪念碑、塑像处处可见。在经济的发展,人们解决温饱之后,有余力开始寻根,回顾历史。随着旅游事业、红色旅游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重走长征路。
张小艾博士是张爱萍上将之女,她一直追寻先人踪迹。1997年以来,以环境保护工作之便利,经常在红军长征路线上奔波,寻找长征遗址,拍摄了大量照片。这是两代人心灵的沟通。
八年来,张小艾在四川、云南、贵州走了红军走过的大部分地方,包括俗话所说的犄角旮旯的地方。当年红军在激烈的战斗中匆匆而过,由于口音不同,可能对地名、方位的记忆有误。许多小村落藏之深山,不为外人所知。为了找到这些地名,张小艾多处寻访、考证,费尽周折,经年累月,锲而不舍,如她寻访泡通岗(抱桐岗)就是一个例证。本书能对一些地名做出订正,还得益于她的努力。为了能亲历现场,她常常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她认真地阅读本书,根据内容从上千张照片中精选出数十张插入书中,为本书增色不少。 张小艾在拍摄过程中得到诸多部门诸多同志的帮助,包括老红军张震、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及中央国家机关和一些省市自治区有关部门诸多同志。张小艾博士请我在此代她向这些部门和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为了真实地反映历史,本书选用了红军时期的许多照片,大多由家属提供。有些照片是第一次发表。红军在陕北保安的照片基本是斯诺所拍。张小艾从美国带回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美国第一版,内有许多照片。斯诺拍的照片和作者家属提供的历史照片大都由王元女士翻拍,从200多幅照片中精选出近百幅。虽经多方努力,仍有一些家属没有联系上,希望能得到知情人的帮助。书中所用地图、部分照片转引自《红军长征·图片》 (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画册,在此深表谢意。
本书成书过程中,得到朱霖、李又兰、童小鹏、柏曼卿、林颖、姜宝箴、蹇先佛、尹悦先、黄文、董良羽、李特特、张远之、彭查理、耿志远、陆健、刘煜奋、彭宏伟、谭泽代、熊湘江、萧雨、陈沂滨、邓穗、李薇薇、曾晓前、曾庆祥、周坚、萧霜、贾达黎、龚晓实、徐文伯、贺晓明、邓壮、严晓江、李友莲、苗小雄、苗小丰、王淑娟、李一楠、郑京生等的支持和帮助,一并表示感谢。
感谢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刘益涛、王新生、薛庆超、黄小同、唐筱菊审阅全书。原稿是竖排繁体字,为编辑、排印增加了困难。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感谢罗韵希女士,刘周远、李洪烈先生,在他们的努力下,才有如此精美的书籍。
李海文
200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