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锲是我国新时期后的重要作家之一。著有长篇报告文学《热流》，长篇小说《改革者》，长诗《生命进行曲》，电影《最后的选择》，话剧《金水桥畔》，诗歌集《鸿爪集》，散文集《新潮集》、《寻梦录》、《寻找星球的结合点》、《为了头上这片灿烂的星空》以及《张锲报告文学选》，《张锲海外游记》等十余部。其作品曾多次获得全国性大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本书收录了张锲的中短篇小说《气球》、《我的第一个团小组长》、《戴白兰花的姑娘》、《摇车铃铛响》、《比一百还要多的故事》、《改革者》等。

张锲写过诗，写过戏剧和电影，也写过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等，是我国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活跃的作家之一。先后创作并发表了二百余万字的作品，出版了《改革者》、《新潮集》、《寻找星球的结合点》、《张锲散文选》、《张锲报告文学选》、《张锲海外游记》、《为了头上这片灿烂的星空》、《生命进行曲》、《张锲散文》等著作。曾获"《当代》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改革者》、曾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的长篇报告文学《热流》以及长诗《生命进行曲》引起过社会的广泛关注，被视为呼唤改革讴歌时代荡气回肠的长篇散文《在陈嘉庚先生墓前的沉思》、《魂兮，归来》、《剪不断的中国结》都获得过全国大奖。张锲的作品多以讴歌改革、塑造新人、格调高昂、气势雄放见长，善于营造一种充满朝气、发人深思、催人奋发的时代氛围，在给读者强烈的审美享受的同时，又能带来深刻的思想启迪。他的《改革者》等作品曾被译介到国外。

本书收录了张锲的中短篇小说《气球》、《我的第一个团小组长》、《戴白兰花的姑娘》、《摇车铃铛响》、《比一百还要多的故事》、《改革者》等。

作者的话

爱情奏鸣曲之壹 气球

爱情奏鸣曲之贰 我的第一个团小组长

唯以真情而感人

 贵在真实，真在本质

爱情奏鸣曲之叁 戴白兰花的姑娘

 我和我的这组《爱情奏鸣曲》

摇车铃铛响

 一段难以忘却的记忆

比一百还要多的故事

改革者

 一部引人思考的作品

 揭示经济振兴时期的新矛盾

 真理与亲情的两难选择

不知疲倦的老牛

男子汉的眼泪

我的梦(作者附记)

已经是很久很久的往事了，当时的一切仿佛还在眼前一样。

红的、黄的、蓝的、乳白的，我手里捏着一束色彩缤纷的气球，走在F县城的砂石马路上。八月的阳光，照射在我的身上，照射进我的心里。照射得我浑身发热，把在我头顶上轻轻飘动的气球，也照射得分外鲜艳夺目。

该不该去看她呢?二十多年了，她还能够记得我吗?那时候，我多大?十六岁。她比我大九岁，二十五。这么多年未通音信，彼此天各一方，就凭着少年时代的那些模糊的记忆，她还能想起我、认出我来吗?!

记得。她一准还能记得我、认出我。那可不是一般的记忆。那是一种纯洁无邪、热烈、真挚而又持久不渝的感情，是一种介乎爱情和友情之间、比友情更浓烈、比爱情更纯净的感情，是萌发在共和国即将诞生、处处充满朝气、充满希望的年代里的感情。从那时过来的青少年们，对当时的一切无论过了多久都还记忆犹新。她怎么会忘记我呢?!记得。她一准还能记得。就凭着这束气球，就凭着那轻轻的一吻，就凭着这么多年我对她的那份刻骨铭心的思念，她一准还能记得我，认出我。

好不容易才打听到她的下落，才又回到这熟悉而又陌生的县城，怎么能够不去看望她呢?!明天我就要离开F县，回到我现在工作的城市。趁着今儿出差的空隙，我特意到商店里选购了这束气球，换了身洗得清清爽爽的蓝卡其布上衣，在镜子前一次次整理乱蓬蓬的头发，按照人们告诉我的地址，前去看望她。

在我的生命旅程里，F县是一个重要的驿站。而她，则是我在依稀懂得感情生活的年岁里，出现的第一个美丽的女神，一个给了我无数幻想和憧憬的偶像。

淮海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不久，我和一群向往革命的年轻人，曾经在这里学习过，第一次受到较为系统、较为正规的革命知识教育。这里的一切，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城楼望月，古刹钟声，河边漫步，以及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小巷，每一座房屋，每一棵大树，还有那城镇近郊的一处处小丘，那田野上大片大片的豌豆花，都曾在我以后的梦境中反复出现过。可是，这次重来，却已经很难辨认，一切都变得十分生疏了。原有的城墙多半已被拆毁，城镇正往郊外延伸。一座座新的房屋、新的烟囱突兀而起；用青石板铺成的街道，也已不见踪影，代之以一条横贯全城、铺设了多年尚未完成的砂石马路。这就大大破坏了从前的格局。因此，尽管人们已经告诉我：她所在的物资公司宿舍，就在我们当初学习时校部附近的一条小巷里，而我，仍然不得不一边走，一边向过往行人仔细询问地址。

近了，近了。远远地，我又看见那棵老白果树。真没想到，沐浴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这中间经过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还有这场尚未结束的“文化大革命”等等名目繁多的运动，那棵老白果树倒还活着，远远望去依旧葱茏如盖。我不由得一阵心跳，加快了脚步。我的眼前，又出现了她手持一束彩色气球，行进在红旗、彩带、锣鼓、高跷队伍里的模样。在我的幻觉里，她始终还是那样鲜艳、那样生动、那样出奇的美丽。我甚至顽固地相信，她会永远年轻，永不衰老。

兴许是由于她生得过于娇小，过于纤柔，而我又成熟得太快、太早，个子长得比和我一般大小的人整整高出一头。所以，在我们最初见面时，至少在我这方面，并不觉得和她有多大的年龄差距。

我们是同乡，但彼此并不相识。我的父母是靠吃粉笔灰糊口的穷教书匠，她的家庭则是方圆几十里远近闻名的地主；我只在县立中学上过初中；而她，不仅上完了女子高中，还在一家幼儿园里工作了两年，又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读了一年书。按照常情，如果没有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没有尚在进行的解放战争，我们原本无缘相识，也无缘像后来那样建立起那种朦朦胧胧的情感。

我的家乡，地处长江和淮河之间。一九四八年秋天，那块土地，已是解放军地方部队活动得十分频繁的半解放区。我就在那个时候，跟随我的中学毕业后辍学在家的叔父，一同参加了革命，成为县独立团文工队的一名最小的队员。以后，又和我的叔父一起，被派往这座专门培养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大学来学习的。

说来可笑，在我们当初的那个县独立团的文工队里，不仅找不出一个懂得五线谱的音乐指挥，连粗识简谱的人，也屈指可数。我的叔父和我，在那个环境里，就算是两个顶呱呱的业务骨干了。可我们也只能跟着咿咿呀呀的京胡、二胡，哼唱几段很不地道的京剧；或者哼着平时就很喜爱的民间小调和地方戏曲，采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改编填写新内容，然后一句一句地教给大伙，让队里的伙伴们打着腰鼓、莲湘、快板，去乡村和集镇进行宣传。这无疑是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的。加上战争还在激烈地进行，一个地方部队独立团，拖着这支非战斗队伍四处转移，显然很不方便。所以，独立团的政委，便决定解散这支文工队，把其中的一部分编入战斗序列，或者就地分配工作；另一部分，则到设立在F县的这座革命大学来学习。

我们是春节过后来到F县城的。这座古城，离津浦线上最近的火车站，还有几十华里。我的叔父是中学篮球代表队的主力前锋，长得粗粗壮壮，威武健硕，我也正是血气方刚的年岁，两人从里到外都仿佛有着使不完的力气。我们去F县城的那天，恰值雪后初晴，天上阳光灿烂，地上到处堆满积雪，我们俩踏着冰雪快步行走，越过路上的一拨拨行人。因为心情振奋，有时还对着茫茫雪野吼上几句，唱一支自己喜欢的歌儿，把一个个路人的目光吸引了过来，有的还凑到我们身边，和我们搭讪一会儿。走着走着，便纠集起一大伙人，大家结伴而行。

P3-5

张锲

翻开断断续续写就的一些小说，仿佛又回到了几十年前，又看到了那些熟悉的朋友，又和他们在一起促膝谈心，互相倾吐阔别的情怀。几十年的时间，就这样匆匆过去了，但那些多年不见的朋友，却没有被我忘却，他们的音容笑貌，却还时刻被我牵记在心头!

我写小说，并非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有些人物故事，早就刻印在我的脑海深处，只要稍稍搅动，就会沉渣泛起，活灵活现地在脑际里呈现出来。但是，由于个人的遭际一直动荡不宁，很难挤出一段完整的时间，把它们整理出来。直到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之交，我才得以把第一个短篇：《比一百还要多的故事》；第一个中篇：《摇车铃铛响》；第一个长篇：《改革者》，正式写在纸面上，并且使他们有了发表的机会。然而，过此之后，我就投入到中国作协和中华文学基金会繁琐的事务之中，真是忙到了席不暇暖、食不甘味的地步，许多早就想好了的题目、人物、故事情节等等，都被迫丢在了脑后，想写的小说在长时间的搁置之后，也大半淡忘，我在青年时期就一度产生过的幻想之一：当一个小说家的愿望，也就离开我越来越远了!

随着时日的推移，当我已逐渐进入老年时，那些留下了深刻记忆的往事，又一次次敲打我记忆的门窗，唤起我创作的欲望。这主要是我在一些笔记里多次提到的：《爱情奏鸣曲》之一到之十，那十多篇小说的原型，基本上都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其中的有些人和事，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同朋友们讲述过，在梦魂中重温过，而且得到过朋辈的赞同和期许，有的甚至已经写开了头，只是没有继续写下去直至完成。大约六七年前，在《人民文学》杂志崔道怡同志的热情邀约下，我终于完成了现在的《爱情奏鸣曲》之三：《戴白兰花的姑娘》；二○○五年之后，又陆续完成了《奏鸣曲》之一：《气球》和《奏鸣曲》之二：《我的第一个团小组长》。我还想一鼓作气，把“之四”到“之十”写完，并且希望直到《爱情奏鸣曲》全部写完之后，才着手编辑我的小说选。但拖了又拖，一直拖到今年春天，我终于发现这对于我仍然是一个艰难的任务，一方面是文思枯涩，力不从心；另一方面，是去、今两年，逐渐感到体力有所不支，只得现实一点，先把已经写出的这些毛坯出版，剩下的还没有完成的部分，只能留待稍有余力再加以完成了!

逝者已矣!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这些留下我的青春的记忆和遗憾的作品，只能权且作为未完成的一部分习作，奉献给我的读者们了。愿苍天假我以年，容许我还有足够的时间，继续实现未了的心愿，写完我想写的许多东西，并且希望我能够写得稍稍好些，再好些!

二○○六年五月于北京

我的梦

我是个爱幻想的人。几十年来，我做过很多的梦，有过很多的幻想。幻想之一，就是：何年何月，我才能真正静下心来，认真读点什么、写点什么?!

读书对于我是有癖的。我出生在一个小学教师的家庭里，呱呱坠地，父母就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做：书宝。这名字，我一直用到参加工作之前，才因为有人说是带有“封建意识”而被迫改掉。我还有个弟弟，起名：书田。他虽然只长到八九岁便因病夭折，却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记忆。又是书宝，又是书田，可见我的父母对于儿子成为读书人的期待之殷。我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耳濡目染，日积月累，自然就把读书看作是人生的头等大事了。

然而，我却一直没能真正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读过几年书，甚至是认认真真地读过几本书。小时候，因为家里穷，也因为战争烽火连年不息，我跟着父母到处漂泊，只断断续续地上到初中二年级便辍学了。参加工作之后，历经各种政治运动，其间还当了二十二年的右派和摘帽右派，那时的第一大事是先得想着怎样才能活下来，读书必然退居次要位置。这些年，总算有了较稳定的生活环境，却又被沉重的工作担子压得喘不过气来。有时刚捧起一本喜爱的书，没读上几页、几行，便来了电话，来了要我操办某些具体事务的客人。于是，我便不得不弃书兴叹，投入到似乎永远也忙不完的繁琐事务中去。

我多少还算读了点书，差不多都是挤出、偷出、抢出点时间读了的。我从小养成了读书习惯。当了右派分子后，读书便很艰难了。已经成了右派，不好好劳动改造，有事没事居然还捧出本书出来，人模狗样地读着，那还了得?!所幸有段时间我被罚打扫厕所，整天和粪便打交道，身上难免沾有臭味，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要遭到同宿舍人的白眼。我索性自觉地搬进一间已经废弃不用的厕所里，和粪桶、拖把、扫帚为伍，在两个毁坏了的抽水马桶盖上铺了块小木板，用以栖身存身，在墙上挂了盏用墨水瓶改装的煤油灯，用以照明读书。那时的我，既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五类分子”，又住在臭气熏人的厕所里，可真是从里到外臭到家了。所以，虽然也算是身居闹市，却从来没人前来打搅。到了万籁俱寂的夜晚，或者雨雪封门不能出工的白昼，点起那盏把墙壁和鼻孔都一同熏黑了的煤油灯，斜靠在小木板上，抓起一本本好不容易才到手的各类闲书，就生吞活剥、如痴如醉地读了起来。真是：一编在手，宠辱皆忘。直到现在，回想起那段生活，仍然在苦涩中泛出些微甘。

写作对于我也是有癖的。因为是个书痴，自然也就崇拜写书人，崇拜作家。还是个娃娃时，我就梦想着能成为作家。抗日战争胜利后，我曾到从重庆回来在南京政府里做旧职员的祖父那里读了一年半的书。祖父年轻时也曾自命风雅，吟诗作赋，后来在旧政府里呆长了，有人曾嘲笑他是“一生无二职，廿载老科员”，岁月的风霜把他原有的一些情趣、一点棱角消磨殆尽，竟把舞文弄墨当作惹祸招非的畏途，惟恐我心存邪念，误入泥坑，所以对我管教甚严。不幸我第一次给报纸的投稿信，偏偏就落到他的手里。气得他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结结实实地把我用鸡毛掸子教训了一顿。可是我仍然不思悔改，过不多久，等到我离开祖父回到家乡合肥读书时，便又偷偷在一家小报上以张书宝的名字发表了一组旧体诗。那是我的作品第一次印成铅字。从此，我便开始了这大半生在文学上探索寻求艰难前行的道路。我没有等身的著作，却有过等身的废稿。积数十年之经验，我才越来越体会到：当一个真正的作家何等不易!学力、才力、毅力，缺一不可。而我在所有这些方面，都非所长。我之所以多少也还算写了些东西，只因为在我的胸膛里始终还跳动着一颗不知疲倦的心，在我的人生憧憬中有一个一直在执著追求着的理想，如此而已!  从一九七八年开始，我们的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建国以来，我们取得了许多明显的成绩和进步，也有过令人痛心的挫折和夭败。这十多年，我们终于在挫折和失败面前逐渐清醒了过来，开始从坎坷踏上坦途。就我个人而言，这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时期。先是右派的问题得到了改正，从另册回归到正册；接着又陆续发表了些作品，还犹得过一些文学奖，取得了作为一个作家的表面身份：然后便是从比较偏僻、封闭的安徽老家来到北京，走上了为文学界服务的工作岗位。我感谢生活，感谢人民，感谢所有在我前进时拉扯过、扶持过我的人们。我十分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机会，全身心投入到各种琐琐碎碎的事务印去。其乐无穷，其烦恼亦复无穷!在这种情况下，我原有的一点少得可怜的创作和读书的时间，也就益见其少了。偶或写点东西，也大多是在编辑朋友们的催逼下勉力完成的。

我无法一一提到他们的名字，因为在这本集子的几乎每一篇文章的字里行间，我都可以看到一两位热心的编辑的身影。可以说，没有他们的鞭策、支持，我这本薄薄的集子也是无法完成的。

又是许多大好时光过去了!而我能捧给读者的文字，无论就其数量和质量而言，都是无法让我安心和甘心的。终我一生，笔耕不止，也未必能写出什么足以留传后世的文字，但我作为一个从小就幻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的人，总想尽可能多地写点东西，这种强烈的愿望，数十年未敢或忘。一方面是有许多要做的事情没做，已经做了的也还没有来得及巩固、来得及完善；另一方面是有许多想写的东西没写，现实生活中又不停地有许多新的人和事感动着我、激励着我赶快拿起笔来。这种工作和创作之间的矛盾，是我近年来经常碰到的尖锐矛盾之一。哪里刚之后，历经各种政治运动，其间还当了二十二年的右派和摘帽右派，那时的第一大事是先得想着怎样才能活下来，读书必然退居次要位置。这些年，总算有了较稳定的生活环境，却又被沉重的工作担子压得喘不过气来。有时刚捧起一本喜爱的书，没读上几页、几行，便来了电话，来了要我操办某些具体事务的客人。于是，我便不得不弃书兴叹，投入到似乎永远也忙不完的繁琐事务中去。

我多少还算读了点书，差不多都是挤出、偷出、抢出点时间读了的。我从小养成了读书习惯。当了右派分子后，读书便很艰难了。已经成了右派，不好好劳动改造，有事没事居然还捧出本书出来，人模狗样地读着，那还了得?!所幸有段时间我被罚打扫厕所，整天和粪便打交道，身上难免沾有臭味，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要遭到同宿舍人的白眼。我索性自觉地搬进一间已经废弃不用的厕所里，和粪桶、拖把、扫帚为伍，在两个毁坏了的抽水马桶盖上铺了块小木板，用以栖身存身，在墙上挂了盏用墨水瓶改装的煤油灯，用以照明读书。那时的我，既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五类分子”，又住在臭气熏人的厕所里，可真是从里到外臭到家了。所以，虽然也算是身居闹市，却从来没人前来打搅。到了万籁俱寂的夜晚，或者雨雪封门不能出工的白昼，点起那盏把墙壁和鼻孔都一同熏黑了的煤油灯，斜靠在小木板上，抓起一本本好不容易才到手的各类闲书，就生吞活剥、如痴如醉地读了起来。真是：一编在手，宠辱皆忘。直到现在，回想起那段生活，仍然在苦涩中泛出些微甘。

写作对于我也是有癖的。因为是个书痴，自然也就崇拜写书人，崇拜作家。还是个娃娃时，我就梦想着能成为作家。抗日战争胜利后，我曾到从重庆回来在南京政府里做旧职员的祖父那里读了一年半的书。祖父年轻时也曾自命风雅，吟诗作赋，后来在旧政府里呆长了，有人曾嘲笑他是“一生无二职，廿载老科员”，岁月的风霜把他原有的一些情趣、一点棱角消磨殆尽，竟把舞文弄墨当作惹祸招非的畏途，惟恐我心存邪念，误入泥坑，所以对我管教甚严。不幸我第一次给报纸的投稿信，偏偏就落到他的手里。气得他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结结实实地把我用鸡毛掸子教训了一顿。可是我仍然不思悔改，过不多久，等到我离开祖父回到家乡合肥读书时，便又偷偷在一家小报上以张书宝的名字发表了一组旧体诗。那是我的作品第一次印成铅字。从此，我便开始了这大半生在文学上探索寻求艰难前行的道路。我没有等身的著作，却有过等身的废稿。积数十年之经验，我才越来越体会到：当一个真正的作家何等不易!学力、才力、毅力，缺一不可。而我在所有这些方面，都非所长。我之所以多少也还算写了些东西，只因为在我的胸膛里始终还跳动着一颗不知疲倦的心，在我的人生憧憬中有一个一直在执著追求着的理想，如此而已!

从一九七八年开始，我们的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建国以来，我们取得了许多明显的成绩和进步，也有过令人痛心的挫折和失败。这十多年，我们终于在挫折和失败面前逐渐清醒了过来，开始从坎坷踏上坦途。就我个人而言，这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时期。先是右派的问题得到了改正，从另册回归到正册；接着又陆续发表了些作品，还获得过一些文学奖，取得了作为一个作家的表面身份：然后便是从比较偏僻、封闭的安徽老家来到北京，走上了为文学界服务的工作岗位。我感谢生活，感谢人民，感谢所有在我前进时拉扯过、扶持过我的人们。我十分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机会，全身心投入到各种琐琐碎碎的事务中去。其乐无穷，其烦恼亦复无穷!在这种情况下，我原有的一点少得可怜的创作和读书的时间，也就益见其少了。偶或写点东西，也大多是在编辑朋友们的催逼下勉力完成的。

我无法一一提到他们的名字，因为在这本集子的几乎每一篇文章的字里行间，我都可以看到一两位热心的编辑的身影。可以说，没有他们的鞭策、支持，我这本薄薄的集子也是无法完成的。

又是许多大好时光过去了!而我能捧给读者的文字，无论就其数量和质量而言，都是无法让我安心和甘心的。终我一生，笔耕不止，也未必能写出什么足以留传后世的文字，但我作为一个从小就幻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的人，总想尽可能多地写点东西，这种强烈的愿望，数十年未敢或忘。一方面是有许多要做的事情没做，已经做了的也还没有来得及巩固、来得及完善；另一方面是有许多想写的东西没写，现实生活中又不停地有许多新的人和事感动着我、激励着我赶快拿起笔来。这种工作和创作之间的矛盾，是我近年来经常碰到的尖锐矛盾之一。瞻望前景，去目无多，该是我在未来生活的安排上做出认真抉择的时候了!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年轻时读屈原的《离骚》，差不多全是囫囵吞枣就着饭菜吃了。只有到了眼下这个岁数，重读《离骚》中的这些诗句，才算咀嚼出一点味道，产生一咏三叹的感慨。人生苦短，岁月不居。怎么办呢?“望崦嵫而勿迫”、“折若木以拂日”吧。我虽然还没到太阳就要落进崦嵫山的时辰，但也必须及早对人生的旅程做出清醒的估算，且振奋精神，折下神话里那种若木的枝条来不时地拂拭太阳，使它再多发出些光和热，也照耀我尽可能多地再写些自己想写又对人民有益的东西。

这是我为一九九三年的一本散文集所写的一篇后记，近日重读，觉得仍有新鲜感。从那时到现在，我的强烈愿望和困惑仍然是相同的。所以又把它略加删节，附录集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