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周作人在北平辅仁大学讲演新文学的源流，同年，由人文书店将讲演稿出版，即《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其中包括一篇《小引》和三篇附录《论八股文》、《沈启无选近代散文钞目录》和《现在散文导论》。本书标举的是晚明公安、竟陵两派的文学主张及创作，再加上两篇附录《论八股文》及《沈启无选近代散文钞目录》，为周氏自己在小品文方面的成就。

《新文学的源流》标举的是晚明公安、竟陵两派的文学主张及创作，再加上两篇附录《论八股文》及《沈启无选近代散文钞目录》，更因为周氏自己在小品文方面的成就，《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很容易被人当作“散文史”来读。而实际上，《源流》的着眼点或作者的意图更大，更远。全书包括一篇《小引》和三篇附录《论八股文》、《沈启无选近代散文钞目录》和《现在散文导论》。

小引

目次

第一讲 关于文学之诸问题

第二讲 中国文学的变迁

第三讲 清代文学的反动(上)——八股文

第四讲 清代文学的反动(下)——桐城派古文

第五讲 文学革命运动

附录一 论八股文

附录二 沈启无选辑近代散文钞目录

附录三 现代散文导论

五、文学的起源

要说明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先须有说明的根据，这便是关于文学起源的问题：

从印度和希腊诸国，都可找出文学起源的说明来，现在单就希腊戏剧的发生说一说，由此一端便可知道其他一切。

大家都知道，文学本是宗教的一部分，只因二者的性质不同，所以到后来又从宗教里化分了出来。宗教和政治组织相同，原为帮助人类去好好地生存的方法之一。如在中国古代的迎春仪式，其最初的目的就是要将春天迎接了来，以利五谷和牲畜的生长。当时是以为若没有这种仪式，则冬天怕将永住不去，而春天也怕永不再来了。在明末刘侗所著《帝京景物略>>内，我们可找到对这种仪式很详细的说明，大体是在立春之前一日，扎些春牛芒神之类，去将春神迎接了来。在希腊也如此．时候也是在冬春之交，在迎春的一天，有人化装为春之神，另外有五十个扮演侍从的人。春之神代表善人，先被恶神所害，造成一段悲剧，后又复活过来，这是用以代表春去而又复来的意思。当时扮演春神的人都要身披羊皮，其用意大概在表示易于生长。英文中之Tragedy(悲剧)原为希腊文中之Tragoidia，其意义即为羊歌，后来便以此字专作悲剧解了。

在化装迎春的这一天，有很多很多的国民都去参加，其参加的用意，在最初并不是为看热闹，而是作为举行这仪式的一分子而去的。其后一般国民的文化程度渐高，知道无论迎春与否，春天总是每年都要来的。于是，仪式虽还照旧举行，而参加者的态度却有了变更，不再是去参加仪式而是作为旁观者去看热闹了。这时候所演的戏剧不只一出，迎春成为最后一幕，主角也逐渐加多，侍从者从此也变为后场了。更后来将末出取消，单剩前面的几出悲剧，从此，戏剧便从宗教仪式里脱化出来了。

文学和宗教两者的性质不同，是在于其有无“目的”：宗教仪式都是有目的的，而文学则没有。譬如在夏季将要下雨的时候，我们时常因天气的闷热而感到烦躁，常是禁不住地喊道：“啊，快下雨吧!”这样是艺术的态度。道士们求雨则有种种仪式，如以击鼓表示打雷，挥黑旗表示刮风，洒水表示下雨等等。他们是想用这种种仪式以促使雨的下降为目的的。《诗序》上说：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我的意见，说来是无异于这几句话的。文学只有感情没有目的。若必谓为是有目的的，那么也单是以“说出”为目的。正如我们在冬时候谈天，常说道：“今天真冷!”说这话的用意，当然并不是想向对方借钱去做衣裳，而只是很单纯的说出自己的感觉罢了。

我们当作文学看的书籍，宗教家常要用作劝善的工具．我们读《关雎》一诗，只以为是一首新婚时的好诗罢了，在乡下的垫师却以为有天经地义似的道理在内。又如赞美歌在我们桌上是文学，信徒在教堂中念却是宗教了。这些，都是文学和宗教的差异之点，设使没有这差异，当然也就不会分而为二了。

以后，我便想以此点作为根据，应用这里观点以说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情形和意义，它的前因和它的后果。

六、文学的用处

从前面我所说的许多话中，大家当可看得出：文学是无用的东西。因为我们所说的文学，只是以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为满足的，此外再无目的之可言。里面，没有多大鼓动的力量，也没有教训，只能令人聊以快意。不过，即这使人聊以快意一点，也可以算作一种用处的：它能使作者胸怀中的不平因写出而得以平息——读者虽得不到什么教训，却也不是没有益处。  关于读者所能得到的益处，可以这样地加以说明——但这也是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很早就在他的《诗学》内主张过的，便是一种祓除作用。

从前的人们都以《水浒》为诲盗的小说，在我们看来正相反，它不但不诲盗，且还能减少社会上很多的危险。每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者，都想复仇，但等他看过《水浒》之后，便感到痛快，仿佛气已出过，仿佛我们所气恨的人已被梁山泊的英雄打死，因而自己的气愤也就跟着消灭了。《红楼梦》对读者也能发生同等的作用。

一位现还在世的英国思想家，他以为文学是一种精神上的体操。当我们用功的时候，长时间不做筋肉的活动，则筋肉疲倦，必须再去作些运动，将多余的力量用掉，然后才觉得舒服。文学的作用也如此。在未开化或半开化的社会里人们的气愤容易发泄。在文明社会中，则处处设有警察维持秩序，要起诉则又常因法律证据不足而不能，但此种在社会上发泄不出的愤懑，终需得有一地方去发泄．以前，各国每年都有一天特许骂人，凡平常所不敢骂的人，在那天也可向之大骂。骂过之后，则愤气自平。现在这种习俗已经没有，但文学的作用却与此相同。这样说则真正文学作品没有不于人有益的，在积极方面没有用处的，在消极方面却有用处。几年前有一位潘君在《幻洲》内曾骂过一般做文章的青年，他的意见是：青年应当将力量蕴蓄起来，等到做起事情来时再使之爆发，若先已藉文学将牢骚发泄出去，则心中已经没有气愤，以后如何做得事情。这种说法，在他虽是另有立场，而意见却不错。

有人以为文学还另有积极的用处，因为，若单如上面所说，只有消极的作用，则文学实为不必要的东西。我说：欲使文学有用也可以，但那样已是变相的文学了。椅子原是作为座位用的，墨盒原是为写字用的，然而，以前的议员们岂不是会在打架时作为武器用过么?在打架的时候，椅子墨盒可以打人，然而打人却终非椅子和墨盒的真正用处。文学亦然。

文学，仿佛只有在社会上失败的弱者才需要，在际遇好，没有不满足的人们，他们任何时任何事既都能随心所欲，文学自然没有必要。而在一般的弱者，在他们的心中感到苦闷，或遇到了人力无能为的生死问题时，则多半用文学把这时的感触发挥出去。凡在另有积极方法可施，还不至于没有办法或不可能时，如政治上的腐败等，当然可去实际地参加政治改革运动。而不必藉文学发牢骚了。P11-15

本年三四月间沈兼士先生来叫我到辅仁大学去讲演。说话本来非我所长，况且又是学术讲演的性质，更使我觉得为难，但是沈先生是我十多年的老朋友，实在也不好推辞，所以硬起头皮去讲了几次，所讲的题目从头就没有定好，仿佛只是什么关于新文学的什么之类，既未编讲义，也没有写出纲领来，只信口开河地说下去就完了。到了讲完之后，邓恭三先生却拿了一本笔记的草稿来叫我校阅，这颇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再看所记录的不但绝少错误，而且反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这尤其使我佩服。同时北平有一家书店愿意印行这本小册，和邓先生接洽，我便赞成他们的意思，心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印了出来也好。就劝邓先生这样办了。

我想印了出来也好的理由是很简单的。大约就是这几点。其一，邓先生既然记录了下来，又记得很好，这个工作埋没了也可惜。其二，恰巧有书店愿印，也是个机缘。其三，我自己说过就忘了，借此可以留个底稿。其四，有了印本，我可以分给朋友们看看。这些都有点儿近于自私自利，如其要说得冠冕一点，似乎应该再加上一句：公之于世，就正大雅。不过我觉得不敢这样说，我本不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这只是临时随便说的闲话，意见的谬误不必说了，就是叙述上不完不备草率笼统的地方也到处皆是，当作谈天的资料对朋友们谈谈也还不妨，若是算它是学术论文那样去办，那实是不敢当的。万一有学者看重我，定要那样地鞭策我，我自然也硬着头皮忍受，不敢求饶，但总之我想印了出来也好的理由是如上述的那么简单，所可说的只有这四点罢了。

未了，我想顺便声明，这讲演里的主意大抵是我杜撰的。我说杜撰，并不是说新发明，想注册专利，我只是说无所根据而已。我的意见并非依据西洋某人的论文，或是遵照东洋某人的书本，演绎应用来的。那么是周公孔圣人梦中传授的吗?也未必然。公安派的文学历史观念确是我所佩服的，不过我的杜撰意见在未读三袁文集的时候已经有了，而且根本上也不尽同，因为我所说的是文学上的主义或态度，他们所说的多是文体的问题。这样说来似乎事情非常神秘，仿佛在我的杜园瓜菜内竟出了什么嘉禾瑞草，有了不得的样子；我想这当然是不会有的。假如要追寻下去，这到底是那里的来源，那么我只得实说出来：这是从说书来的。他们说三国什么时候，必定首先喝道：且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觉得这是一句很精的格言。我从这上边建设起我的议论来，说没有根基也是没有根基，若说是有，那也就很有根基的了。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周作人记于北平西北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