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旅程上，他饱经烽烟风雨，历尽艰难险阻，几度生死难关，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全书共分8个章节，具体内容包括家世、大革命风云、无言地送你们走上征途、结缘新文学、八年统战与情报生涯、新中国文博事业的开创者、文博事业在逆境中崛起等，它将我国文物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的王冶秋同志跌宕起伏、多彩多姿的奋斗一生进行了完整的展现，并还了王冶秋气个完满的革命家形象。

王冶秋是我国文物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德才兼备，文武双全，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其前半生作为革命闯将，经历武装暴动和牢狱刑讯以及在隐蔽战线的八年统战和情报工作等等，都是他激情燃烧的岁月，都是他人生之旅的绚丽时空。

李铁映序

金冲及序

单霁翔序

并非序言的序言——代前言

一 家世

 (一)蓼城三王

1.先人出自琅琊王氏

2.一亭缥缈临秋浦

 (二)丧父励志

1.母亲宣宝舟

2.励志

二 大革命风云

 (一)革命闯将

1.北京的小布尔什维克

2.霍邱文字暴动

3.听课北大 “交通”平津

 (二)狱中受刑

 (三)秋与露

1.《昨夜》播下爱的种子

2.清苦的生活 甜蜜的爱

三 无言地送你们走上征途

 (一)直隶两名校

1.大名七师

2.保定育德中学

 (二)三晋三名校

1.大同省立三中

2.太原进山中学

3.运城第二师范

 (三)齐鲁三校

1.济南高中

2.莱阳乡村师范

3.省立烟台中学

 (四)鄂川两校

1.没有演过的戏

2.安徽中学

3.蜀光中学

四 结缘新文学

 (一)我爱这干巴巴的连翘花

1.压干的连翘花

2.我们的血一点也不能爱惜的

 (二)鲁迅给他端了一盘瓜子

1.鲁迅先生的教诲

2.《鲁迅先生序跋集》六十年沉浮记

 (三)海静得似春江

1.张二猫子

2.《青城山上》

 (四)笔耕不辍

1.业余作家

2.《琉璃厂史话》

3.暮年之作

五 八年统战与情报生涯

 (一)先生、好友、同志

 (二)隐蔽战线的战斗

1.拜青帮头子张树声为师

2.营救周茂藩

3.劝阻王梓木出走

 (三)张克侠在南京秘密会见周恩来的联系人

 (四)北平电台事件的幸存者

1.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的情报小组

2.北平秘密电台被破坏

3.进入解放区

六 新中国文博事业的开创者

 (一)接管北平文物古迹

1.准备

2.接管

3.文化部文物局的前身

 (二)为文博事业辛勤耕耘

1.为文博事业奠基

2.培养文博干部的短训班

3.保护干部爱惜人才

4.“文革”抄家没有发现一件文物

 (三)创建中国革命博物馆

1.创意

2.筹备

3.正式开放

 (四)多亏有个王冶秋

1.“两重两利”方针的出台

2.保护故宫建筑群的完整性

3.多亏有个王冶秋

七 文博事业在逆境中崛起

 (一)周恩来总理晚年执政的一项杰作

1.经受住“文革”中的生死考验

2.成立图博口领导小组

3.漱芳斋“殿试”与故宫重新开放

4.成立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

5.与“四人帮”的特殊斗争

 (二)中国文物走向世界

1.延揽文化精英

2.文物外交

3.蓬皮杜的法国式选择

 (三)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震惊世界

1.世界古尸保存的奇迹

2.稀世帛书出土

3.珍贵文物之外的收获

 (四)我国历史上第四次古代典籍大发现

1.70年代的辉煌

2.文物工作的新门类

3.新事业与新学科

 (五)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发现

1.发现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2.展现大国风范的秦俑博物馆

八 结语

附录

后记

血的教训使冶秋清醒地意识到，在与凶残的敌人斗争时，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根据“北方局暴动计划”，他在西山组织了侦缉队并担任队长，立誓要为李大钊、吴可这些牺牲的烈士们复仇。不久，西郊区委书记李朴园被捕后叛变，供出了各支部负责人。冶秋当时担任西山支部书记，遭到奉军侦缉队围捕。他凭着对地理环境的熟悉，连夜翻山越岭突围，但还是在拂晓时被巡夜的奉军逮住。所幸其中有一个士兵是同乡，没有为难他。一个军官搜完他的全身后盘问说：“你说是学生，学过英文么，念给咱听听。”冶秋说：“当然会，念给你听：I was walking in the night alone！”意思是我独自在夜里行走。军官听完，认定他的确是个学生，告诫他说：“要不看你是学生，立马把你送到司令部，那你就没命了。还好，算你命大，赶紧走吧！”

冶秋逃脱虎口入城，躲进未名社找到台静农。此时组织遭到大破坏，城里也不能久留。台静农知道事情非常危急，立刻找来华贵的衣服和茶色眼镜，将冶秋装扮成公子哥儿，连夜将他送出北京。当两人昂然步入火车站的月台时，只见煤气灯比平常要亮得多，士兵荷枪实弹严密布防，显然是在缉拿要犯。这些愚蠢的家伙哪里知道，从他们身旁走过的带着茶色镜子的“公子哥”，就是昨天夜里那个逃过追捕的“西山侦缉队队长”。静农和冶秋坐进头等车厢，谈笑自如，有如公子哥儿一般神气。有两个军官谦恭地从他们旁边走过，窗外那些警察、士兵根本不敢向他们正视。冶秋对静农说：“这些狡狯的猎犬终于还是无用的呵！”当晚他们顺利地抵达天津，登上一条开往上海的日本船。次日船开，二人就此告别，静农为冶秋在船上摄影留念(图一六)。之后，冶秋由海路经大连、上海辗转回到霍邱老家，而静农返回北京。

2.霍邱文字暴动

在回霍邱途中，冶秋在南京火车站与从汕头回来的同乡李何林巧遇，复又结识乔锦清。乔是阜阳人，也是遭张作霖通缉而逃回来的。两人约定，谁先找到组织就通知另一人。那时，乌云笼罩着大地，烈士们的头颅挂在城墙上和电线杆子上。但是共产党人没有屈服，仍在前仆后继地顽强战斗。在南北反共高潮中的劫后余生者，逃回家乡的有二十多人，他们多在叶集的民强小学以教书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他们那时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革命热情很高，很快就把党团县委建立起来。张禅西当选为县委书记，冶秋当选为县委委员和团县委书记。县委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发展了第一批党员，其中就有冶秋的哥哥王青士，介绍人是冶秋和李何林。青士早一年返乡，在县城里开了一间宣传新思想的“开明书店”，并与裴荫青女士结婚(图一七)。1928年开春，已是阜阳县委书记的乔锦清到民强小学找冶秋，告诉他阜阳已成立皖北特委，由化名魏金的陕西革命家魏野畴任书记(图一八)。魏金长期在杨虎城的高桂滋旅担任政治部主任。乔要霍邱县委参加皖北特委，并准备参加特委扩大会议。霍邱县委建立起来后正愁找不到上级领导，乔锦清一宋犹如雪中送炭，大家情绪为之一振。此时冶秋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筹款买枪，甚至想到像劫“生辰纲”那样，在路上打劫一批枪械。2月特委召开会议，县委派冶秋和戴铸九参加，由于通知晚到，他们到达阜阳时扩大会议已经开完。魏金单独向他们传达说，此次会议的中心任务是贯彻落实“八七会议”精神，准备武装暴动。此次暴动，高桂滋旅可以拉出九个连，阜阳首先发动，然后各县起事响应。接着，魏金询问了霍邱县组织发展的情况，并介绍如何筹款买枪，谈话从傍晚直到东方现出鱼肚白。第二天乔锦清请冶秋吃驴肉，在座的还有几位军队同志，他们仍保持北伐军人的“三皮主义”或“五皮主义”：皮包、皮鞋、皮绑腿、皮鞭、皮带，显得十分神气，其中有李烈飞(李力果，解放后曾任唐山市委书记、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街上正唱着“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歌”，饭馆里则高谈阔论，充满了对革命必胜的信心，大有“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气概。

冶秋他们回到霍邱后，干劲十足，立即传达特委关于武装暴动的决定，并把县委机关移到城内的大寺偏房小院，以便指挥。一个多月里党团员发展到一百多人，四乡都建立了组织，通过交通员与特委和各乡保持密切联系。4月，阜阳暴动打响，“打土豪分粮吃大户”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几万人参加了暴动，建立了皖北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但没有多久，正当他们焦急地等着进一步的消息时，李烈飞身着破军装狼狈地来到霍邱，军裤裤裆被子弹打了两个洞，是突围逃出来的。烈飞说，高桂滋利用土匪武装分化瓦解了那九个连的队伍，魏金和乔锦清同志被捕后英勇就义，阜阳暴动失败了。烈飞留了下来，担任县委组织委员。冶秋及县委一班人，为又一批优秀共产党人的牺牲感到无比悲痛。蒋介石对共产党人的疯狂屠杀，并没有使他们退却，反而更加深了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他们决定发动全县向反动派示威。经过几天的准备，在7月的一个闷热夜晚，二更刚过，霍邱县城大街小巷和各大集镇、政府机关都贴满了传单，有的传单甚至贴到警备队员的身上。第二天，伞县从南到北二百余里出现了共产党的传单和标语：“打倒新军阀蒋介石”“打倒帝国主义”“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土豪劣绅的走狗孙庚山”。劳苦大众看了欢欣鼓舞，县长张东野和警备司令孙庚山却被这突如其来的“文字暴动”吓得不知所措。市面上盛传昨晚来了几万共产党，土豪劣绅的日子不长了。全县一百多名党团员看到县府机关乱作一团，大灭了敌人的威风，他们为在霍邱革命史上千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而兴奋。但毕竟反动派掌握着武装，可以动员政府资源进行镇压。县长张东野坐镇，警备司令孙庚山带部队展开了全县大搜捕。

冶秋他们原定的后续行动已无法开展。县委临时决定，人“红”的人如李烈飞、王青士、王冶秋离开霍邱，留下的人先隐蔽起来。冶秋想到在大寺县委机关的夹壁墙里藏有全县党团员名单，他立即跑到大寺，取出名单烧毁，接着又把无处藏身的烈飞与交通员送出县城。之后，他回家做出走前的准备。不料刚一踏进前院，住在前院的邮局工人刘茂生就从窗户探出头紧张地说：“还不快走，孙司令正在你家等着抓你呢！”冶秋二话没说，沖茂生一拱拳，掉头迅速撤离，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从鹰犬口中逃脱。此时孙庚山正坐在王家厅堂里对手下人夸口：“我就不信他们不回家，就是等到天黑，也要把他兄弟两个抓到归案！”

事前冶秋与青士、烈飞己约定在佃户家会合，于是他直奔佃户冯家，三人会合后决定马上离开此地，先到上海躲避，再设法与安徽省委接上关系，做下一步的打算。事不宜迟，从佃户家预支了佃金一百大洋作盘缠。关于这件事，1948年冶秋在北方大学写的“查历史”提纲中是这样写的：“不得已，有剥削佃户行为，得一百元。”三人带上佃户为他们准备的干粮，从东乡润河集雇了一条小船连夜赶往正阳关，然后经南京到达上海，借住在好友王正朔位于江湾景清里的房子。由于党内直接领导魏金和乔景清都在阜阳暴动中牺牲了，经过多次努力，几个月过去了，安徽省委的关系还是没有接上。此时，三人除了皮带头外已经“断铜”，一文不名了。青士的大便呈现墨绿色。大家开玩笑说，可以用来油印传单了。世上也真有一些奇巧的事。有一天，冶秋一进厕所便看见地上似有一张纸币，马上走过去先用脚踩住，再弯腰捡起来，赫然是一张面额20元的法币。三人高兴之极，立刻到商店里每人买了一件新衬衫换上，然后到饭馆里结结实实地吃了一顿饱饭。可是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不是总能遇到的。大家只好各自想法。烈飞向于右任借了路费回到陕北。青士去了北平，在未名社当了店伙，白天卖书、画广告画和封面画，晚上则搞革命活动。这一年北京已改称北平，完全成了国民党的天下。冶秋仍留在上海(图一九)，他与张依林、夏石农同住，向《新晨报》副刊及《语丝》投稿，这是他生平首次写作，目的是为了得点稿费以维持生计。到了11月，与安徽省委接关系的事仍然毫无头绪，冶秋只好写信给母亲，谎称自己生病，需要一笔钱住院治疗。待钱“骗”到手后，便用来当路费，第二次北上北平。而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向家里要过钱，因为自己已是近二十岁的成年人，不能再给母亲增加任何经济负担了。

大家都知道王冶秋同志是新中国文物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又是中国革命历史中一个传奇性人物。

称他为新中国文物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冶秋同志当之无愧。中国有句老话：“万事开头难。”最初形成的基本格局如何，影响十分深远。冶秋同志的贡献和建树，遍及文物工作的方方面面，其中最令人难忘的，大概是两点：

一是建国伊始，他和郑振铎先生一起，迅速地建立起文物事业的管理机构，制定方针政策，颁布法令，几乎从无到有地把全国文物工作纳入正确的轨道。1950年，也就是百端待理的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年，在他具体主持下，制定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征集革命文物的命令》《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等文件，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后颁布实施。这就在新旧中国大转换的关键时刻，避免了珍贵文物的破坏和大量外流，井为新中国文物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他最初作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被打倒，但在1970年周恩来总理指名把他从咸宁干校调回北京主持全国图博工作后，他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不屈不挠地为保护祖国文物、推进全国文博事业而奋斗。在如此动荡混乱的日子里，马王堆汉墓、满城汉墓、银雀山汉简、云梦秦简、随县青铜编钟、武威铜奔马等一系列重大发现震惊了世界。对保护祖国文物，他更竭尽了全力。他常说：这些文物如果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毁了，那就上对不起祖先，下对不起子孙。李先念同志有一次对人谈到某一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说：“你要动它一下，王冶秋要跟你拼命的。”我当时遇到一些地方文物工作干部，常听他们说：“好在有；台秋同志，他是真正懂得文物的，并且以他的声望和地位，讲的话从中央到各省的负责人都不能完全不听。要是没有他，有些事情我们是很难顶住的。”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赵朴初在怀念他的诗中写道：“我爱王冶秋，坦坦心无私。……十年遭世乱，风义可概见。”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日子里，我国的文物事业仍取得世人瞩目的巨大发展，这似乎是个奇迹。它确实同冶秋同志顽强不屈的努力分不开的。

对他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传奇性经历，知道的人不多。他对我说过：“那时候，别人都看我是文化人，其实我主要做的是军事情报工作。不过，那些军队番号、数字等等都不能用笔写下来，只能凭脑子记，又不能有一点差错。长期做这样的工作把我的脑子也弄坏了。”

冶秋同志是1925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他参加过安徽霍邱农民暴动，长期做党的地下工作，井曾多次被捕，始终坚贞不屈。他同鲁迅先生有着密切的交往，《鲁迅书信集》中有好些信是写给他的。抗战期间，他在冯玉祥将军身边工作。冯玉祥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的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每次重要会议后就把会议情况告诉冶秋同志，冶秋同志又转报中共中央。在这段时间内，他还奉党组织之命参加青帮，利用这个关系营救被军统逮捕的地下党员。军统曾扬言要用硝镪水化了他。抗战胜利后，他帮助正担任国民党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长官的地下党员张克侠同周恩来同志秘密会晤。以后，他又受党组织派遣，到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那里当少将参议，通过秘密电台经常把华北地区的军事情报向中央报告。他的这些工作；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冶秋同志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为人刚正不阿，严于律己，爱憎分明，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像这样一个人，应该有一本很好的传记，把他的一生事迹告诉后人，并且也可以帮助人们从一些侧面了解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初期的历史。

王可同志是冶秋同志的儿子，不少事情是他亲闻或亲见的。他是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他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又花了很大力气，东奔西走，多方面搜集资料，写成这本传记。我在本书出版前有幸先读过一遍。它写得很真实，不少细节是我过去所不知道的。王可同志要我为本书写几句话，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事情，所以写下这些话，也借此略表我对冶秋同志的怀念之情。

金冲及

2007年8月

为家父王冶秋写传的事，最先是由姜德明先生在1984年提出的，当时姜先生正为安徽文艺出版社选编《王冶秋选集》，对母亲高履芳和我说：冶秋同志一生颇具传奇，经历仁富多彩，你们应该为他写传。我那时很赞同姜先生的想法，母亲就把父亲解放前的几个笔记本和冯玉祥先生题赠的《我的生活》以及父亲“文革”中写的材料交给我。但是当我静下心来思考如何写这部传记时，却顿时失却了勇气。首先是掌握的资料太少，脑子里空荡荡。而父亲得脑软化病已经几年，再也不能提供任何个人经历的细节了。他在重病前没有写下任何自传性的资料，也没有日记。其次，我长期从事自然科学技术工作，是一个十足的“文物盲”，更不用说对文博工作的历史、现状、方针政策有什么了解和认识了。再者，我当时工作担子也很重，缺乏为父亲写传的时间和精力。这样，写传的事便搁置了下来，这一搁就是二十年。直到2004年末，我开始计划在2009年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之前完成为父亲写传的夙愿。正巧，《中国文物报》的钱冶先生与我住在同一个小区，他鼓励我写一些回忆父亲的文章投稿。这样，我就以《记忆中的父亲——王冶秋》为题，把记忆中亲自听到、看到和读到的关于父亲的事和人写成短文，在该报副刊上发表。原本想写十几个单元，构成“传”的骨架，在此基础上最后充实成书，后因该报要求内容须与文物有关，刊登了四篇便只好作罢，不过还是起到了热身的作用。

2005年初，我开始系统搜集资料和恶补以前读书的不足，并拜访了一些老人，如曾在冯玉祥将军处负责“先生馆”生活的张鸿杰，冯玉祥的女儿冯理达，父亲在蜀光中学的学生李公天等；到书市去淘相关的书籍，居然找到如《中国帮会史》《绘图青红帮演义》之类的书，解决了关于父亲拜青帮头子张树声为师，参加青帮的细节问题；到北京市政协查找文史资料，到市委党校查找革命史资料，厘清了父亲大革命时期及隐蔽战线活动的脉络。在此期间，还阅读了几十本传记、回忆录和相关史料，并把父亲的作品和他写的简历、讲课提纲和阅读笔记等，与相应时期的史料对照研读。这样，父亲作为革命者、教员、作家和隐蔽战线一员的前半生经历，逐渐在脑海中丰满起来，我似乎跟着他一起经历了那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品尝了人生百味。这时很自然地产生了写作冲动，便打算以“王冶秋与历史风云人物”为主题，分别写他与鲁迅、冯玉祥、董必武、周恩来等历史人物的交往和关系，并在历史事件中展开，再采用“倒叙”和“时空变换”的手法，把父亲的一生展现出来。于是先试写了《王冶秋与冯玉祥先生》，从父亲1940年初当冯先生的国文教员切入，引出冯先生为什么会选择父亲作教员，由此“时宅变换”到三十多年前的东至县，父亲童年受到的教育，再“变换”到北大听课，与在山西、山东等地的教学生涯……洋洋洒洒写了两万多字。写着、写着就感到心里没有了底，这样写行吗？我带着这样的问题向姜德明先生请教。姜先生很客气地对我说，还是以时间川页序，一个题目、一个题目地写为好；并以文中的一些文字和措辞为例，指出我写作中的毛病。姜先生的这番话对我真如醍醐灌顶，顿时感到自己原先的想法和写作是多么幼稚可笑。尽管如此，那篇文字还是起了“习作”的作用，由此我知道以后该怎么写了。

通过访问、阅读、请教与习作，《王冶秋传》的基本结构与基调开始形成，它由家世、前半生和后半生三个部分构成：前半生，冶秋是一名为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中国而出生入死的斗士：后半生，他是如鲁迅先生所说的“苦工”，是一头为建立和发展新中国文博事业而含辛茹苦的拉磨驴子，是奠基人和开拓者。这些基本东西确定后，接下来就是进一步收集资料和熟悉对我来说相当陌生的文博领域。在这方面，文博界元老谢辰生先生给了我很多帮助。首先，他建议我向单霁翔局长写信，争取在访问文物单位上给予方便。单局长批示支持，具体由庆祝女士为我办了相关介绍信，并协助与访问单位接头，使我的采访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是要向他们表示感激的；其次，谢先生还为我推荐了到各地拜访的文物界前辈名单。

于是，从2005年7月开始，我自己驾车先后访问了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江苏等省的文物机构与博物馆，并拜访了一些老同志，看到和听到许多新鲜的东西，开始建立起“文博事业”的概念。尤其令我感动的是，不仅是老同志，就连一些中年人，谈起家父仍怀有真诚的敬意，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在大同，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李治国所长一边带我参观，一边向我讲述家父随周总理陪同蓬皮杜总统访问云冈石窟的细节，并向我提供了许多相关资料。在河南，省文物局长陈爱兰专门安排了一个老同志座谈会，老同志们回忆了“两重两利”方针形成的经过，以及到北京参加出土文物展览时经历和听到的生动故事。他们还叮嘱我说：“你一定要把老局长的《传》写出来，这不仅是你们的家事，也是我们文博界的事。”这沉甸甸的话语，使我产生了一种神圣的责任感，成为鞭策我坚持写下去的力量。在山东、安徽、山西和江苏，同样得到文博部门的领导与工作人员的许多帮助，听到前所未闻的事情，学到许多知识。在南京，我拜访了原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宋伯胤先生，一位有很高文学素养的学者。宋老有记日记的习惯，向我提供了50年代参加山东省博物馆陈列设计时的相关日记，还饶有兴趣地讲述了因喜欢父亲的作品《青城山上》而引起的动人故事。在这次长途采访过程中，我顺道访问了父亲任教过的烟台中学、大同三中和进山中学旧址。我第二次到老家霍邱了解家世，得到堂兄王余久、外甥刘士洪的诸多帮助。接着，我南渡长江，访问了爷爷王人鹏任过七年县长的东至县，在这里也得到当地文物部门的许多帮助。

回到北京后，我相继拜访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金冲及教授，文博系统的老同志谢辰生、罗哲文、沈竹、吕济民、彭卿云、金枫、万岗、叶淑穗、鲁秀芳、杨瑾、黄逖、吴铁梅、高和、陈大章等，以及参加过古文献整理小组工作的李学勤、吴九龙、李均明教授。这样，经过一年多的阅读、调研、访谈、请教和试写，《王冶秋传》的各个结构单元逐渐明晰并最后确定下来。自2006年5月开始动笔，其间几乎没有休息过一天，一直写到12月初完成。写完后，我将书稿打印出来，又分别送给姜德明、谢辰生、金冲及、罗哲文、吴铁梅诸先生审阅。他们不但给予鼓励，还指点需要改进的地方。姜德明先生更是逐字逐句地通读全稿，纠正错误，令我十分感动。在此，我要向他们表示特别的谢意。我还要向所有接受我访问、带我参观、向我提供资料以及所有关心这部传记的人们致以敬意，并衷心感谢他们的帮助。

当然，我还要特别感谢的是：单霁翔先生在百忙中关心本书的出版并作序，金冲及先生专门抽出时间为本书写了序，谢辰生先生本来答应为本书写序，因最近身体不适而力不从心，但他特别允许在本书附录中，一是引用他在《回忆王冶秋》一书中写的《新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代序)，二是首次公布他在1980年3月为王冶秋和国家文物局所蒙受的不白之冤写给胡耀邦的申述信。他们对本书的这些关爱使本书大为增色，我想他们的根本用意，是要让文博系统中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好传统薪火相传。

我还要感谢文物出版社的李克能副总编辑、责编窦旭耀先生以及其他相关同志，他们的努力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发行。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还得到兄弟姐妹的支持，特别是兄长乇路、姐姐高子、妹妹王好及外甥李松，他们除了提供保存的珍贵照片与资料外，还审读了本书各章节，提出许多很好的改进意见。所以，这本书也是我们子女(图一六八)献给父母亲的一份祭奠，是我们献给父亲100周年诞辰纪念的一片心意。

值得告慰父母在天之灵的是，子女们现在都过着健康平静的生活，他们的后代正在茁壮成长(图一六九-一七七)。

此外，还值得告慰父亲在天之灵的是，他生前一直挂念的侄女王绿野一家也人丁兴旺，事业有成(图一七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