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克·威廉斯关于中国南方改革开放初期的回忆录既感人又深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是一个美妙的时代，美国人民和美国外交官得以重新了解中国的现状，而中国人民(其中的许多人是第一次)见到来自外部世界的访问者。威廉斯大使以其独特的个人家庭背景(令分离的大家庭团聚)，捕捉了这些微妙的相遇。他对这一重要时刻中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描述，仍令我们了解今天的中国获益良多。他以幽默、优美的笔触，引领我们穿街过巷，在那个正在苏醒的封闭的社会里近距离地观察人们。作为美国外交官的先锋，美中两国中断外交关系三十年后在广州工作的成员之一，他真实地记述了一个极少美国人目睹的独一无二的历史阶段。

只有极少的外交官著书颇有见地地描绘他们出使国的社会，更难得的是由一位洞察入微的外交官论及重大事件。在《中国新时代的黎明》中，威廉斯对历史事件的深刻描写完全可以与美国驻中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格当年对1900年义和团包围北京的描写相媲美。萨拉记载的是那些在北京进行包围行动的被孤立的势力，而威廉斯，在大约八十年后来到广州，记载了与外部世界隔绝如此之久后中国开始开放的社会。萨拉和威廉斯犹如一个世纪的书挡，记录了憎恶外国人的势力及全球一体化对中国的影响。

副总统来了

聚散离合

我们的新家

“……一切都不一样了”

美国走狗与消失的女服务员

布鲁格尔风景画中的美帝国主义者

驱鳄

广州今天该休息一天

大榕树下的口红

畅游

三点一条

历史是一只未死的桑蚕

暂别了，后会有期

后记

编后记

我立即着手为副总统的到访作准备。从北京大使馆抽调的工作人员组成的先遣组几天前就已经到位了。他们都是行家：有的专门负责副总统的行程安排，有的负责副总统夫人的行程安排，此外还有负责通讯和保安的人员。他们经验丰富，工作效率高，而且配合默契。然而，我总感觉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紧张，有许多细节需要再三考虑，确保没有任何的闪失或遗漏。

我考虑这三件事。第一是得确定蒙代尔先生到访时，我个人有哪些活动要出席作陪。第二是要反复检查计划，在许多时间较长的安排和会晤中，中方翻译往往会将先遣组提出的较好的细节给遗漏了，因为除了我，先遣组的成员没人会讲中国话。

最令人费心的是第三件事，那就是我们总领事馆现在和将来的办公地点，以及领馆职员们的住所。1979年元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共和国外交关系正常化，双方同意在各自对方的国家设立两个总领事馆，中国驻美总领事馆设在旧金山和休斯敦，美国驻华总领事馆设在广州和上海。

中国人的一个想法——这在三十年里是第一回——批准可以移民的人出国，掀起了在美国有亲戚的中国人移民签证的浪潮。美国政府想在广州设总领事馆，因为申请移民的人大部分是广东人，这样他们就不再需要千里迢迢地跑到驻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办理手续，或者过关去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办理。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当局正疲于应付从中国大陆大量涌人的非法移民，所以很不情愿批准他们来香港办理移民手续。

然而，比我们更焦急得多的是北京的中国政府。他们期望与在加州的人口众多的华裔接触，了解休斯敦的石油技术，力促早日开设四个总领事馆。只要美国政府批准通过他们在美国设馆，他们是很容易在我们开放的房地产市场上找到足够的办公和居住场所的。而我们这一边呢，却受制于他们的控制体制，只能等待中方提供合适的地方。还好，我们这一次手中握有王牌，因为我们可以迟迟不批准他们在旧金山开馆，直到为我们在广州提供了可以接受的条件。然而，直到1979年夏天过了一半，中方仍一事无成。

再说说美国的政界。总统大选临近，蒙代尔先生看到一个可以增加上镜率的办法。他毫不理睬那些不断地宣扬要利用我们的王牌，以得到我们在广州的合适的馆址的那些令人讨厌的官僚。他宣布，总领事馆将在他访华期间开张。美方答应了中国提出的办公场地和住所的要求，同时提出要将广州总领事馆开馆的日子提前到8月31日，按计划，蒙代尔先生在那一天抵达广州。于是我们催促中方尽快提供适合的场所。

8月初，中方答复将前越南总领事馆作为我们永久的办公和生活场所，它位于广州沿江的沙面。不到一年之前，越南军队入侵柬埔寨，中国对越南进行了报复。几个月后，中国从越南撤军，战争结束了。两国的外交关系就此中断，沙面的越南总领事馆便空置了。中方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想要的话可以给我们用，但同时承认，其面积比我们要求的要小，如果我们愿意，他们可以暂时把我们安顿在东方宾馆。

对于一个外国人，中方将美国人安顿在沙面的建议是令人惊讶的，因为沙面和中国大地上的一些地方一样，是耻辱的“帝国主义强权世纪”的象征。中国人因此推翻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点燃了20世纪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激情，并以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告终。

18世纪，清朝政府为了控制和限制野蛮的欧洲人人侵，下令只能通过广州几个指定的官方机构开展外贸。到了19世纪初，英国(以及一些美国)商人将鸦片从印度带到了广州，并非法地将鸦片走私到沿海一些小港口。当时，中国的官员丝毫没有注意到国民沦为瘾君子所耗费的社会成本，当大量的白银外流后，他们才尝试削减运输，缴获和销毁那些在广州港的外国船只上的鸦片。这有点像是中国版的波士顿茶党事件。

于是，英国鸦片商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掩盖其肮脏行径，挑动伦敦方面采取行动。1840—1841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国遭到惨败，实际上这不过是一个小冲突，算不上真正的战争。当数艘英国驱逐舰在中国完全失效的岸炮眼皮底下溯珠江而上，为了避免广州被外国人占领，中国人选择了投降，显示出清王朝面对当年的欧洲武器完全无能。结果，中国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并开放了包括上海在内的5个海岸城市作为对外通商口岸。

沙面唤起了所有的历史记忆。在19世纪，令人恐惧和憎恶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当然还有善良的美国人，以治外法权的模式在这个小岛上建立起他们安全的飞地，，后来这种做法蔓延至中国所有的大城市。1925年，广州的工人和学生沿江举行“反帝”示威游行，驻扎在沙面的英、法士兵用步枪射击，打死打伤许多群众。直到1949年——被推翻的国民党政府南下逃亡到广州，随后又逃到了中国的西南方，并从那儿退到了台湾——外国人才终于离开了位于江北岸的这个沙洲。现在，这儿依旧保存着年久褪色但曾经辉煌的19世纪建筑和林荫大道。

“文革”后不久，北京作出一个决定：将最后一批外国驻华官员从所谓的使馆区赶走。世纪之交时，这里曾遭义和团围攻。帝国主义的势力在1949年已随风而逝。但是现在，匈牙利的共产党被迫搬出政府大厦——一个世纪前，这是奥匈帝国哈皮斯伯格王朝大臣的官邸。同样地，在上海，文化大革命也见证了英国人被驱逐出其在外滩的总领事馆，上海当局显然想将美国人和其他将要到达上海的总领事馆安置在远离以前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中心的地方。

但是，在广州，外国瘟疫的发源地，人们却有着相反的看法，当局希望我们回到沙面，波兰人和朝鲜人的总领事馆在那里。也许广州人觉得好像只有几个外国领事馆想要在这里建馆，因此，大批外国人的出现也不是什么令人担忧的事情。或者说，从北方来的省市领导人完全不记得这里发生过的历史。

8月中旬，也就是十天前，从华盛顿和驻北京大使馆派来的工作组在广州考察了中方提出的我们在沙面和东方宾馆的场地。在报告中，他们说原先的越南总领事馆完全不适合做我们的总领事馆。那座建筑的面积实在太小，不仅达不到我们的预期要求，而且由于年久失修，将它推倒重建可能比修葺它还要便宜。但是重建实在是愚蠢之举，而且要花费大量钱财。那块地的面积太小了，必须建高层建筑才能满足办公和居住的需要，这就必须在沙质的河岸打很深的地基。最为紧要的是，进入这个拥挤的小岛本来就困难，三年内，当现在正在江边盖的三十层的大厦竣工后，情况将非常糟糕。届时，这个宾馆的一端将挡住越南总领事馆的江景。假如这一切还不够的话，我们担心，副总统在越南人空出的楼房里为一个美国总领事馆开幕剪彩，会引起不当的政治猜测。

因此，选择东方宾馆是不可避免的。

在我到达时，北京大使馆负责行政的参赞正在广州商讨租房的事情。他向酒店管理人员抗议，说酒店我们要租用的那一翼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里基本都有客房空置，而我们将包下所有的客房，酒店应当给个折头。但是，蒙代尔先生令我们失去了讨价还价的余地——中国人知道我们必须在他到来之前签租房合同，所以他们完全不让步。就在副总统到来的前一天，8月29日上午，我们的人很不愉快地签了租约，然后飞回北京。P3-7

对中国和美国而言，20世纪70年代中叶是一个动荡的时期。美国内外交困，国内受到水门事件的困扰，在国际上刚从越南战争中脱身。而中国，文化大革命最终以毛主席1976年的逝世而结束，随之又推翻了毛夫人和她的同伙组成的“四人帮”。因此，不难理解，在尼克松总统划时代地访华后的6年，中国经济或中美外交及贸易关系的发展受到极大限制。

70年代末，邓小平最终巩固了他的地位，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搭起了舞台，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改造了中国。与此同时，吉米·卡特就任总统，说服国人，美中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

因此，对中国现代史和中美关系来说，1979年是一个分水岭。在我担任美国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时，亲身经历了美中关于建立全面正常的外交关系的谈判，这意味着——这一点非常重要——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并确保两国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得以扩展。

我们选择在广州设立第一个总领事馆。我个人请求迪克·威廉斯担任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第一任总领事，以强调其重要性。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同意在1979年8月国事访华时，为广州总领事馆的正式开馆剪彩。

迪克·威廉斯成为美国在中国大陆解放三十年后驻华的第一任总领事，这是我们必然的选择。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曾在香港、台湾、华盛顿从事中国事务，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太太是一个华裔，这使得他能很容易融人中国的官场和社会。他既睿智又低调，十分善于提意见。

读者们将会看到，这本书果然没有令我们失望。迪克在广东就任的这两年里，卓有成效地代表美国发挥了在广袤的华南辖区内的领事权，建立起广泛的友好和珍贵的联系与交往，总领馆也从零开始发展成为一个拥有15位官员和40名中国职员的机构，他们协助美国商人、办理签证、分析和报告当地及区域内政治与经济发展形势。而这只是其专业的一面，威廉斯广州任职期间个人生活的一面同样给人以启示。

1950年离开中国，阔别三十年后，简·威廉斯与她的兄弟姐妹的团聚令人唏嘘，其中包括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骇人的痛苦，以及许多在中国国内看到的中国人的生活情景。还有，威廉斯12岁的女儿和16岁的儿子，是当时在广州的仅有的两个西方的孩子，书中描述了他们是如何适应陌生的文化，从不同的角度解决难题。例如，他们的女儿在当地学校上7年级，并在少年宫上芭蕾舞课。

我们真的很幸运，迪克·威廉斯实地目睹了中国在动荡时期发生转折的情形，并将所有这一切写入具有真知灼见的日记中。

除了他选择的日记，他在本书中还添加了他和他的同事草拟的一些电文，以及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报纸的一些文章及其他的材料，这些都成为了研究的基本材料。实事求是、冷峻幽默却又时常让人感动，本书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在一个困难地方工作的外交官的日常生活，情形与“9·11”后，面对成倍地急剧出现的问题和危险时，驻世界各地的美国大使馆和总领事馆必须继续有效地为促进美国的利益而工作何其相似。

从学校一毕业我就怀着和迪克·威廉斯一样的敬业精神，加入了外交事务行列。我们寻求一种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既激动人心，又能报效国家。这是一个可以为国家作出伟大贡献的时代，我们为能投身其间而自豪。迪克·威廉斯捕捉到极为独特的历史一刻的精神状态，中国在经历了长期的闭关锁国后，终于对外开放，而他正好在那里。

理查·霍尔布鲁克

2004年5月于纽约

理查·威廉斯这部作品的出版是由一个偶然的机会促成的。2008年11月，威廉斯先生应邀回到他三十年前工作过的地方，参加庆祝美中关系正常化三十周年活动，并在总领事馆文化处作演讲。他是美中关系正常化后美国驻中国的第一个总领事馆——广州总领事馆——的第一任总领事。得知听众中有花城出版社的代表，他表示想将他的回忆录《中国新时代的黎明》译成中文版本出版。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欣然表示同意。

可以说，对于任何读者，该书都是值得一读的。该书的英文版2005年出版，即受到高度评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研究系主任蓝普顿教授说：“只有极少的外交官著书颇有见地地描绘他们出使国的社会，更难得的是由一位洞察人微的外交官论及重大事件。在《中国新时代的黎明》中，威廉斯对历史事件的深刻的描写完全可以与美国驻中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格当年对1900年义和团包围北京的描写相媲美。”亚洲协会主席帕拉特称：“对于想了解中国在二十五年前苏醒以来的发展的任何人而言，《中国新时代的黎明》是必读本。”同样地，对于中国读者，阅读该书肯定是开卷有益。

首先，该书记载的内容发生于1978年至1980年间。对于中国，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文化大革命”十年劫难的后遗症仍十分明显，中国领导人决心带领全国人民从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梦魇中清醒，进行改革开放。当时的中国可以用四个字概括：“百废待兴”。对于那段历史，上了年纪的人，抚今忆昔，定然感慨万千；对于闻之若天方夜谭的年轻一代，书中记载的故事可以给他们以启示。

其次，该书的作者是一位资深的外交官，他对事物的认识和分析独到深刻，而且他还有着独特的家庭背景。他的夫人郭雪珍于1948年离开天津到了香港，后来，两人在那认识。正是由于他到广州任职，他们一家才得以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年代与分离了三十年的家人团聚，他也才得以零距离地深入了解当时的中国社会，拥有比其他外交官对中国社会更多的话语权。

我们相信，本书的出版十分有意义。一方面，读者可以看到一名资深的外交官是如何观察中国，如何看那段历史。另一方面，读者还可以通过本书走进带有神秘色彩的外交官的工作与生活，感受他们的得与失、苦与乐。

花城出版社(成立于1981年)与美国总领事馆文化处的合作几乎与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的历史同步，并且一直保持着合作与相互往来。美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曾访问我社，文化领事曾与我们一起参加广东省出版局的周末舞会，我社的代表应邀作为国际访问学者到美国与美国出版界同行进行交流，美方还资助我社出版了《青春诗篇》、《最后的收获》等书。这一次《中国新时代的黎明》一书的翻译和出版同样也是得到了美国大使馆的支持和资助。在翻译过程中，还得到原文化领事彭瑞德先生、现任文化领事康若珊女士以及经济领事舒凯先生的帮助。在此，我们谨对美国大使馆、广州总领事馆及文化处，以及上面提到的三位领事表示衷心的感谢。

外交工作者是连接两国关系的纽带，每一位外交工作者如同两国关系史上的里程碑，他们的回忆录则是将那些里程碑后蕴含的故事公开呈现给世人。无论怎么说，这总是一件功德无量有益于两国的事情。我们在祝贺该书中文版出版的同时，希望不断有这方面的新著面世。

只有极少的外交官著书颇有见地地描绘他们出使国的社会，更难得的是由一位洞察入微的外交官论及重大事件。在《中国新时代的黎明》中，威廉斯对历史事件的深刻描写完全可以与美国驻中国公使夫人萨拉·康格当年对1900年义和团包围北京的描写相媲美。萨拉记载的是那些在北京进行包围行动的被孤立的势力，而威廉斯，在大约八十年后来到广州，记载了与外部世界隔绝如此之久后中国开始开放的社会。萨拉和威廉斯犹如一个世纪的书挡，记录了憎恶外国人的势力及全球一体化对中国的影响。威廉斯在1980年7月19日——他认为这是中国发生变化的一天——写到：“为什么中国化工的朱女士看起来像个香港佬呢？……是因为口红，口红，还是口红！就连我们的中国朋友也用手遮挡着悄悄地说他们以前也没见过。这一切到哪里才算完呢？”这是一篇好报道。

戴维·蓝普顿教授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研究系主任

熟悉近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人会为迪克·威廉斯1979年对这个国家的描述感到震惊。他说，这是一个“充斥无所事事的人的低收入国家”。这个准确判断，从我们美国重新承认中国后的广州第一位总领事饶有风味和富有洞察力的回忆录中得到印证。威廉斯的日记详尽地记录了他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遗害、与政府官僚主义打交道难、早期中国服务业对美国人家庭生活带来的压力等的看法。这是一位阅历丰富的老练的外交官，在这个社会里有着紧密的家庭纽带，以其锐利、不恭的目光观察的结果。对于想了解中国在二十五年前苏醒以来的发展的任何人而言，《中国新时代的黎明》是必读本。

尼科拉·帕拉特亚洲协会主席(美国驻北京联络处成员，1973—1974年；美国驻菲律宾大使，1987—1991年；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1991—1992年)

1949年—1979年美国与中国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美国在广州开设了一个总领事馆，事情就慢慢地、令人疑虑地开始发生。负责开启工作的总领事是理查·威廉斯。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讲一口汉语的国务院官员，也是一位敏锐的观察家和老到的作家。书中他回忆了两个大国开始小心翼翼地重新接触交往时的情形。

傅高义教授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