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温州人的传奇，他们和我们到底有何处不同？血液？大脑？遗传？环境？……他们看似简单的财富累加方式，是否蕴藏了诸多的哲学奥秘？

从肩扛背驮走村串户修鞋补碗弹棉花等赚取第一桶金，到以家庭手工作坊生产服装、编织袋、打火机等销往全世界赚取第二桶金，再到当今火热的炒房、炒煤……温州人是天生的生意人，他们善于从旁人漫不经心的事情中挖掘赚钱契机。

本书由作者亲历采访大量的温州一线人物，追本溯源，将温州近30年的创富历程缕分条析，以探求温州模式的本质特征，极具可读性和商业研究价值。

他们：敢杀鸡取卵，敢揠苗助长，敢断臂求生，敢借高利贷——蔑视传统法则，似乎天外来客。他们：点子比面子重要，相信财富才能使人拥有尊严。他们：没有市场就创造市场，有了市场就占有市场；没有需求就创造需求，有了需求就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他们：为每一个城市的GDP增长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为自己迅速攒下了亿万身家。我们一辈子要做的事就是向温州人学挣钱！！！他们用财富改变自己中国也因他们而改变。

正泰、德力西、红蜻蜓、报喜鸟、奥康、康奈、人本、美特斯·邦威、庄吉、森马、金狮、乔顿……这一个个名字如雷贯耳，它们拥有共同的籍贯：温州。

“光脚板，睡地板，当老板，赚铜板，挺腰板”，温州商人的成功决非一帆风顺。经受市场洗礼，品牌温州已然兴起，一批觉醒的温商把品牌和质量定位于全球市场的制高点。如今的温州拥有13万家民营企业，建成“中国鞋都”“中国电器之都”等33个国字号的生产基地，拥有183个驰名商标。无论从商业网络和资本规模来看，温州的经济影响力在全国是最大的，温州经济实力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和拉动力正在加大。

温州是中国经济30年发展的缩影。温州对现代中国的贡献不在于给国民经济带动了零点几个百分点，而在于它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生龙活虎的市场经济、民本经济的标本。温州是中国市场经济最生动的策源地之一。有经济学家估计，温州模式可能影响中国经济50年。温州其实已经不再仅是地域上的概念，而是精神上的指向。

序言　为什么是温州

第一章　没什么不敢碰，没什么不能碰

　没有依靠，所以没有顾忌

　“八大王”摔倒，崛起了温州

　温州的官，必须是温州的胆

　深水才能产大鱼——叶康松下海

　“农转非”：陈定模在这三个字上建一座城

　刀刃上挂的，都是天大的商机：政策未动我先动

　把钱存入银行是人生第一大蠢事

　投石问路的目的是石破天惊

第二章 钻得狗洞，跳得龙门——赚大钱的真谛

　把每一个中国人都当成客户

　建立人脉，利用人情，走遍天下

　借高利贷又如何，金平亮让钱为自己打工

　舍得出去，才挣得回来

　“身份”也可租借

　发展是硬道理，市场需求是更硬的道理

　叶文贵“圈地”，把跟风者甩远

　就怕不热，专做热门生意的傍家儿

　无论哪一行，都要做老大

　“哼哈二将”合伙，南存辉和胡成中成温商排头兵

第三章 赚钱犹如针挑土

　几厘钱的利润可以搭建一个商业帝国

　局部领先，张晓平让自己成为必需品

　比利时品牌，中国制造，俄罗斯狂销

　技术跑得急，身价升得快

　不玩命就玩完

　起大早，却赶了晚市：邱光和痛失“中国首富”

　半调子英语也能通往“全球化”

　无温不成商，无商没有温

第四章 不可能就是一种可能

 天安门上照样可以做生意

 王均瑶胆大包天

 废物等于财物

 大时尚是大生意

 凡是别人缺的，就是自己该挣的

 苦海再大，也有边：挣脱逆境的唯一信念

 体力决定成败——郑胜涛哲学

 经验无形却有价，失败者卖火了”成功”

 跟温州人学赚钱是一辈子的事

第五章 出手就赢，重写中国商界的游戏规则

 割痈除瘤，温商建起集团军

 王振滔在跌倒过的地方爬起，站得更高

 温州人做老板，上海人当白领

 做一个赚一个，坚决做到零退货

 用5年后的预景检验当前决策

 大德即为至宝：卢伟光以诚信感动世界

 学日本，打日本，取代日本

 哲学也是创富的超级动力

 以业立人，100名百万身价的”打工仔”

第六章 富要过三代——打破中国财富的宿命

 产品+文化：一个简单而必需的创富公式

 将”虚拟”做实，美特斯·邦威借名生财

 开门红保不了代代红

 庄吉的量化管理：让效益系统化、规模化

 “企业最高法”：从董事长管起

 家族制，让人欢喜让人忧

 是开放还是封闭：关于上市，温商留下大悬念

后记

刀刃上挂的，都是天大的商机：政策未动我先动

变化是对某些约定俗成或者现行规则的破坏，改革者追求的变是对陈规陋习的变，是对落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他们的变革或许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但保障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一项成功的变革，尽管还可能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影响到方方面面的局部利益，但从长远来说将是好的、正确的。

这里介绍两个人物，一个叫陈礼铨，另一个叫方培林。

陈礼铨也是苍南人，1980年时他在金乡镇信用社当主任。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当时并没有余钱存银行，所以和金融机构几乎没有来往，农村信用社主任也就成了农村基层中最没有油水的一个国家干部职位。干部和干部有不同，有些干部是由县财政划拨工资，有些则是由系统划拨工资，金融系统便属于后者，他们的工资和奖金直接与效益挂钩。在金乡这样一个偏远城镇，一个乡信用社能够产生多大的经济效益?金乡信用社的境况不是太好，当时年年亏损，陈礼铨手里所能掌握的全部信贷资金只有40万元。

信用社亏损，走到县里，受到上级的批评；发不出奖金，员工抱怨；收入少了，家人不满意，自己也觉得委屈。别人当官他也当官，别人扬眉吐气，他却是诸事不顺、处处受气。人生总得有些追求，金乡镇的民营经济很发达，不少农民手中有钱，如果能够动员他们将钱存入信用社，自己的境况不是改观了?

陈礼铨和乡里那些有钱人家很熟，他一家一家地上门拜访，苦口婆心，动员这些人将钱存到信用社来。他所持的理由十分简单，将钱放在家里不保险，存到信用社就不同了，不会丢，还可以拿到利息。

岂料听了他一说，这些人头直摆，说就算是有钱要存，也愿存到大的银行去，何必存在信用社呢?最好的办法是不存，有钱还是放在家里。毕竟他们要做生意，随时都可能用钱。钱一旦进了信用社，再要取出来需要排上好长时间队，还要办这个手续那个手续的，哪有存在家里方便?陈礼铨想，大家不肯存款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利息太低，没有吸引力；第二，统一息口，信用社和银行相比，没有竞争力；第三，服务太差，办事程序太繁复；第四，贷款被严格控制，影响了储户对金融机构的信任。

要想打个翻身仗，只有改善服务，提升信用。陈礼铨开始考虑改革。说起来，这似乎是个笑话。不管何时何地，金融政策都是由国家来控制的，就算是美国，也一定要由联邦储备委员会来控制和调节金融市场。中国就更不用说了。在这种形势下，任何非央行机构对现行金融政策的改变都是违法的，任何一位在金融业工作的成员也应该清楚这一点。想进行改革，谈何容易?

陈礼铨冥思苦想，焦点定在了利率上。如果不突破利率瓶颈，农村信用社永远不可能和其他商业银行竞争，就无法吸引到存款，即使改革贷款额度限制等也都是枉然。手里没钱，什么事都干不成。

陈礼铨找其他的经验进行分析判断。当时全国兴起改革，其最初带来的变化就是由农村以及农业产品引起的。首先是农村搞起了土地改革，接下来又改革农副产品的购销模式。粮食的购销开始有了双轨制，出现了议价粮。粮食价格的放开，使得市场活跃起来，百姓吃饭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接下来，又出现了其他一些价格浮动改革，如煤炭的议价等。从这些迹象中，陈礼铨看到了原有的价格体系受到冲击，正在裂变，一个更趋向于价值规律的新的价格体系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形成。银行利率也是这个价格体系的组成部分，将来也一定会改变。如果一定要变的话，与其坐等着，不如先行动起来。

我不清楚全国到底有多少金融从业人员想到了这一问题，或许陈礼铨不是唯一的一个，但将此付诸行动的只有陈礼铨。这或许就是温州人和全国其他地方人的不同。思路明确之后，’陈礼铨向上面进行了汇报。  这事大概也只有温州才能办成，上司竟然同意陈礼铨进行试点。当然，这种试点是悄悄的。上司的意见非常明确，这件事你先干着再说吧。陈礼铨也清楚，如果更上一层的有关领导追究起来，是要有人承担大责任的，他不能将责任扔给上司，当即表示：“如果出了什么事，就往我身上推好了，一切都是我个人要干的，与你们这些领导无关。”

就这样，陈礼铨在金乡信用社推行议价利率，局面迅速扭转。当年年底，这间信用社的存款余额为2l万元；到了第二年，存款余额迅速跃升到54万元；个人存款增加到871户，共171万元，累计发放贷款252户，金额217万元。年终时，陈礼铨拿到财务报表，数据显示，已扭亏为盈1.6万元。

信用社活了，并不仅仅只是赚到了利润，更为重要的是为整个金乡镇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活水，全镇的资金流明显加快。

陈礼铨的改革被上级肯定，金乡信用社的议价利率随后在全县推广。

此时，中国的金融管理制度也正在改革，人民银行的央行职能正在加强，而原本承担的商业银行职能正在逐步剥离，由工商银行等银行代替。但关于利率的改革，央行仍然不敢轻易迈步，不敢轻易将这一权力下放给各级金融机构。

最初议价利率在金乡搞的时候还没出什么问题，一旦在全县推开了，事情就出来了。连银行利率都动了，这分明是在挑战央行的权威嘛，这是一个完全可以上纲上线的政治和金融事件。出事的地儿是龙港。

此时龙港还没有建镇，只是几个自然村，龙港建镇是在一年以后。因为龙港是码头，对面的鳌江又是平阳的出海口，对于龙港的经济多少有些影响。所以，苍南县在龙港也设立了信用社。1982年，浮动利率在全县推广，龙港信用社自然也开始执行。与其他镇相比，当时龙港信用社的储户主要是渔民，经济实力相对较弱一些。为了揽到更多的储户资金，龙港信用社开始向隔江相对的鳌江揽生意。

信用社干这事得到了县领导的支持，而县工商银行等在县里的统一领导下，即使有怨言也无奈。但鳌江就不同了，他们属于平阳县，隶属行政机构不同。龙港信用社不清楚这里面有着政治因素，以为只要上级有了指示自己怎么干都是对的。他们竟然将利率浮动改革方案的宣传画贴到了鳌江，甚至在鳌江镇工商银行营业点的大玻璃门上也贴上了宣传画，无异于公然宣战。这个企图十分显然，鳌江没有实行浮动利率，当地储户要是看到龙港的利率高，肯定会将存款从鳌江提出来，存进龙港的信用社。

对这样的挑衅，鳌江工行岂能容忍?他们对此进行拍照，然后派专人将有关材料送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一位副行长看到材料后勃然大怒，当即在材料上批示：“这是严重干扰国家金融市场的行为，务必彻查，并且严肃处理!”

按照常理，这确实是一起极其严重的事件，何况副行长批了字指名要彻查，此事该会激起一场轩然大波。然而，这一事件并没有查下去，后来不了了之了。到了1985年，全国开始浮动利率改革，并将温州列为试点区域。到了1986年春，温州400家农村信用社全部实行浮动利率。据统计数据显示，当年温州信用社实现利润1528万元，比上一年增长约一倍。

如今，银行利率会根据国内外经济环境、经济发展热度以及通货膨胀情况的不同，随之上下浮动。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利率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扛杆，对经济运行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但又有谁知道，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改革竟然是温州最穷困一个镇信用社主任冒着极大的风险最先搞起来的?

P52-56

为什么是温州

提起温州，你脑中冒出的第一个词是什么?可能是鞋，可能是衣，可能是低压电器，也可能是炒房团。当你走进温州，看到一个个厂家的标识，你不禁一次又一次“恍然大悟”：“哦，原来这个品牌也是温州的……”

温州企业，不是一家一家地做出来的，而是像草一样冒出来的。有统计表明，1980年，温州有个体工商户1984家，从业人员1584入。到了1981年，全年增加注册人数达到13231户，翻了近7倍。1984年，突增至100286户。当时的温州只不过600万人口。

目前，温州有制鞋企业4500余家，年产值超亿元的有1 5家，年产鞋达6亿多双。制鞋业的兴旺也带动了制革业的发展，温州现有制革企业2000余家，年产值超过千万元的企业有50余家，全行业产值达到100多亿元，产品在南非、俄罗斯、韩国以及东南亚等市场占有极大份额。

温州的另一大支柱产业是服装业，现有超过2500家，年产值约250亿，占全国服装产值总额的10％，其中年产值超过亿元的有8家。服装生产的兴旺，快速带动了服装辅料生产企业的发展，如纽扣、拉链、花边等。其中纽扣业集中在永嘉桥头镇，被誉为“东方钮扣城”，拉链业也正在逐步取代日本在国际市场的地位。

温州的第三大支柱产业是低压电器业。全市现有低压电器生产企业1000余家，年产值1000万元以上的有115家，超亿元的有9家，正泰集团和德力西集团不仅是该行业在温州的龙头，而且也是在全国的龙头，两家共占全国50％以上的份额，排在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前10名。

温州还有一个占有国际市场份额相当大的行业，即金属外壳打火机业。目前保持在300家上下，其中年产值超千万元的有20多家，超5000万元的有3家，出口交货值在1000万元以上的有15家，3000万元以上的有4家。以2000年为例，当年温州生产防风打火机4.4亿只，产值20余亿元，占全世界同类打火机生产总量的70％以上。

此外，温州有眼镜生产企业800多家，年产值3000万元以上的有30多家，其产品占全国市场的80％，占全球总销量约1／3。

温州还有制笔企业100多家，年产值3000万元以上的有7家，年产各类笔65亿支，占全国制笔总产值的1／3。有印刷企业3000余家，年产值过亿元的有3家。还有塑编企业450余家，约占全国塑编产值总量的1／3，中国地区开发促进会于1999年命名平阳县为“中国塑编之乡”。除了珠江三角洲，全国范围内，大概再没有哪一个区域企业比温州更加密集了。

1978年温州的GDP是13亿，2002年是1055亿，24年间增长了81倍之多。温州的市场能量极为巨大，单就GDP，并不能全貌地反映出温州企业及温州籍企业家对中国经济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温州企业过去及现在都有大量的外流，这些温州籍企业家所创建的企业对当地对全国的贡献极难估量。而一般民营企业家不愿露富，至今温州人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的“隐者”，最近几年的中国富豪榜上温州企业家的名字并不靠前。事实上，富豪榜所体现的温州企业仅仅冰山一角，因为他们中大多数没有上市，胡润或者福布斯根本无法对他们的财富进行准确核算和统计。

温州民间游资有2000多亿之巨。2004年，温州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6035元，已连续10年位居浙江第一，全国第二(仅次于深圳)。温州每百户汽车拥有量为13.5辆，是省会杭州的41倍。在外温州籍人士向温州汇款数高达单日100亿美元。温州能卖多少钱呢?除了有形的固定资产外，曾有一位国外学者说过，单就“温州”品牌能值1000亿美元，而温州人遍布于全国的营销网络按照最保守的估计也值5000亿美元。这些数据说明了什么?无论从商业网络和资本规模来看，温州的经济影响力在全国是最大的，没有一个区域可以与之接近。温州经济实力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和拉动力正在加大。  显然，全面整体地考察温州不能仅从数字着手，而应该从实际出发。在此，我更愿意谈一谈对温州的直观印象。一次在温州乘出租车，我问司机：“你家产趁多少钱?”他说：“有300多万吧，我是温州最穷的人了……”这就是温州。这里一个出租车车牌竟然拍卖到150万元，平均房价竟然高达每平米8000元。我前后两次前往温州采访，一次又一次被温州的入和事震撼着，这种震撼，就像大海的波浪一般，一波接着一波，扑面而来。

在温州，有很多的全国第一，或者说，有很多的冒天下之大不韪。温州人所干的许多事在当时是非法的，甚至受到严厉打击，多年后的今天，有些做法已经在全国通行，有些仍然没有得到正式法律的承认，比如第一个民间资金建机场，第一个收取机场建设费，第一个搞包产到户，第一个建农民城，第一个领取个体工商执照，第一个辞职下海的公务员，第一个包飞机，第一个搞垃圾发电，申请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这么多的奇迹，竟然都诞生在温州，一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海，80年代之前只有死(水)路一条的地方，人平耕地不足4分。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前进的第一步，领跑者中都有温州入的身影。

温州经济现象令全国瞩目，被某些经济学家和新闻界人士称为“温州模式”。我花了大量的时间采访、研究与温州有关的人和事，就是想解答为什么是温州，对温州模式进行一次新的探索。

在地图上看，温州距离台湾很近，历史地位又不像厦门那般高、受重点保护，为此，在1949年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温州是作为战略防御地来对待的。同处浙江，宁波和温州在行政级别上是相同的，但在此前获得的投入上却是天渊之别，国家对宁波一年的投入便相当于对温州30年的投入。由于国家的投入少，当地的经济发展起来自然迟缓。当地人很早就认识到：除了改变自己，想不到其他更好的出路。

早年间，温州外出经商的主要是手艺人，他们所经营的项目一般都是理发、照相、弹棉花、补鞋、缝纫、修理日用品等。除了弹棉花需要带一张弓、缝纫需要一台缝纫机之外，其余的都属于简单工具手艺，照相的仅仅只需要一部相机，理发的仅仅只需要一只理发箱，而补鞋也只需要一担挑子。本钱少不说，若遇到有关方面干预，他们随时可以走人。

温州人从事手工艺也是有明确分工的。一般来说，永嘉桥头镇外出经商者大都以弹棉花为主，泰顺人外出大都是搞理发，乐清人则是出外补皮鞋、做缝纫，温州市区的人外出大都是照相、修锁、补碗或者补面盆等。后来，温州各县镇形成小商品市场时，相互间并不重复，便与最初这些人从事着不同行业有着一定的关联。

一时间，“自由经济”如火如荼，温州人差不多都在外“四处流窜”，“投机倒把”，他们常常被当地公安机关或其他执法机构当成社会不良分子遣送回乡。

当时有个年轻人，名叫陈瓯江，温州市区人，搞推销的，专门跑贵州云南一条线，认识的人都叫他“云南通”。1977年，那时社会上流传“要看资本主义就看温州”，政府要“狠刹温州的资本主义妖风”，他就被作为典型抓起来了，以“投机倒把获不正当利益4万元”为理由受到最严厉处理。

还有一位叫廖冒畴，一个厂的厂长。这个厂原本是个集体工厂，国家没一分钱投资，也是他们自己搞起来的，无非挂了集体的名。但厂里的利润什么的，除了按国家规定工资之外他们都无名无分。心理不平衡，他就自己搞了个厂子，生产同类产品，结果被抓住，与陈瓯江同时受到最严厉处理。

那些年，投机倒把、倒买倒卖是犯罪，是要被判刑的，并不是什么新闻，全国各地因为做转手贸易被法办的人很多。据笔者有限的经验所知，当时处理这类投机倒把分子，充其量也就是判个三五年，若是判六七年刑期已经属于超级的严厉。因此，看到温州因投机倒把罪杀人时我还是颇为震惊。此时温州新换了一任市委书记，当时温州的外出营商人员已相当可观，在他看来，投机倒把在温州已经成为一颗巨大的“毒瘤”，仅仅抓几个人判几年刑无法刹住这股歪风。他也确实被陈瓯江的4万元“吓”坏了，便拿定主意要重拳出击。据说当时被枪毙的一共有8个人，市里为此举行了万人公判大会，台上还有好几十个陪绑的。

然而，震慑并没有起到效果，前仆后继，温州人仍然不断地往外跑，仍然在全国各地“投机倒把”，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竟出现了10万推销大军。为什么仍然有那么多人冒着杀头的危险去干这件事?难道温州人真的不怕死?显然不是。如果不搞“投机倒把”，他们就得挨饿，挨饿同样是要死人的。既然免不了一死，那么就别无选择了。温州人深受植根当地“义利并重”的永嘉学派的影响，百折不挠，审时度势，具有特别发达的经济脑袋。正是这些，使温州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先撬动中国经济杠杆的地区。

在温州，几乎没有一家企业的商品是以大取胜的，很多温州企业家都不怕说自己的厂家很小。“小商品，大市场”正是早期温州模式的精髓所在。这种小，摆正了温商竞争中的姿态——任何一项工序都是有利可图，温州的许多老板都是出身于修鞋匠、裁缝、推销员等等，对他们来说，求小，最起码可以生存。“光脚板，睡地板，当老板，赚铜板，挺腰板”，温州商人的成功决非一帆风顺，然而他们吃苦不叫苦，受了气也不骂娘，更多的是静下来反省自己，以积极、务实、宽容大度的姿态对待困难，化解矛盾，应对挑战。这便是温州商人更深一层的个性特征和获得成功的精神内核。经受市场洗礼，遭遇反倾销的冲击后，品牌温州已然兴起，一批觉醒的温商把品牌和质量定位于全球市场的制高点，由此进发的市场智慧和动力汹涌澎湃!

这就是温州模式的根本，从中我们看到了生存竞争不可抗拒的驱动力。他们的骨子里流着的是实用主义的血液，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实干，就是脚踏实地。从这种意义上说，今天的温商群像，不仅仅是经济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温州人走遍了中国，造就了“中国民企之都”，其举止和思想渐渐影响到每一个中国人。温州人是先行者，是榜样，其经验和教训必须加以挖掘利用。这应该成为我们研究温州现象的追求所在。

温州现象，蕴含了当今中国人最应该思考的一些大是大非。我觉得，温州人极其特殊并且被认为实用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观点对于中国的影响，远比温州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重要得多。可以说，温州人用30年的实践，影响并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发展方向，甚至已在不知不觉间深刻融入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血脉之中。从这一意义上说，“温州”有960万平方公里，“温州人”有13亿!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人人都是温州人。“温州人策划中国”是个命题，也有了确切的答案。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大背景下，对于整个中国而言，温州是一个理想而又迷人的缩影，是一个能量惊人的原子核。在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腾飞史上，处处留下了温州人勤劳智慧、坚忍不拔、敢为天下先的身影，温州经验对国民经济起到的促进作用是举世瞩目的。按照著名经济学家温元凯的说法，从2007年起，中国经济将进入“黄金十年”，会继续保持每年8％到10％的高速增长，中国制造业将进一步走向成熟，中国制造业将会在汽车、家电、服装等(这些都是温州人的强项)更多的领域占据世界的主要份额。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将进一步吸收全球的投资商到中国来，在获取丰厚回报的同时支持中国经济发展，中国人均GDP也将会加速攀升。可以预见，在未来的“黄金十年”中，温州经验仍将领跑中国，策动中国愈加富强。温州，这一财智原子核，经过不断的裂变，必将释放出空前巨大的、造福于亿万国民的能量!

正泰、德力西、红蜻蜓、报喜鸟、奥康、康奈、人本、美特斯·邦威、庄吉、森马、金狮、乔顿……这一个个名字如雷贯耳，它们拥有共同的籍贯：温州。温商——这支当初从浙东南山峦低洼贫瘠地杀出的商业部族，经过20多年的民间创富运动，在中国经济舞台上正扮演着最具活力又最值得玩味的商业角色。

温州地处浙江省东南角，北面是台州，西面是丽水，南面是福建的福鼎、寿宁，东面临海。温州西南部有洞官山山脉，西北部有括苍山脉。洞宫山的最高峰白云顶在温州西南角的泰顺县境内，海拔1611米。括苍山的主峰大青岗在温州北部的永嘉县内，海拔1271米。这两座山成了进入温州的屏障，将整个温州与西部、北部的连接截断了。至于南面与福建接壤处，又横亘着一个太姥山脉。这些山脉围得温州变成了一个箕形，箕口便是海。温州的地理环境就是如此。

至于温州的人文环境，则绝对不能越过南宋时兴起的永嘉学派。与程朱理学相抵牾的“义利并重”的永嘉学派可以说是温州商人深层灵魂。永嘉学派又称为“事功学派”或者“功利学派”，温州当地人称为“耕读学说”。耕关乎国计民生，乃立国之本，大俗之中寓含着大雅，这种命名恰恰体现了永嘉学派的精髓——实用主义哲学，影响了温州近千年。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有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他们均为浙江永嘉(现温州)人，故而得名。永嘉学派认为道存在于事物本身，离开了具体的客观事物就不可能有抽象的道存在，反对脱离实际的烦琐议论。永嘉学派推崇的是以人性为本，而不是以道德标准为本，也一反将“利”视为洪水猛兽的中国传统文化。温州自古便与中原阻隔，自成一体，又地少人多，生存难题比其他地区都严峻，永嘉学派诞生于温州有其特殊的地理学意义。这种被系统化的理论又反过来指导温州人的实践，渗入温州人的血液。在当地人的观念中，生存永远都是第一重要的，实用性是他们铁定的最高原则。所有与这一最高原则相悖的、相左的、相距的，都可以摒弃，都可以颠覆。

就比如，在1956年全国农村合作化运动高潮之际，温州永嘉县县委副书记李云河敢于搞包产到户。如果这算是温州入开始起跑的话，那么温州人比全国其他地区整整早跑了22年。1978年掀起了以土地改革为标志的中国改革开放高潮，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扛走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明权大旗，温州人没有去争，实惠比名声更重要。甩掉一切包袱，温州人继续开辟经济战场：从肩扛背驮走村串户修鞋补碗弹棉花，到以家庭手工作坊生产服装、编织袋、打火机等，再到当今火热的炒房、炒煤……温州人的商业嗅觉天下闻名，哪里有商机浮现哪里便会有温商的身影。此外，温商的大胆更是只能用令人“瞠目结舌”来形容。正是与众不同的商业灵敏和敢闯敢拼的胆量，成就了温商的“快半步”。时至今日，温州拥有13万家民营企业，建成“中国鞋都”“中国电器之都”等33个国字号的生产基地，拥有183个驰名商标。

温州商人的世界脚步不会停歇。温州对现代中国的贡献已不仅仅在于给国民经济带动了零点几个百分点，而在于它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生龙活虎的市场经济、民本经济的标本。温州是中国市场经济最生动的策源地之一。有经济学家估计，温州模式可能影响中国经济50年。温州其实已经不再仅是地域上的概念，而是精神上的指向。温州模式是当代中国商业文化的最杰出代表，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力量源泉，也是当今整个中国文化生态中最积极活跃的组成部分。

我写温州，更着意于中国；温州入做到的，我要让全中国人都看到、想到。温州人物、温州现象、温州模式、温州经验，大而化之，归根结底就是中国人物、中国现象、中国模式、中国经验。

本书是我亲临采访写成，我愿它是座桥梁，让更多的人理解温州、发现自己，看到未来中国的前景。限于学识，有舛错疏漏之处，希冀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