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以近代百年天津为历史背景，生动地再现了百余名近代外国人在天津真实的命运轨迹。全书20余万字，珍贵历史图片近200幅，大量内容来自原始档案资料、老报刊、当事人著述、人物传记等，可读性强，文字洗练，情节生动，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填补了天津近代史研究的空白。

该书在揭露外国侵略者给天津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真实地记叙了外国人在近代天津参与的政治社会经济活动，肯定了外国人在发展天津邮政、公交、公证、自来水、电灯、电话等工商业近代化进程中的贡献及其产生的广泛影响。创办中国邮政的赫德、创设中国第一家公立医院的马根济、开创天津电信的璞尔生、开创天津料器业的神谷佐兵卫等，都在书中有较翔实的记录。近代天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特殊地位，还成就了一批投身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外国友人。著名记者犹太人爱泼斯坦、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的朝鲜人李铁夫、美国著名学者拉铁摩尔、奥地利“白求恩”傅莱等都在天津开始“红色之路”。开发开放的近代天津还是一个创业者的天堂和冒险家的乐园，纷至沓来的外国淘金者在海河两岸上演了一幕幕人生“活报剧”。起士林的股东陶必治被遣送回国，“韩大人”汉纳根的败落，从“提了个包袱”到“哈同第二”的崔古柏夫的暴富奇迹，纳森叔侄如何称霸开滦矿务局等，在书中都进行了生动描述。

在历史的进程中／1

 1860年天津开埠／2

 戈登划定英租界／5

 八国联军与都统衙门／9

 土肥原导演天津事变／14

 潘纳禄目击天津沦陷／19

 巴斯图辛与俄侨防共委员会／23

 1945年美军登陆天津／27

 甘博士与英租界的收回／29

 抗战胜利后日、韩、德侨大遣返／32

政治风云人物／37

 北洋水师洋教头琅威理／38

 “鬼子大人”李提摩太／42

 把持天津海关的德璀琳／47

 曾驻天津的美国将军／52

 胡佛发迹在中国／57

 创办中国邮政的赫德／62

 1947年魏德迈考察天津／67

 爱泼斯坦在天津／70

 拉铁摩尔的“红色之路”／75

 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的李铁夫／79

在天津卫淘金／82

 形形色色的淘金者／83

 “韩大人”汉纳根／87

 白俄流亡者的救星巴图也夫／91

 殷森德与利顺德饭店／94

 白俄冒险家李亚溥／97

 泰莱悌在华淘金记／102

 纳森叔侄称霸开滦／107

 保禄洋行开天津公证先河／1 11

 神谷佐兵卫与天津料器业／116

 起士林与起士林西餐厅／118

 从“提了个包袱”到“哈同第二”／121

 杨宁史献宝故宫／125

文明开化／130

 比利时人与天津的电灯、电车／131

 英商揭开天津自来水历史／137

 璞尔生开创天津电信／142

 马根济创设中国第一公立医院／147

 伯瑞尔与德美医院／152

 来自奥地利的“白求恩”——傅莱／156

 “中国肿瘤医学之父”金显宅／160

文化教育人士／163

 北洋大学总教习丁家立／164

 袁世凯的教育顾问渡边龙圣／168

 孟禄考察天津教育／171

 加入中国籍的外教崔伯／174

 出生在天津的奥运冠军李爱锐／178

 “法国进士”桑志华／183

 德日进与“北京人”／187

 金璋的甲骨情结／190

 为《义勇军进行曲》配器的阿甫夏洛穆夫／194

涉外案件／197

 一起抢劫案与收回领事裁判权／198

 《益世报》的一场权力之争／202

 “洋汉奸”朱国良／206

 建筑设计师盖苓两次“走麦城”／210

 日本秘密调查寓津名人／215

 甲午海战中的日本间谍／218

 维路父子与抡倩如案／221

 两院三审索士宁／226

 法国主教文贵宾被逐始末／230

 美国间谍甘成恩／234

后记／239

戈登划定英租界

天津开埠后，先后有英、法、美、德、日、俄、意、奥、比九国在天津强设租界，设立最早、收回最晚、在九国租界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英租界。1860年12月，英国公使卜鲁斯照会直隶总督恒福、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等，提出划天津城东南海河右岸自紫竹林至下园一带为英租界，其范围东至海河、西至海大道(今大沽路)、南至博目哩道(今彰德道)、北至宝士徒道(今营口道)，占地面积约为460亩。当时执行划界的就是时任英国皇家工兵队上尉的戈登。

在英租界放置第一块界石

戈登(Charles.George.Gordon)，1833年生于英国，其父为英国皇家陆军炮兵军官。戈登1852年任英国皇家工兵部队少尉，1860年参加英法联军的侵华战争。联军攻陷北京后，他参与指挥了烧毁世界著名皇家园林圆明园的行动。事后，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毫不隐讳地说：“我们在那里先是每个人发狂地尽量抢劫，然后才把整个园林烧掉……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这个财富即便花费400万英镑也很难恢复。”1860年9月，戈登所指挥的英国工兵驻扎在天津城东门外附近。

天津开辟英、法租界时，其地界是由戈登会同一名法国工兵上尉共同执行划定的，戈登还初步设计了英租界内的道路、街区、河坝以及地区分段分号“出租”的计划，制定租界详图，奠定了英租界后来发展的基础。当时，天津最早的西文报纸《中国时报》的编辑米琪(Alexander Miehie)曾描写了划界经过：“这两个军官在一个令人可怕的地区放置了界石。这个地区尽是一些民船码头、小菜园、渔民、水手一类人的茅屋。戈登用铅笔把这一带地区画成河坝大道、马路以及建筑物的地基等等。”这些经他精心策划的基地，在1861年8月，以规定的条件以拍卖的形式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买主。此后，英租界当局依照戈登的方案，在租界内建成了大批的房屋，修建了码头，排除了积水，垫高了地基。最早建成的一座高大建筑是颠地洋行，后该建筑成为了英驻津总领事馆。至此，英租界规划建设初具规模。

镇压太平军

1861年，戈登随英国侵略军士迪佛立旅调往上海，参加了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活动。1863年3月25日，戈登经英国公使的推荐和李鸿章的聘请，调任“常胜军”统领。但同年11月，戈登却因太平军降将被杀和李鸿章发生冲突，愤然领军回到昆山。清廷生怕戈登步常胜军前任统领白奇文的后尘而投奔太平军，连忙请赫德出面调解。在昆山，赫德与戈登长谈了三个星期，戈登终于同意前往苏州面见李鸿章。戈登与李鸿章和解后不久，常胜军就参加了常州之战。常州攻克以后，清廷为了表彰戈登的功劳，奖励他白银两万两。岂料戈登却勃然大怒，认为清政府把自己当成了雇佣兵，将朝廷特使赶了出去。戈登的反复无常让清廷一时摸不着头脑，总理大臣文祥于是又请赫德出面，去探戈登的口风。戈登答复说：“请转告文祥，我不会接受金钱赏赐，但愿意接受一套中国官服。”清廷立刻加封戈登为提督，赐穿黄马褂，并将全套提督官服送到昆山。戈登回国前还专门穿上这套官服让人画了一幅肖像。1864年，戈登离开中国返回英国，被英国政府提升为将军。

命丧苏丹

戈登回国后，曾被派往英国赤道非洲省任总督和驻毛里求斯的英国皇家工程联队司令。后在1877—1879年和1884—1885年两次充任苏丹总督。戈登对苏丹人民进行了残酷镇压和肆意蹂躏，被剥夺了土地的苏丹人民大多沦为奴隶，他的惨无人道引起苏丹人民的强烈反抗。以马赫迪·穆罕默德为首的起义军与荚军展开激烈的战斗，英军节节败退。1884年，起义军已收复了苏丹的大部分领土。1885年3月，10万起义大军已将苏丹首都喀土穆(Khartoum)重重包围，龟缩在城堡里的戈登仍下令英军坚守，让士兵们夜以继日地修城墙，挖战壕，准备抵挡起义军的进攻。同时，他向伦敦一封接一封地发出紧急求援的电报。坚持到9月的英军已是弹尽粮绝。戈登在拒绝了马赫迪的劝降后，1885年1月26日凌晨，起义军开始了总攻。炮火在喀土穆上空轰响，起义军杀声四起，骑兵跃马挥刀冲开一条血路，步兵紧随其后，迅速突破了英军一个个防御工事，攻入城内。

戈登听着越来越近的厮杀声，预感到事态不妙，企图夺路而逃，但他刚刚走出总督府大门，就被迎面而来的起义军堵住了去路。已经绝望的他，腿一软瘫坐在台阶上。一名士兵飞步蹿到他面前，手里的长矛直抵戈登胸口，面对这个屠杀了无数苏丹人民的刽子手，愤怒的士兵们个个眼睛里喷射着复仇的火焰，齐声喊道：“杀死他!为同胞们报仇!”话音未落，这个士兵奋力将长矛刺进了戈登的心窝，戈登惨叫一声，倒在总督府的台阶上。当日，士兵们砍下了戈登的头颅，挑在枪尖上沿街游行示众。

戈登堂

1887年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即位50周年，天津英租界当局修建了维多利亚公园。为了纪念戈登在开辟天津英租界的“突出贡献和卓越功绩”，在英工部局董事长德璀琳的倡议下，英租界当局投资32000两白银，于1889年在维多利亚公园内开始兴建作为英工部局的戈登堂(今市政府所在地)。由设计师昌布尔(Chambers)完成最初的建筑设计，后来，英工部局第一任秘书长斯密思(A.J.M.Smith)，青年时做过石匠而通晓建筑知识的德国面包师弗朗才本赫(Franzenbach)又对设计作了数次修订。戈登堂为欧洲古典风格的城堡式建筑，据称，是当时中国通商口岸第一座租界市政大厦。  、

1890年5月，戈登堂落成时，驻津英国领事举行了盛大的命名典礼，英租界当局、英领事、英商代表及各国驻津领事等200余人前来祝贺。仪式由德璀琳主持，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到会并致贺词，大厅里悬挂的十分抢眼的巨幅戈登相片，也是李鸿章出资请人制作后赠送给英工部局的。仪式上，李鸿章将象征着城市大门的两把扎着灰色、红色缎带的钥匙交给了德璀琳。其后，李鸿章的70岁寿辰就是在这里举行的，为此，他还出资在戈登堂建了一个舞台，当天，演出了精彩的戏曲和杂耍。李鸿章异常兴奋，他称，在典型西方建筑里举办中国传统祝寿会，我这还是第一次。祝寿会结束后，李鸿章慷慨地将许多各地官员、绅商送给他的上等地毯、帷幕和刺绣工艺品等寿礼转赠给了英工部局。

这座耗费巨资的建筑，除了作为会议的会场，以及偶尔举行晚会、音乐会外，几乎很少使用，难怪当时的西方人也批评英工部局是对“公共财富的可悲的浪费”。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戈登堂被日军占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天津政府设于此。1949年天津解放后，戈登堂为人民接管，成为天津市人民政府的办公楼。1976年戈登堂在唐山大地震中受损后被拆除，在原址上建成了今天的天津市政府大楼。

P5-8

这是一部奇特的书。一批神秘的外国人，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从尘封多年的档案中走出来，一个个破解历史疑团。这部书，３０年前不可能编撰出版，30年后，它将成为一面镜子，让许多嘈杂纷繁的人生疑问找到历史的借鉴和回答。

天津近代史研究学者周利成、王勇则两位先生将他们新近完成的书稿《外国人在旧天津》拿来，请我作序，使我有机会享受先睹的快乐。当我于会议间隙和夜阑人静时细读那些缜密而生动的文字时，我的脑海中总是出现一个相同的影像：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那些在《左传?宣公十二年》中被描述过的架着柴车、身穿破衣去山林中开荒的古代农人，多么像我们今天的学者。依旧的清贫，只不过柴车改换了电脑，史学研究的空白却比荒山野岭更加难以开拓和耕耘。但唯有开拓，唯有耕耘，开拓与耕耘的过程便是快乐的过程，而一旦收获，那将是一场精神的狂欢。

近代百年看天津。天津近代史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史。百多年来，列强屡屡入侵，河山疮痍，历尽凌辱，黎民百姓忧难频频。天津地处北京门户，濒临海口，又属军事咽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天津觊觎已久，借口所谓“通商贸易”，三次进犯大沽口，用坚船利炮打开天津大门。这是一段民族屈辱的历史，也是一段民族抗争的历史。近代以来，天津还发生了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们产生的深远影响，在一百多年的时间内，使天津从一座普通的州城府县一跃而为国家政治心脏和中国北方经济中心，成为一座贸易繁荣、经济文化领先的大城市。清末李鸿章以天津为核心推行洋务运动，给了天津一个开放的大气候；１８６０年被迫开埠，英、法、德、意、美、日、俄、奥、比九国先后在天津强辟租界，一个城市拥有九国租界，全世界独此一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不仅带来了屈辱与搏杀，也带来了先进技术和先进观念。近代中国许多新思想新观念首先在天津酝酿产生，在天津振臂高呼然后传播向全中国；许多新机器新技术在天津码头上登陆，连同新的管理方式从天津走向全国。近代天津是中国最先进的城市之一，它的先进性内容丰富，涵盖广阔，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近代天津聚集了一批思想文化人士。严复翻译、发表《天演论》都是在天津，他的“物竞天择”思想在当时振聋发聩，唤醒了一个时代。维新变法的中坚人物梁启超曾大量活动于天津，在海河东岸的居所“饮冰室”，他著书立说，成就了他的学术大业，使他成为蜚声中外的一代学术大师。稍后，天津成长起一批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青年李大钊和周恩来，他们青春的呐喊晓示着又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近代天津是中国的科技先导。洋务运动大办洋工厂，引进洋设备，洋为中用。中国第一条电信线、第一条铁路都是在天津产生的。李鸿章的天津机器局在光绪六年制造出全世界第一艘潜水艇，其“式如橄榄，入水半游水面，上有水标及吸气机，可于水底暗送水雷，置于敌船之下，其水标缩水一尺，船即入水一尺”。很显然，其技术在世界军事科学领域也是遥遥领先。

近代天津还产生了一批实业先行者。周学熙的煤炭、水泥、玻璃业，在20世纪初兴一代民族工业新风；范旭东的久大精盐公司及“红三角”牌火碱的成功，开创了中国基础化学工业的先河。

除此之外，天津以南开学校为标志的教育思想和以“北四行”为支柱的金融流通，都令国人瞩目。思想、科技、实业、金融和教育五大体系齐头并进，构成了近代天津完整的开放与先进的形象。

《外国人在旧天津》便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揭示了一批来华外国人真实的命运轨迹。近代天津科技先导的实现包含着外国人的努力。该书在不否认外国侵略者给天津人民曾带来灾难和痛苦的前提下，充分肯定了外国人在天津邮政、公交、自来水、电灯、电话等方面的贡献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创办中国邮政的赫德、创设中国第一家公立医院的马根济、开创天津电信的璞尔生等，都在书中有翔实的记录。近代天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特殊地位还成就了一批外国人投身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著名记者犹太人爱泼斯坦、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的朝鲜人李铁夫、美国著名学者拉铁摩尔等都是在天津开始自己的“红色之路”，将自己的青春甚至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人民、天津人民，有的成为２０世纪影响中国历史的外国人。开放的近代天津还是一个创业者的天堂和冒险家的乐园，纷至沓来的淘金者们在海河两岸上演了一幕幕正剧和闹剧。起士林的股东奥侨陶必治因与纳粹的关系被遣送回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与“韩大人”汉纳根的败落，从“提了个包袱”到“哈同第二”的崔古柏夫的暴富奇迹，纳森叔侄如何称霸开滦等等，书中都以大量笔墨进行了描述。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来华外国人历史一直是一个禁区。《外国人在旧天津》的出版填补了天津史学研究的一个空白。难能可贵的是该书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内容来源于原始档案资料、老报刊和人物传记，信息翔实可靠。著者从浩如烟海的陈年档案中钩沉梳理，犹如沙里淘金，去伪存真，历尽披阅翻捡之苦，最后呈现给读者一部信史，为近代来津外国人历史的研究奠定了一个扎实的基础。该书虽为述史，却避免了史述文字的呆板艰涩，语言生动洗练，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可读性很强，即使对普通读者，增长知识，开阔眼界，了解天津，也是一个很好的读本。

对于近代天津历史的研究，近年来逐渐受到重视，但对于天津在近代中国前进的脚步中所起到的独一无二的作用，它特殊的历史意义和历史地位，学界和社会的认知还并没有到位，研究面临许多空白，正如一座久未亲近的山林，因为人迹罕至而荆棘丛生，需要更多架着柴车、身穿破衣的人去开拓。我愿意将《外国人在旧天津》看作是那山林中开荒人点燃的一缕炊烟，我更愿意那炊烟一缕一缕地多起来。

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记得那时，每当田里收获花生时，总有一群孩子等在地头儿，待社员们把花生刨出来、装上车。队长一声吆喝：“收工啦!”孩子们就像听到了冲锋的号令，呼啦一下子拥到地里，有的用铁锨，有的用耙子，拣拾地里落下的花生。人们称之为“翻(读去声)花生”。我也是其中一员。不过我手里的工具是泥瓦匠用的抹子。别人是站着大刀阔斧地用铁锨挖、耙子挠，拣一阵子就走。我却是蹲着身子，用抹子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地刨，哪怕是他们翻过的地，我也要再翻一遍。我总是最后一个回家，因此，我的收获也总是最多。

本书的写作过程，让我想起了儿时的这一幕。翻阅成千上万卷的档案，挖掘出以往少有人论及的外国人，发现了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考证了重要史实。这一份份惊喜，正如当年从地里刨出一颗颗花生时的感觉。看着眼前这本沉甸甸的书稿，想象着不日后手捧散发着墨香的新书时的那份成就感，就像是当年背着一筐花生回家，想象着坐在炕头上嚼着刚炒熟、喷喷香的花生米的那份幸福感觉一样——我陶醉了。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工作与兴趣相一致，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多年来，我已深爱上档案编研工作。将档案中原始记录的人和事，以故事的形式讲给大家听，是我一直以来乐于做的一件事。尽管谁都知道爬格子是件苦差事，尽管神经衰弱和颈椎痛时时困扰着我，但我仍执著并乐此不疲，正如一本畅销书的书名——痛并快乐着。

此前在撰写《档案揭秘——近现代大案实录》、《天津老戏园》这两本书时，在查阅档案的过程中，经常有一些外国人的名字、事件、案件映入眼帘。随着对原始档案的不断挖掘和整理，渐渐地，土肥原贤二、德璀琳、李亚溥、都统衙门、俄侨防共委员会、遣返德侨……一些零乱的、片断的、模糊的资料在我脑海里聚集、加深、清晰，久久挥之不去。于是，写一本书记叙外国人在津活动的想法萌生了。  

想法虽有，但心里还是没底。揣着忐忑不安的心，我走访了杨大辛、罗澍伟、胡光明、刘海岩等一些地方史专家、学者，他们给了我热情的鼓励和无私的帮助，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而最终让我坚定信心写这本书，是缘于一次与王勇则的彻夜长谈。我们多年前就已结识，在地方史研究上经常交流心得，是惺惺相惜的君子之交。他对近代来津外国人这个选题也很感兴趣，默默耕耘不辍，搜集到不少资料，在报刊上已刊发过一些有关文章。我找到了知音，与他的不断沟通，使我们相互促进，共同弥补知识盲点。这位憨厚的老朋友欣然应允加盟其中，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完全是共同的志趣使然。此番合作是愉快的，可谓相得益彰。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勇则分担了用广泛的书籍资料来丰富本书内容的工作。他从文集、日记、传记、回忆录中筛选出一些新选题，还搜集到不少近年出版的近代外国名人相关著述，完成了23篇文稿。我则不必再四处奔走查资料、找线索，能够安心埋头于浩瀚的档案之中。我们共同品尝发现新史料时的惊喜与快乐，遇到困难时，相互激励，相互鞭策，至今，那一幕幕动人场面仍在眼前。可以说，没有勇则的加盟，我个人是不可能完成这本书的。

这本书能够顺利脱稿，应该感谢市档案局、档案馆领导对档案编研工作的充分重视和为我们制定的一系列优惠政策，部领导为我们营造了宽松、和谐的编研环境，局馆各处、部、室给予了大力支持。特别是市档案局(馆)局长荣华先生，不但始终如一地支持和关注着该书选材、编写及出版的全过程，还在百忙中为该书作序，领导的厚赉让我们深受鼓舞。感谢《今晚报》副刊部主任吴裕成先生，天津地方史专家杨大辛先生、张绍祖先生、金彭育先生给予的帮助和指导；感谢《今晚报》出版部主任助理王振良先生为该书提供了珍贵图片；感谢《每日新报》专刊部主任李丽娟、编辑王永利先生对该书的宣传工作。为本书提供帮助的还有孙中山研究专家葛培林、民俗学者由国庆等。韩国新罗大学教授裴京汉先生还慷慨寄来申圭植《睨目泪》中有关天津的诗稿，令我们非常感动。

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罗澍伟先生、刘海岩先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方兆麟先生，通览全稿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天津日报》文艺部主任宋安娜在百忙之中，不但审阅了书稿，还欣然为该书作序。

该书得以顺利出版，更是得到天津人民出版社总编陈益民、文史编辑室主任韩玉霞的鼎力支持。从谋篇布局到文字内容，无不倾注着他们的心血。

最初，我们确定了100多个选题，但囿于篇幅所限，也为兼顾读者兴趣，诸如在津为李大钊牵线的苏联革命者鲍立维，李大钊在津就读时的两位日本老师吉野作造和今井嘉幸，记载过天津的俄国修士大司祭巴拉第，把天津利顺德饭店写进小说的二叶亭四迷，率队来天津机器局留学的朝鲜官员金允植，考察杨柳青年画的俄国学者阿列克谢耶夫和法国汉学家沙啸，采访过严复的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被誉为“东方马可波罗”的崔溥以及一些侵华的西方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等，我们只能忍痛舍弃了。

尽管我们尽力所及地剔抉爬梳，但如爱温斯、法克斯、殳胜民、布吉瑞、艾代耳等一些当年在津很有影响的外国人，还是因为资料所限而未能成篇。再者，记载当年外国人在赛马场、回力球场、球房、运动场、俱乐部、影院、酒吧、咖啡厅等娱乐场所的活动资料，虽然很丰富，但该书也未能详写。我们打算今后再以“近代来华外国人的娱乐活动”为题，将这一选题予以深化，作为本书的续篇。这里就算是一个预告吧。

周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