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最大的恶不是杀人放火，而是制造愚蠢。愚蠢本身不是恶，却可以把恶放大无数倍。聪明人只反对愚蠢，愚蠢的人什么都反对。聪明的人自己思考，愚蠢的人让别人替他思考。不会思考是可耻的，而更可耻的是，这群不会思考的人正在教我如何思考。

慕容雪树卧底传销纪实，揭示一个疯狂而黑暗的世界。愚蠢不是天生的，而是人工制造出来的。我有一个希望，让常识在阳光下行走，让贫弱者从苦难中且脱身，让邪恶远离每一颗善良的心。

在我看来，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不在于吃喝拉撒，而是那些无用的东西：音乐、美术、诗歌、小说……这些东西不能充饥，也不能御寒，却可以丰富人的心灵，让人于贫穷中富足，于孱弱中坚强，于困顿中怡然自得。

教育家晏阳初说过一句振聋发聩的话：人卣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在生而有之的诸项自由之中，以此项自自最为重要，无此则无任何自由，若此项自由被剥夺，一切自由都将不保，因为这是“自由中的自由”。

一个民族的强大绝不仅是GDP的强大，更要看其在精神领域有多少发明创造。弗里德里希·谢林评价歌德，说“只要他还活着，德意志就不会孤独、不会贫穷。”而如果没有歌德这样的人，如果没有思想和艺术上的杰作，所谓“富强”就只是一句空话，建再多高楼、修再多机场，也只不过是一片’高楼与机场的荒漠而已。

这本书不能帮助任何人脱离苦难，只能让人认识一部分苦难。我不能帮人做梦，只愿意指出哪些是梦，而哪些是现实。

二○○九年底，我照常到三亚过冬。居处离海很近，终日游泳、闲逛、吃海鲜，偶尔在电脑上敲几个字，不成篇章，只求有趣。慵懒闲散的午后，我常躺在椰子树下读书，读《国王的人马》，读金圣叹歪解唐诗，偶尔也会翻两页弗兰西斯的传记。海边阳光明媚，我晒得像个精壮剽悍的非洲恶棍。出版社的朋友催我抓紧时间写作，我口头答应，却迟迟不肯动笔，感觉一辈子游手好闲也挺好。

有一天刚从海里爬上来，我的朋友小庞给我电话，问我了不了解什么是“连锁销售”。我说这有什么可了解的，麦当劳、肯德基都是连锁销售。他说不是这些，而是一种新事物，只要交三千八百元，再发放三次机会……我打断他：“你到底销售什么东西？”他支支吾吾地回答：“也没销售什么，就是……就是推广一种模式。”我有数了，说这肯定是传销，你千万别上当，赶紧回来。

几天后，他回到三亚，对我大谈自己的经历。小庞口才不好，可还是把我唬住了，他讲的每一件事都难以置信，就像走进了《天方夜谭》的世界，所见都是宝瓶里的魔鬼、洞窟里的妖怪。更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生活，据说每人每天只有三毛五的菜钱。我大为起疑，说这也太离谱了吧，三毛五能买到什么？连根针都买不到，怎么够吃？他一口咬定：“真的，不骗你，有时还不到三毛五呢。”

这个传销团伙在江西上饶，小庞也是被人骗去的。他三十岁了，几次恋爱都不成功，现在很想找个姑娘结婚。有天他的前同事李新英给他电话，说要给他介绍女朋友，小庞大喜，李新英说那女孩现在上饶，见不到真人，只能先看照片。照片上的女孩叫小琳，小庞给我看过，很年轻，笑得很灿烂，眉眼有点像著名的美女曹颖。小庞很是着迷，用手机跟她聊了几天QQ，渐渐不能自拔。

小琳说自己在上饶开了一家女人饰品店，生意很红火，一个人忙不过来，想他过去帮忙，好像还有一些肉麻的话，“同甘共苦”、“共创美好明天”之类。小庞也是昏了头，没搞清楚状况就辞了工作，买了张火车票直奔江西。到了之后才发现不对劲：根本没有店，小琳连份正式的工作都没有，和一群河南人住在一起，什么事都不干，天天在街上闲逛。他越想越起疑，有天忽然想起我来，于是就打电话向我咨询。

一个月后，我向警方报案端掉了这个传销团伙，很多人都说我勇敢，还有许多过奖之辞：为民除害、冒死潜伏什么的，我听了很不好意思。其实我的动机没那么高尚，只是好奇心发作，就想看看一天三毛五能吃些什么。

听着小庞的描述，我渐渐下定了决心，说我要混进去看看。小庞很犹豫，说恐怕会有危险，那伙人不简单，肯定有什么背景，让我慎重考虑。我一向胆大，而且很羡慕海明威那样的人生，自己也干过几件危险的事：在海拔五千米的山口迎风奔跑，在大风大浪中一个人游进深海，而且自恃练过几天散手，反应也算敏捷，没把这事想得多么危险。

小庞还是犹豫，怎么说都不想回上饶，我干脆跟他摊牌，问他一个月工资多少钱，他说一千多。我说：“那就这样，你帮我混进去，一切费用由我承担，我再付你两个月工资。”他考虑再三，终于点头答应。

小庞有苦衷：他跟小琳闹翻了。小琳以谈恋爱的名义把他骗去，却只担女朋友之名，绝不行女朋友之实——不让碰，不让亲，连手都不让牵。最让小庞生气的是她的举动，据说有一天小琳装扮一新，跟某个帅哥出去了一整夜，也不知道在干些什么。小庞盘问她，她还不肯老实交代，态度十分刁蛮，小庞醋劲大发，盘问良久，嘲讽良久，最后怒目相向，跟小琳泼天大吵一架，这个团伙不限制人身自由，小庞怒不可遏，提起行李回了三亚。

我要混进去，第一件事就得让他们俩合好。小庞对女孩子没什么办法，还是我出的主意，让他给小琳发短信：昨天在海边走了一夜，一直在想你。等了半天没见回复，我想这事不能着急，太过急切说不定会引起对方的怀疑，先凉一下再说。没想刚回住处，小庞的电话就来了：“他们同意让你过去！”

那时圣诞节刚过，海边游人如织，我订了机票，回家收拾了行李，心情一直很平静。晚上翻了翻书，看到两个和尚讨论生死，一个说：“生则一哭，死则一笑。”另一个更加豁达：“世间无我，不值一哭；世问有我，不值一笑。”

我合上书胡思乱想，慢慢地害怕起来，想自己不算什么名人，可毕竟在电视上露过几次面，万一传销团伙中有我的读者，被人认出来怎么办？我活了三十五年，没什么贡献也没什么罪恶，死了也不值一笑，可毕竟还有留恋的东西，万一回不来了……

一时心思纷纭，爬起来写了一条微博，算是给读者的交代：

消失一个月，拿老命开个玩笑，若回得来，还你一个好故事；若回不来，舍我一副臭皮囊。人间寂静，无非慈悲喜舍，无需唱经落泪、春秋祭扫，既造种种业，须尝种种果。留偈在此：风华如梦，倏忽百年，鸟归夕阳，月满青山。

我父母双亡，只有_个至亲的弟弟，那时他也在三亚，我把衣物、手机和银行卡都给了他，还偷偷地写了一封信，交在一个朋友手里，跟他说好，如果两个月后没有我的消息，就把这封信交给我弟弟。那封信原文如下：志安：

如果你收到这封信，我大概已经死了。如果遗体找不到，不必费心去找。如果找得到，一火烧化、挖坑埋掉即可，身后事务必从简，不起墓、不造坟、不立碑，不搞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如果有人联系你要写我的生平，不要答应他，也不要接受记者采访，我的死不是大事，不必惊动世人。

我目前有七种著作，版权期都已届满，我死后，《成都》、《深圳》、《贪婪》、《红尘》四本可以再版，《葫芦提》、《遗忘在光阴之外》和《唐僧情史》不要再版。国内出版可以跟路金波联系，我还欠他一点钱，请他从版税中扣除。国外出版可以跟Harvey和Benython联系，他们的电话都附在后面。

如果五年之内版税能达到一百万，我希望你能将这笔钱捐出来，成立一个文学艺术基金，不必冠以我的名字。如果不到一百万，你自己留着用。

我活了三十五年，虽死不为天，你不必过于伤心。你为人忠厚，但不适宜经商，以后多多保重。这些年我一直对你很严厉，没怎么关心过你，甚至没跟你好好谈过几次话，现在想说也来不及了，你不要怪我。

母亲的骨灰还寄放在成都，你找时间把她葬了吧，春祭秋扫，你多替我尽尽孝心。

替我谢谢×××和×××，祝她们幸福，其他不必多说。

你多保重，少抽点烟，少熬点夜，不要太固执，尽量不要与别人起冲突。我们早年都很不幸，你吃的苦更多，希望你能平安幸福地过一辈子。

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起床时天还没亮，窗外星火点点，海面上有一层朦胧的雾气，雾气中城郭隐隐，像缥缈的海市。我草草洗漱完毕，听见隔壁房里弟弟微微的鼾声。我走进去，看见他睡得正香，灯开着，枕边有本看了一半的书。我替他关了灯，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想了想他小时候的样子，转身出了家门。

P8-12

一

二○○九年末，我混进了江西上饶的一个传销团伙，在其中生活了二十三天。那是一个未曾经历的世界，就像《西游记》中的盘丝洞和狮驼国，或者是爱丽丝穿过兔子洞到达的那个古怪去处，每件事都很荒谬，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我生于“文革”，长于中国，自以为对人间荒谬略有所知，到了上饶才知道，原来我的经验不过是豹之一斑，荒谬的年代从未真正终结，它就在我们身边。

在那黑暗的二十三天，我看到善良的好人被骗子愚弄，过着悲惨的生活；我看到人们离乡背井，为一个谎言虚耗时光；看到被践踏的伦理和情感，每个人都在欺骗自己的亲人；我看到病体孱弱的老人、营养不良的青年，他们经过了邪恶的教育，越发乖张和贫穷，对社会抱着深深的敌意；我看到家破人亡的惨剧，也看到洗脑的严重后果。

我始终在问自己：为什么一个愚蠢的把戏竟能欺骗如此多的人？为什么传销者竟敢明目张胆地行骗？为什么传销一打不绝、再打不绝、总打不绝，甚至连打击本身都成为了行骗的借口？

最后我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一片适合传销的土地。所有传销者都有相同的特点：缺乏常识，没有起码的辨别能力；急功近利，除了钱什么都不在乎；他们无知、轻信、狂热、固执，只盯着不切实际的目标，却看不见近在眉睫的事实。这是传销者的肖像，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肖像。-传销是社会之病，其病灶却深埋于我们的文化之中，在空气之中，在土壤之中，只要有合适的条件，它就会悄悄滋长。

二十三天中我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现在我把它写成一本书，书中没什么过人的见识，只有一些平常的人、平常的事，和一些人人都该知道的家常话。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常在自己的书里写一句话：供内服用。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一剂苦药，可以在人们心中植下清醒的抗体，帮助他们抵御传销病毒。这邪恶的瘟疫肆虐已久，世间苦无良药，但愿我能够为此做点什么。

二

传销不算什么新鲜事，大多数中国人都听过，很多人都有切肤之痛，电视、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人们听多了，见惯了，就把它当成一只烂苹果，既不问它为什么腐烂，也不在乎它烂到什么程度，轻挥手就把它丢到脚下，任它在那里彻底烂透。

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就在每个人眼皮底下，却极少有人愿意真正睁眼看看。传销者不了解传销，因为他们格式化的脑袋已经无力辨别；普通人也不了解，因为他们离得太远，而且根本就不在乎；连那些神通广大的媒体人也缺乏真正的了解，他们报道传销、拍摄传销，却常常忽视传销，很少把它当成一个真正的问题。没有人明白其中的道理：传销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怎样洗脑？洗脑又是怎样实现的？为什么传销者竟会为了一个愚蠢的谎言如此狂热？

根据可信的统计，到二。一。年，中国大陆的传销者已经接近或超过一千万，这数字还在不断增长。这些人大多都是受害者，最终将一无所获，两手空空。他们经过了长期的邪恶教育，都患有程度不同的“善迟钝症”：人格扭曲、藐视道德、仇恨社会。接下来将是一个无比艰难的困局：在不远的将来，就在我们身边，将有一千万个赤贫而且走投无路的人。一千万个。

二○○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修订的《刑法》中新增了“组织、领导传销罪”，把“传销”定义为“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活动。这个定语很长，读起来也很枯燥，但已是迄今为止对“传销”最权威的定义了。

这条法律所定义的“传销”还是上个世纪的事。二十年间这病毒几经变异，早已不复当年的面目，现在绝大多数团伙甚至都不提供任何商品和服务，只是单纯地欺诈和拉人头(活跃在广西等地的“纯资本运作”就是明证)。在我看来，“传销”二字本身就有待商榷，既然没有“销”，也就谈不上“传销”，它就是明明白白的诈骗。它扰乱的不仅是市场秩序，更是基本的公序良俗；它不仅骗钱，而且害人，乱人心智、坏人健康、毁人家庭，如果把这时代的道德比喻成一个满身流血的病汉，传销者干的就是往他身上一把一把地洒盐。

按照《刑法》，普通诈骗罪的最高刑期为无期，盗窃罪甚至可以判死刑，而“组织、领导传销罪”的社会危害更大，对人的摧残更深，量刑却明显过轻，对普通传销行为只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才处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在我看来，这样的刑罚似乎过于仁慈了。

如果可能，我希望给这种罪行以更准确的命名(例如参照国外法律，将之命名为“金字塔诈骗计划”)，在刑法中单独列罪，或者归并到“金融诈骗罪”或“非法集资罪”。与它所犯下的巨大罪恶相比，除了死刑，再重的刑罚都不算过分。

三

金字塔诈骗计划在所有国家都是犯罪行为。我们虽然在一九九八年取缔了传销活动，但大多数国民都对此问题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常见的误解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认为传销在国外是合法的，只有在中国才是被禁止的；

二、认为传销是进步的新事物，而传统的卖场销售是落后的旧事物；

三、认为传销本身不是坏事，只是因为人的素质不高，好事才变成了坏事；

四、认为传销分为两种：合法传销与非法传销；

五、认为传销确实能够赚钱，只是政府不允许。

这些全是错的。我们平常所说的“传销”，其实就是“金字塔诈骗计划”，它在哪里、在任何时候都是犯罪行为。除了幕后最大的黑手，普通参与者不仅赚不到钱，反而要赔光一切，赔上时间、金钱、健康，赔上亲情、友情与爱情，甚至还要赔上生命。

二十年间这种病毒已经产生了几代变种，光我知道的名目就不下二十个，除了所谓的“连锁销售”，还有(纯)资本运作、直复营销、直复加盟、框架营销、网络营销、网络加盟、人际连锁、人际加盟、加油站……每个名目背后都是数不清的团伙，每个团伙都有数干、数万乃至数十万人。

这是经济邪教，也是恐怖的瘟疫。二十年问，千万人身陷其中，千万亿资金流失。数不清的家破人亡，数不清的兄弟反目，数不清的流离失所，数不清的罪恶滔天，数不清的灾难横生……

然而这眼皮底下的罪恶却一直没能引起人们的重视，有人视之为“疥癣之疾”，有人视之为蠢人才会上当的把戏，媒体渲染一下、报道一下，转过身就丢到脑后。人们依然漠视，依然姑息，依然纵容。而传销者就躲在我们身边的黑暗洞窟中，被骗、骗人，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睁着血红的眼，怨毒地瞪视着整个世界。

在《水浒传》第一回，洪太尉揭开封皮，放出了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从此开启了一个动荡流血的时代，千万人死亡，千万人于路痛哭。这故事与中国传销如出一辙，巧得很，妖魔飞走的地方就在江西龙虎山，离上饶很近，在那里，我曾亲眼目睹这些转世的妖魔如何横行人间。

四

很多人都有同样的困惑：一个好好的人，怎么就能被别人洗了脑？我的经历证明：洗脑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只要合适的环境、足够的时间，给一个人洗脑不会比格式化一张电脑磁盘更困难。人类的理性貌似强大，实则从来都不可靠，把狼驯化成狗很困难，把人变成蠢人则十分简单，要想把一个正常人变成传销者，只要抬抬手就可以了。

为了洗脑，传销团伙编造了大量的谎言，这些谎言可以分为三大类：

首先是“合法性谎言”。为了证明自己合法，每个传销团伙都会竭力与“传销”本身划清界线，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新生事物”，国家支持这个新事物，引进他们，暗中扶持他们，并且为他们制定了大量的行业标准和行为规范，大到入伙费交多少钱，小到每顿饭吃多少米、吃几瓣蒜，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法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会编造大量的领导讲话、会议精神、媒体报道，把层层光环都扯到自己身上，然而我们知道：这世上能发光的不仅是太阳，污水里冒出的肥皂泡也会偶尔泛出微光。

其次是“伟大使命谎言”。此处他们要虚构一个黑暗的社会现实：经济危机、物价飞涨、民生凋敝、企业破产……而更加不堪的是中国居然加入了WTO，洋货即将大举入侵，到时没破产的也要破产，破了产的再破一次，真叫个“千钧一发，危于累卵”。正是这种种内忧外患，国家才破例引进了他们，要靠他们振兴中华、抵御列强、发展经济、造福人群……一句话，中国的未来就指望他们了。为了这个伟大的使命，大多数团伙都会强迫他们的成员饿肚子，即使饿得要死，这些可怜的人们依然觉得自己在拯救国家。

再次是“美妙前景谎言”。每个团伙都会以百倍乃至几百倍的暴利来引诱新人：投入三干八百元，两年回报三百八十万；投入三万六干八百元，回报一千五百万……为了证明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他们还会虚构出许多有名有姓的发财故事，把马云、黄光裕这样的企业家也指认为传销英雄。这本来只是个单纯的金钱骗局，但在传销者口中，它还同时是一个国家培养人才的摇篮，成才之后，国家会扶持他们做官，扶持他们经商，甚至会安排他们免费出国深造。这些话是如此难以置信，但是他们每个人都信以为真。

除了谎言，传销团伙还有一套完整的洗脑程序：先创造出一个真空环境，禁止成员接触任何外界信息；然后营造出温馨的家庭氛围，所谓“行业就是一个大家庭”，使成员放松警惕、消除顾虑；还有宗教般的仪式、军事化的管制，使人无条件服从，并能从中体会到宗教般的神圣与狂热；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这些谎言要讲上一百遍、一千遍、一万遍，在全国各地，在大江南北，在每个城市的黑暗角落中，这些荒谬的理论和言语不断地被重复、重复、再重复。我说过，人是虚弱的动物，而语言的暴力就是最大的暴力，这是与世隔绝的黑暗洞窟，当狼牙棒高高举起，再坚硬的脑袋也只是一堆血肉之泥。

他们制造愚蠢。于是，一个白痴诞生了，两个白痴诞生了，一千万个白痴诞生了……

他们鼓吹仇恨。于是，一个反社会的暴徒走出来，两个反社会的暴徒走出来，一千万个反社会的暴徒走出来……

五

一九六○年，安徽凤阳的武店公社有个医生叫王善生，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许多人患有浮肿、闭经和子宫下垂，公社干部找王医生来治疗，他看了看，说治不了，因为“少了一味药”。  那味药就是粮食。

五十年后，有一种社会之病久治不愈，原因也是少了一味药，这味药就是常识。

十八世纪时，托玛斯·潘恩写过一本小册子，名字就叫《常识》，这本书的重要性堪比一七七六年的《独立宣言》，它既不深刻也不晦涩，更没有什么过人的见解，却把许多人从梦中摇醒，让他们开始正视自身也正视世界。在当下中国，在传销肆虐的当下，人们最缺的也正是这个：常识。

常识并不总是令人激动，但它不可或缺。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说出一些常识，更希望它能够唤起整个社会对传销的重视，不要假装它不存在，也不要假装看不见，正视现实，从我们的空气和土壤中检讨其成因，分析其现状，然后采取合理而富于人性化的措施，挽救失足者，惩治作恶者。传销者做的是坏事，可他们大多数都不是坏人。他们需要的是仁慈的帮助，而不是残酷的惩罚。

我希望看到希望。这希望很简单：让常识在阳光下行走，让贫弱者从苦难中脱身，让邪恶远离每一颗善良的心。

二○一○年九月，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