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达尔文于1876年亲自撰写的的回忆录，细致入微地叙述了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生命的人的思想和性格发展过程。它告诉人们：达尔文是如何把自己作为已经去世的人来批判和展露性格的优缺点，又是怎样在茫茫的世界上，在宗教迷信的包围中，在论敌的猛烈进攻下，迂回曲折，开辟道路，坚定不移地追求真理。这部回忆录，使我们看到一位伟大的科学家的成长历程，可以具体了解达尔文进化思想是如何日臻完善，最后提出以自然选择为核心的进化学说，对科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本书是作者的遗稿,书中叙述了作者思想和性格的发展过程,讲述了自己在宗教迷信的包围中,在论敌猛烈的进攻下,坚定不移地追求真理,终于有所创造,因而对人类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这篇回忆录中，他对自己能力的评价，对自己审美品位丧失的遗憾之情等，都值得我们回味和深思。

译者前言

(一)从我诞生起到进入剑桥大学前

(二)在剑桥时期的生活

(三)在贝格尔舰上的航行

(四)从回国时到我结婚时——宗教观点

(五)从我结婚和居住在伦敦时到我们迁居达温宅

(六)居住在达温宅

(七)我的几本出版著作——补记(1881年5月1日写)

(八)对我智力的评估

注文

附录：

 (一)达尔文家族和韦奇伍德家族

 (二)书中人物

 (三)书中地名

 (四)书中动植物名称

 (五)书中书刊

 (六)达尔文的主要论著

 (七)达温宅今昔(达尔文纪念馆的成立经过)

修订附记

父亲的记忆力是异常良好的，特别是对日期方面的记忆；甚至是到了老迈的晚年，他仍能记得什鲁斯伯里的很多居民的生日和婚丧日期。有一天，他对我讲，他这种记忆力很强的本领，反而会使他感到烦恼，因为一听到某一个日期，他总是要想起很多朋友的死亡情景。由于具有这种良好的记忆力，他也记住了很多自己喜爱讲述的有趣故事，因为他本来是擅长讲话的人。平时他总是兴高采烈，笑容满面，毫不拘束地同每个人讲笑话，也时常同仆人们说笑，同时他还具有一种使每个人都严格遵从他的指示的本领。很多人都很畏惧他。我记得，有一天，父亲带着笑对我说，已经有几个人来询问，皮戈特女士(什鲁斯伯里的一位显贵的老妇人)究竟来找过他没有，因此他就去打听为什么人家会来询问这件事，最后终于搞明白；有人告诉了他：皮戈特女士由于某种不明的原因，曾受到我父亲极大的侮辱；她到处向人们扬言，她要去找“这个肥胖的老医生，当面向他十分坦率地讲清楚自己对他的看法”。她确实已来找过他，但她的勇气完全丧失了，反而采取了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又客气又亲热的态度。我在童年时代，曾经到毕少校家中去作客；他的夫人是一个精神病人。每次这个疯妇人一看到我，就会表现出一种十分绝望的惊恐情状；这是我曾见到过的情况：她悲痛地哭泣不停，接二连三地盘问我：“你的父亲要来吗？”但是接着她就安静下来了。我回家后就去问父亲，为什么她有这样的惊恐心理；父亲回答说，听到了这种情形很为高兴，因为他曾故意当面威吓过她；父亲相信，用这个办法，可以使她安静下来，保持良好的自我感觉状态，因而就不必把她隔离禁闭了；只要在她刚开始发疯时，她的老伴马上就用威吓的口气对她说，要去请达尔文医生来看她的毛病了；这句话，就在她一生漫长的岁月中始终对她产生效力。

父亲是多愁善感的，当他见到很多琐细的事情时，也会激动起来，或者感到十分苦痛。有一天，在他老迈而步履艰难时，我问他，为什么不坐马车出门去活动活动，散散心。他就回答：“每次坐马车出门，一到什鲁斯伯里城区內，条条马路都会使我回忆起各种使我悲痛的往事。”可是，平时他的心情却是很高兴的。他有时容易大发雷霆，但是因为他心地无限善良，大家都很爱戴他，衷心地热爱他。

他办事谨慎小心，而且善于经营事业。他把自己的钱去投资购买任何的股票，后来总是不会亏本，因此他给子女们留下了一笔很大的遗产。我记得有一个故事，它说明了最荒谬的谣言很容易发生和传布开来，闹得满城风雨。一天，有一位地主伊先生自杀丧生了；他属于什鲁斯伯里城内最古老的著名家族，而且是城中某银行的大股东。为了要履行法定手续，必须鉴定他的死亡真相，父亲就被邀请去。在这里，可以顺便说明一下当时处理这类事件的老规矩：因为伊先生极有声望，大家都尊敬他，所以不再公开向警察局报案来验尸了。父亲在事毕回家后，认为应当到银行去一次(父亲在这家银行也有存款)，把这消息告诉那些在银行中办事的股东们，因为他认为，这次自杀事件，很可能会引起存户挤兑的风潮。这样一来，谣言就满街飞了；大家都到处传说，好像父亲到银行去后，马上把自己的存款都提走了，而且还回头对大家说：“我可以确实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伊先生自尽了。”他一说完这句话就走了。那时候，好像流行着一种传统的迷信：存户只有在取了款跨出银行门槛后，他的钱才算是安全无恙了。在这谣言传播的头几天内，父亲还蒙在鼓里，一直到银行经理来找他的那一天，他才明白这件事。这位经理那时违背了银行的坚守秘密的规章，就是任何人决不能把存户的储蓄账单给外人来查看；这一次，他却把父亲的存款单公开给几个存户去看了，目的是要辟谣，证明父亲那天去银行时确实没有提取过一文钱。要是父亲为了谋取私利，而去利用了自己职务上得来的消息，那就会显得是卑鄙无耻了。然而，当时竟有几个人，却对那种无稽之谈大加赞赏；甚至过了好几年，还有一位绅士对父亲说：“啊，医生！您真聪明，会从那家银行中安全地提取了全部存款；这证明您不愧是一帆风顺的经营家！”(P16-18)

1876年5月5日，67岁的达尔文，带病完成了专著《植物界的异花传粉和自花传粉的效果》书稿，寄给出版商去付印。次日，因为必须养病，全家到萨里郡多金城外的霍普顿镇，旅居在他妻舅亨斯利·韦奇伍德租借的住宅里。

5月28日左右，达尔文开始著写《我的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回忆录》，直到8月3日结束。在这个手稿末尾，他写道：“这篇我的生平简史，是从5月28日左右，在霍普顿开始写的；此后，我大概在每天午后记写约一小时。”后来，这部著作常被简称为《回忆录》，或《自传未删本》(即完全本)。

可是，根据他的手稿本第一页，在该页的左上角，却又写着几个小字：“1876年5月31日”(1876 May 31)。这几个字，很可能是他在缮写好这一页时添写上去的。在这一页前，还附加一张目录表，很可能是他在写完全稿后补写的，因为从原稿第一页可见，他在题目《回忆录》和首句之间，做了一个长画线的符号，表示这里应该添写第一节的题目，即“从我诞生起到进入剑桥大学前”。

6月6日，达尔文全家离开霍普顿镇。6月7日，他们到苏赛克斯郡米德汉斯特城附近的霍兰孔姆村的亲戚约翰。霍克肖爵士(工程师)家中，作客三天。霍克肖的独生子，于1865年同达尔文夫人埃玛的侄女结婚，所以他们是姻亲。6月10日，全家回到达温宅家中。

这部著作的写作时间，若从5月28日起计算，共约68天。开头14天，他在旅居时写，写作时间可能要较短些。

达尔文写作这篇《回忆录》的起因，是一位德国编辑来信请他撰写；但是他认为，把它记写出来，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传阅，是有意义的。因此，在这个手稿中，除了“我”表示作者自己以外，又以“我们”表示自己一家人或达尔文夫妇俩，以“你们”表示自己的子女们。他并没有想要有朝一日把它公开发表。因为它是原始的手稿，写得比较简略和潦草。其中有许多处，家中人时常谈到的，就省略了。还有许多书名等，大都用简名。还有几处，他在记写时由于回忆而发生差错，事后没有去核对一下，例如他宣读第一篇论文时的年份错误等。

这篇《回忆录》，后来又几次经过达尔文亲手修改和增补。例如，其中关于他父亲和一家人的记述，是在1878年(或以后)补写而插入的。最后，在1881年5月1日，他在第七节中，又添写了“补记”，共五段，补充记述他在1876-1881年间著写和出版的书名和内容，插入在“对我智力的评估”一节之前。有些补写的句子，写在纸条上，并且粘贴在手稿中要增补的页上。

这篇《回忆录》，最初大约是在达尔文逝世6个月后，由他的儿子弗兰西斯·达尔文删改、摘录和誊抄出来，改名为《自传》，并把它编印在《达尔文生平及其书信集>>(三卷集)中作为第二章(第26-107页)，于1887年初次出版。1892年，弗兰西斯编辑出版《达尔文生平及其书信选集》(单行本)，仍把它列入第二章(第5-54页)，但略加修订和增补注文。后来(1929年)，它以单行本小册子出版，书名为《达尔文自传》，并且把弗兰西斯写的《回忆我父亲的日常生活》和《宗教观》两篇作为附录。这本小册子列入《思想家丛书》第七册。

在弗兰西斯摘抄《回忆录》时，达尔文夫人埃玛(1896年逝世)事先审看了这篇手稿；她反对把其中许多有关亲友的姓名、评论、家中情况和宗教问题等记述公诸于世。因此，在他删改后发表的《达尔文自传》中，就被删去了约有四分之一篇幅之多。例如，他删去了达尔文对其父亲、哥哥、姐妹、妻子、舰长菲茨罗伊、巴克兰、麦奇生、布朗、赫胥黎、华莱士、欧文、法尔康纳、胡克、赫歇耳、巴贝奇和斯宾塞等的评述。其中整个一节《宗教观点》也被删去，另编在他的《达尔文生平及其书信集》第八章《宗教观》中，并删去了一些重要的句子，有断章取义之处。例如，遗漏的部分中突出表述了达尔文反对上帝的存在；说明他严密隐藏自己对宗教怀疑的观点，是从订婚前(1838年冬初)受到父亲的劝告时才开始，并还举出了不信神的父亲、哥哥和亲戚的姓名。达尔文提出了一个问题：上帝如果恩德无量，那又为什么世上存在的痛苦事实依旧很多呢？他把基督教看作同其他宗教一样；把儿童信仰上帝比拟成猿类怕蛇的本能；甚至他还写了一句：“这真是一种该死的教义！”(And This isa darmnable doctrine.)这比他痛骂奴隶制，有过之而无不及了。他多么希望家长们不要把这类宗教迷信灌输给子孙后代啊！

一直到1957年，这篇《回忆录》手稿全文的单行本，才第一次由苏联科学院出版社根据达尔文手稿复印本译成俄文出版；译注者是索波里教授。该书并附有达尔文的《日记》，共251页，印数15000册。

1958年，达尔文的孙女诺拉(巴洛夫人，1885年生，现仍健在)，也根据《回忆录》手稿，编辑出版《达尔文自传，1809-1882年，原稿未删本》，由伦敦的科林斯出版社出版，共253页。《回忆录》全文在第21-145页；其中尚有附录和注文等。

1959年，索波里教授又根据诺拉的英文本增订，把《回忆录》编入《达尔文全集》第九卷，第166-242页，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1974年，英国动物学家加文·德比尔(1899-1972)编辑出版《达尔文和赫胥黎自传》。他根据诺拉的英文本，以及詹姆斯·金斯利重读《回忆录》手稿本后的意见，作了一些修正。德比尔曾在1950-1960年间任不列颠自然博物馆馆长，对达尔文的著作和生平有深刻的研究，在1963年著有《达尔文传》，并且编辑了达尔文的许多遗著。

译者在翻译《回忆录》时，以上述两种英文本和俄译本为根据。

关于弗兰西斯删改的《达尔文自传》的中译本，据译者所知，过去有下列几种：

(1)1917年，周太玄译，连载在《学生杂志》第四卷第一期、第三期和第七期。(2)1935年，张孟闻教授译，北平钟山书局出版。(3)1935年，周韵铎译，上海世界书局出版。(4)1939年，全巨荪译，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除《自传删改本》外，还有弗兰西斯的附录两篇。(5)1947年，苏桥译，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以后又在另外几个出版社再版。(6)1957年，叶笃庄和孟光裕合译《达尔文生平及其书信集》第一卷第二章《自传》，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以后又在商务印书馆再版。

上述这些中译本，都存在着一些对原文的误解和失察之处。尤其是缺少注文以说明达尔文手稿中所述的实际情况，指出他的笔误和简略之处，并介绍他所提到的许多书名、人名、地名和专门名词等。因此，注文也是很重要的部分，而且难以尽善尽美。译者对此作了一番努力，参照了英、俄文编者的注释，查阅了相当多的有关资料。现在的中译本的注文，除达尔文本人的注文以外，一律按正文中的注号，附注在书末；但人名、书名和地名的注文，则另外按其首字笔画次序编排，作为附录。

在译文中，译者用方括号标出的部分词语，是补充原文中简略去的部分。

为了隆重纪念这位世界伟大的科学家逝世一百周年，译者还编集了一些达尔文的照片和有关图片，附印在本书中。

最后，在此谨向英国研究达尔文著作的专家理查德·弗里曼教授致谢，因为他亲切关心和盛情复制了上述两种英文本《回忆录》寄赠，并答复了我在翻译上的疑问。还应感谢谢大任教授，承他译解了原文中的拉丁文词句。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认识到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达尔文在他的著作、书信和日记等中，时常有自谦之词，隐讳之处，有时过分颂扬他人的作品和言论，甚至好像自己全盘接受了对方的见解。他也自认有此缺点(参见本书第104页)。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在他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看法。他在1844年写的论文(物种起源理论的基础稿)中，第二章中的一节《自然选择方法》，后来摘录而在1858年7月1日宣读于林奈学会，并且在《会报》上发表(参见本书第88页)；可惜它印数极少，连生物学专家也很少去研读它。可是，其中有两点批驳马尔萨斯的结论，却很重要：(1)用道德的约束力，可以抑制人口增长；(2)用择优去劣的人工方法，可以大大增产，因此即使不到25年增加供应一倍人口所需，也是可能的。也就是说，用节育和增产，就可以解决人口问题，因此也反证了马尔萨斯的结论之不足处。真可惜，达尔文由于不愿扩大涉及人类学和宗教，在后来的《物种起源》等书中删节了这两点，因而后人常误解他，对他作了不公正的评语。译者认为，在此应予订正，申明达尔文早有了先见之明；而这篇宣读的论文，真不愧为划时代的创作。

毕黎

1981年6月，志于沪上

经过超乎自身能力的努力，终于将《达尔文回忆录》修订付梓，也算是对家父家母的九十岁诞辰之年的一个纪念吧。自20世纪50年代起，家父周邦立的译著转向专攻达尔文研究方面，而家母顾源也在中科院上海植生所给著名植物生理学家罗宗洛院士当助手。对于国内达尔文进化学说的翻译工作，向有“南周北叶”之势。可惜家父天年早逝，至世纪末，叶笃庄先生实现了父亲的部分夙愿，编译成《达尔文进化论全集》13卷，这也包含着整整一代人的专研结晶。

“文革”之前，国内尚无一部完整的达尔文自传(即未删本)出现。到70年代，父亲随时注意国外的研究动态，终于在伦敦大学进化论学者弗里曼教授的协助下，获得了此完整本英文的两个不同版本，加上苏联《达尔文全集》第九卷上的达尔文自传俄译版本，为此书的翻译建立了踏实的基础。一俟出版气候转暖，父亲就付诸行动。1981年秋，本书的初版交付商务印书馆，翌年初出版后又增印多次，在社会上有着较高的评价。

此次修订再版时，译注者的署名仍用“毕黎”，这是父亲在建国前为党的地下工作需要而使用的笔名之一，以此笔名曾为科学时代社以及中华书局等处翻译和撰写了大量反映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与科技发展的文章和小册子，至今在上海图书馆都可查阅到。初版书成后，叶笃庄先生曾来信索要未删本的英文原版：“昨从青岛归来，得读惠书，获益良多。《达尔文年谱》出版后，定可对系统地研究达尔文学说大有裨益。有二事请教，当希暇时赐示：(一)《达尔文自传》增订本(即增补55段的版本)不知您手下有无此书，可否借下一阅，否则请将该书原文名，出版日期，出版处见告为盼。我在青岛同(方)宗熙谈及此事，他也听说，但未看到原著。我拟对《达尔文生平及其书信集》进行一次修订，故请赐复。您对《书信集》有何意见？其中不妥之处必多，当希不吝指教。(二)我对贝格尔舰的全部资料甚感兴趣，可否将您知道的全部资料来源赐告。如能借阅，尤所企盼！”(1982年8月13日)父亲复函据实告知，这为他和孟光裕合译的《达尔文自传与书信集》一书的“自传”部分的修订增补咸有助益。本书的注释和七个附录的体系完整性，考据的严谨，融入了父亲的大量研究心得，其功力非经数十年的耕耘是难能缀辑的。此次重修对这些附录进行了新的编排，添入了几幅图表。

完整本《回忆录》恢复了历史的原貌，突显了达尔文的思想和性格，其中有两点值得称道。

一是达尔文的宗教观点系基于生物进化观点而形成和树立的，他说：“我们越是对自然界的固有法则知道得更深刻，(作为基督教支柱的)奇迹就越是变得更加不可信赖。”(见第58页)由于发现了自然选择法则，自然界中存在着(上帝的)预定设计的论据也就失效了(见第59页)。他辩证地用后天习得的所谓“猿类难以放弃对于蛇的恐惧和预防的本能”来描述分析“相信上帝存在”的起源，“把信仰上帝的思想反复灌输到儿童的头脑中；这对于他们还没有发育健全的头脑会发生极其厉害的，而且可能有遗传性的影响，致使他们再也无法排除信仰上帝的思想。”这只是种遗传的经验，而不是“因果关系的必然性”。(见第63页)，从而摒弃了神的存在。达尔文满足于做一个不可知论者(见第64页，此词由赫胥黎首创)，致力于“传播怀疑主义或唯理主义”(见第65页)，对未知的事物并不陷于迷信，其观点与爱因斯坦的仅信服大自然的伟力相似(唯物的斯宾诺莎式的泛自然神论)，这说明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终身为未知事物进行科学探索，他们的世界观很接近，是殊途同归而相通的。

为此，达尔文的科研工作是以事实做依据的，“不轻易听信，盲目遵从。”“一旦事实明显地相左于我深爱的任何假说时，马上就放弃这个假说。”(见第105页)“我一生的乐趣和唯一的工作，就只是科学研究工作。”(见第82页)尊崇科学，严谨考证，为他赢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早在1868年4月初，皇家学会会长胡克在诺里奇举行的科学大会上发表主席演说中首次提出“达尔文主义”一词后，1877年，德国《宇宙杂志》第一卷中对此展开了专题研讨。本人以为，其精髓就在于他的以上观点中，即这些过去被弗兰西斯删除的部分是理解达尔文主义的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抑或能据此进入达尔文主义研究的新阶段。

二是达尔文的无神论观点丝毫未影响到他与笃信基督的妻子埃玛的和睦相处，他们以诚相待，白头偕老，厮守一辈子。他们订婚之后，埃玛在写给亲戚的信中描述了未婚夫的性格优点：“他是我从没见过的一个坦白无私的人，他的每句话都表明着他的真实思想。……他具有特殊的情感，对他的父亲和姐妹们有非常细致的要求，十分温和，而且还有一些细微的品性，其中特别是增添了个人的快乐；这不是一种苛求，而是对动物仁慈的品性。”达尔文爱好交谈和交际，不喝酒，不爱看戏，但“在合唱队中唱得很不错”(见周邦立著《达尔文年谱》第127页，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达尔文还珍视珍藏着新婚后不久埃玛给他的一封信，在信中埃玛表明自己虔信宗教，但十分尊重达尔文的科学研究，虽然双方对宗教的看法不同，希望为家庭幸福而互相谅解，使爱情日增月长。达尔文在此信上注写：“当我离开人世时，要知道，我已多次吻过此信，并在它上面落了热泪。C.D.”(见第121页注85)1861年，埃玛又写一信，表明她的忠贞不渝的爱情，见之者皆欷獻不已。

从本书第66页上，达尔文为其子女写下的一篇感人肺腑的文字中足以证明，宗教并不能隔离人们的情感。正如莎士比亚经典戏剧《罗密欧和朱丽叶》所表达的情景一样，作为社会上的个人，其见解是可以大相径庭的，但人类的本性总是向往着和谐的。

在本书的结尾，达尔文语重心长地提出，科学家取得成功最重要的思想和性格是：热爱科学，有无限的耐心；勤奋努力，有相当好的创造发明本领和合理的想法。有志于投身科学事业的人们，让我们共勉吧。

上海远东出版社慧眼识宝，向社会推出了本书，如同一年半前重译再版的达尔文名著《一个自然学家在贝格尔舰上的环球旅行记》一样，为纪念即将到来的达尔文二百周年诞辰，还将继续推出此方面的系列书籍：重版达翁的《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以及周邦立编著的《达尔文年谱》等。为这些书的出版，编辑任郁文花费了很大精力，本人也将不遗余力地乐成此事。

周国信

2007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