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历史学家地位的真知灼见，到对美国过去和现时的深刻洞察，以及对国际舞台的敏锐视角，巴巴拉·W．塔奇曼用其独特的角度观察历史，并从所见所感得出深刻的教训。这是一部光芒四射的著作，是作者呕心沥血之作。

这是巴巴拉自选的一本文集，是她在晚年对自己过去作品的回顾，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作品也经历了历史的考验。全书分为“写作手法”、“历史与教训”和“从历史中学习”三部分。作者以其独特的视角观察历史，洞察美国的过去和现在，感悟出深刻的理念和教训。

正如作者所言：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他们包含一种为了自己的体系而试图操纵手头事实的风险，其结果便是历史中的意识形态远比“历史真相”更具有影响力。真实性的主题或者个人亲身经历的文章比那些作为讽刺或鼓吹，或出于一时的政治热情而写就的“思考性”作品更具有可读性。我认为长期的历史写作必定会形成某些原则和方针。我想，从这些文章中可以体察到对历史的感悟。

 前言

第一部分 写作手法

 寻找历史

 历史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以盎司来衡量的历史

 作为艺术家的历史学家

 历史学家的机遇

 在写作史迪威将军的传记中遇到的问题

 研究场所

 传记是历史的三棱镜

第二部分 历史的教训

 日本：一个诊断符

 竞选列车

 马德里在读什么书

 “让波蒂卡瑞斯活着，不然就干掉莱苏里”

 最终解决方案

 以色列：太多不可能性的土地

 弗洛伊德眼中的伍德罗·威尔逊

 我们是如何进入一战的

 以色列的利剑

 如果毛泽东来到美国

 同化主义者的两难抉择：摩根索大使的故事

 基辛格自画像

 人类更美好的时刻

第三部分 从历史中学习

 历史指引未来吗？

 关于越南

 什么时间、为什么及如何摆脱战争？

 在越南成立联合政府——够不上再一个生命的价值

 文官与军队

 当前不满的历史线索

 为将之道

 为何政策制定者不听从意见

 水门事件与总统职位

 我们应该废除总统职位吗？

 对于矫正的畏惧

 给众议院的一封信

 消除总统职位的隐患

关于国庆日——美国的建国思想

译后记

我有好消息要与诸位分享。我最近去阿斯彭滑雪，碰巧与一位来自芝加哥的广告商同乘双座吊篮。他告诉我说，他负责为公司撰写在各种媒介上发表的稿件：包括电视、无线电广播以及报纸。并据此向我保证说(我引用他的原话)，“写作又大有可为了。书籍也要再次繁荣了。”你不知道我听了这话有多么高兴，我相信你们也会欣喜万分。

既然我们知道了写作的将来是有保障的，我想谈一类特殊的作家一历史学家，不仅仅作为历史学家，而且是作为艺术家的历史学家；也就是与诗人和小说家同样水平的具有创造性的作家。如果你们把“艺术家”这个词按照我所考虑的那样，不是作为一种褒奖的形式而是像职员或劳动者或演员那样的一个类别，那么接下来的这些话听起来就不那么傲慢自大了。

为什么通常认为在写作中，创造性过程是诗人和小说家所特有的呢?在我看来，历史学家应用到其研究课题的思想与小说家应用到其素材中的想象力具有同等的创造性。如果把写作视为艺术的话，吉朋在文字方面难道就不如狄更斯更像一位艺术家吗?或者温斯顿·丘吉尔在艺术方面就比不上威廉·福克纳或辛克莱·刘易斯吗?

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是剑桥大学现代历史教授而且是反对科学史的伟大的文学斗士，他在一篇论述其灵感的著名文章中说，在观念上，历史应该是对过去事实的说明和阐释，“通过高难的文学艺术向广泛的公众传达情感及智力方面的价值”。注意“广泛的公众”。特里维廉始终强调写作是为了普通的大众读者，而不是只为少数同辈学者。因为他深知，为公众写作要求清楚明白、趣味盎然，这是构成优秀作品的两个标准。他不能忍受那种认为只有富于想象力的写作才称得上文学的观点。他指出，如果小说不够好的话也不是文学；而即便是小册子或活页文选，只要足够精美，也同样是文学。像米尔顿、斯威夫特以及伯克就是很好的例证。

“高难的文学艺术”说得很好。特里维廉在该领域是个灰头土脸的农民而且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现在我得承认，当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一直感觉自己就是艺术家，但在其他人没有这么说出来之前我认为自己不应该这么说(就像是等人提出来)。现在不时有评论家注意到这一点，因此我认为可以谈论这个问题了。我认为没有理由老是把这个词限定于小说和诗歌的作者而将其他人归于卑劣的“非虚构类”，这样一来，我们就像是滞销产品了。我不认为自己是个“非什么东西”；我感到非常明确而具体。我希望能够想出一个词取代“非虚构类”。我查阅了韦伯斯特词典，希冀能够找到一个反义词，发现其被界定为与“事实、真相和现实”相对的概念。我琢磨了一会，打算采纳FTR(F代表事实，T代表真相，R代表现实)，以此作为我的新词汇，但发现用起来很别扭。“现实的作家”是离我所想要的最切近的用法，但我不能够称我们为“现实家”，尽管事实上我想这么做，但毕竟没有什么意义。“房地产”，是个非常不错的用语，也恰恰是非虚幻类作家所从事的领域：人类的房地产，人类行为的房地产。我希望我们能够从土地交易者手中取回这个词。那样的话范畴就会是诗人、小说家和现实家了。

我要补充的是，我并不完全赞同韦伯斯特词典关于小说就是与事实、真相及现实截然不同的事物的阐释，因为，与垃圾文学相对的好的小说，即便与事实没有任何关系，通常也是以现实为基础并且是对真相的感知，甚至比一些历史学家的看法还要正确。恰恰是这种从看似毫不相干的环境中提取出来并将美好的描述传递给读者或评论者的感知真相的品质使艺术家卓然不凡。艺术家所拥有的是非凡的想象力和内心深处的洞察力，加之良好的表达力。他提供了一种观点或见解，如果没有艺术家创造性想象作为辅助，读者或评论者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真知灼见。像莫奈的泛着微光映照出白杨的河流，或者埃尔·葛雷柯所描画的托莱多上空阴云密布的天空，或者简·奥斯汀将整个社会浓缩为本耐特先生及夫人、凯瑟林女士和达西先生。我们现实家，至少我们当中学会写作文学作品的那些人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利顿·斯特雷奇察觉到维多利亚女王及显赫的维多利亚人的真相，而他所创造的用来描绘所见所闻的风格和形式改变了自他以来传记写作的整个手法。拉歇尔·卡森察觉到海滩或沉默的春天的真相，梭罗关于华尔登湖，戴·托克维尔和詹姆斯·布赖斯关于美国，吉朋关于罗马，卡尔·马克思关于资本，卡莱尔关于法国大革命。他们的成果是建立在研究、观察及对事实的积累基础上的，但会有人认为这些现实家没有用到他们的想象力吗?他们当然用到了；正是想象力给予了他们超凡的洞察和远见。

P39-41

一个人在回顾其过去作品的时候，总是会诧异地发现，哪些似乎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又有哪些早已凋零枯萎。我所能发现的作为决定性因素的唯一原则(而且是拥有众多例外的原则)便是：总体上，当前具有“硬”主题也就是真实性主题或者个人亲身经历的文章或报告比那些打算作为讽刺或鼓吹，或者出于一时的政治热情而写就的“思考性”作品更具有可读性。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听起来似乎令人尴尬的是，除了一两个特例之外，这些并没有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

在我力求阐明的将什么包括在内或者把什么排除在外的每一个原则中，总有些例外情况。我本来应该考虑到的由目击者对历史事件所做的两个陈述在本选集中读起来会很舒服，但在重新阅读的时候却没能够发现值得再次引起人们关注的特性。一个是为《圣路易斯邮报电讯》所写的对肯尼迪总统葬礼的描述，另一个是为《华盛顿邮报》所写的1967年6月“六日战争”之后对耶路撒冷重聚的描述。在第一个例子中，或许是由于我在《八月炮火》中描述爱德华七世葬礼的开头几个段落，他们让我去报道肯尼迪仪式，我接受这个任务更多的是出于好奇而非责任。于是我佩戴记者证，瞻仰了国会大厦圆形建筑中的总统，第二天一早就跟随人群在拉斐特广场上走动，看到了来访国家元首非常随便的行进队伍，其中戴高乐鹤立鸡群，我还参加了在阿林顿国家公墓举行的仪式，然后回到旅馆房间里为第二天早晨的报纸撰写评论直至午夜。然而，所有这个国家的人们在过去三十六个小时都在通过电视观看整个活动过程的每一个时刻，我还能写什么呢?我不能简单地描述大家都看到的东西；我必须提供某些特别的意义。这对我而言实在过于仓促：我尚不了解卡米洛特的神秘感；在那一时刻我感受不到肯尼迪在历史上的地位或重要性，而且午夜的最后交稿时刻也令我身心疲惫。我因此在评论中使用了非常冷漠的观点，那些期望恢宏盛大语气的读者都失望至极。

在耶路撒冷，克莱克市长力排众议，命令清除带刺的铁丝网和无人区的障碍设施。此时我就在现场并陪同一个以色列家庭拜访已经十九年没见过面的阿拉伯朋友，我看到在街道上摆摊的阿拉伯小贩昏昏欲睡地打着呵欠，早已占据街道角落以便卖些软饮料和铅笔，而他们的山羊则小心翼翼地溜进了新城。这是紧张不安、充满戏剧性事件和重大意义的一天，然而就像对肯尼迪葬礼所做的报道那样，我的评论缺乏强烈的冲击力。我在此引用这两个例子并非让读者做出判断，而是阐明确立选择原则的难点之所在：我共享了一个事件中那一刻的情感，而对两个事件的描述同样平淡无奇。

说来也怪，之前一年在我初次访问以色列而为《星期六晚邮报》所做的关于以色列的报道(第30页)现在读来仍然感觉不错。或许是由于初来乍到的新鲜感，或许是由于读者对这个国家知之甚少从而没有情感纽带。我想在一篇文章中传达所有的感受、事实以及这个新国家的历史渊源和意义。人们在某个既定的尝试中并非总能够实现自己的目的，但这一次我认为是成功的。后来的几年时间里，佛多尔一直用这篇文章作为他们所编的《以色列指南》的导论。

本书中的一些文章，就像第二部分开头关于日本的小篇幅文章那样，都需要对引起事件发生的历史条件加以解释。我1933年大学毕业，这是不同寻常的一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上美国总统，而阿道夫·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毕业之后我作为志愿者(在1933年有报酬的工作寥若晨星)到太平洋关系学院的美国理事会工作。这是太平洋沿岸成员国家的国际组织，包括英国、法国、荷兰、美国、加拿大以及中国和日本。当时的理事们认为，太平洋关系学院的日本理事会代表日本处境艰难的自由主义者，需要得到学院所能给予他们的鼓励和威望，为此理事会议决定将东京作为太平洋关系学院当时主要项目《太平洋经济指南》编撰的总部所在地。与此相应，太平洋关系学院的国际秘书威廉·L．霍兰德被指派到东京的日本理事会指导《指南》的编撰工作，并在1934年10月我作为他的助理一同前往。我在东京呆了一年，然后在北京逗留了一个月，于1935年末经由跨西伯利亚大铁路，经过莫斯科和巴黎回到美国。

在日本期间，我为太平洋关系学院的刊物《远东纵览》及《太平洋事务》撰写了一系列文章，通常都是关于像俄日渔业争论这样并非公众非常感兴趣的问题。不过，在就一位法国历史学家所写的关于日本的一本书进行评论时，我非常惊讶地从作者那里收到一封称呼“亲爱的同事”的信。我感到自己被纳入了国际专业人员领域。这封信，连同我为《太平洋事务》写的第一篇文章而收到的四十美元稿费(我用这笔稿费买了一架留声机及《蝴蝶夫人》的唱片)使我感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开始。

回到美国，我试着表达对日本的了解和思考，就是本书中关于日本的这篇小文章。我不记得这篇文章是何时或如何提交给《外交事务》这样令人敬畏的期刊，但突然问，我的文章就在上面发表了，二十四岁初出茅庐的我与外交部长及决定社会舆论的人的名字一同出现在刊物上。更为重要的是，我由此认识了博学杰出的人物，就是刊物的编辑汉密尔顿·菲什·阿姆斯壮。

同时，也就是1936年，我到《国家》杂志工作。该杂志是我父亲——一位非常具有折衷兴趣的银行家为了避免它破产而从奥斯瓦德·加里森·维拉德手中买下来的。接替维拉德作主编的是我父母的朋友弗雷达·科尔芪魏，此外还有一位新的同事马科斯·勒纳。我的工作最初是从各式各样的报纸和期刊上剪辑新闻进行归档，并逐渐撰写一些关于当前时事的二百字左右的文章以刊登在每周《国家》的首页。就所布置的某些一无所知的题材进行写作，比如累犯、移民劳工、乔治·奇切尔因之死、TVA、AAA、奈氏军火委员会、芒特海峡会议、纳粹党代会等等，就必须搜集所有相关事实，然后用《国家》观点压缩到两百字左右的篇幅，并按时准备好。尽管文章都很短，但这样的经历对我是一笔无价的财富。

在《国家》的委派下，我于1937年西班牙内战期间到了巴伦西亚和马德里，随后继续呆在欧洲，赶上反对不干涉和绥靖政策以及被另一方称为“早熟的反法西斯主义”活动的高潮。这是一个昏暗的时代，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一个信任和背叛的时代，一个拥有英雄、希望和幻想的时代。我一直认为一个人达到成年的那十年而不是出生的那一年才是其应该持有的标记。我认为自己出生于1930年代。我认为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具有跟我一样的信念。我相信正义与理性最终会胜利。在伦敦，我编了一本题为《迷失的英国政策》的小册子，意在表明英国如何将使西班牙(以及通向地中海的门户)摆脱欧洲大陆霸权国家(当前是希特勒)的控制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则。这是一本质量不错的研究作品，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很有倾向性。”我还为每周一期的被称为《西班牙战争》的刊物的信息专栏撰写稿件，这本杂志得到西班牙政府的资助，但是我对自己撰写的文章并没有存档。

在慕尼黑会谈期问我回到美国继续从事西班牙方面的工作，并与美国记者中对西班牙事务最为熟知的杰伊·艾伦共同编写关于战争起源的编年史。随着共和国在1939年的失败，我的心也几乎破碎，从政治角度来说，我丢弃了幻想，不得不承认现实政治；这是我成年时期的开始。我为《新共和国》写了一首西方国家在西班牙战争结果中所起作用的挽歌，称为“我们看到了民主的失败”，但作为三十多年后让我惹上麻烦的文章之一，这首挽歌没有包括在本书之中。

1940年6月18日，希特勒进入巴黎的那一天，我与纽约的医生莱斯特·R．塔奇曼博士结婚。他并非毫无道理地认为，在这个前途渺茫的时代，不适宜要孩子。而一度明智的我则认为，如果要等到局势好转，我们或许要永远地等下去；要想要孩子，我们现在就该要，与希特勒的行动没有关系。男人的专权并非完全像今天的女权主义者让我们相信的那样，九个月之后，我们的第一个女儿降生了。珍珠港事件之后我丈夫加入医疗队，我带着孩子跟他来到位于阿拉巴马州的拉克营地；而当他于1943年早期跟随医院到国外的时候，我们回到了家乡，我到了位于纽约的战争情报办公室(OWI)工作。

位于洛杉矶的战争情报办公室主要向远东播送美国新闻，而我们则从纽约向欧洲播报新闻。因为在日本的亲身经历，我被分配到远东席位，专门向我们的欧洲听众解释太平洋战争以及美国在亚洲所做的努力。在履行任务的过程中我间接报道了史迪威将军在缅甸的作战活动，在以后的二十多年中这一事件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直到我写了一本书，其中史迪威成为美国在中国期间的焦点人物。

除此之外，我不记得在战争情报办公室写过其他具有重大意义的文章，只有两个对期望出现的事件进行预料的“背景情况介绍”，一个是为美国登陆中国做准备而关于中国历史及其海岸线的地理情况，另外一个是关于苏联远东的介绍，是假设苏联加入反对日本的战争的情况而准备的。席位的编辑受过专门的新闻记者职业培训，对我写的这些东西越来越不耐烦。“不要查找这么多的材料”，他说，“如果你不了解那么多信息的话就会很快完成工作。”尽管这对一个赶在截稿时间之前完成工作的新闻工作者来说绝对正确，但却不适合我的性情。无论如何，在那一刻战争突然结束了，我也不知道我的“背景情况介绍”命运如何。我希望重读一下，但我在战争情报办公室工作期间可能保留的所有资料似乎都无影无踪了。

在这本书中没有1940年代到1959年期间的文章，因为战后我丈夫从国外回来，我们又有了两个孩子，家务活动一度占据了我的生活。此外，我也开始一直以来所想的写本书的工作。1948年我着手写作第一本书《圣经与剑》，断断续续共花了六七年时间，而且又用了更长时间寻找出版商。接着是《齐默曼电报》，然后是“波蒂卡瑞斯”，后者篇幅太小不够一本书，因而剪辑成为本书中短篇故事的长度。

从1960年代起，我的作品选就或多或少具有了自己的风格。作为我唯一一次在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平民与军队”代表某种对常规的偏离。当然，还有一次没有包括在内的是1967年女儿从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时我做的演讲。通常来说，我坚决反对在毕业典礼上讲话，因为我不知道该对年轻人讲什么，而且我也不希望只是用非常笼统的说法应付那样的场合。然而，1972年，在应邀到威廉斯学院演讲时，我感到自己确实有某些具体的东西要说，那就是在我看来年轻人为反对后备军官训练队以及兵役而举行的盲目愚蠢的抗议行动。我认为在越南发生的战争是罪恶的、毫无根据和理由，而且是失败的，但作为平民而言，将卑鄙肮脏的工作留给军队而自己却刻意保持清高在我看来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而且也不是让下一代掌控军队政策的最好方式。如果他们想控制军团的组织机构，我认为，他们就应该加入后备军官训练队，然后采取行动。一家报业辛迪加把我的演讲散布出去并大肆重印，而且，我后来得知，还导致一位怒发冲冠的威廉斯学院男校友向联邦调查局提交了一份对我的投诉。

继1971年《史迪威》出版之后，我写了一系列美国对中国关系以及对越南影响的文章，但当主题在书中尽皆表达的时候，似乎已没有必要重新赋予只具瞬间吸引力的作品以生命力。但关于毛的文章是一个例外。作为对该事件的首次披露和报道，这是我颇感自豪的原创性历史研究。《外交事务》大张旗鼓地刊登了这篇文章，一方面是作为刊物发行五十周年的特稿，另一方面是私下里奖掖我自第一次诚惶诚恐为刊物撰稿以来迄今已三十六载的经历。

有两篇文章我感到非常遗憾没有出现在本选集中。一篇是“这本书”，是1979年在国会图书馆所做的西尔克斯演讲；另一篇是同一年所写的题为“质询政府坚持不明智行为”的文章。前者似乎不够资格作为历史资料入选本书；后者作为将来一本书的核心篇章现在被束之高阁，在不久的将来定会破茧而出。

本书中所选的文章与最初出版或演讲时基本没什么改动，只有一两个对事实的修正(直到本次出版才注意到的一个错误是，与天使扭斗的是雅各布，而非最初版本中的约瑟夫)、对于重复短语的几处删节、对几句听起来别扭的语言的更改(当然思想没有改变)以及对一些原有标题的改动(编辑们用他们的选择替换了我的标题，当然之后却总是后悔)。这次出版都恢复了我最初所用的标题。

由于我对哲学有一种恐惧，所以我不想回答这里所选的文章放在一起是否会呈现出某种历史哲学的问题。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他们包含一种为了自己的体系而试图操纵手头事实的风险，其结果便是历史中的意识形态远比“历史真相”更具有影响力。然而，我认为长期的历史写作必定会形成某些原则和方针。我想，从这些文章中可以体察到对历史的感悟，即人类行为就像穿过具有不同环境的一望无际的田野的潺潺溪流那样，总是充满许多偶然性，或许还会轮转和循环，好与坏共存并难以分割地混合在一起，湍流与逆流的同时出现时常对轻易做出的论断进行驳斥。至于处理的方法，我认为在形成自己的论点之前一定要先对材料加以论述，按年代顺序进行的叙述是使历史更接近“真相”并对原因和结果做出恰切理解的脊椎和血液；无论什么样的题材，都必须从当时人们的了解和认知而不是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去写作，否则结果就毫无根据因而是错误的。尽管我不认为具有独创性，但这就是我在行业的学习以及职业生涯的演练中自己所发现的原则。

从静安寺地区著名的“百乐门”大酒店往西步行百米，在南京西路和愚园路之间，有一片建于1927年的历史建筑群，因其整体风格一致且经过不断修葺和维护而今依然完好。这里就是被称为“愚谷村”的老式公寓社区，现在主要居住着上了年纪的老上海人，也有不少年轻的房客和外国人。外面是车水马龙的喧嚣，小区内却显得静谧而闲适，是典型的闹中取静之地。从学校搬出来后，这里便成为我在上海最初的落脚点。本书的翻译，就是在这群整齐划一的老式住宅楼中一个顶层小阁楼里完成的。

我得以翻译此书，也着实有些偶然因素。

记得是去年8月的一天，我去看望久未谋面的大学同学刘红珍君，闲聊中她提到受严搏非老师委托翻译一本书，但她整天忙于工作，闲暇时间甚少，问我能否帮她分担一些。其实我对翻译倒也情有独钟，早在大学教书时就发表过译文以及翻译方面的论文，来上海后的几年更是从未间断过翻译，虽谈不上可以炫耀的成绩，但毕竟积累了一些经验。因此，尽管深谙翻译的劳苦，但我还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欣然应允。于是，在接下来的无数个深夜，从夏天到秋天，从冬天到春天，不论周末还是节假日，都有指尖噼里啪啦的弹奏，有时是急如湍流的快板，有时是闭目沉思的慢板。最后，我竟然越俎代庖，把整本书都吞噬了。

随着温度的升降，季节的轮回，在冬凉夏暖的阁楼中，我随塔奇曼游走在越南、日本、以色列，体验着地中海上那个芳香馥郁的5月的夜晚发生在摩洛哥的令人惊悚的绑架案，聆听她在“水门事件”之后对美国政治体制及总统职位的反思，探究美国包括总统在内的政策制定者不肯听从下属意见的背后根源，分析美国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要素，解析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没能到华盛顿与罗斯福会晤的历史原因以及对可能成行的假设，寻找20世纪人类对现实不满的历史线索，重温美国建国思想并展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人类社会在发展和进步的同时，也需要不断回顾、反思并检讨，这就是塔奇曼所表现出来的历史学家的责任和使命。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武敏、中央编译局的宁曙光帮助查找资料并解决了很多疑难问题，在此深表谢意。同时感谢一直以来支持和理解我的家人和朋友。

            2006年12月于上海愚谷村

这是值得庆贺的一本书……读来令人欣喜。

——《纽约时报书评》

该书非常具有说服力，读之令人着迷……对于非历史领域的专家而希望了解历史的人来说，我实在想不出比它更好的读物了。

——《芝加哥太阳报》

这本书发人深思，文笔优美生动，可读性强，历史爱好者不容错过。

——《巴尔的摩太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