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性的机遇”、“又过英吉利海峡”、“在爱丁堡过春节”、“海外办展的日子里”、“追寻南非华工的足迹”、“被激活的记忆”、“不落的回声”……多少收集路上的艰辛，发现目标时的喜悦；多少故人旧事对历史的诉说，新人相助和友谊的流淌；多少对前尘往事的感悟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这不是一般的档案专著，也不是纯粹的收集档案经验，而是历史与现实造就的追寻失落记忆的进行曲；是几代威海人梦寐以求的“断代工程”的开启，情景交融的文学报告；是“存史、资政、团结、育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壮举的生动感人的描绘。

本书作者张建国同志长期从事档案工作，现任威海市档案局局长，是一位档案学者。这部书的字里行间渗透着他那份深深的档案情和厚重的历史责任感。那是1996年9月初，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在北京召开，他抓住参加会议的机会，与同在会议上的英国国家公共档案馆馆长萨拉·泰克女士商定了查档事宜，启动了这项“查寻”工程。时至今日，正好十周年。十年来，张建国同市里的领导、局馆的同志们四次到英国，一次去南非，先后访问了20多个海外藏档机构，并拜访了数十位历史学者、在威海生活过的英国人或其后裔，与英国、美国、南非、加拿大、澳大利亚及台湾、香港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其他国际友人，诸如首位到威海卫的洋商邓肯·克拉克的孙子小邓肯，研究“洋儒”骆克哈特和庄士敦的权威施奥娜，以及研究威海卫法律制度的英国学者陈玉心等，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形成了一个多方位的档案搜集网络。现在已收集到英租威海卫历史档案40000多页，照片3000多张，以及相关的史料和威海卫区旗等文物。不但丰富了馆藏，而且大大改善了馆藏结构，填补了那段断代的历史、流失的记忆。

历史性的机遇

档案人的困惑 ／3

五分钟敲定 ／6

意外的惊喜 ／9

首访英吉利 ／11

英国国家档案馆 ／14

友城彻特纳姆 ／17

珍贵的历史照片 ／19

侨领陈素勇 ／22

北洋水兵墓地 ／24

再晤萨拉·泰克 ／27

又过英吉利海峡

展览引起轰动 ／31

再度赴英遇麻烦 ／34

弗尔哈姆的忘年交 ／37

热情的罗纳德 ／40

德恩垂共济会 ／43

潜艇博物馆 ／46

锡镶工艺品 ／49

苏格兰国立图书馆。／52

麦西瓦和他的摄影师 ／55

“胜利大逃亡” ／58

吉尔与沃森学院 ／60

骆克哈特的私人收藏 ／63

在吉尔家做客 ／66

索尼亚博士 ／70

牛津大学图书馆 ／73

伦敦大学东方学院 ／76

三会萨拉·泰克 ／79

在爱丁堡过春节

接受新任务 ／85

伦敦的“家庭办事处”  ／87

行政长官的坎坷仕途 ／89

克拉克家族 ／92

考文垂初会 ／95

庄士敦的书信 ／98

大年初一在爱丁堡 ／100

人逢佳节倍思亲 ／102

凭吊诺莱特华工墓 ／105

海外办展的日子里

筹备越洋展出 ／111

意外挨了一刀 ／114

艰难的旅程 ／116

在伦敦的首次推介活动 ／119

潘宁顿的“促进会”  ／123

充满活力的彻特纳姆 ／126

友好城市的“威海日”  ／129

在伯明翰的宣传推介活动 ／133

挥之不去的阴霾 ／136

苏格兰图书馆的情殇 ／139

约见导游汤姆 ／142

“袖珍博物馆”的变迁 ／145

在施奥娜家包饺子 ／148

出人意料的馈赠 ／151

再访牛津大学图书馆 ／155

再次忍痛挨“宰” ／159

四访英国国家档案馆 ／162

帝国军事博物馆 ／165

伦敦古玩市场 ／169

意料之外的收获 ／172

查找比尔的女儿 ／176

格林威治海军博物馆 ／180

追寻南非华工的足迹

目标转向南非 ／185

黄金矿城 ／187

南非国家档案馆 ／19l

凯伦·哈里斯教授 ／195

价值连城的博物馆 ／198

驻南使馆的关照 ／201

感受南非的治安 ／205

南非国家图书馆 ／208

初识开普敦 ／211

在开普敦档案馆 ／215

开普敦公共图书馆 219

走近好望角 ／223

云空随想录 ／226

被激活的记忆

唐纳德的录音 ／233

婚纱照里的新郎 ／240

找到比尔的后代 ／245

邓肯的出生地之旅 ／250

柯大卫的童年记忆 ／269

施奥娜梦想成真 ／273

与西奥多仓促会面 ／283

情系威海的“老外”  ／287

不落的回声

英租威海卫历史博物馆 ／297

走进央视《新闻会客厅》  ／302

打开全新视窗的学者 ／307

关于档案的反思 ／311

后记 ／315

北洋水兵墓地

陈素勇事先为我们搜集了当年北洋海军的一些文字资料，14日下午，又陪于秘书长一行到圣约翰墓地，拜谒长眠于此的北洋水兵。

纽卡斯尔不仅是一座山区旅游城市，而且还是一座港口城市、工业城市。发达的军工企业是这座工业城市的主要特点，曾以生产军舰闻名世界。位于这里的阿姆斯特朗·密切尔船厂，有近200年的历史，英国皇家海军的大多舰船均出自该厂。百余年前，这个厂还为中国建造过多艘军舰。

密切尔船厂最早为北洋海军制造的龙升、虎威两艘炮舰(排水量各319吨)，于1875年9月动工，1876年下水。同时还为南洋海军建造了飞艇、神天两舰，也是1876年下水。接着又建造了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四艘炮舰(排水量各440吨)，1879年下水。1880年1月又开始建造超勇、扬威两艘快舰(排水量均为1350吨)，1881年7月下水。此后又为北洋海军建造了镇中、镇边、镇海三舰(排水量均为440吨)，1881年下水。这些舰艇是早期北洋舰队的主力，其中超勇舰一度成为北洋舰队的旗舰。

当年，每逢舰船下水之前，中国方面都要派一些水兵赴英学习驾驶、训练操作，并把舰艇驶回国内。舰船下水或离港前，一般都有盛大的庆典活动。

1881年4月，邓世昌率240名接舰官兵到英国接超勇、扬威两艘快舰。由于厂方拖延了工期，致使接舰官兵在密切尔船厂对面的小岛上“训练”了4个多月。8月9日，超勇、扬威两舰启航离港时，舰上彩带飘飘，礼炮齐鸣，水兵列队致礼；岸上人山人海、礼乐高奏、鞭炮齐鸣。当地媒体报道了这一空前盛况。

但那次庆典却引起了当地妇女的抱怨和抗议，原因是庆典活动不让妇女参加。当局禁止女人出门，理由是“女人看了会给舰船带来晦气”。没有资料说明那是否由中方提出的要求，那种观念也许只有东方人才具备。超勇、扬威两舰于11日抵达朴茨茅斯港，抵英访问的丁汝昌在此登舰回国。两舰由大西洋、经地中海、过苏伊士运河、越印度洋，于10月底回到中国，经香港、广东、上海驶入天津大沽口。

长眠在英吉利的中国水兵，基本都是当年前来接舰的士兵。这些水兵到英国后，有的因水土不服而染病身亡；有的是航程艰苦积劳成疾，因医治不及时而死亡，不得不就地下葬。在纽卡斯尔的圣约翰墓地埋葬的中国水兵，已在此地沉睡了120多年。

圣约翰墓地位于纽卡斯尔市区的一座小丘上，入口处一间守墓人居住的旧房，两排高高的铁栅栏，墓地中央的小教堂引人注目。教堂中部为呈四棱体的尖塔，塔的下方为一拱门，拱门上方曲线呈抛物线状。进出墓地必须经过这道拱门。拱门两侧各有一处丁字状房屋，房子的拱窗与拱门同向，三道拱门窗均匀排开，漂亮、美观。教堂破损严重，当时正在维修。

墓地一片绿茵茵的草坪，不太多的树木无规则地散立着，形状各异的墓碑就竖立在草坪上。就是在这片墓地上，葬着当年染病而亡的中国水兵的尸骨。尚不清楚究竟有多少水兵客死他乡，三尊墓碑清楚地记载着那段已被人们淡忘的历史。

墓碑的正面，用中文竖刻着水兵的姓名与籍贯。他们分别是：大清故勇福建福州府侯官县陈受福；大清故勇福建福州府闽县陈成魁；大清故勇山东登州府荣成县袁培福。右边是首次立碑的时间，左边是重新修墓竖碑的时间。陈受福的立碑时间是“光绪十三年闰四月十五”，陈成魁的立碑时间是“光绪十三年闰四月十八”，山东荣成的袁培福的立碑时间是“光绪七年四月二十六”。他们三位墓葬地的重修时间均为“宣统三年闰六月”。陈受福、陈成魁的墓碑还是站立着的，、而袁培福那尊碑已仰卧在草地上，看样子已躺了好久。据推算，袁培福大概是随邓世昌一起接舰的水兵。

我们无法知道袁培福家乡的详细地址，也无法将袁培福目前的墓碑状况告知其亲属，也许他的亲属根本就不知道，在这远离家乡的异国土地上，居然还埋有他们先祖的尸骨。这些客死异乡的北洋水兵，虽然不能与那些战死疆场的英雄相比，但是他们都是龙的子孙，都是为国防的壮大、国家的强盛而远离故土的，所以同样值得后人纪念。

可堪慰藉的是，生活在这里的华人华侨并没有忘记他们。每到清明时节，总有人送来鲜花以示悼念。陈素勇告诉于兰模秘书长，华人华侨已多次捐款对墓地进行了整修。又到了整修的时间了，他们正准备再次发动捐款把碑竖起来，让那几位中国水兵在那里永远是站着的。

P24-26

刘国能

打开《越洋查寻失落的记忆》，第一页有这样的文字：“1898年5月，英帝国主义为了保护其在华利益，把军舰开进了威海卫，对这里施行了32年的殖民统治，对刘公岛实行了42年的军事占领……留下的却是一串串解不开的问号……多少年来，为了追记那段历史，威海人四处奔波，寻找印象中的根据，查考历史上的凭证，但最终都无功而返；多少学者试图将那段历史撰章成文，以警示后人，结果只能握笔兴叹……”。它吸引了我，打动了我。我一篇篇地读下去：“历史性的机遇”、“又过英吉利海峡”、“在爱丁堡过春节”、“海外办展的日子里”、“追寻南非华工的足迹”、“被激活的记忆”、“不落的回声”……多少收集路上的艰辛，发现目标时的喜悦；多少故人旧事对历史的诉说，新人相助和友谊的流淌；多少对前尘往事的感悟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这不是一般的档案专著，也不是纯粹的收集档案经验，而是历史与现实造就的追寻失落记忆的进行曲；是几代威海人梦寐以求的“断代工程”的开启，情景交融的文学报告；是“存史、资政、团结、育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壮举的生动感人的描绘。

张建国同志长期从事档案工作，现任威海市档案局局长，是一位档案学者。这部书的字里行间渗透着他那份深深的档案情和厚重的历史责任感。那是1996年9月初，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在北京召开，他抓住参加会议的机会，与同在会议上的英国国家公共档案馆馆长萨拉·泰克女士商定了查档事宜，启动了这项“查寻”工程。时至今日，正好十周年。十年来，张建国同市里的领导、局馆的同志们四次到英国，一次去南非，先后访问了20多个海外藏档机构，并拜访了数十位历史学者、在威海生活过的英国人或其后裔，与英国、美国、南非、加拿大、澳大利亚及台湾、香港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其他国际友人，诸如首位到威海卫的洋商邓肯·克拉克的孙子小邓肯，研究“洋儒”骆克哈特和庄士敦的权威施奥娜，以及研究威海卫法律制度的英国学者陈玉心等，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形成了一个多方位的档案搜集网络。现在已收集到英租威海卫历史档案40000多页，照片3000多张，以及相关的史料和威海卫区旗等文物。不但丰富了馆藏，而且大大改善了馆藏结构，填补了那段断代的历史、流失的记忆。

收集到的这批档案史料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年，威海市档案局馆利用它们先后举办了历史展览5期，并配合当地对外经济合作走出国门举办了“百年威海”图片巡回展；在刘公岛与有关部门合作建起了山东省第一家展示内容全部场景化的英租威海卫历史博物馆；出版《米字旗下的威海卫》等史学作品四部，与中央、省、市三级电视台7个频道联合录制专题片40多部(集)。这些工作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反响，张建国也因之成为全国档案系统走进央视《新闻会客厅》的第一人。

收集到的档案史料，记录和印证了历史，也纠正了一些缪传。诸如“撒切尔夫人出生于刘公岛”，垃圾通道是屠杀中国人的“断头台”，“庄士敦在牛津大学教过书”等。

档案史料的利用，产生了一系列反响和效应。互联网上和一些报刊媒体报道的观众留言说：“打开尘封百年的记忆，人们看到了英国远东舰队‘后花园’的威海卫苦涩的繁荣……”，“启发炎黄子孙不忘前事，振兴中华”。引来了一批批国内外学者、新闻工作者以及普通公民前来威海档案馆采访和利用档案。更为可喜的是，提高了威海的知名度，促进了威海对外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

这部书还告诉我们：(一)我国历史上散失在国外的档案史料很多，应该加紧收集。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历史，可是现存国家档案馆较为完整齐全的档案却不到400年。其原因很多，暂且不论，但它说明，收集散失的历史档案史料多么迫切需要。我们应该像威海的同志这样去做；(二)历史上“重撰述、轻记注”的教训不能重演。书中写道：民国时期汇编《威海卫收回周年纪念》、《威海卫禁烟报告》等之后，其原始档案史料不知如何处置，至今一件也找不到。我们在编纂史料时，在档案信息化过程中，千万不能重蹈覆辙，销毁档案。(三)国外档案馆着力丰富馆藏，热情、周到、细致的服务以及为了保护档案对首次利用档案者采取“培训”的办法等，都是值得借鉴的。

读着这部书，还会看到作者那种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当得知小邓肯在复制父亲唐纳德临终前讲话录音带时，作了一些删节，他急了，对小邓肯说，“我想得到的是一份完整的、真实的原汁原味的历史资料，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些观点而刻意做了手脚的残缺品”。他还毫不掩饰地叙述了亲眼所见的小邓肯来威海时，巧遇爷爷的好友——康来洋行代理李翼之之女李玉英风烛残年的不幸与无奈。

张建国并不满足于已经收集到的档案史料。他说，取回的档案，不过是冰山一角，他们应该把英殖民威海卫时期的全部档案移交给我们。然而，更多的憾事不在国外，而在国内，在威海。中英双方签署的《交收威海卫专约》第4条写着：“英国政府允将英国威海卫行政公署所有之一切档案、登记簿、契约及其他文卷等项，凡为接收及中国政府将来管理威海卫有关者，须一律移交中国政府”。人们有理由相信，这些档案已经移交中国，可是它们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一件也找不到?史料还记载：1930年1 0月，威海卫地方法院接受正、副华务司移交的1904年到1930年民事案卷8676宗、刑事案卷101961宗、各种簿册96本……可这些东西又在何方?是不是像大量的英式建筑都渐渐地被毁掉了?史实自有公论，但愿悲剧不再重演!

读着这些，怎能不引起共鸣，会有多少感慨，多少心潮起伏，又会悟出多少别的什么?!

2006年9月11日

自1996年在北京与英国国家档案局局长萨拉·泰克首次接触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年了。十年来，我和同事们四次奔赴英国、一次跨越南非，先后访问了二十多个海外藏档机构，拜访了数十名历史学者、在威海卫生活过的英国人或其后裔。与此同时，还与英国、美国、南非、韩国、法国、澳大利亚以及台湾、香港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多位专家、学者和国际友人建立了联系，形成了一个宽泛的档案征集网络。通过出国查取及信函联系等多种方式，几年来共征集到英租威海卫历史档案40000多页、照片3000多张、相关历史资料数十部。

部分档案到手之后，我们便致力于英租威海卫历史的研究。2002年《米字旗下的威海卫》面世，接着有数十篇专题性文章在报刊上发表，《隔世聚焦威海卫》相继出版，英文版《米字旗下威海卫》亦将发行海外。后来又与山大威海分校联合成立了“威海卫法律制度研究所”，与威海电视台合作拍摄了30集的《珍藏威海》，与刘公岛管委会联手搞成了“英租威海卫历史博物馆”，到英国办起了《百年威海》图片展……与此同时，新闻媒体也推波助澜，中央电视台继“走遍威海”播出后，又相继派人来对英租历史加以“探索·发现”，特别是“新闻会客厅”，又把查档前后的事“纷纷扬扬”地披露了一番……

有人说我一路走得挺顺、挺风光。这路走得是有些风光，但这一路并不能说是走得很顺，因为这条路充满很多曲折，走起来也挺辛苦，我已走得很累很累。尽管如此，我仍认为这段路值得回味，因为这毕竟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

说实话，我不是个善于张扬的人，也没有宣扬个人的“野心”，今日成书由多种原因促成，其中也不乏“逼上梁山”的味道。

记得在初次查档回来之后，一些热心的朋友追着问：怎么发现这些档案的?人家让咱们去拿吗?查的过程顺利吗?花了多少钱?后来又让媒体盯上了，他们关注的话题也大同小异。我忽然发现，他们对查档的过程的关注似乎并不亚于对英租威海卫那段历史的关心，出国查档竞成了社会关注的热点新闻!

开始，我很兴奋地给他们讲，后来耐着性子讲，再后来我真得有些招架不住了。因为同样的问题，我得不断地重复同样的叙述，而且更要命的是还要耗去很多宝贵的时间。尤其是那些新闻记者喜欢刨根问底，一问就是大半个上午……后来我就想，何不变被动为主动，把人们所关注的那些事写成文字?这一招挺好使，当我提供了记录自己前两次出国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的文稿后，不仅对方很满意，我也省却了不少口舌和时间。

有人在赞赏“填补威海历史空白”之举的同时，总爱把对威海的贡献联系起来。我并不反对这种思维方式，但职业的特点使我感觉到，或许我们的后人在关心这段历史的时候，同样关心这段失落的记忆是怎样被找回来的。于是就想，如果把十年来苦苦查档的经历也展示出来，可能会帮助后人减少许多不必要的猜测。

实实在在地说，写这些东西也是整理资料、理顺思路、扩充知识、加深记忆的需要。我这人心很粗，记事常记个大概，不善思索，不求甚解，思考问题比较简单，没有压力是不想多动脑筋的。在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的时候，才发现好多事记得不全、记得不清，最后又不得不找资料、“过电影”……当那些日积月累的资料不断增多时，一些热心的朋友又鼓励我出个集子，我便动了心。

本来是想只记述在海外查档期间发生的一些事情，但后来又觉得不够全面。因为这项工作不仅仅是在国外展开的，大量的工作还是在国内。其中包括与国外朋友不间断的联系和接待他们的来访，大量档案息信与史料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而得到的。因而可以说在国内的许多工作都是出国查档的延续，是查档全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加以交待和补充。因而，用前五个专题分别记述五次查档经历后，又增加了一个国内专题——《被激活的记忆》。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查档的不断深入，我发现许多热心友人所提的问题也改变了：查回的档案都发挥了什么作用?最近还有什么动作?后期还有什么打算?这些问题虽然在相关的章节里都有渗透，但我觉得还不够集中。所以不得不在最后一个小专题——《不落的回声》中做出一些回应。

十年内经历的很多事情，要想都写下来，委实力不从心。所以在此书成稿之后，又觉得留下的遗憾太多。特别是那些对我们的查档工作给予无私帮助的国外朋友，书中尚无更为详尽的交待。在此，我深表歉意，也希望他们能多一份宽容、多一份理解。

十年查档之路，是很多人扶着我走过来的，其中不乏有我的直接及间接领导，我的本地及外地朋友，我的同事及下属，他们给予我很多的关爱和支持、很多的鼓励和鞭策、很多的力量和勇气、很多的智慧和能力，我打心底里感激他们。以往只顾匆匆行路，也没顾上表达这种谢意。在本书付梓之际，特撰此文聊表谢忱!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档案局常务副局长刘国能老领导，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主编冯克力先生，他们不仅一直关注我的一路行踪，而且还特为这本书撰文作序。这样的厚爱，使我感动不已、难忘其情。

张建国

2006年9月于威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