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有千年的寺院，却为什么没有千年的企业?

本书告诉读者，可以利用寺院管理的法则管理企业，在佛法中悟道，在成功管理中赢取利益与人心。

本书适合那些所有能够主宰自己所在环境的人，包括企事业、企事业部门、乃至家庭中的CEO们和那些所有能够、正在准备能够，或者希望能够规范自我行为——管理自我并成就自我的人。

现代企业和佛教寺院看似毫不相同，实际上它们都必须做两件事情：一、宣扬核心理念，保持组织人员的凝聚力；二、理顺管理关系，实现组织运营的畅通。

佛教寺院是一种特殊机构，同样有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其内部的人员管理与事务安排的复杂程度丝毫不亚于企业。寺院的僧人来自各地，禀性、好恶、生活习惯、教育背景各不相同，并在主观上“舍亲割爱、抛却世间享乐”，管理这样一个没有物质利益牵挂和约束的群体，其难度比企业更大。令人惊奇的是，为什么延续千年的寺庙比比皆是，而传承百年的企业却不多见?

本书作者幼年出家少林寺，后成为大德高僧净严法师的弟子。他熟四书五经、谙二十四史、悉杂家经典，不仅管理寺庙，还曾经代管过一个企业，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将之扭亏为盈。在他看来，尽管寺庙与企业在组织目标实现方面有明显区别，但是成熟的寺庙丛林建制可以为现代企业管理者提供值得借鉴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作者集20年之管理心得而成本书。它告诉读者，可以利用寺院管理的法则管理企业，在佛法中悟道，在成功管理中赢取利益与人心。

自序　文明其行为非常其思维

引子　千年寺庙常有，百年企业难得

01　打不走的和尚，留不住的员工

　“当头棒喝”新解

　和尚为何打不走?

　员工为何留不住?

　重新认识亚当·斯密和温州商人

　墨子·卢作孚·公司使命

　“核心价值观”不能只是一句口号

　文化建设从企业家开始

02　从“僧众”到“僧团”

　齐达内的“铁头功”

　禅宗与僧团的出现

　“108人”组成的“僧团方阵”

　僧团软实力的来源：六和敬思想

　请职、退职、圆职

03　向方丈学做CEO

　老板们心中永远的“痛”

　方丈为何无烦恼

　外来的方丈好念经

　议会决策与方丈权力

　都监、衣钵和方丈的三角制约关系

　关于“空降兵”的讨论

04　管理切忌乱伦

　油瓶倒了也不准扶

　“管理乱伦”之一：“上越下权”

　“管理乱伦”之二：“下越上权”

　“管理乱伦”之三：邀宠

　“管理乱伦”之四：同级越权

　寺院如何维护管理伦理，

05　疑人要用，用人不疑

　李东生的反思

　疑，还是不疑，这是一个问题

　“疑”之害

　论迹不论心

　“三不欺”的故事与启发

　“德才困境”

06　执行：“没问题”一定会出大问题

　执行中的“question、problem、trouble”

　寺庙执行中的“三如”

　不教而授谓之杀

　细节不能决定成败

07　凝聚力：执行力的源头

　向军队学执行? 

　寺庙管理逻辑”

　寺庙凝聚力的来源

　寺庙凝聚力的实践方法：四摄法

　寺庙凝聚力的维护与强化：僧伽六和制度

08　布萨：僧人为什么能主动忏悔

　犯错总是容易，认错太难

　戒都不敢犯，还怎么修行?

　布萨制度的立意与目的

　“食我”

09 寺院教育：文明其行为，野蛮其思维

　寺院教育的真谛

　小沙弥眼里的管理

　寺院管理能力教育的三三制

　文明其行为

　行为与制度的神圣化

重新认识亚当·斯密和温州商人

有一些人也许会针对我以上所讲的内容，提出许多问题。比如说，为什么说我们曲解了西方的企业管理思想?具体是哪些?它的真实情况又是怎么一回事?这与您所说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有什么关系?还比如，我们中国的传统商人又是怎样解决员工认同感和归属感问题的?他们的做法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渊源吗?这些渊源又是什么?再比如说，既然你否定了“企业以赢利为目的”的西方企业价值观，那么又怎么解释那些跨国公司成功的现实?难道他们不是在这个基本理念的指引下获得成功的吗?

我们还是从亚当·斯密的基本假设开始说吧。我必须提醒各位，“人是自利的”这个观点，在亚当·斯密本人来说，是一个假设，而且只是一个假设。亚当·斯密是个经济学家，并不是哲学家，他只是做了一个哲学上的假设，为他的经济学研究服务。那么在哲学上，我们并不知道他本人是否信奉这个观点——“人是利他的”。因此，我们就不妨，而且也应该问一句，亚当·斯密先生在提出这个概念性的假设时，他本人信奉“人是自利的”这个观点吗?也许不是，否则，他就不用再假设了。

另外，虽然亚当·斯密运用这个假设发现了经济活动中的一个规律——看不见的手。但是，看不见的手也存在着经常性失灵的现象。在两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失灵的现象：一是“完全竞争”条件的缺乏；二是“外部负效果”出现的时候。完全竞争的意思是，市场上没有一家企业可以做到影响价格。这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几乎不可能实现。在现实社会环境中，只有两三家企业控制的行业比比皆是。而。外部负效果”指的是一个企业的行为给社会造成损害，但它不需要为之付费，即为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比如，一家工厂排放废气，周围的居民受害，工厂并不对居民进行补偿。这种情况同样随处可见。在此，我们应该思考一下，经济学家们为什么要提出“外部负效果”来指出亚当·斯密理论的局限性?因为，亚当·斯密之所以要研究市场机制，其目的在于，寻求促进社会整体繁荣的方法。而后提供给政府。

由于以上两种失灵现象的存在，后来的经济学家们纷纷去寻求解决之道，最后的结果是：政府必须对自由竞争经济进行适度干预，这几乎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股浪潮。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理论。

所以。我们需要在观念里存留一个有疑情的思维向量：西方企业思想来源于西方经济思想，西方经济思想又来源于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理论。而亚当·斯密的理论又来源于哲学上的一个假设，这个假设在经济理论的前进道路上曾经、而且仍然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们在建立企业文化的时候。决不能仅仅依托于。经济人”的哲学假设，必须把人还原成“社会人”。

实际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与美国独立宣言发表于同一年(1776年)，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本杰明·富兰克林有一句名言：时间就是金钱，信誉也是金钱。这句话看起来与亚当·斯密的哲学假设似乎非常吻合。但是，在德国人马克斯·韦伯看来，富兰克林的名言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最佳说明。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与我们平时所理解的“资本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

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自私”、“利己”、“贪婪”、“挥霍”等概念。这些人类本性中的东西，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存在。其实，这些本于人性的痼疾与资本主义精神亳不相干。16世纪欧洲一些国家进行了宗教改革，资本主义精神实际上正是在马丁·路德、加尔文等宗教领袖分别提出的新教教义的指导下，对世俗生活加以伦理认可所形成的一种价值理念。新教教义的核心是“上帝只救自救之人”。根据这个教义，人们在企业中的生活便被认为是“上帝让我干的，因为这样才有可能获得拯救”。履行职业的劳动，在具有新教精神的人看来，这是博爱的外在体现。而劳动分工则迫使每一个人都在为他人而工作。这个发现，这个说法，与亚当·斯密之对于分工劳动的哲学假设有着天壤之别。在现实的西方社会里，像洛克菲勒这样一个企业大王，在其生前，其个人生活像一个清教徒；而且，在其死后，还要将个人遗产捐赠给社会，作为对社会的回报。当然，这也是符合新教伦理的，而他本人也正是一个新教徒。

“这是上帝让我干的，只有这样才能获救。”马丁·路德、洛克菲勒，乃至所有的清教徒都在心里这么说。

他们是一群在冷酷无情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既精打细算又敢想敢为。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人都节制有度，讲究信用，精明强干，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事业中……

一位温州的企业家朋友看到这段话后，第一反应是：这不是说我们温州人吗?

这是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0页)一书第二章里的一段话。许多人都分析过温州商人的特点，但很少有人告诉我们这些特点是从哪里来的。许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想：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劣，土地的贫瘠，人们就自然地养成了吃苦耐劳，向土地之外获取生存资源的强烈愿望，在亲近的周遭无法获得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放远目光，将注意力投放到早已熟悉了的风景之外的世界。再后来，久而久之，培养起了浓厚的经商意识，而且团结、讲信用。不过，这样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认真想过，温州商人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呢?

在这里，我不敢断定二者之间存在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我们不妨先看看下面的一些数据和亭实。或许有助于我们了解得更深。

在宗教发展方面，温州的基督新教和天主教令人瞩目。据研究资料统计，1949年，温州的基督新教信徒有83308名，天主教徒31867名。另有慕道者5319名，共计信徒120494名。新教团体有内地会、循道公会、中国耶稣自立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温州中华基督教自立会、基督教聚会处等等。

改革开放以后，温州地区的基督教发展很快，到1990年，温州地区的新教徒已经达到了381167名，天主教徒75867名，新旧教会在册信徒人数共计457034(含慕道者)。

从这些统计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基督教在温州不仅有着很长的历史，而且信徒数量众多。这就不难让我们联想：温州人的“资本主义精神”和宗教信仰之间存在某种关系。

我之所以要在这里讲这么多似乎是题外的话，目的无非是想说明一点：依我看来，把“人是自利的”这个假设命题当做是西方经济思想的哲学根基，把“企业以赢利为目的”的概念当做是西方企业管理理念的哲学根基，可能是一种误解。在已然过去了的时代里，在那个曾经的同一时代里，两个相背的说法就同时存在。

当我们把“企业”这个概念分解成一个个具体的“人”的时候，我们需要把企业存在的目的统一为：企业是为“人”而存在的。(P25-28)

文明其行为 非常其思维

这是一本写给所有人看的书。这里所讲的“所有人”，包括两大范畴：一、指那些所有能够主宰自己所在环境的人，包括企事业、企事业部门、乃至家庭中的CEO们；二、指那些所有能够、正在准备能够，或者希望能够规范自我行为——管理自我并成就自我的人。

当今社会上有一个呼声——我们需要信仰。

信仰的本身就是一种选择——选择了一条路、一盏灯、一个守则，或者是一根沟通心灵和精神的专线。也正是因为这种选择，在原则上规定了我们的生活观念、态度和生活方式，将有别于其他人，所以。选择的本身就是一条自我成就之路。走在这条近乎虚拟的自我修正之路上，路的蜿蜓、曲折、广狭、远近，乃至明暗，都会因为行路人的自我心态和付出而受到控制。

如果是一盏灯。那么，在你做出选择、出门的时候就已经递到了你的手里。为你照耀着眼前的路，好让你走过一截必须经过的幽暗，并在其间陪伴着你，减少孤独；在没有见到光明的时候，这盏灯就是希望。在茫茫黑夜之中，我们步履蹒跚地在幽暗的峡谷里穿行，到处潜伏着诱惑、彷徨、恐惧、无奈和懈怠。于是，我们需要行为和信念的指南，以免误入歧途。

今天。我们所讨论的是，如果选择要走一条自我修正之路。那么，我们需要牢记那一本交在我们手中的行为和信念守则的全部内容——有所说，有所不说；有所行，有所不行；有所想，有所不想。如果您是佛教徒，那么，这些规定就在您需要履行的佛制戒律里。

《佛教遗经》说：“佛在世时，以佛为师；佛灭度后，以戒为师。”所谓戒，就是制度，而于个人的奉行与遵守，则是一种自愿的选择。

《西游记》中白骨精为了自己能够长生不老而要吃唐僧肉，第一次与孙悟空交锋的时候，白骨精被孙悟空打了一棒，摇身一变，化作一缕青烟遁走了。孙悟空追赶白骨精之前，在地上划了一个圈，对他师父、八戒和沙僧说：“我离开的时候，你们坐在圈子里，不要出来。只要不出圈子就没有妖精能伤害你们。”

但是，孙悟空离开以后，白骨精却化做一个送饭的姑娘来引诱八戒。把唐僧师徒三人骗出了孙悟空划定的圈子。唐僧师徒三人险些丢了性命。而这个危险的出现，则是由于没有听悟空的话。

孙悟空划的那个圆圈是一个界限，是可以保证安全的限制。孙悟空用金箍棒在地上一划，就把那一片地从整个深山老林的险恶环境中隔离出来了，变成了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地。身在其中就能够获得安全的保障，没有性命之忧。孙悟空离开后，三个人只要不走出圈子，就不会有危险。

从这个意义上讲，“界”本身就是一个限制，同时也是一个选择。这是一个具象的界、一个有形的界。如果在我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活动上也划出一个“界”来，那么，这个非具象的圈定就是人们的道德行为规范；在宗教范畴内，也就是“戒律”。

戒律是一种自我完善和神圣化的保障，所以，佛教徒出于自我修正、。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成就的需求，在选择了自己的信仰之后，同时也就自觉地选择了一个规范化的自我制约。

对于一个自然人来说，人人都喜欢希望自由，不喜欢被约束、被管理。但是，佛教徒因为从原则上了解了这样一个观念——自然的状态是无法生存的，所以，他们从内心里就会自觉地生起一种信念：人需要自我约束，而在自我约束之力不足的时候，就需要外在的、共同遵守的公共规范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约束我们的语言和行为。这是真正的佛教徒能够遵守社会制度、严守佛教戒律的内在逻辑。

也正是因为这个内在逻辑的作用，佛教徒会自觉地“求戒”——请求制度和规范来管理自己的语言和行为，保障自己的自我成就。而“戒”的本质，实际上就是这个“界”的哲学化。  因为，戒分为两大范畴——规定应该作为的“作持戒”、规定不应该作为的“止持戒”。所以，戒律就原则上具有两大作用范畴——禁止和鞭策。在我们觉得疲惫了、彷徨了，心生懈怠、无奈和恐惧，或者因为四周的诱惑而动摇的时候，我们随时可以拨通每个人都拥有的一条心灵和精神的专线，倾听我们所需要的抚慰和鼓励，而后接着再走，直到走出幽深的峡谷，证见自我的光明和成就。

佛教的教育是生动而活泼的，这在禅宗的接引方式上可以看得很清楚。佛教极其注重人的个性，但是，同时又强调行为的规范。这似乎是一对矛盾，然而，这一对。矛盾”在佛教内部却能有机地并存着：行为符合规范是对社会人的基本要求。但是，如果人的思维、观念都被规范化了，那么，人就没有了创造力。而规范的管理及其创造力的保持是佛教寺院，乃至其他宗教教堂管理历千年而不朽的实质所在。

因此，对于佛教而言，曲戒律和破除执著的经典共同架构起来的佛学系统，就在时时告诫人们，要。文明其行为，非常其思维”，以确保自身的创造力。否则，就只能遭遇到当头棒喝。这样的理念在佛教寺院管理中通行至今。

如果您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注意到了“世界上有年逾千载的道场，却少见千年的企业”这句话，那么，无论是会意还是不屑，都不妨有这样一个观念在思维的音弦上拨动一下：是吗?如果现象确然，那么，又是为什么?

企业管理与培训也能够像寺院管理一样，“将纳税、福利员工、捐赠社会慈善作为事业。将建立有效管理作为家务，从而完成企业自身的神圣化”吗?

对这些问题，我们都将在书中——进行细致的讨论。

这本书的写作带有极大的偶然性。2005年秋天，北京联合智业企业发展研究院成立了国学书院，委托我做几个讲座，内容是向参加职业经理人培训的企业负责人介绍“佛教寺院管理”。

一年之后，2006年秋天，旨在宣传、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的北京同道书院成立。在讨论书院活动形式和内容时，臧云鹏先生敏感地觉察到《寺院管理》是一个很不错的课题。于是，从书院的第三次活动开始，在北京上地的康得大厦讲了《中国佛教丛林建制与管理》的第一讲：《管理，从。心”开始》。随后又依次讲到了《方丈与僧团(寺院CEO与他的团队)》、《寺院管理有效性的实现手段与途径>、《寺院教育：目的、责任、内容与形式》、《佛教在向社会民众销售什么》。

五次讲座的录音整理之后，又由同道新文的陈凌云先生将臧云鹏先生和我就现代企业管理所面临的文化问题进行的讨论整理出来，最后由我按照佛教丛林建制和管理的思路对其进行整体梳理。最终成就了这个讲座和访谈相结合的组合文本。

在此。我衷心地感谢佛教、佛教寺院给予我的立身慧命；感谢对我有教授之恩的已故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净严老法师、当代著名佛学家及汉藏佛教研究先驱观空老法师，以及已故厦门闽南佛学院院长妙湛和尚：衷心感谢北京联合智业企业发展研究院的发起，以及北京同道新文的最终促成。当然，更要感谢曾经和我一起讨论过《佛教丛林建制与管理》的企业家们。以及为此书能顺利出版而付出辛劳的同道新文图书公司的全体工作人员。

衷心地祝愿所有人——所有能够主宰自己所在环境的人，所有能够、正在准备能够，或者希望能够规范自我行为——管理自我并成就自我的人，以及正在翻阅这本书的人。因为，阅读成就了我们之间的交流，交流的同时，我们又一起亲证了值得我们思考的观念和思维方式。

衷心地祝愿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事业成就、生活幸福、阅读快乐!

慧曼  2007年6月12日于北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