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文艺春秋》杂志公开的资料《昭和天皇独白录》①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独白”是在1946年3月18日至4月8日中的4天中进行的，共进行了8个多小时。出席者为以下5人：松平庆民宫内大臣、松平康昌宗秩寮②总裁、木下道夫侍从副官、稻田周一内记③部长和寺崎英成御用者。这5人整理出《独白录》，提交给了盟军战犯审判部门。御用者寺崎英成是在1941年开战之后作为居住在美国的外交官回到日本的。在整理《独白录》的一个月之前的1946年2月被任命为御用者，参加了上述“独白”的记录④。
寺崎的妻子格温是麦克阿瑟元帅的秘书费拉兹的表妹。也就是说，考虑到由寺崎，通过费拉兹秘书，然后再到麦克阿瑟元帅的关系，寺崎在天皇开始“独白”前一个月被录用为宫内厅的御用者。《独自录》的意图就在于为天皇免除战争责任。左右服侍天皇达36年之久的御用者真崎秀树先生(真崎甚三郎大将的长子)在1991年8月号的《读卖》杂志上表明：
寺崎英成先生既不是侍从，也不是宫内厅的工作人员，和我一样是御用者。大概只是给陛下做翻译的人吧。给陛下做翻译的人参与其中(天皇与宫内厅的稻田周一内记部长的对话)，我觉得是考虑要把它拿到外面去。有借某种机会，通过寺崎先生，让外人知道天皇是这样的人的意图。如果不是那样的话，寺崎先生没有理由在场。话题是从田中义一①炸死张作霖开始的。为什么要从那一事件开始说起，我一点都不明白。我受外务省的派遣，从头到尾都经历了东京审判。因此，我觉得是不是选择了在东京审判要追究责任的话题。
左右服侍天皇36年的真崎御用者是这样解释的：如果《独自录》是真实的话，那么对天皇的人格必须重新看待。正因为天皇被神化，被说成是现人神，被信念化了，所以我对此《独白录》不得不抱怀疑态度。
如果那是真实的资料，我作为在天皇的命令下抛弃妻子与家人战斗过的士兵，对之表示极度的愤慨。因此，我想从“赤子”的角度对《独白录》进行验证。
对于“当发扬金瓯无缺皇威之应征兵”来说，天皇是绝对尊贵的人物。社会上有“了不起的人”“出色的人”这样的说法，但“尊贵的人”是用于神的词语。天皇是像神一般尊贵的天子。被认为是一天万乘、金瓯无缺的尊贵的天子竞然做出这种“独白”，让人意外，震惊不已。
昭和天皇作出这种“独自”，是因为害怕被定为战犯。他为了逃避战犯这一罪名，将战争责任都推卸给他的股肱重臣，并且对他们进行谩骂。对此，我感到愤怒。那不像是尊贵的人所说的话。如果将军、重臣们都落得如此下场，那么一钱五厘②的一个应征兵之类的简直就是消耗品。到底是为谁而抛弃了妻子与家人呢？我一想到这些就觉得空虚。
天皇被美词丽句吹嘘得完美无比，然而居然如此丑陋。对于把天皇当神来祭祀，为了向天皇谢罪甚至不惜剖腹自尽的忠臣，天皇不仅用鞭子来抽打，甚至还用粗俗的言辞来谩骂，这样的独白令人哑然。
御用学者强调昭和天皇是大慈大悲的和平论者。果真是那样吗？
下达“如果有可能获胜就开战”的命令，并不惜为之牺牲国民——昭和天皇难道不是这样的“和平主义者”吗？这个《独白录》如实地反映了天皇好战的面貌。特别是他一方面命令增强军备以威胁中国，另一方面又提出和平论。说到底，这是在用鞭子来抽打，以使人屈服的露骨的好战姿态。
在日本，没有进行过由日本人自己主持的战争审判，缺乏民族自行对战争的反省意识，因此，日本是加害国还是受害国，就连这一点也还没有弄清楚。在同样是战败国的德国，德国人在战后对战争的责任进行了彻底的追究，并且正式对受害者谢罪，对罪行所造成的后果进行了补偿。阿根廷的国民追究福克兰战役失败的责任，自行审判了加尔铁里总统以及海军、空军司令，将其处以20年徒刑。而在日本，开战的责任不但没有被追究，而且开战、战败的责任者东条英机竟然作为英雄，其英灵在靖国神社被祭祀着。
我希望通过对《独白录》进行验证来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天皇究竟是对国民不诚实、不负责的人，还是“我自己无论怎样都没有关系，请解救国民……”这样的大慈大悲的圣上呢？
天皇对于神化天皇的风潮曾特意表明：
朕与尔等国民之间的纽带始终是靠相互信赖和敬爱来连接着的，而不单单是靠神话和传说产生的。不是基于这样一种虚幻的观念，即以天皇为现人神，说日本民族比其他民族要优越，甚至具有应该统治世界的命运。①
天皇颁布否定神化的诏书，说自己不是现人神，这说明天皇信仰在军人中渗透得很深，到了天皇不得不做出“人间宣言”的程度。
不知是不是因为透过有色镜遥望的缘故，过去天皇让人诚惶诚恐，让人心醉。但是，在《独白录》中，天皇不是神圣高洁的人。
对天皇加以赞美的法学家小室直树“从天皇高洁的人格来拜察”，断言此《独自录》是假的。其理由是：独白是粗俗、懦弱的，在转嫁责任，没有作为王者的豪迈气概，显然缺乏品位。高洁的昭和天皇怎么可能做出如此懦弱的独白呢？因为小室先生这么考虑，所以对之加以否定，视为赝品。小室先生说天皇的性格是无论对谁都一视同仁，没有好恶，因此独白的内容难以想象。独自中的好恶非常露骨，有多处对重臣表示不信任的内容，令人难以置信，因此说那是假的。那么《文艺春秋》为什么会把这种编造出来的东西大张旗鼓地公开呢？
“冲击性的未公开记录”“战后最重要的资料”“可以让昭和史改写”——非常夸张的广告词是不是编造出来的，或者被粉饰过了呢？在1991年1月26日发行的《现代周刊》杂志上，刊登了山口敏夫众议院议员的连载对话《向大胡子牛若丸进逼》①。P5-8
2006年1月3日，东史郎因患大肠癌去世，享年94岁。2005年，临终前的他把自己在1991年初撰写的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三篇文稿，即本书的日文文稿的复印件捐赠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992年2月，东史郎曾在同仁杂志《丹波文库》(京都)的太平洋战争开战50周年特集上，发表过其中的《对(昭和天皇独白录>的批判》和《对A级战犯东条英机的彻底批判》两个部分，但全文正式出版发行这是第一次，书名《东史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是出版社根据文稿的内容增加的。
东史郎1986年以来积极投身于和平反战运动，特别是1987年12月《我的南京步兵队》(《东史郎日记》的日文节选本)由青木书店出版，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之后，东史郎自己在认识上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因此，当1990年12月《文艺春秋》杂志全文刊登了由寺崎英成的女儿寺崎真理子保存的《昭和天皇独白录》(参见本书附录二)之后，他“作为在天皇的命令下抛弃妻子家人战斗过的士兵，对之表示极度的愤慨”，这种“极度的愤慨”之情促使他撰写了这三篇文稿，即《对(昭和天皇独自录)的批判》《对A级战犯东条英机的彻底批判》和《B、C级战犯·批判(结论)》。其中核心是第一篇。
昭和天皇在1946年3、4月份向周围人讲述过与当时战犯审判的相关情况，这一点人们从在此之前就已经公开的木下道雄的《侧近日记》等史料中可以窥见一斑，但那些都是片断性的，昭和天皇讲述的详细内容无法得知，因此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猜测。《独白录》的公开，拨开了迷雾，第一次让人们了解到了昭和天皇独白的全部内容，看到了昭和天皇不为人知的一面。《独白录》除了东史郎所使用的寺崎英成日文版之外，还有寺崎撰写的英文版以及内记部长稻田周一速记版，以及宫内大臣松平庆平的版本等(参见东野真著《昭和天皇的两种“独自录”》，NHK出版，1998年)。独白的目的，正如东史郎所指出的那样，“是因为害怕被定为战犯”。因此，《独白录》中充满了狡辩。这样一来，《独白录》中的天皇与东史郎过去心目中的天皇大相径庭，他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变得失望、失落。为了对以天皇为核心的日本军国主义展开批判，年近古稀的东史郎结合他年轻时参加侵华战争的体验，在阅读了大量的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东史郎在本书中的观点主张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天皇不是大慈大悲的圣上，而是对日本国民不诚实、不负责的人，他对发动侵略战争要负主要责任；
(2)东条英机在天皇的高度信任与大力庇护下，对内实行宪兵政治，对外致力于侵略扩张，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3)缺乏人权意识是导致B、C级战犯出现的主要原因；
(4)中国没有向日本索赔，对此日本应该表示感谢；
(5)石原慎太郎等右翼分子歪曲历史，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日本是加害国。
应该说，东史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有比较客观的认识，并强烈希望增进中日友好。但他毕竟曾经深受日本军国主义的毒害——1946年9月，即日本战败一年多之后，他还曾经给家乡的《青年团报》投了题为《复员军人的愤慨》的稿件，对日本战败后“追随雷同”的风气进行批判，热烈拥护天皇制。可见他脑细胞里的军国主义毒素当时并没有被清除。另外，这三篇文稿与《东史郎日记》也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日记是对他自己的战争体验的记录，而这是他对自己“体验”以外的世界的挑战，那需要相应的知识、方法以及体力，而他偏爱的是文学，且年事已高，这使得他的批判比较情绪化，而且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有时相当偏颇。笔者认为东史郎这三篇文稿有以下局限：
(1)他不时下意识地沿用着带有强烈时代特色的措词，如称中国为“支那”，称中国东北为“满洲”，称中国人为“中国佬”。在东史郎的笔下，中国农民是麻木的，而东史郎却对这种“麻木”大加赞赏。这实际上是他因受日本军国主义毒害而形成的藐视中国人民的感情的不自觉的流露。
(2)东史郎所持的批判准则基本上是“忠义、诚信、武勇、慈爱”这些见诸“军人敕语”的价值观。正因为如此，他为了强调昭和天皇忘恩负义的一面而对麦克阿瑟赞不绝口；同样是罪不容诛的军国主义分子，东条英机被批判为专横、懦弱的小人，而杉山元等则是高尚的英雄。用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价值观来批判军国主义，自然难以一针见血地击中要害。
(3)东史郎对B、C级战犯的同情多于批判，说“B、C级战犯是俘虏收容所的相关人员，其罪名是虐待俘虏，违反了《日内瓦条约》中关于俘虏的条款”，那是“东条的《战阵训》所带来的结果，其责任应该由东条来负”的，这些说法过于简单化。实际上，盟国战争犯罪委员会确认的战争犯罪名就有33项，其中针对俘虏的犯罪为42．6％，针对非战斗人员的犯罪为54．8％(林博史著《B、C级战犯》，岩波新书，2005年，第64页)。针对非战斗人员的犯罪包括杀戮、虐待致死、强奸、掠夺财物等。
另外，由于东史郎撰写此文稿的时候年近古稀，致使在内容上有不少重复。虽然译者删除了紧邻的一些重复内容，但考虑到忠实于原文而没有进行大幅度的调整，这也许会给阅读带来一些负担。
东史郎的这三篇文稿即便存在上述局限，但正如南京大学历史系陈仲丹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东史郎作为那一段历史的过来人，他的观点有代表性，本身就具有史料价值。”译者衷心希望东史郎这三篇文稿能够为国人了解东史郎晚年对军国主义的认识水准，为国人深入认识日本军国主义的实质提供一个有益的资料。另外，考虑到东史郎在第一篇文稿中多处引用了《独白录》，而《独白录》对研究日本军国主义史、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等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所以将全文作为“附录”收录。希望相关专家学者能利用此史料开展深入的研究。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多位师友的指导与帮助。南京大学历史系陈仲丹教授对本人进行了悉心的指导，并提供了他收集的珍贵照片；日本支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秘书长山内小夜子女士特意从日本寄来了有关东史郎的最新材料；同仁汪丽影老师在日本北陆大学任教时为译者收集了多本相关书籍。对各位师友，译者一并深表感谢。
译者
2007年6月4日
于南京大学逸夫馆
70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在南京制造震惊中外的大屠杀事件，是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诸多暴行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暴行之一。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了正义的审判，对战争罪犯进行了严惩，为中国人民和被侵略的世界各国人民伸张了正义，使被侵略的受害者，特别是南京被屠杀的30万亡灵得以瞑目和慰藉。
南京大屠杀事件距今已70年，早已是历史的铁案。然而，至今日本当局在对待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问题上，一直采取暧昧或含糊其词的态度，致使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嚣张，一再出现否认侵华战争性质，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不断散布美化侵略和殖民统治的言论。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时，竟把“侵略’’改为“进入”中国，意欲达到否认侵略，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目的。这些卑劣行径，理所当然地激起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南京人民的愤慨。他们纷纷要求编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并为遇难同胞建馆立碑，藉以铁的事实来驳斥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华历史的言论，并昭示后人，永远不要忘记屈辱的历史，激励大家树立以史为鉴、振兴中华的决心。1983年11月，南京市人民政府顺应人民群众的意愿，组织力量对南京大屠杀出开展研究。
1983年至1985年，随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筹建和建成，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向国内外的档案馆、博物馆、影片资料馆、史学研究单位、高等院校以及中外人士广泛地开展了南京大屠杀史料的征集工作，收集到一批当年留在南京的中外人士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报道、纪实、日记以及“两个法庭"审判的档案资料等。与此同时，还于1984年在10个城区和郊区范围内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进行了普查，发现仍健在的幸存者、目睹者、受害者1756人，并专访了参与“两个法庭"审判的重要历史见证人。在此基础上，组织南京地区的专家、学者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研究，除陈列展示外，还编辑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等书籍，拍摄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历史纪录片。这些资料集和专著的出版时间较早，影响较大，对推动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深入、系统、全面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近十多年来，随着国内外一批新的史料的发现和公布，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研究内容逐步深化，其研究形式、方法、机构均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适应研究形势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推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广泛深入地开展，于1995年率先发起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民间学术性研究机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该研究会的成立，在国内外反响很大，团结了一大批中外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专家学者，并多次召开了有关南京大屠杀史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对推动南京大屠杀史的深入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该研究会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先后编辑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南京大屠杀暴行日志》《南京大屠杀与国际大救援图集》等20多本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专著。与此同时，有关研究人员还先后赴美、德、英、日、丹麦及中国台湾地区收集到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史的新资料，随即出版了一批新的史料集和专著以及南京大屠杀的音像制品。2005年以来，由南京大学历史系张宪文教授主编的28册《南京大屠杀史料》最具有代表性，是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最新成果，为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提供了全面系统的依据，在国内外引起了高度的关注。
上述这些史料的出版，大多偏重于史料性，其研究性，特别是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留下的证物证据相对比较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与该研究会经多年的广泛征集，收集到数万件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物和资料。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和南京市委宣传部的关心、资助下，该研究会拟组织专家对这些文物、史料进行鉴定与研究，在此基础上出版一套系列专史研究与文献丛书，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印记(手印篇、脚印篇)》《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遗像》《南京大屠杀历史报刊集》《南京大屠杀文物史话(纸质类、铁质类)》《南京保卫战阵亡将士档案》等。这些图书的编撰与出版，将填补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在实证性研究方面的空白，使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更具全面性和完整性。由于文物类、名录类、档案类等类别史料内容广泛，征集与研究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我们将按类别陆续以分册形式整理出版。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维护永久的中日友好关系和世界和平，我们将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该研究会为平台，团结海内外有志于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专家学者，进一步加强海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把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2007年5月
(作者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
本书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编辑出版，在书中，作者东史郎从战争加害者的角度对当年的侵略历史作出反省，并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全书具体包括了：对《昭和天皇独白录》的批判、对A级战犯东条英机的彻底批判、B、C级战犯·批判(结论)等方面的内容。
《东史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一书是因在晚年坚持反省谢罪而与日本右翼势力持续进行八年诉讼的原日本老兵东史郎，在90高龄后抱病写成的绝笔，其亲属授权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出版东史郎的遗作。书中，这位老兵沉痛地反省历史，并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