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共分14章：第1章～第3章分别介绍了企业与政府关系的六个舞台、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六个原则和企业进行政府公关的七种策略；第4章、第5章分别介绍了企业与政府建立关系的参与策略和公益策略；第6章、第7章探讨了企业影响政府政策的商人参政模式和制度企业家推动模式；第8章、第9章分别介绍了企业获取政府资源的两种策略；第10章、第11章介绍了企业利用政府资源开拓外部市场和利用行业协会—政府平台的策略；最后的第12章、第13章和第14章分别探讨了政府公关中的企业家素质、政府公关活动的组织实施与企业政府公关的伦理准则。

一个成功的企业，至少必须兼备两种能务，一种是把企业内部运营做好的能力，另一种是政府公关的能力，成功的政府公关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然而，政府公关是目前中国企业最为欠缺的能力之一。本书把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概括为“六个舞台”，论述了企业处理政府关系的六条基本原则和七种策略，并通过大量现实生活中的案例说明了这些原则和策略的运用和实施。

本书适合企业高层、从事政府公关实务的公关人员阅读，也可供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参考。

第1章　企业对政府公关的六个舞台

　一、关系舞台之一：政府作为政策法规制定者

　二、关系舞台之二：政府作为政策法规执行者

　三、关系舞台之三：政府作为投资者

　四、关系舞台之四：政府作为地区发展现任者

　五、关系舞台之五：政府作为产品和服务购买者

　六、关系舞台之六：政府作为本地利益的代表

第2章　企业处理与政府关系的六条原则

　一、态度积极但把握分寸

　二、换位思考，互利互惠

　三、坦诚沟通，相互信任

　四、长期规划，持久行动

　五、局部服从整体

　六、全面出击、重点培育

第3章　企业政府公关的七种策略

　一、企业进行政府公关的一般策略

　二、中国环境下企业游说政府的策略

　三、附1：配方环境下企业游说政府的策略

　四、附2：中西方企业游说策略的差异

第4章　与政府建立关系的策略：企业经营活动与政府关联

　一、邀请政府参与策略

　二、邀请政府参观策略

　三、政治宣传策略

　四、党团建设策略

第5章　与政府建立关系的策略：以公益目的参与政府及公共事项

　一、财务上支持政府活动的合法行为

　二、中国环境下企业慈善行为及其案例

　三、中国环境下企业的公益广告及其案例

第6章 直接影响政府政策的策略(一)：商人参政模式

 一、商人参政的途径

 二、参政商人如何实现企业利益

 三、商人参政的合理心态

 四、商人参政现象与案例

第7章 直接影响政府政策的策略(二)：制度企业家推动模式

 一、制度企业家行为的一般介绍

 二、独立行动、单独受益的制度企业家行为案例

 三、集体行动、集体受益的制度企业家行为案例

 四、集体行动、不同受益的案例

 五、企业与政府合作建立行业标准的案例

第8章 获取政府政策性资源的策略

 一、企业可利用的四类政府政策资源

 二、企业利用政府投资政策的行为和案例

 三、企业利用政府招商引资政策的行为和案例

 四、利用政府区域扶持性政策的行为和案例

 五、获得政府政策支持的六个要点

第9章 获得政府采购订单的策略

 一、政府买什么和如何买

 二、企业获取政府订单的公关行为与案例

 三、企业如何进入国际政府采购市场

第10章 借助政府拓展外部市场的策略

 一、国内企业利用政府拓展国内市场行为案例

 二、企业利用本国政府拓展海外市场行为案例

 三、企业利用东道国政府拓展海外市场行为案例

 四、利用政府拓展外部市场的基本要点

第11章 发挥行业协会-政府平台作用的策略

 一、企业利用行业协会的行为概述

 二、利用本国行业协会与本国政府机构打交道的案例

 三、利用本国行业协会与外国政府机构打交道的案例

 四、企业利用行业协会一政府关系平台的行为特点

第12章 政府公关中的企业家素质

 一、现代企业对企业家的要求

 二、企业家的政治观与政治素质

 三、企业家和政治的距离

第13章 企业政府公关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一、构建企业处理政府关系的组织能力

 二、企业处理政府关系的内部组织行为案例

 三、企业处理政府关系的其他相关人员案例

 四、企业处理政府关系的外部组织行为及其案例

 五、企业政府公关活动的策划与实施

第14章 企业政府公关的伦理准则

 一、企业政府公关中的伦理问题

 二、政府公关行为的法律准则

 三、政府公关行为的伦理准则

后记

企业家们或企业的高管人员一般都有代表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经历。企业与政府打交道时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吗?或者与政府打交道时是否有某种原则(明文规定的、约定俗成的或心照不宣的)?

我们发现，在中国的政治与体制环境下，企业家们在与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念、见解和独特做法。下面我们向企业家们推荐的处理与政府关系六条原则是对企业家们的观点和智慧的总结。这六条原则是：第一，态度积极但把握分寸；第二，换位思考，互利互惠；第三，坦诚沟通，相互信任；第四，长期规划，持久行动；第五，局部服从整体；第六，全面出击，重点培育。

一、态度积极但把握分寸

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第一条原则是积极主动但把握分寸。如何做到积极主动呢?这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认识问题，二是方式方法问题。

一是认识问题。只有充分认识到积极与政府打交道的意义和价值，才能有积极与政府打交道的动机。第1章探讨了企业与政府建立关系的六个舞台，企业在这六个舞台上与政府打交道可以得到如下六大方面的好处：

第一是能了解和影响法律法规政策制定的过程，使其对本行业和本企业有利；

第二是增加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企业的正面了解，减少政府和社会公众对企业的误解，从而减少外界对企业经营的干扰；

第三是更多地获得政府的资源支持；

第四是通过政府平台和社会公众事项平台，通过做公益活动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第五是获得政府采购订单；

第六是在开拓外地市场和国外市场方面获得政府的支持。

二是与政府打交道的方式方法问题。企业在与政府打交道的方式上存在主动出击和被动反应之分。做到主动出击就需要提前谋划，而在与政府关系上主动谋划的前提是公司最高决策者亲自参与，这更容易使与政府及社会公众相关性的事项进入到公司的议事日程中。再一点就是，公司要有相关的以处理政府与公众关系为职能的人员和部门。

那么，企业在积极与政府打交道时，为什么要把握分寸呢?如何把握分寸呢?

企业与政府打交道，要注意分寸，既不能离政府太远，也不能离政府太近。在中国做企业，企业离政府太远，企业很难做大做强，有可能被认为有“反骨”而遭到政府职能部门无休止的“三查”，企业难以为继；企业离政府太近，很可能商政不分，企业失去自主权。因此，与政府保持适当的距离是一门学问。

下面是给企业在积极与政府打交道时把握好分寸而提出的三点建议：

第一，企业与政府打交道，要保持恰当的距离，既不能太近，又不能太远。

太近是指企业家把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演变成自己与某一个官员个人的关系。太远是指企业与政府部门和官员缺乏沟通，企业对政府不关注，不理解，政府相应地对企业也不了解，使政府难以对企业提供适当的帮助。

在企业与政府打交道时，为什么不能将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简化为企业高管个人与政府官员个人间的私人关系?

这里有两个原因。

其一，原则上讲，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目的是谋求企业的利益。由于企业的高管甚至企业的创业者都可能离开企业，官员也可能离开政府岗位，在纯粹的个人关系下，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没有可持续性。因此，建立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是目的，企业家与官员个人的关系是起辅助作用的。

其二，把企业系于某一位政府领导，风险很大，这是因为政府官员会因为升迁等原因而调离。

如何在与政府打交道时，保持适当距离呢?在这个方面，下面两位企业家的观点值得借鉴。

一位企业家是东方集团董事局主席张宏伟。他认为，企业与政府官员的关系要保持一个度，这个度是个原则问题，否则害人害己。第一，你跟谁好，个人处朋友可以，但是不．能变成对方的筹码，处理不好这个关系，最后可能成为政治牺牲品；第二，不管和谁相处，一定要把握好自己，不能没有私交，但这种私交是不违法的，别越线。这要看企业自己有没有正确的判断。机遇和风险是等值的。你如果想通过拿到政策资源，牟取高回报率，就要承担政策风险；第三，处理得最好的关系是，你和谁交往，光明磊落，不要卷入官场派系之中，这个往往很难做到。

另一位企业家是西安海星科技有限公司总裁荣海。他于2003年7月26日在弥勒论坛上的演讲中谈到与政府的关系时说，“……我想就我个人体会，谈谈和政府打交道的想法。反正今天徐省长也在这里，是政府的高官。云南省前任省长刚刚出事，所以我想和政府官员打交道，中国民营企业家要高度警惕，既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太近了，说不一定哪一天哪一根绳子串起来，就进去了，这就麻烦了，本来做企业是想做一辈子，结果没做几年就完蛋了。但是不近又不行，不近很多槛进不去，人家拿到好多的地块你拿不到。我觉得要掌握和政府官员打交道的技巧，而且你的目的非常明确。我们现在很多政府官员，从他原有的体系里面，很难听到真话。但是，如果说民营企业站在外面，你就政府官员所关心的事情去研究和探讨，提出来政府官员想不到的东西，你就会取得认同。比如说社会上很多弊端，社会上对这个地区有很多的看法和意见，你如果可以开诚布公去交谈，就他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你们就可以成为朋友，而这种朋友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没有金钱关系。没有金钱关系的交往是很长远的。这就要求中国企业家有一定的水准，你不能天天见了领导就是要地皮，想办法把红包怎么塞出去，这样档次就太低了。他也不敢支持你，尤其中纪委现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麻烦了。我想说，和政府打交道是一门很深的学问，中国民营企业家要很好地研究这门学问。”

实际上，上述两位企业家的观点表达了与政府打交道时保持距离的两种基本技能。一是知道“不该做什么”；二是知道“该做什么”。知道“不该做什么”是指知道法律和道德底线是什么，这包括不违法，不卷入官场派系之争，不成为某个官员的个人工具。知道“该做什么”是指企业家通过提升自己的水平和形象，真正成为企业界的社会精英，达到与政府官员平等沟通的目的，这是企业家的基本能力。

第二，与政府打交道，不可太张狂。

什么是太张狂?这是指在与政府和公众打交道过程中或一些公共场合，某些企业家或高管讲大话，讲狠话，讲不切实际的话，或在行为上只走捷径，只重结果，不讲过程的合法性。

怎样才叫不张狂呢?这里有两个建议：一是在态度上要适度低调，尊重官员和社会公众，尊重企业的各类利益相关者，不要把别人当傻子；二是在行为方式上，需要注意与环境的适应性。简单地走捷径往往适得其反。

太张狂有什么坏处呢?企业面临的政治环境和舆论环境是靠合乎社会规则的行为建立起来的。企业太张狂会招致争议。太张狂的最大坏处就是，它会使政府和社会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企业的缺点或弱点上来。在中国经济过去27年的经济转型过程中，生存发展起来的企业一定会有或多或少的弱点或缺点，或相对于当时的法律政策，可能有违法违规的方面。例如，在改革初期，法律相对滞后，不少民营企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钻政府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的空子，采取的是灰色的甚至是血腥的原始积累。而适度低调，则可少引起争议，使企业度过风险期。例如，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就承认，在联想创业之初就做过一些当时政策不允许的违规事情。P18-20

企业需要积极地与政府打交道吗?答案是肯定的。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无论企业大小，也无论企业家本人的政治身份高低抑或有无，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是一道必答题。即使是联想集团这样的企业，其创始人柳传志多年前也曾说过，“把70％的时间用在了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上”。对我国企业家的系列访谈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些企业家常常用20％～40％的时间处理与政府相关的事项。对我国一些知名大企业网站上近三年的新闻报道进行的内容分析结果也表明，企业报道的活动中有40％～50％是与政府关系及社会事项相关的非市场活动，并且发现企业的非市场行为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企业家为什么要花如此大的精力处理与政府的关系?这是因为，无论是中国这种转型经济国家还是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这只强有力的有形之“手”都在积极地干预着经济发展并影响企业的经营。一个成功的企业，至少应兼备两种能力：一种是把企业内部运营做好的能力，另一种是政府公关的能力。成功的政府公关可以让企业的发展事半功倍。因为这样的关系决定着企业资源和政策的多寡，并进而决定企业生存空间的大小。与经营市场不同，经营政府关系面对的是更加复杂的人与事，“会玩一个球的人都要学会同时玩多个球”。

因此，企业在做好市场运营的同时，也必须经营好与政府的关系，这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尤其重要。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这一背景决定了企业家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各级政府对企业经营环境的影响大大多于西方国家，例如，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且较平稳的发展就得益于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强大规划与影响能力；二是中国企业通过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来谋求自身利益的行为比西方社会更为普遍。企业在与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可以谋求得到下面两个方面的利益：(一)通过与政府相互之间更加了解，使影响企业生存空间的法规与政策维度对企业更加有利；(二)充分利用政府的服务功能与资源帮助企业提高其市场与非市场竞争力。

对于任何一家希望获得成功的企业，如何实施政府关系管理一直是它们极为重视而又十分困惑的事情。如何理清我国政府的机构和运作程序，提高工作效率?中国政府机构与国外有哪些不同?如何与相关政府部门和机构创建一种建设性的战略合作关系?如何面向政府成功“攻关”?如何争取政府的支持?如何架构企业内部的政府关系管理机制?如何提升企业公关人员的能力?如何制定企业的政府关系策略?如何实施与政府的有效沟通?在政府关系管理中有哪些原则、技巧和方法?这些都是目前许多企业关心的问题。

我们围绕企业的政府公关撰写了两本书：《拓展企业生存空间——企业政治策略与行为的理论研究》和《沟通创造价值——企业政府公关的策略与案例》，其目的是希望与企业家们及政府官员沟通和分享对上述问题研究的成果。

第一本书《拓展企业生存空间——企业政治策略与行为的理论研究》对企业与政府关系进行了理论探讨，是我们对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的总结。此书集中研究了企业应如何积极地影响政府制定政策及过程、谋求良好生存空间的企业政治策略与行为。

此书在结构上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背景介绍，探讨了企业的经营环境特征以及进行企业政治策略与行为研究的意义；第二部分是西方企业政治策略与行为研究成果介绍，分四章对研究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第三部分是对中国企业政治策略与行为的研究，分十章介绍了中国企业的经营环境特征，有关中国企业政治策略研究的文献和我们进行的中国企业政治策略研究成果；第四部分是企业政治策略决策，分两章探讨了进行政治策略决策的过程和将企业非市场策略与市场策略进行整合实施的战略管理思路。

第二本书《沟通创造价值——企业政府公关的策略与案例》对企业进行政府公关的策略进行了探讨并提供了大量的案例介绍。它是我们进行企业与政府关系研究的应用成果的总结，旨在为企业家们进行政府公关提供实用性的指导。

此书共分14章：第1章～第3章分别介绍了企业与政府关系的六个舞台、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六个原则和企业进行政府公关的七种策略；第4章、第5章分别介绍了企业与政府建立关系的参与策略和公益策略；第6章、第7章探讨了企业影响政府政策的商人参政模式和制度企业家推动模式；第8章、第9章分别介绍了企业获取政府资源的两种策略；第10章、第11章介绍了企业利用政府资源开拓外部市场和利用行业协会—政府平台的策略；最后的第12章、第13章和第14章分别探讨了政府公关中的企业家素质、政府公关活动的组织实施与企业政府公关的伦理准则。

我们希望这两本书能为企业家们处理企业与政府关系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在读者深入阅读这两本书的细节之前，我们想就什么是政府公关提出我们的看法和观点，并就政府公关行为给企业家们提出一些忠告。

什么是政府公关呢?在日常用语中，政府公关有两层含义：一是政府的公共关系(简称政府公关)，是指政府运用各种传播和沟通手段与广大公众建立相互理解、信任、合作的持久关系，以期提高政府的美誉度，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争取公众对政府工作的理解、谅解和支持的一种行政管理职能；二是企业的政府公关，是指企业与政府发展良性互动关系的活动，包括企业主动去了解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和政府进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意图，主动向政府沟通企业的想法、观点、意见和思路，使企业在经营中得到政府的理解、支持和帮助，在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又能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我们这里的政府公关指的是企业的政府公关，借用伊士曼·柯达副总裁叶莺的说法，政府公关是指如何使企业的立场能够有效地、及时地、正确地回馈给政府。

企业的政府公关活动的例子包括请政府参与到企业的活动中来，让政府官员加深对企业的了解，同时企业也借政府的认可提升企业的形象；以公益的目的支持政府组织的活动，如解决下岗人员的再就业，以公益为目的向教育、体育、卫生等事业提供财务支持，在这些活动中通过政府和公众的参与，加强政府和公众对企业的了解和接受程度；积极参与国家的民主政治进程，作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顾问、行业协会理事，直接参与到政府政策决策制定过程中，与政府官员一起沟通，发表意见和建议；或企业作为行为主体影响政策法规的变迁，在这个过程中，使企业的意见得到政府官员认同、接受和采纳；通过与政府沟通，了解政府的大量优惠政策中哪些能为企业所用，并得到政策的支持；利用政府的公信力帮助企业开拓外地市场和国外市场等。

谈到企业的政府公关，人们往往会想到“月亮的背面”。这个方面的工作在过去的确有很多误区，一些人认为在国内做政府关系要靠走后门，靠个人的关系。但随着整个中国政府体制不断完善、改进，整个政府工作的透明化、规范化，我们更需要的是通过正常渠道和政府沟通。因此，本书所研究和倡导的企业政府公关不包括那些违法或不符合伦理规则的政府公关，比如那些通过行贿得到政府资源和订单的行为。这些行为不是健康的政府公关行为，它们不仅会增加企业的投资成本，还会破坏企业的经营环境，进而腐蚀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机体。

因此，我们对阅读本书的企业家们提出如下的忠告：企业家们必须明白，你和你的公司进行政府公关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是自私的，但你和你的企业寻求说服别人(政府官员和社会公众)给予你的企业帮助和接受你的观点的立场必须是善意的，方式必须是社会可以接受的。与政府打交道时你必须知道两件事：一是知道“该做什么”；二是知道“不该做什么”。知道“该做什么”是指企业家通过提升自己的水平和形象，真正以企业界的社会精英的姿态，通过正常的途径与政府官员沟通来达到企业的目的。知道“不该做什么”是指知道法律和道德底线是什么，这包括不违法，不卷入官场派系之争，不成为某个官员的个人工具。

总之，我们希望这两本书的出版有助于企业与政府关系的建立，促进企业与政府间建立一种健康、良性的互动关系。

这两本书的撰写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我们对他们的感激之情在后记中进行了诚挚的表达。

虽然我们在撰写过程中努力表述，认真查证，但仍可能有不少疏漏和错误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出，我们将不胜感激。

我与三个合作者撰写《拓展企业生存空间——企业政治策略与行为的理论研究》和《沟通创造价值——企业政府公关的策略与案例》这两本书源于我对企业与政府关系(即商政关系)的研究。而我对企业与政府关系的研究源于我先后主持的几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相关课题。

我进入商政关系这个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我于1989年底从多伦多大学留学回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任教后，主要进行的是与市场营销相关的教学、教材的撰写和企业的咨询活动。1993年我开始注意到，我应该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为了找到合适的题目，我在学校图书馆社会科学外文阅览室的书刊中寻找灵感。我的注意力很快被一本谈国外政府如何管理和控制国有企业的书所吸引，因为当时国内正在讨论“政企分开”问题。我感到政府作为投资者与其投资的企业其实是分不开的。体制改革所要做的应该是用一种新的股份控制机制替代原来的直接干预机制。1994年我申报的题目“股份公司的股份控制机制与组织管理结构的理论与实证研究”(No．7490008)获得资助。这一项目的研究使我的理论研究从此偏离了市场营销而转向企业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虽然我的教学和企业咨询仍集中在市场营销领域。

在此项目研究过程中，我除了探讨公司治理相关问题外，还接触到西方学者研究企业与政府关系的大量文献，涉及下面的话题：商政关系(business-government relationship)，商业环境与企业战略(businessenvironment and Corporate strategy)，公司政治策略与行为(Corporatepolitical strategy and action)，公共关系与公司公共事务管理(public relationand Corporate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等。其中我发现，在中国也普遍存在着企业影响政府政策法规制定过程，谋求有利生存空间的企业政治策略与行为，但学者们很少研究。于是我申请的“市场法律制度在企业内部化的案例研究”(No．70141006)，“我国企业政治策略与行为及其对政企关系影响的理论研究”(No．70172032)得到批准。在后两个项目的研究中，我进一步发现，企业政治行为只不过是企业非市场行为(还包括环保行为和公益行为)的一种，企业在实际运作中必须将非市场行为与市场行为整合运用才能发挥真正效果。我进一步申请的“企业市场策略与非市场策略的整合模式研究”(No．70472058)获得批准。因为我获得了五项基金项目，因而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李若筠处长发表在《管理学报》(2007年1期)的一篇文章中，把我列为1992—2006年间全国获资助最多的15位学者之一。

此次出版的两本关于企业的政府公关专著主要源于上面提到的后两个项目中关于商政关系的研究成果。

在过去6年里，有五位博士生先后进行了商政关系相关领域的研究：张泳博士首先基于制度理论对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及其变迁进行了研究；高勇强博士基于西方理论基础对中国企业处理与政府关系的政治策略与行为的基本状况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卫武博士接着对公司政治行为及其有效性进行了大样本的实证研究；贺远琼博士在扩展的概念下对企业非市场策略与市场策略整合的模式进行了研究；高海涛博士对企业非市场行为的影响因素与规范和治理进行了研究。除了上述五位博士的直接研究外，其他研究生也进行过前期研究、相关研究或参与过讨论，他们是已毕业的博士云虹、张婧、常亚平、林媛媛、梁宏、韩睿、邵国良、窦彬、鲍盛祥、陈向军、戴鑫、熊小斌、王斌以及硕士杨辉、王爱武、黄国民、邬帼俊、邹鹏、刘晶、衣光喜、李金洋、盘远华等。

在这两本书的撰写过程中，高勇强和高海涛参与了撰写。除此以外，在读博士生赵宝春、魏文川、邓新明、樊帅和在读硕士生戴黎、赵颖娜、马昌义、孔旭升、王东、黄鑫、王隽、王娅妮、黄卉、王建民等都参与了资料的收集，特别是案例的收集、整理工作，实际上他们收集和整理的案例远比书中用到的多。

因此，这两本书的完成是团队持续研究的贡献和众多研究者智慧的共同结晶。

实际上这两本书的成书过程也经历了近两年的时间进行思路的调整。2005年初拿出的初稿是一本包括理论与实践两个部分的“企业政治策略的理论与实践”。从市场导向角度看，一些出版界的编辑朋友建议我们分拆成理论版与应用版两本书。理论版比较快就完成了，但应用版的撰写则因为要增加大量的实际案例和调整内容结构花去了较多时间，直到2007年3月才最后完稿。2007年2月初，我到印度开始一项由Ford Foundation下属的Asian Scholarship FoLidation资助的半年研究。在最初的一个月里，我一个人住在位于新德里附近Qurgaon市的Management Development Institute的招待所里，没有人打扰，也尽量不做其他事情，集中精力才将稿子完成。由此我感到，人到了40多岁以后，事情繁多，写书(不是编书)还真不容易。

当然，这两本书的完成除了作者们自己做的一点工作外，还要感谢很多人的贡献。

首先要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连续资助了我的研究工作，实际上，我作为一个普通学者的成长是伴随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不断资助实现的。除了上面列出的那些研究生外，还要感谢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中南财经大学的EMBA学员、华中科技大学和江西财经大学部分MBA学员以及我在企业界的众多朋友们，他们在我们的研究中接受了访问，参与的讨论和帮助回答了问卷。加拿大Montreal大学HEC商学院的Taieb Hafsi教授，新西兰Otago大学商学院的Malcolm Cone教授，Kim Fan教授是我在研究和论文方面的国际合作者，他们对本书相关的研究提出过宝贵意见。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的领导和教师们以及我所在的工商管理系的同事们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本书初稿完成后，武汉健民药业集团公司董事长鲍俊华、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昌旭、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张建君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杨斌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的’范宝群博士阅读了初稿，他们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就书稿的内容和形式都与我们进行了大量的沟通。我们向上述各方面的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要向我的合作者高勇强、高海涛和贺远琼的家人，以及我的家人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

田志龙

于华中科技大学

2007年3月

每个政府公务人员都希望尽力为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因此，了解企业的要求，尽力为企业拓展生存、成长空间就很有必要。从这个意义上讲，田志龙教授关于企业政府公关这两本书的出版恰到好处，对实际工作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王庆海博士

这两本书是企业政治战略领域中难得一见的好书，值得所有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认真读一下，思考在转型经济条件下我国企业的发展道路。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管理学教授

徐二明博士

田志龙教授致力于企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有十多年之久，是国内该领域少数权威的学者之一。这两本书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企业处理与政府关系的原则和策略，对企业处理与政府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国外运股份公司执行董事、总裁

张建卫博士

我向国内从事企业战略研究的学者、企业家推荐这两本书，它不仅是一套从事政治战略研究难得的参考书，它也为企业的社会行动提供了指南。

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张金隆教授

在处理与政府关系方面，我们企业界有很多的感触。看了田志龙教授等学者的这两本书，顿时有醍醐灌顶、豁然开朗的感觉。中国企业的高层领导人应该人手一册，这定能大大提升企业与政府沟通的效率，拓宽企业的生存空间，并促进企业与经济的发展。

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公司

刘希模董事长

嵌入特殊的转型经济与转型过程，客观上决定了中国企业的战略决策者必须用“一只眼睛看政府”，而用“另一只眼睛看市场”；必须用“一只手去抓政府”，而用“另一只手去抓市场”：必须用“一只手去拉政府”，而用“另一只手去推政府”。田志龙教授所领导的研究在揭示这样的“特色”和指导企业制定相应战略方面做出了理论和系统性的贡献。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战略管理学教授

蓝海林博士

企业与政府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两个力量，他们之问是一种合作的伙伴关系。企业处理好与政府间的关系对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两本书为中国企业破解与政府关系的难题提供了答案。

丝宝集团董事长

梁亮胜博士

田志龙教授的这两本书，具有很高的出版价值，体现了内容的新颖性、理论的扎实性和结构的合理性，是我国企业政治研究的一部奠基之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

陈小洪研究员

这是一套关于企业如何处理与政府关系的重要著作，企业的高级经理们会发现这两本书在处理与政府关系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

武汉钢铁股份公司副总经理

赵昌旭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