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很感谢北京大学校长、教育部、尚志学会，以及新学会，使我今天得以来此讲演、实是我国际的荣誉。
我这十六次讲演的题目是《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是关于人类共同生活的学说。诸位须知学说发生在后。正如人先会吃饭，然后有生理学、卫生学；先会说话，然后有修辞学、文法学、逻辑学。社会与政治的哲学亦然，人类先有制度、风俗、习惯，然后有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
人类有一种天性，遇到需要时自有一种动作去适应他的需要。例如饿了要吃、倦了要睡，久而久之，便成习惯了。但却从没有人发生过疑问，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这样了又如何？不但没有人发生过疑问，并且不许别人发生疑问。有许多志士往往对于制度、风俗、习惯、产生了疑问，以致牺牲了性命。历史上的证据很多，希腊的苏格拉底(Socrates，前469～前399)便是个最明显的证据。只因他喜欢发生疑问，人家便加他个妖言惑众引诱青年的罪名，把他毒死。这便是最初社会不喜欢学理的证据。
这样说来，思想和学说都是讨人厌的东西，大家便应从了制度、风俗、习惯走，如何还会有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产生呢？大概思想学说的由来，都在遇着困难的时候。譬如走路，遇了困难，才产生造舟车的思想。不但个人的思想如此，便是人类共同的思想，亦复如此，总要一切制度、风俗、习惯，到了一个时代，感觉不适，然后才有社会的思想与政治的思想产生。所以社会哲学的产生，_定是在社会有病的时候；政治哲学的产生，_定是在政治有病的时候。
从历史上看去，要是人的身体没有病，一定不会产生医学、生理学、解剖学。因为人的身体要遇了伤、染了病，所以才有医学、生理学、解剖学出现，社会政治亦然，必是人类共同的生活有了病，才有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试看历史上希腊哲学，也发生在纷乱征战的时候。要是希腊没有这种纷乱征战的情形，决不会有柏拉图(Plato，约前427～前347)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le，前384～前322)等的学说出现。我的意见如果不错，那么中国各种学说的产生，亦当如此。要是在老子、孔子的时代，中国的社会与政治没有病，也决不会有老子和孔子两大派的学说产生。
以上所讲的，不过是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产生的原因，现在要讲产生以后的影响。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既然因社会和政治有病，然后产生，那么究竟是种空言病状的诊书，还是种真能医病的药方呢？譬如汽机的汽，是呜呜然放出的，还是真能发动各种机械的呢？这一点是应当注意的，也是现在所应当讨论的。
我提出这个问题，是论学理与事实的关系如何，就是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对于实际的社会与政治，有什么影响。关于这个问题。有两派极端的学说。一是极端的理想派。这派认为学理对于实际有极大的影响，没有学理，便什么都没有。他们的缺点是忽略人类的习惯、自然的倾向和种种没有意识的行动。这是太理想的了。例如这次欧战，依这一派人说，以为都是两处学说冲突的结果。二是极端的唯物派。这派认为无论什么理想，都是物质的果，不是物质的因，学说不过是一种果。这一派的人无论批评什么，都应用唯物历史观的。他们注重生活状态、政治组织和经济上的利益，甚至某种美术也说是某种生活所产生的。
这回大战，依唯物历史观的一派看去，完全不是思想的冲突，而是物质上的冲突。德国在战前，物质发达已极，不得不向外发展，所以要争海上、商业、殖民地等霸权。就是英国方面，也有许多物质上的动机。这固是不错，但依这～派说来，简直完全是物质的，一切哲学宗教都是物质所生的结果，甚至于正义人道文化等好听的名词，据他们说来，都是资本家和军阀造出来哄人，做保护自己物质的器具，这也太过了。我提出这两派相反的学说来，并不是想批评他们，不过略为研究，好引起第三派的学说来。第三派的学说是最公平的。大概思想学说最初产生的时候，都是果，而非因，但产生以后，它又变做因了。思想学说很像漏斗一般，漏了什么东西到什么地方去，便和什么东西发生关系。思想学说一经传布到人，人有模仿、崇拜的心理。在这里，人是果，传到那人时又变因了。我们对于思想学说在社会上政治上要它产生什么影响，所产生的影响怎样是好，怎样是坏，这是我们要讨论的。
思想产生以后，第一种功用是把流动的变为凝固的，暂时的变为永久的。如有一件变迁不定、一瞥即过的事实，把它抽象地提出来，变成一种学说，便凝固了，永久了。这个关系，实在太大，往往会引出危险。如罗马旧教把亚里士多德的学说采纳为正宗哲学，便是一例。又如东方孔子的学说，一经许多儒家的阐述，经两千年相续到今，也可想见这种功用的厉害了。
第二种功用便是在最危急的时候，可以维持许多人的信仰，去做很重大的事。例如这次欧战，只把自由、正义：公理战胜强权，几个名词可以使多数人去开战。这可证明唯物历史观一派的错误，若说这是资本家军阀所利用的，那么我要问他们为什么要造这些空名词，这些空名词又怎样能号召人去打仗呢？于此可见学说的势力，也可见人类的动作，不单是物质的动机。
以上所讲的两种功用，不单是好的学理有，便是坏的学理也有，不过好坏的效果不同罢了。我们现在先讨论从前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派别，然后再讨论现在是否有一种新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需要。
大抵这种派别，与人类性格的分类很相近，不外激进和保守两派，激进派不满于现在的社会政治，往往想把它根本推翻，另造一个乌托邦。
这一派对于现代社会政治，简直不睬，另有超于现在的社会政治。从历史上看去，这一派往往在先，保守一派往往在后。例如希腊，先有柏拉图，后有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先不承认当代的制度，自己想出个“共和国”来做他的乌托邦，然后有亚里士多德的保守论。又如中国，先有老子的哲学，后有孔子的哲学。老子不满足于当代制度，要去破坏它，另造个乌托邦，他的乌托邦是小国寡民，想必诸位早已经知道了。
第一派的学说不承认现代制度，要求理想的制度，所以注重个^_个人的自由、个人的良知、个人的本体；第二派也不是满意于现代制度，不过以为现代制度不是完全不好，它本身也自有它的道理，后人没有照着它做，所以坏了，我们只要去找出它原来的道理来改正或改良现制度便好了，所以趋于保守。
两派的区别，大概第一派主张抛弃现行制度，另创乌托邦，第二派主张探求现行制度本身的道理，第一派注重个人的反省，第二派注重研究和考察。自从有了这两大派的学说，社会和政治事实，都受了影响，有许多人才，都是因此产生的，所以我们不可不注意。
历史上固然有许多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派别，但是大概只有上述的两大派。我形容这两派学说，不免说得过火一点。我的目的，是要说出社会政治的背景。因为人类有一种通病，不是过便是不及，前几千年的人类，都吃了这两种无端的亏。人类的生活，不是完全推翻就可以解决的，也不是完全保守就可以解决的。人类的责任，是在某种时间、某种环境，去寻出某种解决方法来，就是随时随地去找出具体的方法来应付具体的问题。这便是第三者的哲学。
上述两派，同犯一病，便是要“根本解决”。一派极端的什么都不要，可惜天上不会掉下个乌托邦来，所以他们流于无为。一派极端以为什么都有理，只要还到本身的道理去，可惜办不到。这两派虽各走极端，所犯的病却一样。
怎样可以使人类的智慧，指挥监督他的动作，应付一时间、一环境的问题，便是现在要讲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
P2-5
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这样大。
——胡适
杜威不仅对同他密切交往过的那些学者，而且对中国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由衷的敬佩。中国仍然是杜威所深切关心的国家，仅次于他自己的国家。
——简·杜威
如果要谈曾经对人类世界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思想家们，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一定会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杜威先生作为实用主义哲学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创始人，不仅在现代西方哲学史和教育史上占l有相当的位置，对中国来说，更有其特殊的意义。
杜威于1859年10月20日出生在美国佛蒙特州的小镇伯灵顿。他的父亲是镇上的小杂货商，人缘不错，也能赚些小钱，但是对孩子的教育却并不上心。杜威的母亲出身于佛蒙特州的望族，受家庭影响，她对孩子的将来抱有厚望，期望他们能得到社会的尊敬，因此格外注重他们的教育。杜威家的两个儿子果然没有辜负母亲寄予的众望，一个成了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一个成了饮誉世界的大思想家。
少年时代的杜威对中小学课本中枯燥无味的知识完全没有兴趣，倒是课堂之外的零工和劳动让他受到很多教益。不难想象，这些经历都构成了他将来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思想的基础。
杜威16岁进入佛蒙特大学，1879年大学毕业，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1882年进入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在霍普金斯大学，杜威学到了皮尔士的逻辑学，霍尔的实验心理学，最重要的是黑格尔的哲学，使杜威成为了新黑格尔主义的信徒。1884#，杜威获得了霍普金斯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经由教授提携，得到了密执安大学哲学讲师的职位。此后一直到1894年，他才从密执安大学辞职，受聘担任芝加哥大学哲学教授，并出任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系的系主任。他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整整10年，开始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哲学思想，同时也开始了自己的教育实验活动，并致力于美国的教育改革实践，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杜威这一时期的教育理论著作主要有《我的教育信条》(1897)、《学校与社会》(1899)、《儿童与课程》(1902)等，这些是他实用主义教学思想体系形成的肇端。1904年，由于同校长的矛盾，杜威辞去了芝加哥大学的职务，来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在这段时期，他放弃了把自己的教育思想付诸实践的实验5-作，转而把重点放在了教育原理的阐发中。1916年出版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成为他的哲学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很多教育界同仁赞叹这本书所反映出来的教育思想唯有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卢梭的《爱弥尔》堪与媲美，说它们分别代表了世界教育史上的三个阶段。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后期，杜威先后到日本(1919)、中国(1919～1921)、土耳其(1924)、墨西哥(1926)、苏联(1928)等国进行了讲学访问。这一系列讲学活动使他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在这些国家得到了深入的传播。1930年，杜威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此后仍然笔耕不辍，发表了很多重要论著。1952年，杜威在纽约去世，享年93岁。
在世界所有的国家当中，除了美国之外，杜威的思想在中国产生的影响是最大的。在他访问讲学的几个国家中，杜威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最长，他的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出版量也最多。但是，不得不说明的是，杜威的中国之行却是一次偶然，因为当初他并没有把中国列在远东之行的计划内。在来中国之前，杜威正在日本讲学，期间接到了当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得意门生胡适教授的来信，邀请他到中国讲学。当时在日本的蒋梦麟、郭秉文等人和胡适联系之后，登门拜访了杜威夫妇，并以北京大学、新学会、尚志学会、中国公学的名义，向杜威发出正式邀请。1919年4月30H，杜威终于由日本乘船抵达上海，开始了在中国的访问讲学活动。
没有想到的是，仅在三天之后，“五四运动”爆发了。杜威目睹了学生游行示威、抗议军阀政府的场面，也目睹了社会各界人士对学生的同情和支持。他震惊而又感慨地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从某些方面说来，他们比我们有更多的民主……当舆论像这样真正表达出来时，它却有着显著的影响。”杜威因此开始关注当时中国发生的事情，所以当学生们希望他能在中国多待一些日子时，他非常高兴地同意了，并向哥伦比亚大学告假一年，后来又续假一年，直到1921年7月11日才离开中国。杜威的中国之行持续了两年零两个月之久。
在华期间，杜威访问考察过辽宁、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湖北、湖南等11个省和北京、上海两市，还受聘于北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一年。在他的学生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的安排下，杜威还到各地去讲演，其中比较系统的是在北京大学所作的“五大讲演”和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所作的讲演。
杜威讲演的内容涉及很多方面，其中包括16次关于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讲演，16次关于教育哲学的讲演，15次关于伦理学的讲演，3次关于现代三大哲学家的讲演，此外还有关于哲学思想派别、现代教育趋势、美国民主发展、实验逻辑的系列讲演，等等。胡适等人曾多次担任讲演的翻译。这些讲演的内容，都迅速在各种报纸杂志上刊登出来，一时间，中国广大学者学子竟相传阅。仅杜威在华期间，他的“五大讲演”就已经印了10次，每次印数一万册。由此可见，杜威的讲演在当时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
胡适、陶行知、蒋梦麟、郭秉文等在中国教育界颇有影响的人物，都曾是杜威的学生。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教育实践，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杜威思想的影响，有的甚至以杜威思想为指导。杜威思想在旧中国的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影响相当深广，这与杜威中国之行有很大关系。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这样大。”
在影响着中国的同时，中国也对杜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女儿在《杜威传》中这样写道：“杜威不仅对同他密切交往过的那些学者，而且对中国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由衷的敬佩。中国仍然是杜威所深切关心的国家，仅次于他自己的国家。”
可以说，杜威的思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影响着中国的思想文化界，特别是他的教育学说，对中国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的影响极为深远。毫不夸张地说，他的很多思想，即使在当今中国，也仍然有着振聋发聩的力量。
此外，本书个别言论，如35页中“但是我们只承认它为英国的一部分，而不承认它是个国家”为时代的局面所致，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编者不作改动。
杜威先生作为实用主义哲学最具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创始人，不仅在现代西方哲学史和教育史上占l有相当的位置，对中国来说，更有其特殊的意义。在华期间，杜威访问考察过辽宁、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湖北、湖南等11个省和北京、上海两市，还受聘于北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一年。其中比较系统的是在北京大学所作的“五大讲演”和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所作的讲演。
杜威讲演的内容涉及很多方面，其中包括16次关于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讲演，16次关于教育哲学的讲演，15次关于伦理学的讲演，3次关于现代三大哲学家的讲演，此外还有关于哲学思想派别、现代教育趋势、美国民主发展、实验逻辑的系列讲演，等等。胡适等人曾多次担任讲演的翻译。这些讲演的内容，都迅速在各种报纸杂志上刊登出来，一时间，中国广大学者学子竟相传阅。
本书收录了杜威来华时五次著名的演讲，分别是《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之派别》、《现代的三个哲学家》和《伦理讲演纪略》。
本书收录了杜威来华时五次著名的演讲，分别是《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之派别》、《现代的三个哲学家》和《伦理讲演纪略》。在附录中还收录了杜威夫人爱丽司·齐泊门的一篇演讲《初等教育》。这些演讲发表于20世纪一二十年代，至今已约百年。在20世纪初中国严厉批判实用主义后，而今再来重读这位实用主义创始人的思想，不禁叹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