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金梅先生，研究孙犁作品四十多年，并亲炙其教诲。对孙犁的读书生活，他既在高处观察，又在近处打量，举重若轻，举轻若重，记录了其买书、谤书、理书、品书的酸甜苦辣，打开了孙犁精神世界的千门万户。

本书有温情的发现，有入骨的诠释，有真实的描摹，让人或会心一笑，或掩卷长思，或感慨万分，五味盒倾矣!

孙犁，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其清新、隽永的篇什，沉郁、凝重的文字，折射出社会春秋之变，历史阴阳之旅，堪为不谢的芳菲。

在孙犁漫长的一生中，教学、编辑、写作是其从事的三个主要职业，除了十年浩劫中的一段时间，他无时不与书籍相伴。他不单是风格异秉的文学大家，更是道地的读书人，涉猎之广，浸淫之深，姿态之异，尤值来者浓圈密点。可以说，他的一生，是嗜书、读书的一生。

本书作者金梅先生，研究孙犁作品四十余载，并亲炙其教诲。对孙犁的读书生活，他既在高处观察，又在近处打量，举重若轻，举轻若重，记录了其买书、谤书、理书、品书的酸甜苦辣，打开了孙犁精神世界的千门万户。

本书有温情的发现，有入骨的诠释，有真实的描摹，让人或会心一笑，或掩卷长思，或感慨万分，五味盒倾矣!

序

小引

一 书缘之始：启蒙时期的阅读

1．来自历史悠久的穷乡僻壤

2．民间艺术的感染

3．第一次借读《红楼梦》

4．开始阅读新文学作品

二 多方修业：追求探索时期的阅读

1．在古城的六年苦读

2．初试笔锋

3．苦闷迷茫中的精神支柱

三 学以致用：战争时期的阅读与写作

1．用知识投入抗战的行列

2．编辑生涯的开始

3．参加抗战给了他一个文学上的机会

4．“野味读书”

四 广事购求：想当藏书家的愿望

1．阅读兴趣的转移

2．沉潜于古籍的搜求之中

3．多方涉猎

五 装书遣怀：非常时期悲愤之情的独特表现

1．“书之遇，亦如人之遇”

2．“能安身心。其唯书乎!”

3．“渐露生机”之迹象

六 别样阅读：扶持新人新作的园丁

1．为他人作嫁衣裳 

2．以培养作者为本的编辑理念

3．“再去寻找新的青年作者”

七 直面文坛：关注新时期文学走向的阅读

1．热情赞扬与推介新人新作

2．坚守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

3．维护文学的纯正性

八 温故知新：艺术和人生体悟的升华

1．远近之间的文学与现实生活和现实政治

2．作家的生长和发展规律

3．作品的艺术生命力来自何处

九 取法乎上：高标准的阅读方式

1．耄耋之年“故习”未改

2．“读书首先要知道爱书”

3．高屋建瓴式的阅读

4．作家要有自己的师承系统

附录：如何阅读孙犁的晚年

2.民间艺术的感染

现在回到孙犁与书的关系上来。

孙犁与书的关系，开始于听人讲说评书(也叫平话)《三侠五义》和人鼓书《呼家将》等故事。幼年听说书时的情形，在他的义章《童年漫忆·听说书》中，有过具体的描述。

孙犁家所在的那条街上，有好几户人家，是长年去山西做小生意的。这些外出的人，春节也不回家，因为那时正是生意兴隆的季节。他们大多在春秋农忙时回来，为的是帮助家中收割和播种。其中有一个孙犁叫他德胜大伯的，当时有四十上下的年纪，他能说书。遇上夏秋之间农活稍闲的时候，人们在吃过晚饭之后，就会聚集到碾盘旁边纳凉休闲。一家大梢门两旁，有两个柳木门墩，德胜大伯常常被大家推请坐在一个门墩上面，给大家讲说《三侠五义》等故事。而另一个门墩，照例是留给年纪大、辈分高的人坐的，轮不到年青人和年幼如孙犁似的小孩子们去占领的。在孙犁的印象中，德胜大伯的评书，讲得很好，像专业艺人一样，不只故事记得很清楚完整，说得也很熟练。他是做小生意的，不会有时间，也舍不得专门花钱到娱乐场所去拜师学艺。按照孙犁的推想，德胜大伯的评书可能是这样学来的：他长年住在小旅馆里，同住的，干什么的人都有，夜晚没事，也许会请能说书的人，免费说上一两段，为远离家乡、长年在外的人消愁解闷。日子长了，德胜大伯也就记住了全书的人物、故事情节和各个细节，也学会了讲说的技艺。

在《童年漫忆。听说书》中，孙犁还生动地记述了他幼年时，听专业或半专业半业余的民间艺人说书的情形。较为常见的是，麦秋过后，这些艺人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以车后架做鼓架。他们大多在街头说唱快书，只用鼓板，不用弦子。只说小段，不说整本。有的自己专事说书，说完之后，由热心的经管人，代他们敛些新打下的粮食，作为报酬。有的兼做小买卖，在说唱中间，则由经管人代他们在人群中，主要是在妇女中，为他们兜售一些针头线脑等小物件。等售完了预先准备的那些东西，他们就骑着车子赶往别的村子，说唱卖货去了。

最令孙犁难忘的，是在一年秋后，村里来了推着一车羊毛的兄弟三人，以说书招徕顾客，做擀毡条的生意。第一个晚上，就在街头说了起来。老大弹弦，老二说《呼家将》。村中的一些老书迷们，对兄弟俩的说唱技艺，赞赏不已，说是真正的西河人鼓，言调韵味纯正极了。既然能有这样的艺术享受，书迷们便自告奋勇地去各家各户做动员，为他们招揽生意。就这样，兄弟三人在村子里连续说唱了三四个月。眼看天气越来越冷了，村里要擀毡条的，都已经擀完了。但直到这时，书中呼延庆的擂，硬是没有打成。孙犁绘声绘色地写道：“每天晚上预告，明天就可以打擂了，第二天晚上，书中又出了岔子，还是打不成。人们盼呀，盼呀，大人孩子都在盼。村里娶儿聘妇要擀毡条的主，也差不多都擀了。几个老书迷，还在四处动员：‘擀一条吧，冬天铺在炕上多暖和呀!再说，你不擀毡条，呼延庆也打不了擂呀!’直到腊月二十老几，弟兄三个看着这村里实在也没有生意可做了，才结束了《呼家将》。”孙犁风趣地说：“他们这部长篇，如果整理出版，我想一定也有两块大砖头那么厚吧。”

在旧中国，像孙犁家乡那样的农村，文化生活是很贫乏的，与书有关的文化就更少了。要说与书有些关系的，除了说评书《三侠五义》，说唱大鼓书《呼家将》等一类活动，就是“吊挂”了。所谓“吊挂”，是一种用彩色绘制在粉底白布上的连环画，有人物，有山水车马，有故事情节。故事多取自《三国演义》、《封神演义》、《五代残唐》、《杨家将》等通俗小说。画法与庙宇中的壁画相似，形式则和年画上的连环画一样。每幅一尺多宽，二尺多长，下面作牙旗状。每四幅为一组，用绳子串挂排列于长街。看了“吊挂”上的连环画，可以增长一些历史文化知识。只是“吊挂”只在春节期间挂出，平常收藏在家庙里面，不能随便拿出来观赏。还有，能阅读《三国演义》等古书的人，才能看懂“吊挂”上的故事。如此看来，孙犁也是在上了小学之后，才仔细地看过与书籍内容相关的“吊挂”吧。

3.第一次借读《红楼梦》

1919年，孙犁6岁时进入本村小学读书。农村小学校的设备是很简陋的，不过是借。家闲院，两间泥房做教室。实行的又是复式教学，一个先生要教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四个班学生。孙犁除了上小学，冬季时，还要上夜学。父亲为他买了一盏煤油灯。孙犁后来回忆说：“放学路上，提灯甚乐。”(《自编纪年》)孙犁家每年请先生两次。席间，他叔叔总是嘱咐老师，不要打他的侄子，因为他有病。有病，就是指前面提到过的孙犁患有惊风疾。他这种病，直到7岁以后，每年清明节这一天，由他叔叔带着，到三十里外的伍仁桥一户人家，用针刺手腕，连续三年，才治愈。

孙犁上的是国民小学，学的是新学制的课本，不再读“四书”“五经”和文言了。但当时在农村中所接触的，例如政府文告、春节门联、婚丧应酬等文字，还都是文言，很少白话文。就是说，在“五四”以后，在一定的场合，还需要学会应用文言文。孙犁接触的第一篇古文，是他家的私乘。他的父亲，在经营了多年商业、家境有所好转以后，决心要为祖父立块碑。他请一位进士写了一篇碑文，并把这篇碑文交给小学的先生，要他教会孙犁阅读，以准备在立碑仪式上，叫他在碑前朗诵。孙犁父亲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在他心目中，这“不只有光宗耀祖的虔诚，还有教子成材的希望”。70多年后，孙犁在《与友人论学习古文》一文中回忆彼时彼地的情景时说：“我记得先生每天在课后教我念，完全是生吞活剥，我也背得很熟，在我们家庭的那次大典上，据反映我读得还不错。那时我只有十岁，这篇碑文的内容，已经完全不记得……但是，那些之乎者也，那些抑扬顿挫，那些起承转合，那些空洞的颂扬之词，好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孙犁从识字开始，就有逛书摊的喜好。他晚年梦境中常常出现的一种景象是：“在小镇的长街上，有很多卖农具的，卖吃食的，其中偶尔有卖旧书的摊贩。或者，在杂乱放在地下的旧货中间，有几本书，它们对我最富有诱惑的力量。”在《书的梦》中孙犁说：“这是因为，在童年时代，常常在集市或庙会上，去光顾那些出售小书的摊贩。他们出卖各种石印的小说、唱本。”有时，在戏台附近的地摊上，还会遇到可以白白拿走的宣传耶稣教义的各种圣徒小传。对于这类书，孙犁是没有什么兴趣的。其中也有对他最具诱惑力的书，像小说《封神演义》、《红楼梦》等，但买这样一本即便是最普及的本子，也要花一两天的饭食之需。而孙犁当时的家境，虽已富裕了一些，也还是不能轻易购买的。那时他上学的课本，有的还是他母亲求人抄写的呢。

在孙犁幼年的那个时代，在他的家乡东辽城村，有书的人家几乎没有，能读书的农民也很少。他们不愿意，也没有条件去买去读那些“闲书”。在村子里，存有几本书的，是东、西头刘姓人家。他先是向西头刘家借了一部《封神演义》，读完了，又向东头刘家借了一部《金玉缘》，也就是《红楼梦》。

东头刘家有兄弟四人，三个因生活所迫在少年时就下了关东，只有老大留下来，娶了一房童养媳，算是成了一个家。老二老三最终没能回来。老四叫四喜，论乡亲辈，孙犁叫他四喜叔。四喜叔高高的个子，穿着黑布长衫，走起路来有些“蛇摇担晃”。这种走路姿势，常常成为大人们告诫孩子的教材，说是像四喜那种没有根柢的走法，将来是吃不上饭的。但孙犁对四喜叔的印象很好，曾这样描写过他：四喜叔性格开朗，行为洒脱。他从东头到西头，扬长地走在大街上，说句笑话，往往惹得那些嫂子辈的人，骂他“贼兔子”，他就越发高兴起来。他对孩子们尤其和气。有时坐在他家旷荡的院子里，拉着板胡，唱一段清扬悦耳的梆子，孩子们听起来很是入迷。四喜叔知道年近10岁的孙犁爱看书，就把一部《金玉缘》借给了他。

四喜叔的刀功非凡。每逢集市，用他那把锋利明快的切肉刀，帮人家卖肉。孙犁见过四喜叔彼时彼地的神采，令他赞叹不已：四喜叔站在卖肉的车子旁边，那把刀，在他手中熟练而敏捷地摇动着，那煮熟的牛肉、马肉或驴肉，切出来是那样地薄，就像木匠手下的刨花一样，飞起来，并有规律地落在又厚又大的圆形肉案子的边缘。这样，他给顾客们装进烧饼的时候，既出色，又非常方便。他是远近闻名的“飞刀刘四”。他在工作的当儿，那高大的身材，在顾客的层层包围下，顾盼自若，意气洋洋，虽说是英雄落魄，但暂时有了用武之地，“飞刀刘四”不乏庖丁解牛般的神色气度，确实令人向往。所以孙犁说，如果一个人能永远像“飞刀刘四”，在那样一种工作状态中存在，“岂不是很有意义，也很光荣?”但“飞刀刘四”的结局是很令人痛惜的。一次，他在帮人卖肉之后，喝醉了酒，在回家的路上，用刀逼着一个相识的人把自行车给他，不然，说要砍了人家。那人留下车子后去报了案。县长不分青红皂白，把他抓去就枪毙了。孙犁对第一个借给他《红楼梦》的四喜叔，始终不能忘怀，对他的人生悲剧，充满了沉痛之感。当他在息影二十多年后复出文坛时，在最初写作的几篇散文中，《童年漫忆。第一个借给我<红楼梦>的人》写的就是以上所介绍的内容。在文章末了，他由四喜叔借给他《红楼梦》，引出了对书与人生命运关系的思考：“他那部《金玉缘》，当然也就没有了下落。看起来，是生活决定着他的命运，而不是书。而在我的童年时代，是和小小的书本同时，痛苦地看到了严酷的生活本身。”

读书总是和写字或者写文章连在一起的。在孙犁的幼年时代，写字还得用毛笔，用毛笔就得用砚台，或者用墨盒。用墨盒，里面最好铺上一层丝绵。要有丝绵，就得养蚕。不少孩子是喜欢养蚕的。但孙犁家乡桑树很少，只是在两家田地中间，有时种上一棵野桑，叫做桑坡，作为地界。尽管这种野桑很难生长，因为它的根，往往被犁铧铲断。但只要它不死，到了春天，就会发出一些铜钱大小的桑叶。这些桑叶，成了孩子们争夺的对象。桑坡上的枝条剥光了，只好用榆叶去喂蚕。但蚕不爱吃榆叶，能活下来的，到末了，也只能有气无力地吐出一点点丝来。和孙犁一起养蚕的，是一个和他很合得来的远房妹妹。他俩养的蚕，都只能吐出一点薄薄的丝绵。堂妹答应他，她的蚕吐的丝绵，也铺在他的墨盒里。堂妹不读书不识字，但她知道，墨多一些，可以多写字，而写好了字，写好了文章，就会有锦绣前程。孙犁在《蚕桑之事》中说，他们的丝绵总装不满盒，而他在12岁时，就离开了家乡。

P4-9

《寂寞中的愉悦》即将出版，这是金梅的第十五本书，一本叙述孙犁一生阅读之路的传记。他嘱我写序，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不料真动笔，却心底起浪，一时不知由哪说起。

屈指算来，认识金梅时，他四十几岁，我不到三十。交往延续至今，未曾有过间断。通常说，人与人之间，相识容易相知难，而最初的接触，往往奠定日后往来的基调。

记得第一回去《新港》编辑部，因这里曾是颇有影响的文学要塞，不免胆怯。走进新华路上的老洋楼，踮脚前行，木地板仍被踩出嘎嘎的声响。我要找的编辑不在，初次见面的金梅，看罢我送上的一篇杂文，点头说好，将稿留下。告别时，我拜托他将稿子转交那位熟人。他神色依然，“可以可以”地应着，并送我下楼。

事后才晓得，金梅是刊物负责人之一，杂文终审就归他。、但他丝毫不在意陌生作者的“目中无人”，很快将稿子发了出来。

两年后，我从部队转业到《新港》，与金梅做了同事。方知金梅是上海人，曾就读北大中文系。那时编辑部实行坐班制，所有人几乎朝夕相处。便见金梅每天埋头做着两件事，上班读别人的稿，下班写自己的书。他的学养，他的责任心，他的刻苦精神，皆受到众人认可和尊敬。时间长了，慢慢知道，金梅性格内向，无关之事从不参与。突然有一次，他却表现出很强的主见，令人十分意外。当时一位同事申请入党，受父亲牵累，久拖无果。其父于抗战中中弹身亡，一说遭日本人射杀，一说被八路军击毙。夺命的子弹虽只一枚，可由谁射出，性质迥异。因岁月久远，想弄清枪手面目，事实上已无可能。如此难题，使该同事几乎绝望，与人谈心常至哽咽。其境况，令人同情却无奈。这时唯有金梅，站出来替他说话，又恰逢政治气氛开始改善，此君终于了却夙愿。20多年过去，金梅仗义执言的神态，仍历历在目。

绝大多数时候，金梅都过着平静的日子。但他并未身处真空，文坛上一些闲言碎语，非他所愿，时来做无聊的造访。他多当耳旁风，误会任其误会，闲言任其闲言，一味地独善其身。走进他素朴的家中，给入印象深的，是书房里四壁旧书，满架满柜，泛出一种特殊的黄，似乎映衬出金梅读书岁月的沧桑，这很容易叫人受到感染，超越你长我短的计较，平息心中过分的欲念。

熟悉他的朋友，无不信服金梅做学问，跟他做人一样平静。中国现代文学这一块，他静心修行，体会尤多。20世纪80年代初期，上海文艺出版社异军突起，以重视出版现代文学学术专著闻名于学界。光是有关叶圣陶研究的书稿，该社就收到数部，可谓群芳争艳。金梅写的三十万字的《论叶圣陶的文学创作》最终脱颖而出，绝非侥幸，自有与他人不同处。金梅治学，毫不夸张，是称得起“筚路蓝缕”的。而时下的文论圈中，这四字已日渐贬值，随处招摇，成为急功近利之徒相互奉承的礼品。

在当代文学批评领域，区别于众多活跃分子，金梅颇有独到的收获。前者属于追踪型评家，几乎是创作前脚走，评论后脚撵，刚看个开头，或只读个结尾，便洋洋洒洒，点评得有板有眼。其中拔尖角色，仅据一个书名，就敢宣告“震撼”之作问世。此类鼓手，长袖善舞于文坛，人气指数如春节前后的火车站。然热闹归热闹，其致命伤却是胎中带来。季节一过，风向变易，倡导已不再是最初那个倡导，时兴已不再是先前那个时兴。即使有机会结集出书，翻检旧作，已多悖时宜矣。而金梅属于学问型评家，单看他评说的对象，肯定不是谁红去追谁，即使偶或撰写应邀的时文，也会表现出别一番品相。二者的区别，表面看隔着一层纸，究其实差着几重山。金梅前后曾花四五年时间，与二十多位作家通信谈创作。作家个个实力派，但人人回函不敷衍。每组通信探讨艺术规律，解剖写作实际，良友诤友，列优指谬，全然不见廉价的吹捧与高蹈的忽悠。通信合集《文学奥秘的探寻》出版后，遍获好评。多年后再读此书，丝毫不觉年代的隔膜，仍处处窥见其真知灼见。金梅这般佳构频出的高效状态，望尘者多，超越者少，为人称道，亦引入嫉羡。

1988年年初开始，金梅遇尴尬，前后一两年。像他那样处逆境而安之泰然，文人通常是不易做到的。但见金梅不声不响，沉穗如常。两年多过去，拿出一部甚有分量的《傅雷传》。傅雷是他老乡，为傅作传，已存念多年，惜无时间。今日赋闲，虽属歪打正=着，但得到的成全实实在在，内心里感激都来不及，哪还说得出一个“怨”字。这本书很快由南方一家出版社出版，细水长流地卖着，数年间不知加印了多少回。奇怪的是，该书责编每次来信都诉苦，说书积压库中，上司不悦，弄得他如何狼狈之类。但更奇怪的是，这本书一边“积压”着，又一边加印着。我们知道后都不平，建议他与这种伙伴快分手。金梅却并不真生气，始终容忍着对方的抱怨与加印，也连同容忍着每次再版后的一点点“印数”稿酬。

历经数十载学术生涯，金梅与孙犁研究结下不解之缘。他学习孙犁，研究孙犁，撰写或选编与孙犁直接相关的专著，已有五六部出版。据我所知，多年间孙犁凡有选购书刊、查找资料的琐事找他，他必是有求即应，及时办妥，故而他与孙犁的个人情谊甚好。但遍寻金梅的文章，你根本闻不出“我的朋友胡适之”一类味道。他是他，孙犁是孙犁，尽管熟稔，却从不炫示热络，从不借以参照，这是颇为难能可贵的。

曾有一段时间，一群热心者树孙犁为旗，划冀中为圆，幻化出一个“荷花淀派”。其做法附会，显而易见。大凡作家的归类，须遵循内在逻辑，经历、观念及其题材、风格等，必是不可或缺的要件。孙犁的非凡不容置疑，但一位孙犁，焉能成派?搜寻孙犁之外，有谁悟得孙犁的韵味，又有谁识得孙犁的气象?仅仅东施效颦，描画一二村妇、三五芦苇、八九荷花，便认定为孙犁麾下，岂不牵天下之大强也。唯文学之事，独一无二的才值钱，流派愈多愈好，同伙愈少愈妙；每个写手都成为异于他者的孤家寡人，则更是妙上加好。纵观“荷花淀派”的营造过程，听不到金梅什么声音，孙犁本人也未见得领情。细想想，这是绝非偶然的巧合。

金梅不善交际，但对于别人所托，从来都上心去做。这么多年，我时常有事麻烦他，总获他倾力相帮。唯有一事，让金梅为难，没有办成。我在天津多年，不曾见过孙犁，老以为反正同居一城，迟早都有机会。后来听说孙犁患病，才萌生急迫，请求金梅引见。但因孙犁病情反复，一直未得探视。2002年春节前的一天，在总医院高干病区，随单位慰问小组，我终于走近孙犁病榻。是时老人已少神智，令我久久注视，鼻子发酸，生出无数感伤。

孙犁去世，给金梅沉重一击，茶饭不思，恍惚多日。一个艳阳天，他打开《孙犁文集》，开始逐篇重温。读书竟有先难料到的结果，他发现，自己对忘年之友孙犁的仰慕之情，对老师孙犁的敬畏之心，丝毫未随孙犁的辞世而平息。接着的念头是，趁着精力允许，再写一本书，继续解读总也体味不尽的孙犁。有一天，我去看他，他说起新书的构思：“而今传记少变化，我想做点尝试，写孙犁，基本不涉及他的创作，主要记叙他的读书，从小时到去世，贯穿一生。”听他如此一讲，我知道此事绝非轻而易举，付出昂贵的心血成本将在所难免。但金梅既然已将图纸设计出来，工程的竣工自是可以期待。于是，我仿佛看到了这本书的模样：角度的新颖是一定的，资料的丰富是一定的，内容的可读是一定的，对孙犁研究的独特建树，也必然是一定的。

去年春末某日，金梅电话告我，他的眼疾加重，需动手术，言语中不胜其烦。对他来说，读了几十年的书，写了几十年的字，靠的就是这双眼。而今眼睛出毛病，打破的是他几十年的生存秩序，其内心惆怅可想而知。他尤其悲观的是：耽搁下去，为孙犁写传怕是完成无望了。  谁也不曾想到，经过手术，金梅的眼疾基本得以康复，这真叫老天有眼。新著未完的一多半篇幅，也补写得出奇顺手。有这圆满的结果，朋友们都真诚地替他高兴。

金梅接近、学习、研究孙犁的时间，往回可以直推四十多年。其时孙犁尚无后来的声望，由此可见金梅与世故、功利无缘。仅从这点上说，这本书值得信赖，值得阅读，值得收藏，值得推荐。

2006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