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哲人说过这么一句话：两个快乐的女人交谈时，她们什么也没说，一个孤独的女人自语时，她说出了一切，这句话如何跟创作沾边，有悟性的人的一看就明白。

“当代名家”《曹乃谦自述人生》为你讲述人生体味、亲情日记、生活感悟、警官手记、创作乱弹。

我是个眼睛看不见泰山，耳朵听不见鸣雷的小人物；我是个心里头只装着柴米油盐。脑子里只想着吃喝拉撇的小老百姓；我是个少见多怪的乡巴佬，村香瓜；我是个胸中无大志，心中无大事的小市民。我的所谓的最深的感受。也仅仅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

我相信卅界上有缘分这种东西的存在。

我也相信，无论谁，他有生以来做了什么和没做什么，命运早就给他安排好了。包括他该去奋斗还是不该去奋斗在内，也包括奋斗的结果如何，早就给安排好了。

序言

人生体味

 对象们

 儿子的忏悔

 黑色的回忆

 好日子

 回忆我的父亲

 好一个李锐

 三哥

 我与陈姓的缘分

亲情日记

 丁丁日记

 侍母日记

生活感悟

 快乐围棋

 梦中的风铃

 你变成狐子我变成狼

 妻子节

 我与瘫痪的一次零距离接触

 香港的月亮真圆

 总管

警官手记

 板鸽

 女孩

 扫院老汉武师傅

 杀人

 “我是警察！”

 五只羊和一条狼的故事

 永久的怀念

创作乱弹

 说说《佛的孤独》

 为《寂静的月夜》而作

 台湾版《温家窑风景》自序

 小说创作谈（一）

 小说创作谈（二）

 小说创作谈（三）

 答记者问

后记

1968年的8月，我高中一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在大同矿务局红九矿当井下装煤工。下了三个月井后，我被抽到矿宣传队排练文艺节目，向全矿职工宣传毛泽东思想。

下井的那几个月中，一到休息日我就进城回家，为的是让我妈妈看看我，看看我没让顶板落下的磷皮压住，没让偏帮煤砸着，没让煤车碰伤。一句话，我没出了工伤，胳膊腿儿都在，还活着。

自到了宣传队后，我妈就把原来的那颗整天为我悬着的心放下来，不再怕我在井下出事故了。再说宣传队的领导想赶趁着往出排一套晚会，不让我们休息，这样，我就很少进城回家。

那天上午的十点多我接到个电话，是相世表哥打来的，口气很冲地责问我为啥老不回家，说你妈不放心你。我问说你咋知道我妈不放心我，他说你妈现在就在我家。我很纳闷儿，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心想着我妈怎么会到了他家。他听出我不相信，说一会儿你过来就知道了。

相世表哥和我妈是一个村的人，叫我妈姑姑，但不是亲姑姑，是那种隔了很远的姑姑。但他老去我家，就认开了。我知道他也是我们红九矿的工人，但我从没去过他家，他教给我咋走咋走，可我听了半天没听机明。他说你就给我笨死了，“好了，那我打发个人去领你。”

放下电话的半个钟头后，他打发来领我的人来了，是个女青年，穿着一身蓝色的劳动布工作服，胸兜上印着“大同矿务局中央机厂”几个红色的字。中央机厂可是大同矿务局最好的单位，在矿务局上班儿的年轻人，都盼着能在那里当个工人。

她说她是相世哥的邻居，是相世哥让来接我。说这话时，她脸红了，好像是有点害羞的那种样子。我问说你是中央机厂的？她说噢。说完就转身前头走了，我在后面跟着。到了表哥家，一看我妈真的在炕上坐着，我问说您咋就来了。我妈还没张嘴，表嫂说：“没做的哇，不能来串个门？亲戚里道的。”我妈笑着说：“就是。”

家里的地小，我也上了炕，挨住我妈坐下。我又跟我妈解释，说现在在宣传队，根本就不下井，让她老人家放心。我蚂噢噢地点头，说放心放心。

后来我才发现，那个女青年她没回自己家，就在表哥家给帮着表嫂做饭。做的是炖猪肉烩豆腐，还有韭菜合子。韭菜合子是用韭菜和鸡蛋当馅儿，白面做皮儿的一种馅饼。女青年她看样子挺会做饭，我妈夸她手脚挺麻利时，她脸又红了。

相世表哥不住地大声问她话，问这问那的，问个没完，她是问一句回答一句，不问就埋头做营生。问她在机厂干的是啥工种，她说车工。我刚跟学校出生在社会上，不懂得车工具体是在做什么，但知道这是个好工种，有技术。我真羡慕她的这个工作。相世表哥又问她是应县哪个村的，还问她是哪年参加的工作。我心想，你们是邻居，怎么今天才想起问这些，当着生人面，不怕问得人家心烦。果然，人家可能是有点不高兴了，吃饭时她也不上炕，让也不上，端个碗，在地下的小板凳上坐着。我心想，那一定是为了离相世表哥远点，怕他还要问什么。

表哥让我喝酒我说不会，让我抽烟我说不会。他说对着呢，好好儿攒钱娶媳妇哇。我没理他，我觉得这话不好听。

吃饭当中我才知道并不是我妈自己找来的红九矿，是相世表哥一大早坐着公共汽车把我妈接来的。

吃完饭，我送我妈到公共汽车站，走在半路，相世表哥追上来了。跟我妈说：“人家女的表态了，说没意见。就看你们哇。”我妈说：“叫招人说哇。”他们都看我，可我却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继续往前走。相世表哥大声喊说：“招大头，问你话呢！”我说：“问我啥？”他说：“人家想寻你。”我说：“谁寻我？”他说：“中午那个女女。”我说：“她寻我做啥？”

当时我真的不知道“寻”这个词，还能另外有别的什么意思。

他说：“寻你，就是想给你当老婆。”

给我当老婆？那个女女？P003-004

我所认识的曹乃谦

◎戴绍敏

我四十多年前就认识了曹乃谦，当时他只有十四五岁，是个初中学生。我也不过而立之年，是个初执教鞭的老师，教他们班的语文课。起初，因为班大、人多，我又是科任，所以对他印象不深。后来在批阅作文的时候，有一本字迹工整、语言朴实流畅的作文，引起了我的注意，翻回封皮一看，署名“曹乃谦”。在讲评课上，我把他叫了起来。他个子不高，眼睛挺大，穿着很朴素，衣服打着补丁。说话问一句答一句，老实巴交的样子，给我的第一印象很不错。

后来，我给全班出过一篇命题作文《一件难忘的事》，就是这篇作文，加深了我对他的印象。别的同学照搬题目，写的都是《一件难忘的事》，而乃谦把题目改了，叫《钢笔》。这首先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想知道他写的是什么，走没走题，于是就往下看。文章的内容是说，他的同学金仙在挑水的时候，不慎把一支自来水钢笔掉到井里了．心疼得坐卧不安。乃谦知道后，说他有办法。便从家里拿了一块镜子，和金仙到了井边。他把镜子面向太阳，找好角度，让日光折射到井底。他俩看见那支钢笔静静地躺在水里，笔帽的金属别针反着光，清清楚楚。但是，怎样才能把它取上来呢？曹乃谦说他还有办法，用吸铁石。他找来一块马蹄形的磁铁，拴了一条绳子，一个人打镜子，一个人顺下磁铁找钢笔，不一会儿，磁铁把钢笔的金属别针牢牢地吸住，就轻轻地拉了上来。两人高兴得又喊又叫，像发疯了一样。文章看到这里，我不禁失声大叫了一声“好”！弄得教研室的同事们都看我。后来我问曹乃谦，你怎么想起用镜子而不是用手电寻找井里的东西的？他说，在农村，东西掉到井里，人们都用这个办法。我又进一步盘问，知道他在上小学以前一直是生活在农村，以后的寒假和暑假，也都要回农村。

他的这篇《钢笔》在学校的作文竞赛中，得了头奖。记得奖品恰恰正是一支崭新的“新民”牌自来水钢笔。从此我心中就装着个曹乃谦了。

在这里我要顺便说一句，现在人们都知道他是从三十七岁开始小说写作的。我以为这不确切，《钢笔》就是今天登出来也是一篇好小说。那才应该算是他的处女作。当时他十四岁。

后来他毕了业，再后来十年动乱开始，我们也就离散了。

等我们再次聚会，重叙阔别的往事时，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从他口中我知道他从大同五中毕业后，到大同一中读了高中，“文革”时当红卫兵，造过反。1968年高中毕业，下了矿井，挖过煤，又在矿上的文工团当了一名演奏员，他会拉二胡，会打扬琴，会弹三弦，会吹埙。我认为，他最拿手的，应该是品箫。他不仅会吹传统曲子，也能吹《在那遥远的地方》、《在那东山顶上》、《天堂》、《樱花》、《丽达之歌》这些风格不同的曲子。

后来他就当了警察，直到现在。

也许因为经过动乱又重逢，有缘分，所以我们都分外地珍视这种友情。我们之间的来往频繁了。

这时我发现，在他的身上有一种蜕不掉的、三十年前就有的农民气质。这让我感到亲切，因为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就拿说话吧，他一口应县下马峪的土话，夹杂着山西、内蒙交界的方言，和他小说里的乡巴佬人物很像。他有时接到了外地打来的电话，逼得他也说普通话，大同人管这叫“咬京”，那可实在是难听。再比如吃饭，他就喜欢吃粉条、猪肉、白菜、土豆大烩菜，拒绝海鲜鱼虾之类的高档货，而且不管你端上多少菜，他也只吃一两样。他说他就喜欢吃这种庄稼饭，别的吃不惯。有一次他到我家，老伴儿煮了十几个咸鸡蛋。我说这是自家腌制的，东北农村的一种大众吃食。他说好吃，吃完又吃，吃完又吃，一连吃了六个。我几番制止他，说成东西吃多了影响健康，他不听。事后我老伴儿开玩笑地说：“这个乃谦，真是一个‘彪货’。那么些菜不吃，就盯上了咸鸡蛋。”后来我把这话告诉了他，他起先不懂“彪”是什么意思，我给他解释说，就是没分寸，“二杆子”的意思，是东北话，有点儿贬义，不是夸奖。可他不但不恼，还沾沾自喜地到处讲，对着我老伴儿也讲，“霍姨，你看，我又‘彪’呀。”弄得我们哄堂大笑。从此我们全家人都更喜欢这个有点傻乎乎的乃谦了。

乃谦在他们小区住了十多年，院里的人们不知道他是警察，而且还不知道这个土里土气的人，正是他们从报纸上早已知道的作家曹乃谦。

除了执行公务，必须穿庄重严谨的警服之外，乃谦平时穿着很随便，像个农民，衣服穿得都褪色了，仍然舍不得丢弃。少了一个衣扣，他也不在乎。有时衬衣领角一个露在毛衣外，一个在毛衣里，他都不知道。一项很过时的像赵本山演小品戴的那种帽子，他也戴了很多年了。我说，你也该换一换了。他听了说，“好好儿的，为啥要换。我可不是那种喜新厌旧的人。”西服现在是很普及的服装，可是这么多年来，我却从没看见他穿过一次。前年他受邀到香港浸会大学讲课，也是一件夹克衫。听说他也买了一套西服带去了，可装在皮箱里一直没穿。他说穿着西服有点受拘束。

他在谈《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的时候说：“我身上流动着农民的血液，脑子里存在着农民意识，行为中有农民习惯。我虽然已经当了三十四年警察，但实际上我是个穿着警服的农民。”他在城市里住了几十年，又在生活里转换了许多角色，可这种农民习性就是改不了。

我还发现乃谦这个人太情绪化，尤其喝完了酒以后。而这种情绪化的人往往容易喝醉。他妻子周慕娅也是我的学生。她就跟我说过，“人请他，他也醉。他请人，他也醉。”不过，乃谦喝醉酒不闹事儿，也不出洋相，就是给人唱。有一回，我到他家喝酒，他热情款待，说咱们父儿们(他在很多的场合这样称呼我们的关系)处成个这，不容易。说得我心里好一阵热。于是我们就放开量喝了。那顿饭，我们俩一共喝了十三瓶啤酒！我觉得我也是个“彪货”。酒喝到微醉时，他就给我唱《讨饭调》，“对坝坝圪梁上那是个谁，那是个要命鬼干妹妹！”一曲接着一曲地吼唱。无论是曲调，还是词义，粗犷豪放，真切优美，还带着隐隐的忧伤。唱得我好感动，终于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了。以后，我们每次在一起吃饭时，我都要求他唱，我愿意听。而每一次听，我都要流泪。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他不会抑制和隐藏感情，感情一上来就什么也不顾。有一回一位爱好文学的市领导让我领着去了他家。他留我们吃饭，席间，气氛很融洽。可是一听到那位市领导大谈官场的荣辱升迁、富贵尊宠的时候，不知他哪来的那么大的火气，立即变了脸色，声嘶力竭地说：“非礼勿言！不要谈这些东西了！我不想听！”然后还用双手捂住耳朵．弄得那位领导面红耳赤，十分尴尬。我也觉得乃谦这样做太过分，因为到底是在你家喝酒，你是主，他是客，无论怎样也不该发脾气。后来为这件事情我还很不客气地批评了他一顿，他妻子周慕娅也完全站在我的一边帮腔。乃谦说：“不允许他说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来污染我家的空气。”在这种问题上，他很固执。

但是乃谦对待他儿时的朋友、老同学，贫民阶层的伙伴们却从未见他做大。记得有一年他们初中老同学聚会，把我也请去了。同学一见面，非常高兴，有的叫他“乃谦”，有的口L{他“警察”，有的叫他“作家”，也有的叫他外号“曹大嘴”、“曹大眼儿”。我发现乃谦不但不介意，还很愉快地高声答应。

我对于乃谦这种傲上睦下的脾气很担心。他这样在社会上是要吃亏的。果然，在文艺圈里，人们不接纳他，正像一些记者采访他时说他是“异类”。在公安局干了三十六年了，如今还是个科员。可是我知道，乃谦在工作上从来都是兢兢业业，成绩是很突出的。在局里，他负责内部刊物《云剑》的编辑工作，那是个很麻烦的事，一个人又是编又是校，又要跑印刷厂。可他从来没抱怨过。一次我们到内蒙集宁去玩儿，他十白局里有事找不到他，就三番五次打电话找科长请假。找不到科长，就左一次右一次叮嘱同事代请。就是这样，他一路上还是惴惴不安，玩不在心上，最终还是急急地赶回大同了事。他这样的工作态度也得到同志们的肯定，要不也不会差不多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或是“优秀公务员”，前年还立过个人三等功。但就是得不到晋级，工资也上不去，到如今还住着他媳妇从卫生局分到的一套六十多平米的住房。有个笑话讲，“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可悲的是这个笑话却在他的身上应验了。

前年，瑞典汉学家、诺奖评委马悦然老先生到乃谦家做客。看到了他局促的家居，回去以后说，乃谦是个天才，但是他很穷。有什么办法，谁叫他不为五斗米折腰呢？谁叫他改不了那种不事权贵的性格呢？

乃谦对他的母亲很孝顺。尤其在她最后的几年。老人家先是精神混乱，幻听幻觉，往往行为失常，给乃谦带来很多的麻烦。后来就长年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可这时正是乃谦创作旺盛的时期。许多创作计划正在展开，而本职工作又不能耽误，老母床前又时刻离不开人。在这个人生的三岔路口，他毅然地选择了“先当孝子，后当作家”的路，和他的贤妻周慕娅昼夜轮流值班，替换着睡觉，做饭喂药、给老母翻身铺床、换洗屎尿弄脏的衣裤。白天上班，夜里陪伺，不急不躁，耐心细致，一共伺候了五六年，直到老人家溘然离去。真不容易！谁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呢？曹乃谦所作所为彻底地驳斥了这种说法！这让我很敬佩。

母亲的去世虽说让乃谦悲痛，但也给了他一个解脱。搁笔五六年之后，他终于可以无牵无挂专心地写他的小说了。果然，几年的功夫，《最后的村庄》、《佛的孤独》和《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就在大陆和台湾相继问世了。《到黑夜想你没办法》还被马悦然先生拿到瑞典翻译出版了。乃谦也成了国内外有影响力的作家。这时，我想起了四十多年前的那个少年乃谦，想起了那篇作文——《钢笔》。我很高兴。还有比一个语文老师看到他的学生成为一名作家更令人高兴的事情吗？

前两年我在大同大学教散文写作。其间我把乃谦拉去，让他给学生讲讲创作，可他空着手，没带讲稿就来了。我一看，心里挺不高兴，以为他这样轻漫，是不负责任。可是开讲之后，他却是井井有条，鞭辟入里，深入浅出，讲得很好。学生们一会儿哄堂大笑，一会儿鸦雀无声，直到下课开饭了，都不愿离去，很多同学围在他的跟前提问题，他都耐心地一一作答。请他签名，他也一一满足。以后同学们还常常谈起他来。我也才知道这个不好说话、不好聊天的乃谦，口才还不错，有真知灼见。他说他没学过文学理论，可是他讲的句句都合乎文学创作的规律呀。有悟性的乃谦！我为他高兴，为他自豪。

近来乃谦要出他的这个集子《我的人生笔记》。五天前吩咐我给他写一篇序言。他把他全部文稿都复制在我的电脑上。这是学生给老师布置命题作文了。时间紧、任务重。二十多万字的文稿我总得看一遍。以前曹乃谦写小说也好，平时谈话也好，总是母亲母亲的，很少提到他的父亲。这次我见目录里有两篇是关于父亲的，我便首先挑出来阅读，那篇《儿子的忏悔》看得我泪流不止。我原本想使个懒法子，专门为这篇《儿子的忏悔》写点什么，顶个代序，后来想想，连这也不写了。干脆懒到底，顾左右而言他，说说我认识的曹乃谦。至于本书的内文到底写了些什么，那就让读者自己阅读后，去体会其中的三昧吧。

2007年10月30日

(戴绍敏，山西省大同大学中文系教授)

长江文艺出版社给我举办《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一书的首发式之前。他们就收集了好多媒体记者对我的相关采访和报道，把这些资料都编辑成了一个册子，准备做宣传用，在首发式上散发。但他们后来没往出印。责编阳继波跟我说，这个册子很厚，像本书，这得办手续才能往出印。可办手续又来不及了，就没印。听他这样说，当时我就想，等以后有机会，我真的就要把这些记者对我的采访，编辑成一本书。

机会来了。当时代文艺出版社的李天卿编辑到我家跟我组稿，说要给我出这本《我的人生笔记》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那几十家媒体记者们对我的采访。

但这不是一本书，这是《我的人生笔记》里五个辑目的其中之一，“答记者问”。

我发现记者朋友们对我的采访，所涉及的问题是方方面面的。生活、工作、写作；读书、娱乐、休息；亲情、友情、爱情；过去、现在、将来，无所不有。而这也正是这本《我的人生笔记》一书所要求的内容。于是我也就最先把它整理了出来。这里，有几点需要说明：一是．凡记者提问相互间雷同的，我就选用我回答得较完整的那个问答．其他的就删节不用。二是，对于问题虽相同，可我回答的内容不一样，属于相互补充。这种情况，我就把它们都保留了下来。三是，对于有些提问，当时我回答得有些失误，但我仍保持原样，未加修改。比如：有个记者问我，三十四年前给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当带队队长时，为什么没有像有的带队队长那样，利用权力去玩弄那些女知青。我当时的回答是，因为我的七个女知青，她们的年龄都很小。现在回头看．我回答得有些失误。这会让读者理解成，如果那些女知青再大上几岁，那我就有可能做出不道德的事来。像这样有失误的回答，还有几处，我都没做修改，也没有删去，而是照原样把它保留了下来。编在了“答记者问”里。

“亲情日记”里的三篇，正儿八经可以算作是我的“人生笔记”，因为这是我一笔一笔亲手记下来的。《丁丁日记》全部是记在台历上的，一则一则的都很简短。《滴滴日记》是记在日记本儿上的，而《侍母日记》是记在电脑上的，所以在篇幅上，就有短有长了。

关于“警官手记”：我从1972年当警察，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六钲了，我的这本集子里，不能没有这部分的内容。收在这个辑子里的篇目，都是我在公安刊物上发表过的。我这是以一个警察的身份来观察、来思考、来讲述“八小时之内”的人和事。

关于“创作乱弹”：我是个只会做不会说的、没有理论的人，是个只会写小说不会谈小说的作者。可在1993年，时任《山西文学》主编的段崇轩同志，在他所把持的这块阵地开辟了一个叫做“短篇小说艺术谈”的栏目，每次跟外地的名家约一篇稿，再跟本省的作家里挑一个也来一篇，好像是打擂台似的。轮到第几期后，非让我也给写篇这方面的稿子，他还告诉我，和我同期刊登的将是邵振国。这是个西部的小说高手儿，就是《麦客》获了全国短篇小说奖的那位。我紧说不会不会，段老兄说不行。三天两日地来信催我。最后一次的逼债信中说，页码也给空好了，三千字。看看，世界上还有这种硬逼着鸭子上架的人。这怎么办，只好动笔了。我就那么一小条一小条地，写出些在创作过程中的小感想小看法。总算是凑了三干字，交了差。让我没想到的是，发表出来后，反应还挺好。都说像箴言、警句，都说我这种用语录来谈创作，也是个好形式，还有说我这是一个大发明。其实，那些夸我的人他们是不知道，我是根本就来不了那长篇大论。后来又有过两家杂志社跟我约这方面的稿子，我就又如法炮制了两则。于是就有了我的这个辑目里的“创作乱弹”一、二、三。

再有需要说明的是，关于书里的相片。凡是书里提及到的人，我尽量要找到他们的相片，选进书里，哪怕他是个最穷苦的农民，如三哥。哪怕他是最清贫的下岗工人，如武师傅。我要让这本书来证实我和他们有过的那种交往、那份情谊，还有那个无处不在，而又找它不见的缘分。

曹乃谦

2007年10月30日于槐花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