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李岗遗址中有房基、窑穴、墓地等村落遗迹，似有一定布局，居住建筑集中在遗址中部，窑穴主要在南部，墓地在西部和西北部。房基为方形或圆形半地穴，直径2．2至2．8米。墓葬集中于公共墓地，墓穴排列有序，多单人葬。磨制石器多于打制石器，最有代表性的器型是带足磨盘、带齿石镰和双弧刃石铲。农业占有主要地位，作物是粟。饲养业也已出现，有家猪、家狗、家鸡甚至家牛。狩猎仍是重要生产活动，以木制弓和骨制箭为狩猎工具。制陶业已经具有一定规模，陶器有红褐色砂质和泥质两种，多碗、钵、鼎、壶等日用器具。陶壁厚薄不匀，据科学测定其烧成温度高达摄氏900～960度。
裴李岗文化与华北早期新石器文化其他类型一样存有细石残余，表明它与以河南灵井和陕西沙苑为代表的中石器遗存有着渊源关系。从建筑遗存、埋葬习俗、农业生产，特别是陶器形制、纹饰等方面考察，它与后来的仰韶文化关系更为密切，一般认为，仰韶文化中后冈类型是对裴李岗文化及磁山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裴李岗文化与老官台、李家村、磁山诸文化一起是仰韶文化的前身，故被统称为“前仰韶”时期新时期文化。
1959年，浙江嘉兴马家浜地区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随后又在江南地区的太湖周围，包括苏南、浙西和上海一带先后发现不少相似的新石器早期遗址，如青浦崧泽遗址、吴县草鞋山遗址、吴兴邱城遗址等，人们把它们合称为马家浜文化，年代约为前4700～前3200。
马家浜文化主要特点是：(1)陶器多为红陶。以外红里黑或表红胎黑的泥质陶器为多，普遍采用慢轮修整或轮作，夹砂陶以红褐色为主。器皿花瓣最具特色。(2)使用玉璜、玉块等装饰品。这类玉器后来成为我国传统装饰品。(3)盛行俯身葬。在马家浜、草鞋山等遗址中发现墓葬200多座，多为单人俯身葬。还有同性合葬墓，反映马家浜文化还处在母系氏族社会。
马家浜文化以农业生产为基础，主要作物是水稻，当时的马家浜人已食用粳稻，在该地区的遗址中都发现了稻谷——粳稻和籼稻。罗家角遗址3、4层出土的粳稻，年代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粳稻遗存，在圩墩发现一件残木铲，仅有铲身，两面削成扁平状，刃部较薄。收获用的石刀数量少，制作粗糙。
马家浜人食用粳稻，说明中国栽培稻谷已有七千年以上的历史。中国是世界上栽培水稻最早的地区之一，对世界水稻生产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国史前人类已经开始使用金属。仰韶文化时期就已发明的冶炼技术使我国史前人类在新石器晚期就已步人了铜石并用的时代，为商周时代璀璨辉煌的青铜文明准备了技术条件。
人类利用金属，最早是铜的利用，首先是直接利用自然铜，然后利用单金属矿冶炼红铜，或利用多金属共生矿冶炼出青铜、黄铜、白铜。由于我国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人工冶炼的黄铜和青铜，没有经过漫长而相对独立的自然铜阶段，因此，我国金属铜的早期冶炼和成型方法是和铜器的利用成正比的。
我国目前所知最早的姜寨铜片是黄铜，1973年在姜寨29号房址的居住面上出土了一个半圆形铜片，经碳十四测定，并经树轮较正，该房碳化木椽年代约为前4675年，为我国迄今所见最早的金属块。最早的可辨器形的甘肃林家铜刀则为青铜制品，均属于仰韶文化时代。到了龙山文化时代，最早的容器是河南王城岗容器残片及山东牟平的铜锥，都为青铜制品；山东三里河铜锥和山东长山店子的铜片为黄铜；部分铜刀则多为青铜；唐山大城山两件斧形铜片为红铜。到齐家文化，红铜器具、器械却又多了起来，呈现出利用自然铜和冶炼锕同步发展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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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历史丰碑》是一部全景式图文并茂记录中国文明历史的大书。出版者穷数年之力，会集各方力量——专家、学者、编辑、学术顾问们，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资料、著作中，探珍问宝，追寻中华文明在悠悠历史长河中的灿烂之光。此书的出版，凝聚了编撰者的心血，学术顾问们的智慧。尤其是李学勤先生，亲自动笔写下了序言，更增加了本书沉甸甸的分量。
中华文明的历史充满了辉煌与苦难，成就和挫折。它的历史无处不在，决定着我们中国人今天的思想和感情。当今的中国和中国人是中华文明的历史造就的，是中华文明的历史的延伸，也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华文明的历史之河奔流到现在。
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之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构成。中华文明丰富、深刻、辉煌、博大，在人类文明中的骨干作用和领导作用人所共知。在人类文明的发源时期，中国就是四大古国之一，是地球上文化的策源地之一。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中华文明成为文明在东方的支柱，公元前后200年间，人类的汉帝国与罗马帝国这两只铁手攫住了地球。在欧洲进入中世纪的时候，中华文明更成为人类文明最主要的领导，它的文明统治东亚，传遍世界。进入近代，中华文明处于自身的重压和西方的欺凌下，但中国人民的斗争史和奋起精神是人类文明历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页。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为人类贡献出了从思想家孔子到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从唐诗宋词到长城运河的伟大创造，贡献出了从诸子百家到宋明理学，从商周铜器到明清文学的深刻内涵，也贡献出了从五霸七强到三国纷争、从文景之治到十大武功的辉煌历史。中华文明的历史绚烂多彩，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永放光芒。
中华文明也是人类历史上最独特的文明，没有哪一个文明像中华文明这样持久，这样统一一致。世界上其他文明不但互相交错，其创造者也都与高加索体质的人种有关，它们是姐妹文明。在人类历史中，只有中华文明才是独特的，它的创造者是中国土地上的中国人民，与其他任何地方的人民都没有关系，它的文化是统一一致的文化，可以不依赖于其他任何文明而生存，但中华文明也绝不是封闭的，它接受他人的文化，也承担自己对于人类的责任。
人类进入新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令世人瞩目。人们对于世界未来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的估计无不以东亚和太平洋为中心，而尤以中国为重点。
经济起飞只是当代中国的一个方面，中国的精神文明的建设尤为刻不容缓。如果中国要自觉地发展中华文明，要有意识地使中国的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就必须发展强有力的精神文化，这样才能使中华文明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才能形成中国和中华文明的全面现代化。
而中国的精神文化的发展植根于中华文明的伟大传统之中。进入近代之后，在西方文化的；中击下，对于中国文化的价值产生大量的情绪化和激烈冲突的论调。“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具有>中破封建束缚的时代意义，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不容否认的正面意义，与文化虚无主义是完全不同的。文化虚无主义者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旗帜下主张全盘西化；而复古主义则沉迷于中国文化的古董，走进反进步、反科学的泥潭。
历史的发展则超越了所有这些论点，产生这些论调的一百多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已经结束。历史要求中国发展，要求中国走在全世界发展的前列。西化论和复古论都已过时，历史已经要求世界超越西方，中国可以承担起世界的命运，而中国的现实和世界的历史都说明，中国的使命在于它的发展前进，而非倒退。
中华文明走出迷惘的时代，我们这一代处在一个伟大而具有挑战的历史阶段。
总结历史、展望未来，这就是《图说历史丰碑》的意义和使命。我们创作《图说历史丰碑》，力求总结和回顾中华文明的全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在内容结构上，既具有一定的深度，又具有相当的广博性，既有严谨、准确的学术价值，又有活泼、流畅的可读性。我们在本丛书内容纳了中华文明的各个方面，使它综合了大规模学术著作的系统性、严密性和普及读物的全面性、简易性，它既可作为大型工具书检索中华文明的各个成分，又可作为通俗的读物进行浏览。
我们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就开始思考中华文明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并逐渐形成了编著《图说历史丰碑》的设想。在开展这项庞大的文化工程之始，我们就聘请了国内权威学者李学勤、罗哲文、俞伟超、曾宪通、彭卿云诸先生担任学术顾问，他们对计划作了充分讨论，并审阅了大量初稿。我们聘请了广州、香港地区的社会科学学者、大学教师、研究生以及我社编辑人员几十人担任稿件的撰写工作。
通过创作这部书，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也感受到了它的内在缺陷。中华文明具有辉煌的时期，也有苦难的年代，有它灿烂的成就，也有其不足的方面。中华文明在自身中能够吸取充分的经验和教训，就能够使自身健康壮大，成长发展。
通过创作这部书，我们也深深感受到了出版事业的使命和重任。我们希望这部书能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起到它所应当起的作用。为中华文明的反省、前进和奋起作一点贡献。
中华文明的历史充满了辉煌与苦难，成就和挫折。它的历史无处不在，决定着我们中国人今天的思想和感情。当今的中国和中国人是中华文明的历史造就的，是中华文明的历史的延伸，也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华文明的历史之河奔流到现在。总结历史、展望未来，这就是李默编著的《改革图强/图说历史丰碑》的意义和使命。本书力求总结和回顾中华文明的全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在内容结构上，既具有一定的深度，又具有相当的广博性，既有严谨、准确的学术价值，又有活泼、流畅的可读性。《改革图强/图说历史丰碑》综合了大规模学术著作的系统性、严密性和普及读物的全面性、简易性，它既可作为大型工具书检索中华文明的各个成分，又可作为通俗的读物进行浏览。
李默编著的《改革图强/图说历史丰碑》是一部全景式图文并茂记录中国文明历史的大书。出版者穷数年之力，会集各方力量——专家、学者、编辑、学术顾问们，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资料、著作中，探珍问宝，追寻中华文明在悠悠历史长河中的灿烂之光。此书的出版，凝聚了编撰者的心血，学术顾问们的智慧。尤其是李学勤先生，亲自动笔写下了序言，更增加了本书沉甸甸的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