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征战中国行动时，布隆戴尔将军并没有随远征军前往中国，他留守在巴黎的战争指挥部，以监督军队的军事行动。他的法语书名《1860年征战中国记》同帕吕《远征中国纪行》的如出一辙，内容也均出自官方的书面报告。尽管如此，这本书对国家军事行动的部署和考虑仍有着相当重要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安托万·布隆戴尔将军并没有随军前往中国参与1860年的远征行动。他一直留守在巴黎的战争指挥部中，并作为一名上尉，代表陆军大臣朗东元帅负责监督远征行动的组织和进展工作。

1862年，布隆戴尔将军出版了官方报告《1860年征战中国记》(事实上报告是由他手下的一名上尉所撰写)，《1860年征战中国记》借鉴了大量官方文献，并由法国国家印刷局出版发行。

此外，布隆戴尔将军还是一位军事情报专家。1860年2月，在朗东元帅提议下，军事人员取代了之前的外交人员，负责指挥征战过程中的各项行动。而布隆戴尔将军则担负起1860年远征行动报告的撰写工作。

出版前言

序一 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

序二 伯纳·布立赛

序三 王道成

序四 陈名杰

内容提要 伯纳·布立赛

导致1860年远征中国行动的重要事件回顾

第1章

第2章

第3章

第4章

1860年，远征中国的行动使英法联军直逼北京城，而此行的目的正是共同瓜分中国。在开始叙述此次远征行动前，有必要对1858年6月27日《天津条约》签订前后发生的事件进行快速简要的回顾，正是由于中国人违背了这一条约，法英两国才拿起武器，决心一战。

1842年8月26日，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英军来到南京城下，欲将其据为己有，并在成功占领该城后，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该条约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并同意开放广州、上海、福州、厦门和宁波等五处为通商口岸。法美两国随即要求享受同等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并于1844年下半年分别与清政府签署条约。

此后，中国政府对外国人的态度一直比较友善，只有两广总督态度强硬，他不顾条约内容，禁止外国人进入广州城。十年的外交争斗没有给这一情况带来任何变化。因此法英美三国政府决定各自派出特使，希望在十年之后，对条约中的某些条款进行修改。为此数艘战舰开始在各港口集结。

就在此时，广东地方政府与英军间的冲突不断升级。一艘挂着英国旗的中国商船上的十二名水手以犯有海盗行为和走私鸦片为由被捕，并被投入当地监狱中。

英国领事强烈抗议，并要求立即释放这些水手，但两广总督却拒绝为此事道歉。

为此，海军上将西马糜下令攻打位于黄埔和广州之间的炮台，经过四十八小时的炮轰，英军进入广州城，然而两广总督却不愿与其进行商谈。英国人眼看无法在城内立足，为慎重起见，决定从广州撤退。

当地民众群起反英，到处张贴着要求消灭欧洲人并烧毁各类外国商行的告示。法美两国领事强烈抗议，于是两广总督叶名琛宣称此类激烈行为只针对英国人。尽管如此，直至1856年12月13日，所有欧洲人设在广州的商行均被烧毁，而外国人也不得不回到商船上进行躲避。

中国人这种不讲信义的行为使得战争迫在眉睫，而法国人也逐渐意识到若想在镇压过程中取得胜利，就必须与英国人结成同盟。

以上便是1857年战争的导火索，此后，海军准将懿律率百余艘战船对广州外围的军事据点发起攻击，正式拉开了这场战争的序幕。

此次英法远征行动由海军准将西马糜和里戈共同负责，12月29日，经过炮轰，联军攻陷广州城，战斗结束。

以上一系列事件残酷地摧毁了中国人自大傲慢的想法。两广地区最高统帅，即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此后广东巡抚柏贵在联军委员会的监督下负责管理广东省事务。

其实北京朝廷应当想到只有通过协商才能顺利解决此事。包括葛罗男爵和额尔金勋爵在内的法英俄美四国公使共同向清政府提出照会，敦促对方于1858年4月1日前派钦差大臣前往上海谈判，以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难题。

由于清政府拒绝该提议，因此法英公使认为两国必须尽早派遣舰队共同开赴直隶湾，以此来对抗清政府的顽固。4月20日，两国舰队抵达白河人海口，清政府立即作出反应。中国人的策略可大致概括为：在困难形势前迂回曲折，赢得时间，背信弃义。他们首先口头任命两位官员前来与停靠在港口的各个国家进行商谈，随后，由于联军强烈要求派遣各自公使前往大沽，清政府才迫于压力任命直隶总督为钦差大臣，其职责显而易见，就是了解法英使节的想法并及时汇报给清朝政府。  到最后，和平解决的希望变得十分渺茫，于是两位全权公使给出了清政府必须作出答复的最后期限，即5月12日。但清政府依旧含糊其辞，议和毫无成果。两国的意愿被无情地驳回，因此必须采取进一步行动来扭转目前的形势。

5月20日，葛罗男爵和额尔金勋爵在失去耐心后派人告知钦差大臣，他们已经决定向首都进发，谋求与清政府进行直接交涉，并且为了保证人身安全以及与舰队之间的联系，他们要求在警告发出两小时内，清政府将白河两岸及河道转弯处防御工事的控制权交予联军两位准将。

该方案同此前其他提议一样依旧没有任何结果。时间不等人，联军决定在约定的期限到来时立即采取行动。两位将军在一艘挂有法英两国国旗的战舰上共同指挥战斗，尽管遭遇对方的有力抵抗，但没过多久，这些防御工事便在联军的猛烈攻击下很快落入两位准将手中。这场胜利并未造成惨重伤亡，联军几乎不战而胜，为随后的行动奠定了基础。然而在胜利的时刻，一座火药库发生爆炸，给法军突击队造成不小伤亡。

两国公使认为谈判只能在天津进行。因此联军准备沿河而上，直至天津城。一路上，部队需要克服诸多困难，他们须在烈日下忍受舰船不断搁浅造成的严重后果，以便将三只炮艇和运送海军陆战队的轻型战船引向指定地点。这样一来舰队中的大型船只才能最终停靠在河岸以及河道和大运河的交叉点处。

航行过程中，联军并未遭遇中国人的有力抵抗，几发炮弹便击退了驻扎在白河沿岸的骑兵队，与此同时，尽管河面上出现的六百多艘中国帆船曾形成不小的威胁，但最终还是被命令撤退至其他海域。P1-4

在法国，我们称之为记忆的责任。

这意味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府，所必须承担的在过去岁月中给他人带来的战争损失、迫害与痛苦。

有一个实例，在1995年，希拉克先生担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期间，为法国政府于1940年至1944年期间对境内犹太人实行的残酷迫害作了恳挚的坦承与道歉。而我，作为当时的政府总理，同样坚信我们负有这种不容推卸的责任。

今年10月，中国圆明园管理处等机构将举办圆明园劫难150周年纪念活动。

我非常愿意加入这场盛大庄严的纪念活动中，悼念遭受当年英法联军铁蹄践踏的那段岁月，谴责英法联军当年对中国人民和人类文明犯下的野蛮罪行。尽管当时的法国军队并没有直接参与对圆明园的实际纵火行为，但历史事实是，我们确实派出了8000人的远征军，并首先开始了对圆明园的攻击和洗劫，而且对这片古老的土地有所图谋。

我们都清楚地明白这次卑劣的掠夺行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不可磨灭的惨痛记忆。援引法国文学巨匠维克多·雨果那封著名的信件：“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然而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

如何面对谴责，特别是这种在全中华民族面前犯下的可耻罪行，如何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尤其当法国作家伯纳·布立赛先生的著作《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在中国翻译出版之后，这应当是英法两国有识之士深思反省的重大问题。

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全力支持中西书局的《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的翻译出版计划。这套丛书精选了法英两国亲历1860年远征中国的一些重要军官、外交官、翻译官、神甫、医官等人士所撰写的回忆录。

这套丛书的出版必将填补某些历史上的空白，并提醒我们牢记记忆的责任。

藉此机会，以戴高乐将军倡议的法中人民友谊的名义，向中国人民表达我的敬意，并衷心希望我们可以一同分享美好的未来。

让-皮埃尔·拉法兰

法国前总理现任参议员

巴黎201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