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兵上尉贝齐亚的日记《中国之役：1859～1861》可能是所有法国军官所写的著述中最不为人所知的。但是它无疑是最重要的，因为，正是他以一种异于大多数盟军战友的口吻，首次使用了“劫掠”一词，将英法联军对圆明园的所作所定性为犯罪行为。

古斯塔夫·德·布瓦西厄的《陆军少尉的战争记忆》，这是一本由作者自费出版的书，也就是说没有编辑。这本书只有四十来页关于他参加远征中国的情况。但是这些内容十分值得关注。因为，这位24岁的年轻少尉愤慨地揭露了对圆明园的劫掠。十分正直，接受过良好道德教育的他对自己的同伴在这次远征中的行为感到十分震惊，尤其是在北京。

《中国之役：1859—1861》

工兵上尉贝齐亚的日记《中国之役：1859—1861》于1903年才出版，在1902年他死后不久。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上尉在远征回国之后即出版他的书，他当然不会得到上级的同意，并且他在军队中的晋升也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他可能不得不因此而离开军队……

正是因为贝齐亚(最终升为将军)凭着他的坦率和勇敢写了《中国之役：1859—1861》，便与某些用冠冕堂皇的口吻，亦即官方的口吻，写的书形成了对比。那些书避而不谈军人和外交人员所犯的错误。可以说他的亲身经历特别宝贵，因为他展示了军功章的另一面、对法国来说不那么光荣的一面。

上尉批评并揭露了与他一样的军官们及其上级的不胜任。因为他，人们知道了此次远征的指挥远远不能说是完美无缺(法军方面的运力不足，在北塘泥滩登陆的英法联军的组织混乱)。

尤其是，贝齐亚上尉揭露了军中一个有身份的人物，即杜潘中校(原名保罗·瓦兰)，谴责了其在洗劫圆明园时的行为。他讲述了瓦兰如何在半夜将在未经搜索的地方偷来的珠宝和大量黄金搬走。

贝齐亚将军的书可能是所有法国军官所写的著述中最不为人所知的。但是它无疑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完全不是官话套话，它谴责了法国军队在北京所犯下的掠夺行径。

《陆军少尉的战争记忆》

古斯塔夫·德·布瓦西厄的《陆军少尉的战争记忆》，从来没有在书店或商场正式销售过，这是一本由作者自费出版的书，也就是说没有编辑。他的家人、亲戚朋友发起出版这位死于1870年普法战争的年轻军官的书信集。因此，1878年出版的本书十分珍贵。

《中国之役：1859—1861》只有四十来页关于他参加远征中国的情况。但是这些内容十分值得关注。因为，像贝齐亚上尉一样，这位24岁的年轻少尉愤慨地揭露了对圆明园的劫掠。十分正直，接受过良好道德教育的他对自己的同伴在这次远征中的行为感到十分震惊，尤其是在北京。

布瓦西厄少尉详尽地描述了皇宫圆明园，同时承认：我们确实参观、搜索、破坏甚至掠夺了一切(因为这是真实的话)，并且随后我们烧毁了它。

他对破坏和洗劫圆明园所作的描述令人感到可怕，心寒，在读者内心激起了愤怒。这简直是一个可怕的噩梦，他写道：圆明园现在只是一个回忆，数天以前，它是一个可能比凡尔赛宫和罗浮宫加在一起还要富丽堂皇的皇宫。

他补充道，我不知道欧洲舆论会怎么评价对华战争这可怕的一幕：有可能将我们看作野蛮的汪达尔人。

出版前言

序一 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

序二 伯纳·布立赛

序三 王道成

序四 陈名杰

中国之役：1859—1861

 内容提要 伯纳·布立赛

 第1部分 日记

 第2部分 见闻

 第3部分 信件

陆军少尉的战争记忆

 内容提要 伯纳·布立赛

 正文

部里寄来的公函将启航的日期定为10月28日，并按照海军的安排，在港口停留两天。我们原指望30日晚上或最迟于12月1日起锚。我们匆匆赶往土伦，从敦刻尔克到土伦仅花了五天时间。我们担心，在与法国联系不易的情况下，如此漫长的长途跋涉和将要持续几年的远征所需的军需品如何解决。此外，令我们感到沮丧的是，抵达土伦后，我们得知登船时间仍不确定，而出发时间更成问题。我们不禁拿它与我们出征克里米亚和意大利作比较。1854年12月3日晚上，急电命令我们从蒙彼利埃出发，和一支40人的工兵小分队一起从马赛登船，在登上带我们去凯米施的军舰之前，我们不得不等上20天。在意大利战争期间，我们也有过同样的麻烦。在登上连接里昂和圣·让·德莫里耶讷的列车前，我们必须在里昂停留10天。我们不得不申请早日出发。在土伦，就好像在马赛和里昂一样，区别只在于地点和日期的不同；在发出命令和执行命令的时候总是会被不确定的因素所左右。

法国平均每年都维持着35万名公职人员，每个人都在一个特定的领域工作，不用操心别的领域：公职领域大家各自为政，互不干涉，以至于这种人类机器很难协调一致地运行。大臣确实拥有集巾的权力，但由于他只是通过其下属各部门的局长得知信息，这些人更加必需，因而比他更加不可撤职。隶属于这些部局机构的任何一个地方政府，唯唯诺诺，噤若寒蝉，唯恐遭致打击报复。工作上缺乏沟通衔接，导致在执行命令时互相推诿，极不负责任。

这种状况对国家、军官、士兵来说都总是难以忍受的，哪怕不损害事情的成功。官兵们被迫住在登船点，行色匆匆地进行必要的采购，却被所有的商家敲诈，他们原本可以用更低的价格从商家手中买到这些劣质物品。从国家的利益角度，我们已经看到：国家每天花3000法郎租用的船舶，由于没有命令，1个月都无所事事；另外一些船被改装成了运输船，却派了其他的用途。在这些重要的和预备性的活动现场，最好有政府代表，他们在特定的时间内拥有全权以满足正当的要求，甚至提供有益的建议，最后与那些总是要求其自主性的地方政府达成友好一致。以免产生不计其数的扯皮，士兵、官员和国家总是其中的受害者。

不管推迟我们启航去中国的理由是什么，12月1日，在250马力的军用混合运输船“汝拉山”号上，我们只是集合了一下，要知道军舰将在港口至少停留两天。随便看了一眼，我们就发现船上的布置比较简单。

前一天匆匆观看船上的布置所产生的印象令人担忧。在船的中央和统舱里，蒸馏机和厨房的左右两侧，有三排并列的床架，没有光线和空气，站在两排床架之间都无法动弹。

在这些一排排床架的每一端是臭气熏天的牲畜群。铺位的排列情况是，军官的床铺不在第一排，他们必须跨过同伴的身体才能到达自己的床位；如果其中一人生病，邻居也会被感染。

我们比士兵的情况要稍好一些，但肯定不如舷窗附近的牲畜群。军事当局已经承认，30名军官将要在热带地区行程5个月，暴露于猪圈鸡舍散发出的气味中，并不停地吸人离第一排床架0.5或0.6米处的厨房和蒸馏机排放的气体！

当局没有丝毫犹豫地让这些军官混住于士兵中间5个月，这些士兵在每天4次的配给时间里占据了留给他们的狭窄空间和厨房之间的位置，这一疏忽是如此地令人难以置信，我想补充一点，我们十分缺水，所以在这样拥挤的地方要洗澡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整个行程中，如果我们没有窒息而死，那我们将被迫生活在这些必然损害我们健康的恶臭气体中。看来，所有的个人利益得不到保障。造成这个局面的官员，既不理解这种极端失礼也不理解其危害，是没有资格担任公职的。毫无疑问，如果海军大臣能看到这样的布置，他会立即将造成或容许这种事态的军官或工程师撤职，或者至少将他们停职。人人愤慨，抗议四起；但是，一如既往地，每个人都推卸责任。海军尽量避免安装受谴责的设备，军舰工程队唯有执行命令，未曾想到这会引起强烈抗议。从那时起，我们放弃了对地方当局的任何希望，我们必须联系当时在土伦的蒙托邦将军，以及肯定不知道我们所处的困难条件的皇帝的扈从。P5-7

在法国，我们称之为记忆的责任。

这意味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府，所必须承担的在过去岁月中给他人带来的战争损失、迫害与痛苦。

有一个实例，在1995年，希拉克先生担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期间，为法国政府于1940年至1944年期间对境内犹太人实行的残酷迫害作了恳挚的坦承与道歉。而我，作为当时的政府总理，同样坚信我们负有这种不容推卸的责任。

今年10月，中国圆明园管理处等机构将举办圆明园劫难150周年纪念活动。

我非常愿意加入这场盛大庄严的纪念活动中，悼念遭受当年英法联军铁蹄践踏的那段岁月，谴责英法联军当年对中国人民和人类文明犯下的野蛮罪行。尽管当时的法国军队并没有直接参与对圆明园的实际纵火行为，但历史事实是，我们确实派出了8000人的远征军，并首先开始了对圆明园的攻击和洗劫，而且对这片古老的土地有所图谋。

我们都清楚地明白这次卑劣的掠夺行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不可磨灭的惨痛记忆。援引法国文学巨匠维克多·雨果那封著名的信件：“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然而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

如何面对谴责，特别是这种在全中华民族面前犯下的可耻罪行，如何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尤其当法国作家伯纳·布立赛先生的著作《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在中国翻译出版之后，这应当是英法两国有识之士深思反省的重大问题。

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全力支持中西书局的《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的翻译出版计划。这套丛书精选了法英两国亲历1860年远征中国的一些重要军官、外交官、翻译官、神甫、医官等人士所撰写的回忆录。

这套丛书的出版必将填补某些历史上的空白，并提醒我们牢记记忆的责任。

藉此机会，以戴高乐将军倡议的法中人民友谊的名义，向中国人民表达我的敬意，并衷心希望我们可以一同分享美好的未来。

让-皮埃尔·拉法兰

法国前总理现任参议员

巴黎201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