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潘中校(即瓦兰·保罗的化名)堪称名副其实的暴徒，他从北京圆明园掠回了大批的艺术珍品，并于1862年在德鲁欧饭店大肆拍卖。然而他的这本《远征中国》却是一份相当珍贵的历史资料。这本书详细描述了当年英法联军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以及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疯狂抢劫圆明园的可耻行径。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他对此并无丝毫羞耻之心。

如果说有一位法国士兵或者军官为中国人所不喜欢，甚或憎恨，那么此人非杜潘上校莫属。他也是《远征中国》一书的作者，写书时化名瓦兰·保罗。他在北京的行径简直如同流氓，轻松快活地抢劫了圆明园中大量的宝藏和物品，并于1862年在德鲁欧饭店加以拍卖。

杜潘上校系一名“优秀”的军官，作为法军地形测绘部主任，在远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此人不怕冒险，生性彪悍却智慧过人，同时充满活力、行动积极，此为其“积极”的一面；另一方面，此人不可信，叙述中有夸耀自己功绩之嫌。此外，他名声狼藉，在北京，他就是一副强盗行径，令法军颜面尽失。

人们很难理解蒙托邦为何会任命夏尔·杜潘为英法联合委员会的法方代表，此委员会负责挑选圆明园中最珍贵的物品，赠予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和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同时还负责挑选出平分给英法两军的物品。杜潘没有忘记借此机会行窃。他不知羞耻，将许多宝物揽入自己帐下，系法国最肆无忌惮的抢劫者之一。

杜潘上校回法国后，因出版《远征中国》一书(书中包括一些机密文件)以及在德鲁欧饭店拍卖其在北京获取的大量赃物，惹出了一些麻烦。不过，若想了解并理解涉及远征中国的一系列事件的内幕，他的这部书始终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历史资料。

出版前言

序一 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

序二 伯纳·布立赛

序三 王道成

序四 陈名杰

内容提要 伯纳·布立赛

正文

译后记

筹备远征舰队和军队是一件远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还要困难的工作。将领的选配，士兵的素养，下达清晰而明确的命令用以应对突发情况并避免冲突，规定卫生预防措施，确立待运的各种军需用品的质量和数量等，所有这一切组成了一个由精神状态评估和特殊细节构成的整体。要想使这个整体的各个部分很好地互相配合，就要有很强的分寸把握能力，尤其是要有丰富的经验。

当我们完全享有行动自由时，完成如此艰难的任务尚非易事，更何况能否完成这项任务以及进展程度还不得不受制于一个多疑的盟友，因此它所表现出来的难度极大增强了。

尽管英国人对我们决心和他们一起分担新一轮远征中国所带来的风险表示满意，但是他们对我们希望投入到联盟中的军队比例并非毫不在意。英国渴望维护他们在那些遥远的土地上所施加的非比寻常的影响力，因此，如果我们的实力与他们相当，他们就认为我们想要冒犯他们，更何况这种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实力超越了对他们的援助，这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

法国政府希望维护同英国的友好关系，因此，被迫减少最初计划中派遣到中国参加此次远征的兵力，并且不得不顺应其盟友所提出的要求。

在此，我们不禁做出一个评价：那就是，从1814年至今，法国历届政府的行动——除远征阿尔及利亚之外——没有一次不是法国在向英国让步，没有一次不是冠以英国的名义，如同人们说的那样，这好像是法国为了维持两国的友好关系而表现出的一种卑躬屈膝。两国在对待彼此的态度上存在明显差别，如果这还不能说明英国方面远没有像我们一样重视彼此的关系，那么至少应该相信英国仍然保留着那种陈旧而且恶劣的思维定势。但是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至少为了我们的尊严，我们希望英国能放弃这种思维模式。

言归正传，法国政府最初的想法是尽可能地把对中国的远征扩大化。这涉及到的，绝非仅仅是组建四个由毛遂自荐的志愿者组成的新佐阿夫兵团这么简单；此外，为了满足比利时政府，他们要求参与远征，并计划投人一个由一千名该国士兵组成的加强营；总而言之，要将登陆部队的编制人数提高到1.5至1.8万人。但为了迎合与英国结盟的需要，这一过于庞大的计划破产了。为了化解双方的分歧，法国政府将原本的计划缩减到一个较为适中的规模，这样的话，我们邻居极度的敏感性就会得到尊重，我们也可以借此希望两国问的友好关系能够保持稳定。

关于兵力配比这一重要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现在双方关心的是要加快军事准备的步伐。我们很快就准备就绪了。

意大利战役，在拿破仑大帝的光辉指引下，法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赢得了胜利，这以后一大批不安于现状并且内心焦躁的军人转入蛰伏期，对于这些人来说，战争是一种需要，安营扎寨的生活则是一种折磨。我们决心唤醒这些好战且精力充沛的人，由他们组成一支远征军。

当作战部部长下达关于征召志愿者入伍的通告时，至少四分之一的法国军队士兵报名参加远征。

士兵们对远征怀着巨大的热情，中下级军官比起士兵来说要稍逊一筹，而高级军官们的热情则相当有限。这支军队应该由两个步兵旅组成，然而对其中成员的选择却令我们陷入尴尬。组成这两个旅的士兵均有超过两年的服役期，因为我们认为这场战争至少会持’续两年。远征军的筹组工作还需要任命一个最高统帅。这次远征作战的指挥工作性质十分特殊，需要负责指挥的将领必须集多种素质于一身，候选者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他们的实际能力各有所长，因此，在那些主动请缨，要求由自己担起指挥责任、维护祖国荣誉的将军中作出选择并非易事。

就军事能力本身而言，法国军队将领各个都出类拔萃；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找到一个能够领导部队并且善于指挥战斗的将领一点也不困难，困难的是甄别诸多的竞争者，选拔出既具备候选者们所共有的军事素养，又具备其他不同寻常的优点的将领，也就是说，在执行这项需要同那些既自负又敏感的盟友朝夕相处并且保持融洽的任务时，坚定、灵活、平易近人的性格是必不可少的。

皇帝最终选择了曾经在非洲服役的库赞·德·蒙托邦将军，他因足智多谋和善于应变而备受推崇。

1859年11月13日，这位将军被授予远征军海、陆两军最高指挥权。

任命一名骑兵军官去指挥一支几乎全部是由步兵组成的部队必然会引来惊讶的目光。

我们不知道在公众心中，胜任这样的一项指挥工作需要什么样的特殊能力。尽管如此，出现在出征将士名单前列的那些将军，尤其是像完美的、无畏的步兵将领柯利诺将军这样的人，很快用自己出类拔萃的指挥能力平息了人们对他们的质疑之声。

在递交远征部队详细名单之前，我们必须告之全军将士，出于对远征军福利的关心，政府会给这些即将前往遥远国度的部队提供报酬。

这些报酬包括：登陆后，每天高级军官每人额外补助12法郎；下级军官每人补助9法郎；军士每人补助4法郎50生丁。最后，每名士兵在原有巴黎军饷水平基础上增加补助10生丁。

对于暂时离队和外出执行任务的军官，最高将领有权力将他们的报酬加倍。除这些物质报酬之外，远征军被允诺拥有一年的假期，销假归队后，如若有要求，还可以再次申请休假。此外，对于那些远征结束后返回法国的将士，政府还专门为他们准备了极为优厚的奖赏。

为了保持部队内部的竞争，从而使任何忘我的奉献都不会为了获得应得的奖赏而等待太久，最高将领在其职权范围内，有权任命任何人接手“空出”的职位；但不需要经过皇帝最终批准的，仅限于对上校、中校或少尉军衔军官的任命。P8-11

在法国，我们称之为记忆的责任。

这意味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府，所必须承担的在过去岁月中给他人带来的战争损失、迫害与痛苦。

有一个实例，在1995年，希拉克先生担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期间，为法国政府于1940年至1944年期间对境内犹太人实行的残酷迫害作了恳挚的坦承与道歉。而我，作为当时的政府总理，同样坚信我们负有这种不容推卸的责任。

今年10月，中国圆明园管理处等机构将举办圆明园劫难150周年纪念活动。

我非常愿意加入这场盛大庄严的纪念活动中，悼念遭受当年英法联军铁蹄践踏的那段岁月，谴责英法联军当年对中国人民和人类文明犯下的野蛮罪行。尽管当时的法国军队并没有直接参与对圆明园的实际纵火行为，但历史事实是，我们确实派出了8000人的远征军，并首先开始了对圆明园的攻击和洗劫，而且对这片古老的土地有所图谋。

我们都清楚地明白这次卑劣的掠夺行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不可磨灭的惨痛记忆。援引法国文学巨匠维克多·雨果那封著名的信件：“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然而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

如何面对谴责，特别是这种在全中华民族面前犯下的可耻罪行，如何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尤其当法国作家伯纳·布立赛先生的著作《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在中国翻译出版之后，这应当是英法两国有识之士深思反省的重大问题。

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全力支持中西书局的《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的翻译出版计划。这套丛书精选了法英两国亲历1860年远征中国的一些重要军官、外交官、翻译官、神甫、医官等人士所撰写的回忆录。

这套丛书的出版必将填补某些历史上的空白，并提醒我们牢记记忆的责任。

藉此机会，以戴高乐将军倡议的法中人民友谊的名义，向中国人民表达我的敬意，并衷心希望我们可以一同分享美好的未来。

让-皮埃尔·拉法兰

法国前总理现任参议员

巴黎2010年7月

清朝末期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欺压，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可能忘记。在那段承受着无数屈辱的历史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造成的伤害可以说是最严重的。

过去的历史，哪怕有再多的伤痛，似乎在时间的推移中都慢慢变得模糊。《远征中国》的作者，是一位那段历史的亲历者，是法军的一名军官，性格复杂，参与了圆明园的抢劫。瓦兰·保罗是在自己的记录和回忆的基础上写成了这部《远征中国》。叙述历史，还原历史，最重要的是叙述的客观性和真实性。作者一开始就声称，写作此书，无意对此段历史的后果或意义加以评说，而是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所记所思，简单地叙述那段历史。书写的文字因而具有了某种特质：平实、简练，有时不失口语化。翻译此书，理解是基础。我们尽可能去理解作者的用心，在简单的叙述文字中去把握作者真实的价值取向。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一都写于148年前的著作，作者的立场及其思想和心态，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目光去苛求。通过他的叙述，尽可能去接近那段对我们来说痛苦但却已经模糊的历史，也许有助于我们去思考那段历史何以会发生的原因。

在翻译中，我们尽可能忠实于原著。对翻译中所涉及的一些问题，有必要做如下说明：

1.本书采用第一人称写作，作者在叙述中经常使用“我们”来指代法军或是联军，译文保留原作的指代方式，读者朋友不难理解。

2.关于人名的翻译。书中出现大量英法部队军官的名称，对于其中一些著名的人物，比如法军总指挥德·蒙托邦，英军总指挥霍普·格兰特，两位特使葛罗和额尔金，翻译官巴夏礼等，我们均使用了通常惯用的译名。而其他军官名称的翻译，我们借鉴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如果上书中有出现，我们均使用同样的译名，保持译名的相对统一，方便读者。另外一些一般史料中难以查找到的，我们则采用法语人名的习惯译法。

3.关于地名的翻译。本书作者杜潘在战争期间为中校，系是法军地形测量部主任，本书中有多段内容用于描写从白河河口到北京那一地区的情况，包括许多村庄。这些村庄在史料中少有记载，加上作者使用的注音方法并不标准，是根据法语字母的发音来进行标注的，所以除了一些常用的、史料中可查找到的地名(如：塘沽、北塘、八里桥、通州等)，其余的我们只能根据法语发音进行音译，敬请读者们见谅。

4.本书类似于回忆录，写作中难免会有谬误，其叙述除了有不符合事实之处外，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不符合逻辑和前后矛盾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般都加上译注，以方便读者们对比真实史料。

最后，我们还需要说明的是，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许钧教授给了我们精神上的鼓励，也给了我们许多实际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感谢。同时，我们还要感谢上海中西书局给我们重温历史、思考历史的珍贵机会，也感谢南京大学法语系对我们的培养。

译者

2010年7月于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