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10月，英法联军闯进北京，劫掠并焚毁了凝聚着中国人民无限智慧、创造、心血和五千年农耕文明集大成的皇家御苑——圆明园。150年来，圆明园成为了中国人心中一个永远的伤痛！今天，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套《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就是由中西书局和布立赛先生、著名圆明园历史研究专家王道成教授、圆明园管理处主任陈名杰博士从150多种两国战争亲历者的回忆录中精选的15种亲历记录：英军7种，法军8种，外加《枫丹白露城堡：欧仁妮皇后的中国博物馆》图册。这本《额尔金书信和日记选》是其中之一，作者是亲历对中国远征战役的额尔金和沃尔龙德。

额尔金，英国外交官。他出身于苏格兰贵族，为英国第8代“额尔金”伯爵。他曾任牙买加、加拿大总督。1857年3月，英国政府派他为全权专使，率军队来华，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本《额尔金书信和日记选》将英国大使额尔金勋爵在对华战役期间的书信作为历史研究资料，揭露了1860年中国远征行动中大量的内幕。

出版前言

序一 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

序二 伯纳·布立赛

序三 王道成

序四 陈名杰

第1章 初使中国——起初采取的行动

第2章 初使中国——广州

第3章 初使中国——天津

第4章 初使中国——日本

第5章 初使中国——扬子江

第6章 第二次出使中国——沿途

第7章 第二次出使中国——北京

第8章 第二次出使中国——归程

5月11日。——在埃及度过的两天感到很开心，至少让人对这个国家有了大概的了解，不过，某种程度上说来，这种了解也让人感到有点痛心。我想，统治这个伟大国家的社会制度中固然存在一些令人憎恶的东西，但法英两国间的相互猜忌却将导致这些东西长期存在。据说帕夏的岁人在四百万英镑左右，而年开销约为两百万英镑；也就是说，可供他零花的钱就达两百万英镑。然而，由于该国农民十分勤劳，土地物产又十分肥沃、丰饶，因此，我认为他们的生活过得不会比其他国家的农民差。在从开罗赶往苏伊士运河的路上，我们途中歇息时，看见土耳其一兵团的部分士兵正在开往吉达的路上。这些士兵穿着颇像欧洲人，有的胸前还佩戴着女王勋章。有一辆车子，有公用马车那么大，上面坐着的全是女人，应是某位军官的妻妾。其中一个女人的面纱不慎掉了下来一会儿，这让我瞥见了她那俊俏的脸庞。我到这片大陆后，看到伊斯兰女子的脸，几乎仅此一次。埃及人对待女子，好像比君士坦丁堡人要苛刻严厉得多。在君士坦丁堡，女子可以带着很透明的面纱上街购物，而在埃及，女子好像很少外出，而且她们戴的面纱把脸遮得严严实实，只露着两只眼睛。我在开罗附近住过的那套豪宅(当时帕夏说，要是我们愿意接受，可以奉送给我们)里，曾见到过穆斯林女眷住的闺房外装的那些花格窗子，我想，里面的人要透过这些窗子，轻松地看见外面的世界，非得经过反复训练不行。登上清真寺光塔塔顶去号召穆斯林信徒按时做礼拜的人，似乎都是些盲人，之所以让盲人来做这种事，也许是因为怕明眼人会把塔下的那些穆斯林女子住的闺房一览无余。这么做当然未免谨慎过度。

亚丁

5月19日，“本廷克号”汽船泊在索科特拉岛附近。——我将写好了的上一封信留在了亚丁以备寄出。我们是大约下午四点在那儿上的岸，一艘印度的单桅帆军舰及其附近的要塞鸣炮行军礼欢迎我们。随后，司令官派来接我们的车子将我们送到那要塞。当时的天气奇热。周围的小丘颇高，高低不平，寸草不生，没有任何植被的迹象，热带炎热的阳光垂直照射到山丘上。那地方仅有一条盘山路，绵亘蜿蜒于一个个山丘问达三四英里，驻扎在那里的人大都不敢离开那条道行走，怕被阿拉伯人逮了去。那司令官要我放心，说士兵们都很健康。尽管如此，我实在想象不出世上还能有什么地方比住在那儿更单调乏味、令人生厌的了。那司令官很有礼貌地接待了我，还坚持要我在汽船起航前和他住在一起。汽船起航就意味着我们将离开他的住处(营房)，而那将是凌晨三点半钟的事。他领着我去看了几个硕大无比的贮水池。那些贮水池也是他最近才发现的，修建的年代恐怕已很久远，从修建的精心程度看，当年的修建费用一定不菲，而修建的目的是为了在下大雨时用来蓄积雨水，因为该地区降水较为稀少。这些水池修得颇为讲究：上方的水池满溢出来的水可以注入下方的水池，这样，雨量大时，就能积存大量的水。这些贮水池里填满了垃圾等废物，除了已被发现的那几处贮水池外，很可能还有许多。里面的废物被清除后，发现保存得非常完好，有的贮水量大得惊人。这些贮水池日积月累，竟被彻底填塞了起来，其情形令人难以想象。司令官告诉我说，几个月前，他驾着他的轻便两轮马车行驶在最大的一个贮水池上，而自己还浑然不知。这个最大的水池他也领着我去看过。

前途未卜

5月22日。——令人感到厌倦乏味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决意尽己所能，勿使此次航行无果而终。不过，结局将如何，目前不得而知，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5月24日，星期天。——有人告诉我们说两天内就将抵达锡兰了……我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桌子旁正放着布鲁斯的相片，他的那双眼睛真的很富有表情，而我的双眼(要是老实对你说的话)则模糊不清，思念家人的种种心情挥之不去。目前的生活状况很难使我高兴起来，没有爽朗的心情当然也就跟不上周围比我年轻的人。也许要做的事真正开始了会好起来，不过即使如此，我也很难乐观得起来。那些为我备好的蓝皮书、文件，使我越读越觉得自己必须应对的问题更加棘手。P8-10

在法国，我们称之为记忆的责任。

这意味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府，所必须承担的在过去岁月中给他人带来的战争损失、迫害与痛苦。

有一个实例，在1995年，希拉克先生担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期间，为法国政府于1940年至1944年期间对境内犹太人实行的残酷迫害作了恳挚的坦承与道歉。而我，作为当时的政府总理，同样坚信我们负有这种不容推卸的责任。

今年10月，中国圆明园管理处等机构将举办圆明园劫难150周年纪念活动。

我非常愿意加入这场盛大庄严的纪念活动中，悼念遭受当年英法联军铁蹄践踏的那段岁月，谴责英法联军当年对中国人民和人类文明犯下的野蛮罪行。尽管当时的法国军队并没有直接参与对圆明园的实际纵火行为，但历史事实是，我们确实派出了8000人的远征军，并首先开始了对圆明园的攻击和洗劫，而且对这片古老的土地有所图谋。

我们都清楚地明白这次卑劣的掠夺行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不可磨灭的惨痛记忆。援引法国文学巨匠维克多·雨果那封著名的信件：“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然而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

如何面对谴责，特别是这种在全中华民族面前犯下的可耻罪行，如何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尤其当法国作家伯纳·布立赛先生的著作《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在中国翻译出版之后，这应当是英法两国有识之士深思反省的重大问题。

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全力支持中西书局的《圆明园劫难记忆译丛》的翻译出版计划。这套丛书精选了法英两国亲历1860年远征中国的一些重要军官、外交官、翻译官、神甫、医官等人士所撰写的回忆录。

这套丛书的出版必将填补某些历史上的空白，并提醒我们牢记记忆的责任。

藉此机会，以戴高乐将军倡议的法中人民友谊的名义，向中国人民表达我的敬意，并衷心希望我们可以一同分享美好的未来。

让-皮埃尔·拉法兰

法国前总理现任参议员

巴黎201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