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为道德献身的乱臣贼子；杨广：毁于大业雄心；朱元璋：中国文化障碍的代言人；正德：皇位的紧箍咒；光绪：被[帝王教育]败坏。五个皇帝五个不同的命运，本书将解读皇帝制度的历史密码，重现五位君王的宿命人生。

五位皇帝，一个从道德模范变为乱臣贼子；一个因大业雄心而身死国灭；一个被恐慌笼罩而疯狂变态；一个一生游戏皇位，竟然溺水而亡；一个天生性格软弱，最后抑郁而终。

他们把一个帝国的悲剧握在手上。是非成败，谁人能论定?

他们用一生的宿命博弈帝制皇权，外表璀璨，内心尽悲凉!

自 序

上篇：皇冠下的五种表情

王莽：从先进模范到乱臣贼子

杨广：被大业压垮

朱元璋：心理咨询记录

正德：不愿做皇帝的人

光绪：被“帝王教育”败坏的人

下篇：皇帝制度的三个角度

皇帝：最不幸的人

秦始皇：历史下的蛋

一、强悍的男人

二、统一运动的最后一棒

三、专制构想的执行者

四、君主专制制度的分娩过程：战国改革运动

先秦：专制的源头

一、寻根溯源

二、中西文化差异的第一推动力

三、王的出现

四、中国独特性的起源

后记

对于隋王朝的老百姓来说，这最后的任务可不是“扛一把劲儿”那么简单。据史学家考证。攻打高丽的兵役徭役量超过了前几年几项大工程的总和，达到几乎全国就役的程度。(袁刚《隋炀帝传》)老百姓付出的代价过于沉重了：刚刚把大运河修到洛阳，还没有喘口气，他们又接到命令，要把运河从洛阳一直开通到涿郡(今北京)，以运送军粮。由于工程浩大．“丁男不供，始役妇人”，也就是说，连妇女都被征发到工地去挥锹抡镐。本已不堪重负，从大业七年攻高丽进入倒计时起，劳役压力又骤然增大。《资治通鉴》载：下诏讨高丽，命人督工在东莱海口造战舰三百艘．民工昼夜立于水中造船，自腰以下都生满蛆，工匠死掉三分之一。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又令河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命江南民夫运米至涿郡。一时间舳舻千里皆满载兵甲器物．路上几十万人填咽道路，昼夜运输战具、粮食，死者相枕，天下骚动。

大规模的逃亡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逃奔到山东、河北的深山大泽之中，开荒自给，一二年间，竟达十万人之多。这饥寒交迫、朝不保夕的十万人是一个随时都会爆炸的火药桶。

不过，虽然怨声载道，在高丽战争开始前，却没有人扯起造反的大旗。全国臣民对高丽战争的胜利从来没有过怀疑。这个精力充沛的皇帝登基以来，所做诸件大事，还没有失手过。所有人都认为，以大隋今日之强盛，平高丽将像平陈战争那样顺利，甚至比平陈还要轻松许多。等到杨广凯旋，他们就会迎来期盼已久的休息。

杨广对战争结果更为自信。为了迎接他生命交响乐中最华彩的乐章．他做了最充分的准备。高丽战争将是他成为“千古一帝”的加冕礼，他精心设计，务求在历史上留下最绚丽盛大的记录：大业八年正月初一，他亲率一百一十三万大军，号称二百万，浩浩荡荡地从北京出发。全部大军分为二十四路，加上天子六军，每天遣发一路，整整一个月。才完成出发式。从头到尾，队伍长达一千四十里!这支队伍带着鲜明的杨广风格：每百人小队都高举一面色彩鲜艳的大旗，每部都携带军乐队，“大鼓、小鼓及鼙、长鸣、中鸣等各十八具，钮鼓、金钲各二具”，一路旌旗招展。鼓乐齐鸣。(《隋书·礼仪志》)

为了证明出师的光明正大，他在诏书中甚至公布了大军的具体番号、构成及详细进军计划。为了准备高丽一见大军即望风而降，仗还没有开打，杨广即命每军设专职“受降者一人”。从洛阳动身前，他已经命令官员在金光门前搭建高台，以备举行献俘仪式。

这次出征看起来更像一场规模盛大的“威慑活动”。这样的战争准备在别人看来无疑有点离奇，不过在杨广看来却理所当然。他虽号称知兵。甚至可谓“身经百战”，其实他所亲身经历的战争中，几乎没有一次硬仗。平陈战争，他是最高统帅，亲眼看到腐败至极的陈朝在大军压境之下，立刻土崩瓦解，隋朝五十万大军几乎是兵不血刃，就取得了胜利。在平定吐谷浑的战争中，也是隋军的浩大声势吓坏了吐谷浑王，几乎没有经过战斗，他们就望风而逃。所以，在杨广的经验里．对待这样实力不对称的对手，最主要的事是做好威慑，军队数量一定要多，军容一定要壮。如此足矣。一个小小的高丽，在他的威名、才华和运气面前当然不会有什么抵抗力。

然而，高丽战争的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高丽不是陈朝。这是一个上升期的地方小霸权，骨子里有一股长期战争中培养起来的霸悍之气。久经战阵的他们深知数量并不决定一切。面临百万大军，他们居然毫无惧色，趁隋朝大军行军迟缓之际早已组织好了防守。隋军抵达辽东城时，面对的是一个金城汤池般坚固的城市。战斗经验丰富的高丽人冒死坚守，隋朝几十万大军竟然无计可施。

一个是准备充分、意志坚定，一个是毫无战争心态准备，战争的结果可想而知。在坚城之下受阻的隋军心浮气躁、气急败坏，他们干脆选出三十万精兵，绕过辽东城，直取平壤，希望与海军会合，一举攻破敌国心脏。老谋深算的高丽人将计就计，不断诱敌深入．佯装失败，然后趁隋军渡清川江时发起总攻。隋军大溃，各路军将争相逃命。回师途中，隋师粮草尽失，在高丽追兵的追赶之下，病死、饿死、自相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战后清点，渡过辽河的三十五万隋军，回到了辽河以西的才两干七百人!

P72-74

对于“写历史”的人来说，“皇帝”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题目。为什么?因为“皇帝”是传统中国的“根本”。与现在我们提倡的“以人为本”不同，过去，中国是“以皇帝为本”的。在传统中国，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相反，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整个国家，就是给皇帝提供服务的庄园；全体臣民，都是皇帝一家人的奴隶；一切制度安排，都以皇帝一家的利益为核心。

“皇帝”对于传统中国的重要性，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得更清楚：浩如烟海的中国史，归纳起来只记载了两件事——夺取皇位和保护皇位。

为了夺取皇位，几千年中国烽火不息。孙中山说过：“几千年来历史上的战争，都是大家要争皇帝。”

为了保住皇位，历代中国帝王不得不绞尽脑汁，展开了巩固统治的漫长接力。他们防范权臣、防范外戚、防范太监，直至防范自己的妻子兄弟；他们发明了“保甲制”、“连坐制”、“科举制”、“文字狱”，从控制人民的身体发展到控制人民的头脑，创造了举世无双的中国式专制监狱。“皇帝制度”或者说“专制制度”决定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塑造了中国人的国民性格。

“皇帝”处于各种社会力量交集的中心，处于重重艰巨的政治任务之下，因为他用权力囚禁了万民，他自己也被权力囚禁。因此中国式皇冠既神奇、璀璨、法力无边，又沉重、巨大，令人举步维艰。这种独特的境遇是对人性的一个特殊考验。而不同的人在这同样的囚禁、重压、撕裂下，表现出人性中截然不同的断面。因此，皇帝们很容易吸引“写史者”的笔触。

2005年底，《当代》杂志约请我写一个历史类专栏，起名叫《史记》，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一系列皇帝。在一年的时间里，我在这个专栏中陈列了中国人在皇冠重压下的各种表情：有的人，比如王莽，误打误撞，阴差阳错地被“人民”戴上了皇冠。他想运用手中巨大的权力来给这些可爱的人民谋福利，却因为不熟悉权力之车的性能。被中途甩下并碾死。有的人，比如杨广，竭尽全力、机关算尽地夺取了皇冠，然后又狂喝酣饮权力之酒，毫无节制地榨取皇冠给他带来的快乐，终于死于权力之酒的酒精中毒症。有的人，比如朱元璋，在中彩票式地由一介贫民成为皇帝后，即被失去皇冠的恐惧日夜笼罩、最终患上了“被迫害妄想狂”、疯狂地屠杀昔日的战友。制造了一起又一起荒唐透顶的文字狱。有的人，比如朱元璋的子孙朱厚照，却从戴上皇冠的那一天起，就拼命想要甩下它，就像一匹烈马要甩下笼头一样，因为皇冠带来的束缚，不是庸常的人性所能忍受的。更有这样一些人，比如光绪帝，他们天生的软弱性格难以承受皇冠的重压，原本可以平静普通的人生，因为戴上了皇冠，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

当然。相对于“皇帝”这个话题的巨大，仅仅展示皇位对人性的影响，无疑是非常不够的。陈列这五种表情，我是想说明，“皇帝制度”不仅损害着民众，也同时伤害着操纵这个制度的统治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统治者的损害，并不比对民众的损害轻。除此之外，“皇帝”这个话题还应该有更核心的内容，因为，“皇帝”二字的本质就是“专制”，中国的皇帝制度，实在是人类史上“专制”的登峰造极之作。不论是把“皇帝现象”看成传统文化结出的奇葩硕果，还是中国文化疾病的首要症状，“皇帝”两个字，都包含了解读中国社会的大部分密码。

为什么“专制主义”为害中国最烈?为什么我们如此难以摆脱千年相因的精神内核?在写《史记》专栏的同时，我把相当多的精力放到阅读秦始皇以前的历史，以期梳理“皇帝制度”产生、发展和巩固的过程，找出我们精神中的“专制性格”和“奴隶性格”的根源。这部分工作，就形成了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内容。这部分内容，如果起一个副标题，可以叫做“中国上古吏阅读笔记”。通过爬梳剔抉，我发现，“专制制度”的根源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根深蒂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家长制、祖先崇拜、集体主义取向的形成和巩固，都远在“皇帝”二字出现前。“皇帝制度”的出现，不是秦始皇个人的天才发明，而是中华文明演进的必然结果，秦始皇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受制于“皇帝制度”两千年，是这个民族不能逃避的命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比如“德先生”与“赛先生”迟迟不能落脚，比如公民意识、规则意识、宽容意识的缺乏，比如“熟人社会”，比如“守旧症”、“非我症”、“不合作症”、“麻痹症”，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的夏商周时代或者更远的尧舜禹。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化转型的艰难。

2006年5月，我收到一封来自沈阳读者彭增祜的来信。信中没有别的内容，只指出了我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一书中的二十处错字。

我很感动，按他留的电话打过去。接电话是一位退休老编辑。他说。他以前很少读历史类的书，这本书他却一字一句地读过两遍。为此书挑错，是“爱之深故责之苛”。老先生说，能接到我的电话很高兴。他殷殷地嘱咐说，出下一本书时，一定要先发给我，我义务替你校一遍!

因此，这本书稿完成之后，我首先寄给彭先生。彭先生此时已返聘，事情很多，又身患感冒。他下班之后，一边挂着点滴，一边校对，在最短时间内，把校对稿发回给我。

这样的读者，一再提醒我写作中付出心血是值得的。

几乎每天打开e—mail信箱的时候，里面都有读者的来信。他们多半是表示对我的鼓励，也有人希望和我探讨一些历史问题．还有的主动给我寄来各种资料，认为我也许用得上。当然，他们都是“普通读者”，大部分人在读我的作品前，很少甚至没有读过历史类书籍．“没想到历史这么有意思”。

这些读者的存在，对我绝非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在我下笔写每个字的时候，头脑中都萦绕着他们的影子。忝列于“非专业历史写作者”中的一员，我十分看重读者群中的这些“普通读者”。

毫无疑问，“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里包括“历史”。因为历史是如此“好玩”，又如此“有用”。

然而，在“大众历史热”出现前。真正的“历史”．对中国普通读者来说是不存在的。对古人来说，“历史”由两类构成，一类是《二十四史》之类的“帝王家谱”，另一类是由忠奸斗争构成的评书演义。进入现代，“历史”的内容丰富了些，不过仍然与真正的“历史”不搭界。对我们来说，历史通常被认为是以下三种东西：一种是帮助人分辨“正确”和“错误”，以建立某种“人生观”、“世界观”的工具。一种是历史学家们艰深晦涩的专著。还有一种是电视上与真实历史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的“戏说”。

因此，“大众历史热”的兴起，对中国社会来说，是一件毋庸置疑的好事。这使得几千年来，普通读者首次读到某些真实的“历史”。换句话说，“大众”首次得到“历史写作者”的尊重。

“大众历史热”的兴起，最主要是原因当然是“写史者”多是我这样的“非历史专业写作者”。历史学术的表述形式越来越专业化和技术化，史学家们的工作成果很难为大众所分享，这为“非历史专业写作者”提供了机会。这些写吏者的兴趣结构和普通读者相近；与历史学家们的见怪不怪、毫无感觉比起来，他们有更大的热情、兴趣和浓厚的好奇心，见了什么都要大呼小叫，啧啧称奇。所以他们很容易就打破冰冷史料、艰深论文与普通读者之间的障碍．把历史这个本来就极其有意思的科目讲得好玩、精彩、有滋有味，就像我在一本书的后记中所说的，使“历史比小说更有趣”。

不过，在把历史讲得“好玩”之外，我还有更大的“野心”。我认为，大部分读者不仅需要“史实”，更需要“史识”，或者说“思想含量”。这种“史识”不是指吏书中那些可以供我们“经世济用”的“权谋”、“方略”、“管理”。而是更深一层的东西。永远不要低估读者的需求品位，特别是不要低估这种需求的意义。历史是记忆，更是反思，一个不会反思、没有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只有与当下结合起来，历史才真正有意义，因为通过了解祖先，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通过回望来时路，我们可以更准确地定位此时的坐标。这不仅仅是“食肉者谋”的事，因为只管低头拉车．不用抬头看路的幸福时代已经过去，每个人都有责任思考更广阔范围内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更重要的功用在于“启蒙”。

高兴的是，我的这种努力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呼应。为这本书写推荐语的柴静、张越、何东、白岩松等人，我至今都未谋面。和他们认识，都因于意外地在博客或者报纸上见到他们对我以前作品的评论。为了写这一句推荐语，他们都认真地在电脑上通读了这部书稿。谢谢他们为这本书耗费的宝贵精力和眼神。

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的工作发生了变动。感谢渤海大学的领导以蔡元培式的气度给了我非常宽松的工作环境，使我得以在从容中完成了这本书的收尾工作。

很久以来，国人有个皇帝情结，而且至今尚不能完全消退，大家很奇怪。其实这反映了人性中对权力的渴望。权利平等的民主制度建立不起来，社会上存在着权利的不平等，人性中想要追求最高权力的渴望就很难遏制。

——王学泰

张宏杰不是从政治、道德或者学术的角度，而仅仅是从人性的角度去接近古人。他不批判也不仰视，他只是抱着悲悯之心，替他笔下的人物设身处地，悲欢与共。

——莫言

历史，不都是改朝换代。不都是学术论文，更不都是冷冰冰的名字。仔细看，它分明是人生挣扎与彷徨，是人们心中的希望与绝望，是人性的缓慢前行。也因此，在历史学家以外，其他作者的笔下，历史才多了更多的可亲和更多的真实。

——白岩松

与以往的历史书写不同，张宏杰成功地使我们看到了历史的面孔，而且，这面孔是带有表情的，带着性格的。历史从此别开生面，不再是一堆毫无生气的概念，而是有血有肉的人物。阅读这样的文字，你可以感觉到历史喘息时的温度。

——解玺璋

我看过的历史书大多可分为两类。一是所谓“严肃的”：揪住一个小题目小角度小分歧不放，自己跟自己吊书袋绕脖子。与读者没太大关系。一是所谓“通俗的”：相当野狐禅，特爱讲政治阴谋宫廷秽闻，成全中国人民崇尚“厚黑”的阴暗心理。极少数历史书属于第三类：既有学术研究又有不腐朽的价值观支撑，还有温暖的人性关照和有个性的表达，张宏杰的书属于这一类。从《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到《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于我们有趣，有益，有关。

——张越

张宏杰笔下的中国历史，要比现在许多作家的瞎编小说、导演的滥造大片，不知道好看多少倍!在他的捉笔如刀之中，一张张历史人物的面孔，都被还原出种种真实表情与复杂心态。

———何东

记者与作史者应有同样的精神，就如斯宾诺沙所说，不赞许，不责难，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

——柴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