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晃何许人也？肯定很多人不熟悉。但提到著名文人章士钊、外交家乔冠华、导演陈凯歌，相信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而洪晃是与他们各位都有紧密关系的人：章士钊的外孙女、乔冠华的继女、曾经做过毛主席英语教师的著名翻译章含之的女儿、陈凯歌的前妻。　　

本书就是在她身边工作的同事朋友所撰写的文字和她自己讲述的一个个故事穿插在一起的。虽说当初是为了“凑字儿”，但是却相当贴切地融合在一起，从多个角度讲述了真实的洪晃故事。“洪晃：将骂人进行到底”、“洪晃是个随心所欲的人”、会做吃的、爱讲段子……这样一个名门之后的生活、工作、琐屑被大家揭批得一览无余。

　　本书除了作者自己书写的文字外，还用大量篇幅收集了她周围人所揭发的关于她的桩桩件件，点点滴滴，使这个出身名门、满嘴粗话、性格率真、知人善用、勇于改错的性情中人的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通篇洋溢着洪晃独特的个人魅力。

前言

工作

我喝的洋墨水和回国啃的一嘴泥

我不时尚行吗

晓雪

我的四个小祖宗

当出版人

家庭

童年时我身边都是摩登上海女郎

纽约空降红小兵

上一代交给我的一些我不想要的东西

我妈妈的惊喜

我爸爸的魅力

我的隐私

生活

我写过的一些小东西

廖文

母狗制作BitchProduction

写在后面

“我想求您帮个忙。”1998年的时候我跟朱伟刚认识，打电话非常客气。当时我很巴结他，因为我特别想在他的《三联生活周刊》上发表我写的小破文章。我写东西和我说话一样，非得有观众，如果没有人登载，我绝对不写，那不是跟面壁一样吗。

“嗯，说吧。”朱伟说。

“帮我找个编辑吧。”

“干什么的？”朱伟问。

“干什么的？编东西的，编辑还能干什么。”由于我当时对刊物不同编辑的不同分工比较不清楚，而下意识地又觉得朱伟这种文人看不起我和我办的刊物，我的语气里充满了防守攻击的腔调。

“你到底要什么样的？是编辑文字，还是要出题目的。”

我还是不太明白他在说什么。“就要那种两个都行的吧。”

“编什么栏目的？”朱伟问。

我还是觉得他的问题里充满了对我的鄙视。“什么栏目都能编，要有头脑的，聪明的。”我回答道。

“好吧，我给你想想。”朱伟干巴巴地说，“就这样，还有事吗？”我总觉得该和大编辑寒暄几句，拉拉近乎，假装我也是同行，但是让他憋得什么都说不出来了，只好告辞：“那……我等你电话吧。谢谢啦。”

过了几天，朱伟果然推荐了人，编辑部面试之后发现此人只能花不到一半的时间工作，另外的时间要自己打坐、养神、拜佛。我气疯了，我觉得就是朱伟拿架子，看不起我和I Look，不推荐好的编辑给我。我想和他打架，我觉得他不够朋友。我想他这样戴眼镜的上海文人肯定特别怕非常粗野的北方女人，所以拿起电话就喊：“X他大爷的，你丫怎么拿我开涮，那他妈编辑能他妈干活吗？！”

谁知道这个在北京居住多年的上海人居然立刻操着没丢干净的上海口音反击道：“X你大爷，你他妈不知道你要办什么样的杂志，我他妈怎么给你推荐？”

在犯了很多错误之后——大概是2001年的夏天，我终于一头雾水地找朱伟和几个朋友帮我重新找I Look的定位。在我也记不得多少次集体培训和谈话之后，我慢慢悟出来我还是应该把I Look做成一本好的消费类杂志(consumer magazine)，而不是我自己的观点的讲台。我才意识到我犯了不少错误，比如：I Look曾经做过一圈户外广告，口号是“给有头脑的女人的杂志”，是我的馊主意。这种口号真是打击了一大片，把读者都吓跑了。实际上，爱美的女人永远比有头脑的要多，因为即使有些爱美的女人不爱动脑子，所有动脑子的女人还是要 美的。我没算清楚。何况女人要看严肃的文章有《三联》、《财经》，要看文学有《小说》、《收获》、《万象》，她们选择时尚类刊物就是为了服饰美容，为了生活方式，为了轻松。再仔细想想，我自己也一样。住在纽约的时候，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咖啡桌上都摆的是New Yorker,而马桶边上全是《人物》。

必须承认，不修边幅的女人是不可能当女性刊物主编的。我基本上不修边幅，而这事全赖我妈，因为她没把我生得漂亮点。我向来认为，我的性格和聪明是我最大的长处，而我的长相是我最大的短处。从我懂事以来，无数的人带着遗憾的口气对比我们母女的长相，以致使我坚信，我的长相是没救的。

记得80年代的时候，我因为公事要赶回北京，买不到上海到北京的飞机票，求我妈妈帮忙。她找了上海民航的一个局长，曾经是周总理专机的飞行员。上飞机那天我穿着破破烂烂的牛仔裤和白T衫，在上海机场席地而坐，津津有味地捧着一本侦探小说。突然，局长的秘书走到我跟前，叫我赶快站起来，局长来看我来了。我慌忙起身，正在弹裤子上的灰尘的时候，局长已经离我鼻子只有三寸了。  “你就是章含之的女儿啊？”局长问，好像很吃惊。

“啊，我就是，谢谢您……”

局长没等我表达完殷勤的感谢，就打断道：“怎么一点不像你的母亲啊……”他有点自说自话，一边说一边摇头。“你母亲好漂亮的哎，你怎么……不像。”然后他很失望地挥挥手说：“好啦，好啦，你等飞机吧。”说罢，转身就走了。

更要命的是，我12岁出国之前是个大胖子，体重比现在还重。那时候老演北朝鲜的电影，有一个叫《摘苹果的时候》的电影，剧情我已经忘光了，就记得当中有一个男的找对象，他的妈妈非要他娶一个胖媳妇，拿着照片劝他说：“她能挣六百工分呐。”我当时最怕学校放映这个电影，因为我的外号就是“六百工分”。我还非常害怕上体育课，四百米我要跑四分钟，跳山羊我永远跳不过去，骑在上面。我老撒谎请假，不上体育课，老师直纳闷，说这个孩子怎么一个月来四次月经。

等我从美国回来，妈妈被隔离审查了，我周末只好和爸爸、美女后妈一起过。我后妈叫朱一景，漂亮得跟妖精似的，曾经是电影《五朵金花》里面的一朵。本来我就不漂亮，她就干脆雪上加霜，经常提醒我说：“你长得真不好，现在出身又成问题，赶快嫁人吧，只要是北京户口就行了，阿姨是为你好。”我不爱记仇，但是跟这个朱一景我是一辈子记仇。

谢天谢地这个女人后来离开了我父亲，在纽约瞎混，还是想拍电影。记得有一次我和陈凯歌、吴天明去一个住在纽约的台湾导演家玩，人家谈到朱一景想上他的戏，我大概一口气骂了她半个钟头，吓得这个导演没敢用她。这可能是我和陈凯歌结婚最得意的事情，狠狠地泄了一回私愤。

我的思想适合给丑女人情结的人办一本刊物，但是主流实在没戏。现在想想都脸红，知道自己错了，知道我这个丑小鸭大概下意识里终于想露一手。

我认识了这个问题之后曾经企图改变自己的意识，我找了很多书，都是讲成功女性刊物的，其中有两个美国最成功的女主编的自传，一个叫海伦·格利·布朗，还有一个叫黛安娜·弗里兰。我当时的意图是研究一下她们身上我能学到什么，效仿点什么。研究的结果是她们真是我比较讨厌的那种女人。

P16-20

我答应写这本书的那一秒钟，就知道我写不出来。

开始，我是求朱伟帮忙。我们准备先聊，然后再找人整理，但是还没聊到上大学就已经离交稿的日子只差一个月了。

我只好耍个花招，让几个好朋友都帮我写一点，所以每一个章节后面都有别人的文章。当被约稿的朋友问我写什么，我就不要脸地说，“写我”。大家都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只有刘索拉跟我开玩笑，说：“那我不写你，写我，行吗?”真是小巫见大巫。

这种形式虽然是逼出来的赖皮手段，但是很适合我。朋友总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我怎么认识这些人本身也是故事，而这些人都比我还是人物。

这是我写的第一本书，献给生我养我的人：母亲章含之和父亲洪君彦。

字数没到，也打住，话说完了。

写回忆的东西跟去看心理医生的感觉差不多，哭哭笑笑的。我每次要写东西的时候就听一盘Leonard Cohen的音乐。他的一首歌词放在这里结尾最合适：

已经没有勇气站在我应该站的立场上

已经没有性情去帮谁一把忙

但不知什么驱使我大声说：

但愿有一天，

富饶土地的灯火能够把真理照亮。

因为有无数财富抛弃的人

因为我还有残余的信仰

我不得不大声说：

但愿有一天，

富饶土地的灯火能够把真理照亮。

我知道我和你有个约会，宝贝

在百货商店前的广场上

但是我没兴趣再去采购

采购这老一套

我要大声地嚷嚷：

但愿有一天，

富饶土地的灯火能够把真理照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