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著名翻译家卞之琳先生翻译法国作家本杰明·贡斯当的小说，讲述一个女人与贵族青年阿道尔夫之间的恋爱故事，但是，这本书刚好和大多数爱情小说相反，并不叙述一个恋爱事件的开始，而是表现了爱情如何衰谢。是一本真实的人性的记录。

法国著名文学家本杰明·贡斯当的小说，这是一个姐弟恋故事：爱蕾诺已经有了孩子，但她经不起一个年轻男子、贵族青年阿道尔夫的围追堵截，终于陷入爱河，甚至为了爱抛弃孩子，最终的结局是大家可以预料的，但仍令人唏嘘。

译者序

原书第三版序

刊行人弁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致刊行人函

复函

附录 贡思当及其《阿道尔夫》(勒·布雷东)

第一章

我二十二岁的时候，刚在哥丁根大学结束了我的功课。我的父亲，××选帝侯的大臣，有意要我遍游欧洲各著名国家。他想随后把我召回他身边，引进他所执掌的一部，准备我将来代替他的位置。在非常放纵的生活里，相当勤勉地用了一点功，我获得了一点成就，乃在同学中出人头地，而使父亲对我怀了也许过分夸张了的希望。

这些希望使得我的父亲对于我所犯的许多过失都十分宽容。他从不曾让我忍受那些过失的后果，他永远答应我关于钱项的要求，有时候甚至于先意承旨。

不幸，他的行为宁是慷慨大度而不是慈爱。我深深地感觉到他对于我的感恩和尊敬所有的一切权利；可是我们之间从不曾有过一点信托。他有一点冷嘲的气质与我的性情颇不投合。那时候我一心只想耽于那些原始而猛烈的观感，把灵魂提出凡庸的周遭，引起它轻视周围一切的事物。我发现我的父亲并不是一个非难者，而是一个冷酷的旁观者；起初以怜悯而微笑，不久便以不耐烦了结我们的谈话。我不记得，在我最初的十八年里，曾经同他有过一小时的谈话。他的信是温爱的，充满了健全而贤明的劝告；可是我们一见面，他就有一点拘束，叫我莫名其妙，在我心上起一种痛苦的反应。我当时不知道这是羞怯——这一种心病就在我们年事已高的时候还紧随我们而不舍，把我们最深的印象关闭在心里，把我们的话冻结，使我们想说的一切在嘴里都变成不自然，只许我们用含糊的字句或多少带一点辛辣的冷嘲来表白自己，仿佛我们要就在我们的感情上报复我们因不能把它们表达出来而感受的痛苦。我不知道我的父亲，即便和他的儿子在一起，也会羞怯的，也不知道往往在长久等待我给他一点亲爱的证据而他显然的冷淡似乎又阻止我给他以后，他会眼泪汪汪地离开我，告诉别人说我不爱他。

我对他的拘束于我的性情有很大的影响。同他一样羞怯，而比他更不安，因为我更年轻，我习惯于把我所感受到的一切都锁在自己心里，自己想自己的计划，只靠自己来实行，把别人的忠告、关怀、协助，以至光是露面，都当作一种搅扰，当作一种障碍。我养成了一种习惯，从不讲我的心事，只认为出于无奈而参与谈话，穿插谈话以不断的玩笑，使我不觉得厌烦，而且帮助我掩饰我真实的思想。因此而有点缺少坦率，直到今日我的朋友们还责备我的；也因此而不爱讲正经话，这一点我总难以克服。结果同时而对于独立怀了切望，对于围绕我的牵挂起了极大的不耐烦，对于造成新牵挂生了不能克制的恐惧。我只有在独自一人的时候才完全自在，这是，即便在如今，我这一种心情的结果，使我在最无关紧要的环境中，必须二者择一的时候，人影的出现总叫我惶惑，我的自然的冲动是逃避人而在平静中思考。然而我并没有这样一种性格似乎会昭示出来的深切的自私心：虽然我在什么上都想到我，我不十分关心我自己。我在内心深处有一种对于同情的需要，我一向不自觉的；而这种需要，找不到什么来满足我：使我逐一离弃了引起我好奇的一切事物。这种对于一切的漠不关心更由死的观念增加了力量；我很年轻的时候就触动了这种观念，我从来不明白一般人怎能那么容易的置诸不理。我在十七岁的时候，亲眼看见了一个老妇人死去。她的心性，颇为不凡，有点古怪的，已经开始助成我自己的心性的发展。这个女人，像其他许多女人一样，在生涯的发端，曾经自信有极大的意志力，极大的才干，而投身于她所不认识的社会。也像其他许多女人一样，因为不屈就造作然而必要的礼俗，她看见自己的希望一个个受骗了，自己的青春并无快乐而过去了；老境终于逼近了她而并未使她屈服。她住在邻近我家田地的一所别庄里，隐退而不自足，以自己的才智，为惟一凭借，把一切都用自己的才智来分析。将近一年，在我们不绝的谈话中，我们从各方面审察了人生，以死为一切的结局；同她谈了那么多“死”以后，我亲眼看见“死”把她推倒了。

这件事情使我满怀了命运无常的感觉以及永远不舍弃我的一种漠然的梦想。我特别喜欢读令人想起人生短促的诗歌，我觉得没有一个目标值得努力去追求。说来可怪；这种感想竟然以年龄逐渐堆积在我的肩头上而逐渐减退了。莫非因为希望里总有一点怀疑的，因为希望从一个人的生涯中退出的时候，这个生涯乃有了一种更严酷而更积极的性质吧？莫非，当一切憧憬都消失的时候，人生似乎愈加真实了，如同云彩消散的时候，山巅显得愈加清楚吧？

离开了哥丁根，我到了小城D。这所城里住了一位大公，他像曰耳曼大多数诸侯一般，温和统治着一个疆域很小的国度，庇护着许多来此安家的文人学士，予一切言论以绝对自由，可是他受旧习惯所束缚，限于同廷上人来往，周围因此只聚集了大部分是无足道的或是庸碌的人。他们在这个廷上接纳我，都带了凡是来把周围的单调和古板稍稍破除的生客自然会引起的好奇心。一连好几个月，我没有看到任何能引起我注意的事物。我感激他们对我表现的殷勤；可是有时候我的羞怯阻止我利用它们，有时候无端着忙的疲惫使我宁愿寂寞而不欲他们招我去分享那些无味的欢乐。我不憎恶任何人，可是极少人引起我的兴趣；不过，人都不乐意冷漠；他们把它归诸恶意，或归诸矫饰：他们不肯相信一个人会自然而然的厌烦他们，有时候我想法子抑制我的厌烦；我避入深沉的缄默；他们却认这种缄默为轻蔑。有时候，厌倦了自己的沉默，我随便开一点玩笑，我的灵机一触动，就把我拖带到一切尺度以外了。我在一天内把我在一月内所观察到一切好笑的事情都揭露出来了。听我突如其来，无意中吐露真情的知己决不感激我，他们是对的，因为我的动机是讲话的需要，而不是信托。我同最初发展我思想的那位女人的谈话中，养成了对于一切老话，一切定训的一种不能克制的厌恶。所以当我听见庸人们很得意于关于道德、礼俗、宗教(他们把这种种放在同一水准上)的说教，讲那些根深蒂固，不容非议的陈见的时候，我觉得不能不与他们抗辩；不是因为我抱了相反的意见，而是因为我不能忍耐这样坚定，这样蠢笨的一种确信。而且，自有一种本能教我不信任那么样斩钉截铁，那么样干脆的一般天经地义。愚人们用他们的道德作成一团绵密的、不可分的东西，尽量地使它和他们的行为无从混合，让他们在一切细节里都自由自在。

由于这种举止，我不久博得了轻浮、刻薄、凶狠的大名声。我的辛辣的言词被认为我天性好怨的明证，我的玩笑被认为对于一切最可敬者所施的攻击。我错把他们取笑了的那些人，以拥护他们指我怀疑的那些定则为得计；因为，并非有意，我使他们互相嘲笑了，他们群起而反对我。仿佛在胪举他们的荒谬可笑处的时候，我泄漏了他们授给我的机密；仿佛在我眼前表示他们真面目的时候，他们从我这方面获得了保持缄默的约言：我全然不曾意识到自己答应了这样累赘的条件呢。他们的乐趣是在不自约束的行动，我的乐趣是在观察他们，描摹他们；他们所谓背信在我看来是一种全然无辜而十分正当的赔偿。

我不想在这里为自己辩解；我久已不再如此的随意滥用没有经验的才智；我只想说，而且宁是为别人，不是为自己(因为我自己现在已经超然在外)，我想说，为自私、矫饰、虚荣、恐惧所造就的人类因袭，必须有相当时日。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一见如此不自然，如此做作的一种社会所起的惊讶，与其说是表出了乖戾的性情，毋宁说是显出了正常的感觉。而且这个社会没有什么可怕：它如此沉重地压在我们的身上，它潜移默化的势力是那么大，以致它不久便把我们依照一般的模型而塑成了我们的形状。我们于是只讶异我们原先的讶异，我们安于我们的新形状，就如同我们终于在拥挤不堪的戏场里自在地呼吸了，虽然初进去的时候，我们很难呼吸。

如果有些人避免了这种普遍的命运呢，他们却在心里掩藏人秘密的反感；他们在大部分的愚蠢里看出罪恶的种子。他们不再嘲笑了，因为轻蔑代替了嘲弄，而轻蔑是沉默的。

所以我周围有限的一群人中，对于我的性格起了一种漠然的疑虑。他们举不出任何可以非难的行径；他们甚且不能否认我有些行为似乎表出了豪侠或忠诚；可是他们说我这个人不道德，靠不住：两个想得很妙的形容词，颇便于影射我们无从证明的事实，暗示我们不知道的情形。P10-14

《阿道尔夫》这一本小小的书在西洋——至少是法国——小说史上是一个大大的事件。它的写作与出版的时间(1807，1816)正在法国文学上的浪漫主义潮流的涌现时期，可是它并不像当时的大批小说名著一样的促成了法国浪漫派文学的鼎盛，而恰好相反，给近代的心理写实主义小说开了先河。

当然，像一切重要的流派一样，浪漫派也有好作品。但其中滔滔皆是的却是对于事物的看法，实在不采取出而入、入而出的洞察与高瞻，而只取游泳的态度，结果因为认不真，把什么都夸大，因为看不远，把一时与局部的任何东西都当作一切，不管是对于哪一种的兴奋与热烈，还是对于自然的赏识，不管是怀古或怀远，还是言情。就讲爱情，因为这里谈的是一本言情小说，他们也不求进步。因为在爱情中实际上并无所感，并无所得，并不认识真正的恋爱自有其步步上升的阶段，恋爱的成功是男女双方的互相扩大，互相帮助去各自或共同发展的起点。只停顿在小儿女性感吸引的初步阶段，只求性欲的满足与享受，成功的恋爱照契诃夫说来只能维持两年果然太不可能，继续两星期恐怕也大成问题。浪漫派在这方面求进步就不断讲恋爱，找一个对象要死要活地吵一阵，回头又找一个新对象再要死要活地吵一阵，不断失望也不断自欺欺人，于是生活上，往往叫别人，演下了不少悲剧与惨剧。近代以至现代广义的写实主义，尤其在心理分析派起来了以后，就拆穿了不少的“西洋镜”，且不仅在恋爱这方面。可是专事拆穿，人也就成了变态，连不是“西洋镜”的东西也凭主观的加以拆毁，自己也就失去了正面的实感与理想。那么讲起恋爱来，浪漫派总还有至情的表露，写实派就根本无法爱人，那岂非等而下之吗？其实这也是一种进步，因为惟有用实感破除了迷妄才可以进于真正的理想。

贡思当(Benjamin Constant，1767-1830)在这本小书里就做了“拆穿西洋镜”的工作。他写小说的动机，尽管他怎样辩解(书前后的序文、楔子和尾声大半都是些废话，实大可不读)，却未尝不是在学时髦，因为当时法国读书人，不管原是干哪一行的，差不多谁都至少会写一部中篇小说，而且写得都还过得去，甚至在文学史上站得住，就像过去中国读书人谁都会写几句诗。就是他的情妇斯达尔夫人也先他而写了两本出名的小说，那倒确乎是浪漫主义的作品。原来贡思当显然也想来一本《维特》，来一本《雷迺》(Rene)，博取多少所谓有情人的眼泪。在小说写成了以后的六年中他把原稿在伦敦和巴黎读给他所认识的一些仕女们听的时候，据说确乎也博得不少人——尤其是女士们——的眼泪。有些贵妇人听了竟投到他脚前求他把结尾改一改；有些，如拜伦所害苦的嘉罗林小姐(Lady Caroline Lamb)听了情不自禁，甚至还有些当真害病了。可是事实上这本小书到曰后才走运，甚至越晚越受大家的赏识，到现代反而抛落了当时的一大批时髦小说，而叫大作家如布尔惹(Paul Botarget)推崇备至，在当时的读众却并未引起什么轰动，因为大家要求的是有一篇故事可以对之哭哭以抒抒情，而受不了这种赤裸裸的分析叫他们难受。贡思当是历史上少见的出名的恋爱圣手，很够资格做当时许多大情人的代表，为他倾倒的女人差不多包括了法国最特出的若干名媛，在斯达尔夫人以外还有夏立叶夫人(Madame de Charriere)、塔尔玛夫人(Madame Talma)、林赛夫人(Madame Lindsay)、雷嘉密夫人(Madame Recamier)，爱蕾诺不止是林赛夫人或斯达尔夫人的化身，而是贡思当所结识的许多女人的总化身。而这般风流表现在阿道尔夫对她的关系中，竟原来如此：恋爱圣手何尝真正爱过人!也是一种奇怪的嘲弄，贡思当最初也未尝不想写一本小说来把自己解释一番，果然显显自己在情场上的本领大的虚荣心也算满足了，可是也如实的抬出了这一个口供。不过他究竟还能感觉痛苦，而如亨利·詹姆士在他自己的小说里所暗示的，在行尸走肉的社会里使人痛苦了能自己感觉痛苦也就像能爱人一样的还有希望。尽管阿道尔夫自己也就完了，人类却因这个榜样而稍现了一线光明。

爱蕾诺在这篇故事里的牺牲也该给了一般女子以一个深切的教训。女人在这种浪漫史里倒往往真能爱人，能有不二的忠诚，可是她们往往也不由自己的就最要阿道尔夫这样最谈不上什么忠诚的男子，也许是因为惟其不忠诚才可以装得来最像忠诚。已经看出了毛病，而为了怕失去一点虛伪的温馨，或只是为了不认错而挺然不顾一切，牺牲一切，而授首去作人家自私心的牺牲，貌似了不得的勇敢，就像男子在牺牲人家的时候也会装得一副自我牺牲的勇敢，而实则是十足的怯懦。这一课在现代女子精神上争取独立，看重与男子的对等价值的今日，应不要再受了。如还需要受，这本小说供给了很好的最后一课。

从艺术上讲来，这本小说，写在浪漫时代而启发了更后的写实时代，却用了古典派的手法，谨严、完密、单纯。可是连布尔惹也不遮掩它的缺少了当代艺术的各种不无可取的技巧。它所以还叫我们今日读起来仍觉得十分动人，就因为它是从真挚的体验里叫出来的呼声，而又是提炼过来的艺术品。

单由此种种，介绍这本小经典到中国来的理由也显得够充分了。今日中国的一般男女别以为早已把19世纪的阿道尔夫和爱蕾诺抛落得远远了，事实上也许还得赶一程，一长程，才及得上他们。时至今日中国权门及其寄生虫世界也都有的是“色鬼”而已，如果我们可以称阿道尔夫为“情魔”(过去我国有人译《阿道尔夫》书名为《情魔》)。 中国“上流”社会历来的假借名义也已经够多了。一切轻浮、秽亵的丑事都已经雅极的托诸“风月”，再新就托诸西洋的“浪漫”，正如更新就托诸“自由恋爱”而同时却假己所不欲的“道德”来约束玩物，约束奴隶，约束牺牲品。推而广之，我国当前“上流”社会的大病一字即足以道尽：假。这本小书的介绍过来，可以说是为了给大家看看西洋的浪漫史的真相已经是怎样，由此而明白更枉论其余，而不是为了再供给一个假花样：自私自利的假忏悔，那实在是徒然的。因为既是玩弄，觅舒服而不是真爱，既只能由感到不方便、麻烦、左右为难而感到所谓“痛苦”，生活中没有灵魂，写出来的东西哪儿会有什么生命，更无论价值了。讲到艺术创造上，小说家的目光果然应该放远、放大，如果连一个角落里的生活都没有深切的体验，凭空跳在云端里居高临下，目空一切，写大社会，写全人类，那么任他用一百卷书堆一座空中楼阁，即不论价值如何，也不如一个卑微的小说家(这里不涉及贡思当是有名的政治家)写这么一本真挚的小书，它已经证明经得起相当可观的时间的淘刷，通得过也同样可观的空间的障碍。

昆明，7月2日(1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