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中国人都知道拿破仑，但是知道威灵顿打败拿破仑的不多。威灵顿公爵，一个在滑铁卢打败拿破仑的传奇式人物，不仅是英国19世纪最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也是19世纪欧洲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被维多利亚女王称为19世纪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按照中国话来说，文治武功都十分了得，是一个上马打天下，下马治国家的文武全才。

本书从威灵顿的父母开始，生动全面地描画了主人公的一生，再现了当年欧洲风雷激荡的峥嵘岁月，不仅有疆场上的血雨腥风、政治中的冲突摩擦，也有英雄暮年的几丝哀愁和寂寞。

1809年,威灵顿率领部队在葡萄牙里斯本登陆。在6年的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中，他指挥有方，用兵果敢大胆，以弱势兵力连续击败了拿破仑麾下6位战功卓著的元帅。在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法国发动的百日政变后，威灵顿作为盟军总司令，与普鲁士布吕歇尔元帅联合作战，在1815年6月18日的滑铁卢决战中率领在人数和装备上并不占优势的联军英勇作战，以短促和猛烈的方式彻底击败了由拿破仑亲自坐镇指挥的精锐法军，彻底结束了拿破仑作为军人和统治者的生涯。

由菲利普·圭达拉创作的这本《威灵顿》，生动地再现了威灵顿公爵作为“军事家，运动家，政治家”的杰出一生。该书也让作者一举成名，作品广受欢迎，被多次重印。

第一章 亚瑟·韦斯利的教育

 伟人的荣誉应该以他们为获得荣誉所采用的手段来衡量。

第二章 英属印度部队的将军

 红日东升，海水苦咸，他开战了

第三章 都柏林城堡

 爱尔兰的许多诡计之一是把它自己缩小成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很小很小的斑点，然后在突然之间又变得特别巨大，吓坏了我们。

第四章 半岛

 西班牙的动静不寻常，锁子甲和头盔刺眼闪亮，在古老信念的狂怒中，他们将重击我们的胸膛

第五章 1815(滑铁卢)

 滑铁卢，滑铁卢，滑铁卢，竟如此糟糕！

第六章 占领

 所有的国家都不会像他们的恩人所预期的那样表示感谢。

第七章 内阁

 一个伟人是什么？一个国家的部长吗？一个胜利的将军吗？一个身穿温莎制服的绅士吗？一个星光闪闪的陆军元帅吗？

第八章 首相

 这个年纪的人显然是公爵。他是欧洲的救星，一个完美的人，有着钢铁一般的信念。

第九章 后卫行动

 “对一个伟大的将军来说，什么是最严峻的考验？”“是清楚在什么时间撤退，并敢于撤退。”

第十章 神化

 谁都认识那个满头白发的人！

在理查德顺利地接任了总督，亨利小弟以总督私人秘书的身份出入其左右之后，亚瑟也变成了一个重要人物。这些身居高位的关系给他带来了吉兆吗？加尔各答不是都柏林，公司的规章有效地制约了赤裸裸的裙带关系。理查德在扮演一个严厉的罗马式家长，他们当然不会直接地利用影响让亚瑟扶摇直上。但无论有多么崇高，理查德还是理查德。他一直都是亚瑟事业的设计师，他安排亚瑟进入了爱尔兰议会，替他预付了升职的酬金，甚至还徒而无功地在爱尔兰为他努力地争取一个政府中的职位。尽管他未能让他弟弟在政府里担任一个职务，可莫宁顿勋爵并不反对他服务于社会。

新总督本人实质上是一个好战的人。不过即使是那些激情澎湃的人士也能看到进行战争的手段非常之匮乏。既然公司没给总督提供一个军事班子，这个雄心勃勃的总督只好自己动手解决问题了。他很高兴让亚瑟来当他的技术顾问，担任一个非正式的职务，雇佣他作为参谋长。无论这是否算一个正式的职位，但它的确是一个实职。韦尔斯利上校开始忙于为总督在迈索的前进方针做准备方案了。他计划了部队在卡那提克的调动，安排了物资和筑垒事务，加强了部队的各项薄弱环节，提出了在西北前线的防御措施。亚瑟一直是一个注重细节的人，他的方案都很详细，也没有忽略堡垒内部的武器装备，还“在涉及丁迪古尔时什么话也没有多说，‘我没有去过那里，不了解情况’”。他不喜欢纸上谈兵，他对战略问题和供应问题给予了同样重视，让他的双脚一直坚定地立足于实际操作，“在印度打仗不能没有公牛。现在命令在公司辖区的所有采购人员搞清楚其所在地区的公牛数量，以及在不太影响农耕的情况下所能提供的公牛数量”。在战争准备方面，几乎没有什么人比莫宁顿勋爵的参谋长更加胜任了。

亚瑟·韦尔斯利现在仍然是上校团长，但他又不是一个普通的上校。他有很多书，并且在1798年的夏天读了不少。他还为再次出征调整了他的藏书。他还在读斯威伏特的讽刺书，洛克和佩利的书还在一直带领着他寻求真理，布莱克斯通和亚当斯密的书在继续帮助他理解世俗的问题；印度还是他的主要书籍，恺撒、萨克斯、劳埃德和腓特烈仍是他的战争顾问。他还的确发现了恺撒和印度的军事联系，他在以后曾回忆说，恺撒教会了他如何“布置晚上营地的防御，”如何“编制渡河的木筏”。不过博林布鲁克的书不见了，难道伯克先生没有愤慨地高声发问“现在还有谁在读博林布鲁克的书？”看来亚瑟·韦尔斯利没有读他的书，也没有读普鲁塔克的书；或者他是在读过这些书之后又大方地扔掉了。他甚至也读了一些轻松读物，他在《神话》和《女人的快乐》这两本书中留下了不少聪明的标记。他们在夏季受命南行，亚瑟同希基先生又分手了。他们在8月经海路前往马德拉斯，在经历了4个星期的艰苦航行之后抵达了目的港。船舶在刚离开加尔各答港口不久后就触了礁，船也漏了。在随后的抽水和补充淡水中又引发了痢疾，这让亚瑟也未能幸免，还死了15个人。军需部门的失职让亚瑟大为光火，“就连一名异教徒也不能只给我们一瓶好酒，其后又在我们的桶里装上了最差的东西！在估计到可能产生恶果时还给我们提供变质的水，我觉得这些行为违背了基督教的准则”。他的怒火在一个月之后还没平息，“我警告了他。那是不可原谅的！我恐怕要公开投诉。”

他现在来到了马德拉斯。在出行时，亚瑟乘坐了一辆尊贵的英式轻便马车，他蓄了胡须，围着头巾，还戴上了黑色的平顶帽。晚上军官们在山路上骑马，不少人还在用莫卧尔老式的印度额手礼不断地致敬，他也不时地在点头还礼。韦尔斯利上校除了一般的军务以外，还肩负了特殊的使命。他在加尔各答的大哥勇于进取，准备对迈索发动战争。

法国人不寻常的姿态引起了不安的躁动，有一个法国人在毛里求斯夸大其辞地制造恐慌，宣布将招募志愿军，还声称蒂普正在等待法国的援助，要把英国人从印度驱除出去。虽然这种夸夸其谈的大话在革命时期屡见不鲜，但是却让莫宁顿得出了几乎粗暴的结论，似乎眼前已经出现了“蒂普的公民”在栽种自由树，迈索的人民穿上了1793年法国革命派所穿的那种翻领短上衣，还跳起了舞蹈的情景。到处都是法国人，他们现在到了埃及，还有一条破船甚至抵达了迈索。在印度面临危难之际，难道一个远见卓识的总督不应该先发制人吗？另外，迅疾的行动也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迈索的历史遗留问题，莫宁顿勋爵正在盘算着他的雷霆出击。但是亚瑟在研究了理查德的政策后，却没有同样高涨的热情，反而写了一篇内容冷静的备忘录。当理查德在预想蒂普和法国人的联盟可能造成可怕的恶果时，亚瑟却在清醒地计算对方的人数，“联盟的结果会让蒂普的力量增加最多不超过150人。”即使法国人从欧洲派遣部队，他估计也不可能超过3000人。在他们登陆迈索之前，他们首先要在好望角和印度水域中躲过英国舰队。这一连串的计算结果让人乐观，法国人大约会损失掉3/4的兵力。上校对联盟并不感到吃惊，他认为，“如果有可能，我们所采取的方针应该是避免立即开战。我们当然必须保持体面，我知道政府是不能丢脸的。我们首先应该在言谈中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形，在递交给蒂普的宣言中应该让他对法军的登陆作出解释，不要让他有理由怀疑我们认为他已经和法国人缔结盟约了。在他发现联盟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时，他就很可能否认联盟的存在，并且会很高兴有摆脱困境的机会。同时我们也可以随便表示我们究竟相信了多少他的话，并准备好应对各种变数”。这是如同大蛇一般的智慧。理查德的参谋长拒绝了见风使舵，有时军人对待战争的态度反而不会像平民那样兴高采烈。上校的态度得到了广泛的赞许，虽然理查德深感遗憾，但他还是接受了。战神停下了脚步，理查德在着手准备计划，组织盟友，伺机而动。

韦尔斯利上校在马德拉斯的使命和这些准备密切相关。他给总司令带来了指示，详尽地说明了理查德的战略意图；他还要给加尔各答写报告，对上级军官作出评价，并且要不断地施压以确保军备的就绪。他所担负的核心任务更加敏感，那就是去争取马德拉斯省长的合作。克莱夫勋爵是一个呆板而难缠的人，天生就喜欢为聪明大胆的计划设置障碍。他说话的语调缓慢，在一边想一边说。总之，大步向前的理查德可不合他的风格。理查德曾经愤怒地打听，“他究竟凭什么担当此职？”亚瑟就更加机灵一些了，他怀疑“他到底是不是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呆板？”上校同这个说话缓慢的勋爵之间也是言谈不多，但类型不同的人也能不言自明。他差一点陷入了困境，无法完成激励省长的任务，“一度克莱夫勋爵很有可能反对上级政府决定采取的措施”。但上校最后还是明智地把勋爵争取到手了，取得了成功。亚瑟这个落后的学生此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理查德也看出他“亲切和蔼，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这是亚瑟的第一次外交胜利。

不过，如何迫使迟缓的当局在迈索边境形成包围？如何制定一项行动计划，如何为了“战线的移动”提供物资准备？如何让军需部门改变传统的“不作认真计算，只是粗略地估计每支部队的需要”的做法等方面，却都困难重重。尽管上述各种努力都需要有极大的耐心，但他还是成功了。他对自己的成功还是不满意，他仍然深信理查德的攻击策略还没有必胜把握。他呼吁不给蒂普形成过大的压力，“我们的要求应当仅限于让他们接受我们的一名大使。不要提出一些脱离眼前目标的要求”。另外，作为理查德个人特使的地位也让他觉得尴尬，他向弟弟亨利诉说了他的烦恼，还禁止他向理查德透露任何相关内容。在马德拉斯他吃了亏，失去了在其他地方指挥部队的机会。他在话语中含糊其辞地说：“尽管我在指挥部队时可以比在圣乔治堡多挣上五百英镑，但是也无所谓。”“如果没有仗要打”，他的眼睛已经瞄上了锡兰的一个空缺，这并不奇怪。由于那个职务很可能需要长期担任，而且前景不明，他的心情依然平静如初。甚至在理查德客气地邀请他去担任印度军队的参谋长时，他也只是缺乏热情地默认了而已。他更明确的选择是按照服役年限的规定晋升为少将，这样他还可以被召回到欧洲服役。尽管他更愿意去欧洲，但是他又平淡地认为，“反正我得在世界上的某一个地方服役。不管这个国家是好是坏，我不懂为什么我不能在这里好好地待着，还要去其他地方。我在印度的各方面都很好，我并不认为有什么地方不太舒服”。

似乎战争的鼓点声在他的耳朵里还奏不成乐曲，但他依旧在恪尽职守，督促那些懒惰的官员们去干事，还用总督运送来的那些精美的礼物丰富了自己的生活。他很高兴地成为了贝尔·约翰逊的证婚人。理查德和迈索之间的关系逐渐在恶化，迈索对理查德愉快地请他们“关注自身利益”的劝说置之不理。莫宁顿先礼后兵，开始变得严厉了。他熟知不少格言，警告迈索“不干好事必遭恶果”。理查德在给亚瑟的回信中经常有一大堆冗长的说教和引喻，这让他十分担心理查德的健康。他随后又获悉“理查德经常出巡和狩猎。我也随即来了一次狩猎远征。”他还写道，“英国特使不太露面或者无需露面”也不是什么坏事。莫宁顿勋爵大权在握，没有等待的耐心。蒂普被告知，进一步的谈判将由英军战地司令官主持。看来理查德也正在打猎。他在写给英格兰的信中还野蛮地说，“我现在很满意，在丛林中的野兽已经完全暴露在打击之下了……我们的部队在印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通过责备和赞扬，我已经让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了”。这其中有很多都是亚瑟的功劳。

上校为战场所做的准备还包括一个有盖的汤锅和可供12个人使用的盘子。他在不断深入供应问题，这得到了总司令的特别表扬，“在供应方面的周到安排应该归功于韦尔斯利上校。他的优秀服务值得让我表示感谢和嘉奖”。聪明的亚瑟对有些人深恶痛绝，“在连队里有两名军官，其中一个特别愚蠢，我根本就没有办法使用他！另外的一位则是一个恶棍，我要用一半的时间盯住他。他们两个都大字不识，没有服役经验，也没有上过战场”。年轻的上校近30岁了。尽管他自己的经验也不够丰富，但他开始懂得自己的角色了。在战争开始前他卷入了一场难堪的事故，他手下的一个少校和属下因为部队的一些琐事大动肝火。虽然亚瑟劝他不要发布什么刺激人的命令，可是他的好话还是被当作了耳旁风，少校依旧固执己见。亚瑟很务实，有些生气地问，“如果你还是执迷不悟地要继续，这到底是因为什么？不可以和我谈谈吗？”在一个愚蠢的命令被下达之后，少校和他的下属走向了决斗。那个不幸的人在临终的床榻前在同他“亲爱的亚瑟”告别后，死了。虽然艰苦的环境可以激励荣誉感、让高昂的士气在部队中盛行，可惜这次却没有用在正道上，造成了一场悲剧。P65-69

威灵顿(Wellington，Arthur Wellesley，1st Duke of，Wellington(1769～1852)原姓韦斯利(Wesley)，1798年改姓韦尔斯利。生于爱尔兰都柏林一贵族家庭。和拿破仑同年出生，同样选择了从军作为自己的职业。拿破仑在年轻时就显露出了超人的才华，平步青云，成为了法国的皇帝，称雄欧洲；而威灵顿年少时表现一般，在伊顿辍学后17岁时只好当兵，依靠购买到的军阶得以晋升。

威灵顿在去了印度之后初露锋芒，在回到英国后担任过爱尔兰的首席部长。为了打击拿破仑的法兰西帝国，他在1809年率领部队登陆葡萄牙的里斯本，在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中连续打败了拿破仑的6个元帅，1814年越过了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在击败法国苏尔特元帅后进入图卢兹(法国第三大城市，现在是欧洲宇航中心)。

在拿破仑从厄尔巴岛返回法国发动百曰政变后，威灵顿作为盟军总司令，与普鲁士布吕歇尔元帅联合作战，在滑铁卢决战中短促和猛烈地击败法军，彻底结束了拿破仑的命运。

威灵顿在此后作为占领军总司令与欧洲的君王们平起平坐，参加了确定欧洲版图的维也纳会议，神圣同盟的缔结和战争赔偿的安排，他在回到英国后加入了内阁，于1828年成为首相，在辞职后成了反对党领袖，于1834年再度成为看守内阁首相，外交部长。他长期担任英军陆军总司令，创办了世界第一支警察部队，在滑铁卢之后约40年的时间里一直活跃在世界舞台上。他是英国19世纪最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被维多利亚女王称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

威灵顿酷爱音乐，风度翩翩，有“情郎”的绰号，但从未出过丑闻。威灵顿在伦敦海德公园角的家曾被称为伦敦一号，现在已经成了介绍英国历史遗产的重要博物馆之一。我在2005年七八月间重访英国时发现，这座屋前的威灵顿骑马铜像和雄伟的凯旋门，以及屋后巨大的阿基里斯神像，已被修饰一新，看来在为2012年奥运会做准备的伦敦并没有忘记他们的老公爵。

本书的作者菲利普·圭达拉(Philip Guedalla，1889～1944)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和作家。他出身于一个犹太人家庭，在牛津大学因成绩优异获得了奖学金，毕业后曾在伦敦作为律师执业，二战期间任空军少校。《威灵顿》这本书从威灵顿的父母开始，生动全面的描述了主人公的一生，再现了当年欧洲风雷激荡的峥嵘岁月，不仅有疆场上的血雨腥风、政治中的冲突摩擦，也有英雄暮年的几丝哀愁和寂寞。本书在1931年出版后广受欢迎，被多次重印，是此类著作中最优秀的一本。

本书的翻译和出版离不开李钢林、李鹏青和黄大刚先生以及吕敏女士的支持和帮助，请允许我借此机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了便于阅读，我在本书中增加了一些注释和图片。我衷心希望读者能对本书中存在的任何缺陷给予批评指正(liliqiancn@sina.com)。

李力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