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历史学家。大半生在学校度过，教学之余，笔耕不辍。吕先生所谈的读书、治学方法，看似平实无奇，实是非真有研究、真有体会者不能道。

本书具体地介绍了怎么读经部之书，怎么读子部、集部之书，怎样学习国文，怎样教授历史，以及整理旧籍和治学的方法，为青年朋友的读书、治学指示一点门径。

吕思勉推崇顾炎武的”闳雅”、钱大昕的“渊博”、戴震的“论证”和章学诚的“辩达”，熟读”二十四史”等传统典籍，析解、分类、排比、考证史料，写下大量札记。

吕著史实扎实而精确，历史的来龙去脉、前因后罘叙述清楚，见解独到而精辟。严耕望评其治学特色为：“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

吕先生所谈的读书、治学方法，看似平实无奇，实是非真有研究、真有体会者不能道，其中也有二点很值得读者的注意：

其一，读传统典籍，宜先读编年，缓读正史。这是因为编年类的史书，最便于把握历史的大概和时代的大势，进而可读典志类的史书，如此，对历代的理乱兴衰、典章经制已能通知大略之后，再来读正史。其二，初读书治学者，宜先博览，后精深。

一 读书的方法

1.学问在于空间，不在于纸上

2.精读或略读

3.治学的程序

4.先精读后略读，再两者并用

二 孤岛青年何以报国

1.潜心治学也是报国的一种方式

2.青年为学应深通、深入

3.先读科学书，后读古书

三 整理旧籍之方法

1.古今研究旧籍的不同

2.旧籍分四类

3.如何整理经

4.如何整理子

5.如何整理集

6.如何整理史

7.入手当从目录学始

四 论读经之法

1.经、子不同及先经后子

2.经学变迁

3.治经当从汉人之书入

4.治经当分清今古文家数

5.经学入门书目

6.经、传皆可信

7.治经三法

五 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学习历史的方法

1.少时得益于父母师友

2.我学习历史的经过

3.社会科学是史学的根基

4.职业青年的治学环境

六 怎样读中国历史

1.读史与今日之需

2.读中国历史的三大门槛

3.读史三法

七 乙部举要(附：史籍选文拟目)

1.史部的分类与重新估价

2.正史的重要性：全面和直接

3.正史的由来和前四史

4.正史的注释、补和重修

5.治乱兴亡和典章制度

6.关于别史

7.国史简单参考书目

八 读旧史入手的方法

1.初学之书不在多

2.读旧史入手处

3.治古史的前提

4.初读求速不求甚解

九 治古史之特殊方法

1.当以治经、子的方法治古史

2.治经、子的门径

3.以治经、子法读古史举例

4.治古史当知史籍的起源

5.疑古与证古

十 作史的方法

1.作史三步骤：搜辑、考订和编纂

2.作史的具体方法

十一 研究历史的方法(附：史学研究五法)

1.具有现代科学的常识是研究历史的首要条件

2.预知史学的观念是研究历史的次要条件

3.研究出社会的法则是史学的最大任务

4.史家与读史

十二 论读子之法

1.诸子的学术源流

2.读子书之方法

3.诸子学的重要性

4.诸子学与中国文学

十三 研究先秦诸子之法

1.研究诸子当严别真伪

2.治诸子可分家而不可分人

十四 怎样学习国文

1.国文的复杂性

2.三种国文与基本国文

3.国文的发展流变

4.当前国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改正的方法

5.基本的国文应为一般人学习的工具

6.过去选本的毛病及今日选本的准则

7.看、读、作是学好国文的基本功

十五 如何教授中学国文课

1.国文与文学不可混

2.国文、白话与中学国文教学

3.中学国文教学原则：求其解勿责其作

4.中学国文教学法：多读、多问、多引导

十六 论大学国文系散文教学之法

1.散文的源流

2.散文教学的方法

附录一：吕思勉为学自述

附录二：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

1.时代变革中的三位学者

2.学术流变中的三位学者

3.以真学者为师

编后记：金针度人，启迪后学

1.读史与今日之需

幼时读康南海的《桂学答问》，就见他劝人阅读全部正史。去年(1934年)章太炎在上海各大学教职员联合会演讲，又有这样的话：“文化二字，涵义至广，遽数之，不能终其物。方今国步艰难，欲求文化复兴，非从切实方面言之，何能有所成功?历史譬如一国之账籍，为国民者岂可不一披自国之账籍乎?以中国幅员之大，历年之久，不读史书及诸地方志，何能知其梗概?史书文义平易，两三点钟之功，足阅两卷有余，一部二十四史，三千二百三十九卷，日读两卷，一日不脱，四年可了，有志之士，正须以此自勉。”

诚然，中国的正史材料是很丰富的，果能知其梗概，其识见自与常人有异，然康、章二氏之言，究系为旧学略有根底者言之。若其不然，则：

①正史除志以外，纪传均以人为单位，此法系沿袭《史记》。此体创自《史记》，实不能为太史公咎，因其时本纪、世家、列传材料各有来路，不能合并，且本纪、世家与列传实亦不甚重复。而后世史事的范围扩大了，一件较大的事，总要牵涉许多人，一事分属诸篇，即已知大要的人，尚甚难于贯穿，何况初学?

②即以志论，典章制度，前后相因，正史断代为书，不能穷其因果，即觉难于了解。况且正史又不都有志，那么一种制度，从中间截去一节，更觉难于了解了。所以昔人入手，并不就读正史。关于历代大事，大抵是读编年史的，亦或读纪事本末。至于典章制度，则多读《通考》及《通志》之《二十略》，此法自较读正史为切要。

③惟现在读史的眼光和前人不同了。前人所视为重要的事，现在或觉其不甚重要，其所略而不及的事，或者反而渴望知道他。所以现在的需要和前人不同，不但是书的体裁，即编纂方法问题，实亦是书之内容，即其所记载的事实问题。

如此则但就旧El的书而权衡其轻重先后，实不足以应我们今Et的需要了。

2.读中国历史的三大门槛

然则学习中国历史，应当怎样进行呢?

现在人的眼光和前人不同之处，根本安在?一言以蔽之，日：由于前人不知社会之重要。一切事，都是社会上的一种现象。研究学问的人，因为社会上的现象太复杂了，而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乃把他分门别类，各人研究一门，如此即成为各种社会科学。为研究的方便，可以分开论，然而实际的社会，则是一个，所以各种现象仍是互相牵连的，实在只是一个社会的各种“相”。非了解各种“相”，固然无从知道整个的社会；而非知道整个的社会，亦无从知道其各种“相”，因而史学遂成为各种社会科学的根柢，而其本身又待各种社会科学之辅助而后明。因为史学有待于各种科学之辅助而后明，史乃有专门、普通之分。专门的历史，专就一种现象的陈迹加以研究；普通的历史，则综合专门家研究所得的结果，以说明一地域、一时代间一定社会的真相。严格言之，专门的历史还当分属于各科学之中，惟普通的历史乃足称为真正之历史。因为史学的对象，便是整个的过去的社会，但是专门的研究不充分，整个社会的情形亦即无从知道。而在今日，各个方面的历史情形实尚多茫昧，因此，专门及特殊问题的研究极为重要，史家的精力耗费于此者不少。

以上所述为现代史学界一般的情形。至于中国历史，则材料虽多，迄未用科学的眼光加以整理，其紊乱而缺乏系统的情形，自较西欧诸国为尤甚。所以①删除无用的材料，②增补有用的材料，③不论什么事情，都要用科学的眼光来加以解释，实为目前的急务。但这是专门研究家所有之事，而在专门研究之先，必须有一点史学上的常识，尤为重要。

研究学问有一点和做工不同。做工的工具，是独立有形之物，在未曾做工以前，可先练习使用。研究学问的工具则不然，他是无形之物，不能由教者具体的授与。对学者虽亦可以略为指点，但只是初步的初步，其余总是学者一面学，一面自己体会领悟而得的。善教的人，不过随机加以指导。所以研究工具的学习，即是学问初步的研究。当然，工具愈良，做出来的成绩固然愈好，亦惟前人所做的成绩愈好，而其给与我们的手段乃愈良。前此的历史书，既然不能尽合现在的需要，我们现在想借此以得研究历史的工具，岂不很困难?然而天下事总是逐渐进步的，我们不能坐待良好的历史书，然后从事于研究，前此的历史书虽明知其不尽合于今日我们的需要，而亦不能不借以为用，所以当我们研究之先，先有对旧日的史部作一鸟瞰之必要。

历史书有立定体例、负责编纂的，亦有仅搜集材料以备后人采用的。关于前者，其范围恒较确定，所以驳杂无用的材料较少；在彼划定的范围内，搜辑必较完备，所采用的材料亦必较正确。后者却相反。所以读历史书，宜从负责编纂的书人手。其但搜辑材料以备后人来择用的书，则宜俟我们已有采择的能力，已定采择的宗旨后，才能去读。昔人所视为重要的事项，固然今人未必尽视为重要，然而需要的情况不能全变，其中总仍有我们所视为重要的，即仍为今日所宜读。然则昔时史家所视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关于此，我以为最能代表昔时史家的意见的，当推马端临《文献通考序》。他把历史上的重要现象，概括为①理乱兴衰、②典章经制两端，这确是昔时的正史所负责搜辑的。不过此处所谓正史是指学者所认为正史者而言，不指功令所定。我们今日的需要，固然不尽于此，然这两端，确仍为今日所需要。把此项昔人所认为重要而仍为我们今日所需要的材料。先泛览一过，知其大概。确是治中国历史者很要紧的功夫。

但是今日所需要，既不尽同于昔人所需要，则今日所研究，自不能以昔人所认为重要者为限，补充昔人所未备，又是今日治中国历史者很紧要的功夫。

固然研究的工具，是要随着研究而获得的，但是当研究之前。所谓初步的门径。仍不可不略事探讨，这又是一层功夫。

P49-51

金针度人，启迪后学

编完了这本《为学十六法》，笔者有不少体会和感慨，很想与读者诸君做点交流。近百年来，论读书、治学方法的书和文章，不知凡几。而吕先生谈读书、治学，却有与他人不同的地方，其中有二点当引起读者诸君的重视：

其一，吕先生最反对把读书、治学视为敲门砖。他说，把读书、治学视为敲门砖，那是科举时代的态度，后来科举虽然废除，但这种态度始终没有改变。“凡所讲习，都视为敲门砖，对于本身并无诚意。如此，自然说不上有兴趣，更说不上有热心，什么有用的好学问，在这态度下都断送了。”(《学制刍议续篇》，原刊1946年《改造杂志》第2期)作为现时代的读书人，不能把读书、治学视为敲门砖，不当惟以一己之身家衣食计，而“多思有所藉手以自效于社会国家”，况且“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昔人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其中确有至理。知此理，则阅历所及，随处可与所治的学问相发明。青年学生的读书治学，“正不必兢兢于故纸堆中讨生活”。

其二，读书治学，当先读现代科学之书，次读传统的旧书典籍。说起读书、治学，总离不开中国传统的典籍。在现代史学家中，像吕先生那样，对传统典籍花大功夫做过系统研读的，恐怕不多。先生因多遍通读“二十四史”而为学界传为美谈，被后辈学者视为史界的传奇人物。其实，吕先生的旧书固然读得多，而新书新报读得也很多，他在新科学、新学说的学习、研读上所下的功夫并不少。所以先生教青年读书，总劝其“先读现在的科学书，而古书且置为缓图为顺序”。吕先生最反对的，是不察名实而无条件地迷信古书，这样的读书，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了。他曾说：读书的为利为害，全看你能不能综核名实，如不能综核名实，难免会被古书所误，尤其是社会历史方面的书。所以，读书的“先后缓急，却不可不审其次序。对于现代的科学，先已知其大概，然后在常识完备的条件下，了解古书，自然是有益的。若其常识不完具，退化了好几世纪，而还自以为是，那就不免要生今返古，与以耳食无异了”。

以上所述，可说是青年学生在读旧籍之前须有的二点准备，这实在是吕先生对青年朋友的谆谆告诫。另外，我们知道吕先生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史学家，一生的文史研究和学术成果，都以自学为基础，靠自学而达成。与许多纯以史学研究为职业的学者不同，吕先生的终身职业是教师，一生五十余年，自小学、中学，再人大学，始终未离开过学校的课堂讲台。因有此两层关系，吕先生所谈的读书和治学方法，既得自自己治学的亲身体会，又能顾及一般青年学生的实际状况，而与一般随便开列书目或泛泛而论方法的大不相同了。正如吕先生所说，他所说的读书治学之方法，都是“极浅近之语，所谓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

吕先生所谈的读书、治学方法，看似平实无奇，实是非真有研究、真有体会者不能道，其中也有二点也很值得读者的注意：

其一，读传统典籍，宜先读编年，缓读正史。这是因为编年类的史书，最便于把握历史的大概和时代的大势，进而可读典志类的史书，如此，对历代的理乱兴衰、典章经制已能通知大略之后，再来读正史。正史卷帙繁多，材料割裂零散，初学者未能通知历史之大略，正史“实不能读，强读之亦无益”。不过，正史虽可缓读，却不可不读，尤其是正史中的“前四史”，即使是非专门治史的人也当读，这是因为前四史“关涉范围极广”，可宝的资料极多，且文字优美，“读了决不冤枉”。

其二，初读书治学者，宜先博览，后精深。吕先生说，精深与博览，原是治学的两种路数，或两种方法。前一种是深入于一事中，范围较窄，而用力较深。后一种则范围较广，而用功较浅。前者造就的是专家，后者则养成通才。固然，走哪一条路，由于各人性之所近，然其实是不可偏废的。学问之家，或主精研，或主博涉，不过就其所注重者而言，决不是精研之家，可以蔽聪塞明，于一个窄小的范围以外，一无所知，亦不是博涉之家，一味的贪多务得，而一切不能深入。然而，对初学者来说，“求学的初步，总以博涉为贵”。因为青年学生的人格尚未固定，性情还可塑造，初学之时，心思要空灵，眼光要远大，境界要恢廓，自当宜博览处人手。

至于具体地怎么读经部之书，怎么读子部、集部之书，怎样学习国文，怎样教授历史，以及整理旧籍和治学的方法，这都是吕先生之所擅长，说来如数家珍。金代诗人元好问《论诗》诗云：“鸳鸯绣出凭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后人言治学方法的，便把这两句诗改为“金针线迹分明在，但把鸳鸯仔细看”，此即所谓“金针度人，启迪后学”，为青年朋友的读书、治学指示一点门径，这是半个多世纪前吕先生写这些文章的愿望，也是今日笔者编撰这本书的目的。

编者

200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