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对抗权利和世俗的精神史。
以儒、道为立身根底的中国传统文人,在积极入世的强硬外表下面,也有一颗时刻准备归隐的柔软之心。凡在非大治则大乱的历史当口,或者明君在朝的创业初期,治国平天下往往是他们的人生目标。政治上的失意以及政治生活本身的尔虞我诈与个体生命的冲突,往往使得他们在最后选择逃遁或者隐逸。做隐士既是一种德行的体现,满足了士大夫们追求道德自我完善的需要,更是一种生命本于自然、活出自我的强烈要求。当被迫的选择成了一种主体的解脱,隐逸生活可以把他们的精神带向一种纯粹超越的境界,多数选择隐逸的都得以逍遥。
正是隐士的独特身份,促使形成了中国隐逸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使得隐士和社会、会山林和庙堂处于一种极其复杂的纠集之中。隐逸往往很少是人终其一生的行为,很多人都在仕进和隐逸的路上进进出出。所有形态的隐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即把个人和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对立起来。隐士往往都是个体感很强和原则性强很的人,因为这种强烈的个体感,使得他们无法委曲求全地融入到他们所不愿意融入的世界中去,同时使得他们具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他们很清楚自己和那些安于现有的道德和政治秩序的人的不同。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孤独驱使他们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他最后一次辞官之后写下了著名的《归去来辞》,字里行间掩抑不住摆脱掉官场的轻松和愉快,压抑不住重返田园的自得喜悦之情。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摇摇以轻风,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家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畸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羡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乐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挂职而去,不但能重温与家人的感情,尽享天伦之乐,更大的乐趣似乎更在自然之中。“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墟里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回归自然、隐居田居的生活,有效地消泯了“有志不获骋”的打击,也能满足自己那天性爱好自然,渴望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理想。
在探讨陶渊明隐逸思想的来龙去脉的问题上,有人提出有其家族遗传的影响。这个观点虽然牵强附会,却也有些趣味,聊作谈资吧。
陶渊明曾在《孟府君传》中这样描述他的外祖父晋代名士孟嘉:“行不苟言,言无矜奇,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饮,逾多不乱;志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傍若无人。”可见,陶渊明对这个外祖父是多么仰慕。他还曾在一首诗中描写过自己历史上连个名字都没留下的父亲:“于皇仁考,淡焉虚止,寄情风云,冥兹愠喜。”陶渊明对自己的父亲也充满了尊崇的感情,甚至引为同调。这样看来,他和他的外祖父还有他的父亲都是同样类型的人,说是受遗传因素影响也可成立。但是联系到整个魏晋时代的风流雅韵,这种所谓遗传的因素也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因为不但陶渊明的祖上如此,整个时代都是如此,不如说是大文化环境的熏陶使然更为恰当。
陶渊明和中国所有的士人一样,都没有摆脱掉“外儒内道”的分裂性精神人格。其实说到儒家,连其创始人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也不能摆脱“浴乎沂风吾与点”的回归自然的思想,也有“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训诫。隐的思想,并不是为哪家学派所专有。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隐逸思想乃是老庄哲学的一个具体体现。隐士都是道家,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我们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说得很明白,隐士上古就有,《庄子》中记载着为数众多的上古隐士。不能简单地认为《庄子》中的隐士都是虚构的人物,是庄子用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随意编造的。事情不会无根而起,历史似乎也不会毫无来由地出现一个老子,又一个庄子,他们必然也有自己的传统。不是老庄创造了传统,而是传统创造了老庄。那么,老庄的源头是什么呢?简单地说,是上古隐士们的思想。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里也不便多说。我这样说只是想说明,隐士思想不但孕育了道家,也渗透在儒家的血液之中,甚至其他名目繁多的学派,都不能摆脱上古隐士思想的泽溉。只不过庄学继承并发展这种思想的影响至大,庄学本身又包罗万象,庄子以下的隐士们才更有了一种强大的理论根据,隐逸思想才成为庄学的一个符号。可以这么不太严谨地说,隐逸思想成就了老庄思想。又反过来用老庄思想支撑了自己。
陶渊明之隐,和许多中国士人的归隐一样,都经历了“先儒后道”,而实际上显现出自我“外儒内道”的过程。儒与道的分野。在于儒不能释道,而道能化儒。当“强行人世”的儒家行为遭受重创之后,道家思想自然而然就会从内心中生发出来加以慰藉、原宥,然后变得旷达、适性。
大钧无私力,万理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结托既喜同,安得不相语!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陶渊明《神释》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这种顺其自然的思想情趣,实在比庄子的思想带有更浓的“为人生”的趣味。老子的“绝圣弃智”,庄子的“形如槁木,心若死灰”,多少带有一点“反人性”的色彩,而他们的思想到了陶渊明这里就温和多了,更有一种世俗的亲切感。
P186-189
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常常想,当代隐士们都在哪里?真隐士是不是真的不为人所知?如果真有这等人,那么他的思想又如何让人知道,得以传承接续?如果他的思想、他所创造的精神财富早已经超越了如今我们所认为的最先进、最卓越的思想和意识,而不被人知道,这岂不是一种巨大的遗憾?
如果他意识到自己思想的价值,而决意不为外人道,又是不是一种对世界的不负责任?我们该对这种不为人所知的真隐士或者说也许根本不存在的人报以怎样的态度呢?是敬仰还是唾弃?
我们不可能去敬仰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人,也不可能敬仰那些根本不存在的思想和意识,尽管我们想象它们如何伟大卓越;但我们也无法唾弃那些也许真的存在而我们竟无从得知的人,因为他们给了我们一种可能性,一张让想象得以存留的票根。对这些莫须有的人,我们既不敬仰也不唾弃,但我们怀有期待。
我们只对那些被发现的隐士、为人所知的隐士报以敬仰或者唾弃。我们只对那些我们已经知道的思想报以批判。这是我们的局限,也是世界的局限——我们只能知道我们所知道的,而无法知道我们不知道的。
在写作的过程中,一想到这些,就会有一种巨大的失落感。以现在这个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也只能是一本局限在已知范畴之内的小小扩张,有越界到未知的企图,但远不能给未知勾勒一个清晰的面目。
隐士,虽然是在一条消失的路途上越走越远的人,但在任何世界、任何时代,它的队伍都足够庞大,只不过在显影度极高的人群看来,他们都是看不见的。我相信这个时代的隐士都已经改换妆容,基本都有一些有相当显影度的面具和身份,他们的山林石泉、归隐之地在自己的内心,他们已经在自己的心里隐居起来。
感谢为本书提供帮助及提供相关资料的所有人士。其实我的本意仅仅是写一本书,而至于是什么书,并不太重要。我可以写隐士,也可以写别的什么人。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