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裤裆里的政治史。

作为历史上非常活跃的一股政治力量，阉人至少导致秦、东汉、唐、明四个强盛王朝的衰亡，所以在政治上我们不能忽视他们；阉割的目的是对性的驯服，但阉人实实在在不是无性人，他们各有宣泄性的方式，所以在生理上我们需要了解他们；肉体上的阉人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精神上的阉人仍然活跃——本质地讲，我们在精神上从未停止受阉，如果说内体阉割只是一种刀具加身的技术，那精神阉则要精妙得多……家庭、国家甚至就是一台台精微的阉割机器。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消费，全球化，复制，标准化……都是一个个阉割隐喻。

一个重要的东西不应被回避：生殖器。是的，阉人终其一生都梦想它能重新发芽——它的深层意义何在?如果它仅仅是一个生殖装置，那阉割也仅有刑罚意义，所谓“代死之刑”指的就是阉割——在亲族作为基本单元的社会里，让一个人“断子绝孙”相当于判了死刑，缓期执行。麻烦的是，生殖器还是一个快感装置，所以阉割便有了别的意义：闭合能量的一个外泄通道，从而让身体彻底变成“劳动力”——这似乎回到了阉割的本义，对于家畜，我们这样干已经很多年了。此外，突起物无论如何还是一种男权的象征，稍微考察一下遍布全球的突起物崇拜便会明白。然而，阉人丧失了这种象征物。

引言 我为什么要这样写阉宦史

第一章 语词解释：阉

作为名词的阉：阉人

作为动词的阉：阉割

作为形容词的阉：狗儒主义

第二章 阉的历史

阉的技术史

驯化

割礼

揉搓与刀具

愚民，或者恐吓与酷刑

阉的制度史

“木官示禁”与“象以典刑”

“宫者使守内”

中官用权

科层化

第三章 性

异性恋

自体性行为

同性性行为

性交换

第四章 生殖器的意义

生殖意义上的生殖器：代死之刑，血统与私产

快感意义上的生殖器：快感缺失，身体何为

作为符号的生殖器：炫耀，权力与突起物崇拜

第五章 性惩戒

贞操带

性爱权国有的秘密

专偶制与家庭

第六章 由语词结束：作为一种目的阉人社会

女权主义：高声低抗，高声叫卖与高声呻吟

男权主义：床上的英雄神话与药物依赖

性别：21世纪的审美与中性人

消费：她世纪与GDP人

全球化：或隐或显的性政治

由语词结束：“勃”及其一些字词

附录

我们如何理解他们——以赵高为例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身体啊，身体

这种政治上的企图遭到维多利亚时代智慧之士的嘲弄，当笛卡儿重新恢复了理性的威严之后，文艺复兴时期昙花一现的解放精神还尚未惠及到女人便又一次沉寂了：中世纪统治人的是作为神的上帝，而现在，则是作为神的理性。人性被简单地阐释为人的理性，而女人再一次被判定为非理性动物从而丧失了做人的资格。至今，我们仍然习惯于把女人和小孩相提并论(妇幼保健院)，这种话语方式也许是得益于叔本华的只言片语。

而在中国，情况则显然糟糕得多，纳妾制度并未随着清帝国的崩溃而消亡，相反，它在知识阶层一次又一次寻求到了它的剪辫子与拒绝剪辫子的代言人，即使在新式文人中，宿妓也被当做名士风范沿袭了下来。早上去礼拜堂做礼拜，中午到大街上宣扬激进思想，晚上去八大胡同……这作为一种时尚的生活方式，在知识圈中被不断模仿。基督教的胜利并未伴随着一夫一妻制的胜利，自由的胜利也并未揭去女人的裹脚布，而作为民主表象的府院之争，泛起的泥沙中也从来找不到叫做女人的那一粒。沙龙夫人虽然穿起了开衩开到大腿根的旗袍，但她们扮演的，也不过是高级交际花的角色；昔日她们坐在旗人阔少的左腿上，如今却坐在军阀们的右腿上。她们获得的唯一自由是，可以跟男人一样，去烟馆吸食鸦片。

但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毕竟越来越多了，在反对政府的游行中，她们为自己争取到了一项权利：男女同校。这为大面积的自由恋爱提供了温床，在革命激情的鼓荡下，青年一代逐渐明白：只有解放全中国，才有可能解放他们自己。这种信念让中国的女权运动被更大的社会革命裹挟了，所以显得比任何国家的女权运动都激烈、含混和悲壮。“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作为一首诗，它在中国获得了比“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更大的认知度——显然，前者代表了食洋的新式知识分子的心声，而后者，则反映了食古的旧式文人的浮浪与轻薄：这是一个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爱情作为一个词汇在社会上广为流行的时候，同时宣告了女人的胜利。这种胜利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直至被嬉皮运动完全粉碎。嬉皮运动的先驱者们胜利的秘诀在于：他们敏锐地发现，“爱情”被女人当成了战斗的武器，这种武器崇高无比，不可质疑——跟“革命”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讲，王朔的小说启迪了革命后成长的一代：去他妈的爱情，我只需要性。这种觉醒迅速酿成洪流，女人被重新推回那个古老的堡垒——在那里，她们仅仅作为一具具身体而存在!

在西方，女人退缩的历程从她们愿意脱衣的那一天就已经开始：维多利亚时代的贵妇人，除了穿紧身胸衣和大撑裙，还要外裹九件衣服和七八条裙，外出时再加上厚重的披肩，戴上插着羽毛、花朵和丝带的大帽子。20世纪终于来了，服装设计师们帮了我们的大忙。斗篷装让女人们的长裙刚离开地面，舆论界就一片哗然，“原来女人也是两足动物。”没等这样的喧哗落定，保罗·波烈便急不可耐地让女人脱去了胸衣。在他看来，那种令女性保持43厘米细腰的玩意，实在是一种损害健康的枷锁。但保罗·波烈无法做得更为彻底，因为他能让女人脱去胸衣，却无法摆脱自身对华贵、浓艳的爱好，所以当夏奈尔一剪刀裁去华贵与修饰，衣服唯余遮寒蔽体的功能时，保罗·波烈讥讽夏奈尔有一种“高级的穷相”，像“营养不良的打字员”。从伊夫·圣洛朗的“梯形”作，到韦斯特伍德的“内衣外穿”风潮，从路易斯·里尔德的“比基尼”泳装，到玛丽·奎恩特的“迷你裙”，再到1991年戛纳影展麦当娜的胸罩与束裤……脱，俨然成为一种风尚。这种风尚让女人重新沦落到“被看”的境地。人们不再关心她们的思想与灵魂，只关心她们的身体——商业让女人重新中了古老的符咒，维多利亚时代对女人充满嘲讽的天才思想家们，泉下也会露出狡黠的微笑。

中国女人的脱衣史相对简单，尽管20世纪早期刘海粟在他的美术学校中就安置了裸体模特，但大面积的脱衣还是不到20年的事情。80年代中期的女大学生梦想做存在主义的情人，而到了新世纪初，她们则想躺在比尔·盖茨的床上。在集体脱下黄军装之后，她们一路欢歌，来到新世纪的舞台上。当“心灵美”被她们当做歧视性话语的时候，“仅仅作为身体的存在”被她们确认了——这个简单明朗的定位让她们如释重负(在她们看来，精神／身体这个被预先设定了的二元叙事模式，不过是男权主义的阴谋)，而仅存的几个死硬的女权主义者，则卸下胸罩，像怨妇一样坐在落地窗前，细细体味内心升腾起的每一丝欲望，然后把它们统统写在纸上，附上照片卖给那些没有钱包养情人的人。通奸不再作为一项罪名，多妻制在有钱阶层中复辟了。女人的愿望被重新书写：不愿做一个教养良好的贵妇人，唯愿做一个镁光灯下跳舞的脱衣舞演员。被爱显然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被看。嬉皮士尚未摧毁的，被女人自己摧毁殆尽了。

这一切源于身体价值的重新发现。劳动、资本以及资源共同作为价值源泉——而女人们看重的，显然是最后两种。交换作为商业社会的唯一原则被她们娴熟地利用了。“身体就是资本”、“身体就是资源”被重复成了真理——这让女人们逃离了劳动：一种真正的解放。消费社会的到来终结了女权主义的历史，因为“没有女人的身体，一切金钱都显得毫无意义”这种针对男人的启蒙性话语，早已让男权主义者做好了准备。倒霉的男权主义者像一只驮着老鼠奔跑的猫——光身子的老鼠，私处用“男人万岁”这样的标语来遮羞。

在化妆品堆积的废墟上，女人被“女人”“非常女人”“女人味”“美女”这样的词汇湮没至颈，而她们乐此不疲，并高声叫卖，高声呻吟……男人第三次发明了女人：不是用肋骨，也不是用“三从四德”和贞节裤衩，而是用女人自己——作为群体，她们可以联合起来对付男权主义，但作为个人，她们谁也无法忍受身边的同伴比自己更漂亮。

P114-117

身体啊，身体

从接到这个题目到现在，一年时间已经过去了。当初的狂妄完全被现在的失落掩盖——面对历史，我永远只是一个无知的孩子。我在想，要是再有三年，再有三十年，也许我能彻底搞清楚时时萦绕在我脑中的许多问题：阉割对一个男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失去体尝性的能力，身体的意义何在?彻底驯顺的身体，是不是意味着主体性的彻底凝聚或彻底流溢——换言之，经由性，能否抵达自我的边界?对我而言，这些问题如此本质而核心，以致我在写作过程中经常遗忘“阉割”的风尚史意义——这显然降低了本书的趣味性，让那些力图窥视阉人裆部的家伙失望而归。

还有，尽管没有几易其稿，但直至最后一次修改，我仍然在孜孜不倦地删除那些调笑观众的字眼，我力图让本书中的任何一句话、一个字都显得正儿八经，对我而言，语言上的油腔滑调会严重损伤一部严肃作品的主题。在一个资本上升的时代，这样做显然不合时宜——但相声、小品和二人转已经足以娱乐成年民众的心性，我为什么还要凑这个热闹呢。况且，中国目前所真正需要的，并不是打趣、调侃与机巧，而是庄重、严肃，甚至刻板。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完全中断了小说和戏剧的创作——我说的是，向来指导我写作的存在主义悲悯基调被暂且搁置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考究的身体政治学技术。是的，我力图以身体政治学为基本方法，来重新书写帝国阉宦的历史——基于这样的野心，本书不再仅仅停留于阉割的技术史和制度史，而是从更广泛的角度来探讨身体和性。但是，我所关心的并不是性的科学史，而是一种性话语的建立——阉人的性是如何获得理解的。此前，我们从来都是在一种歧视甚至幸灾乐祸的心态下审视阉人的性的——他们如此变态而令身为正常人的我们作呕……从他们身上，我们确证了自己的完整与文明。他们是我们的他者。这种颇具道德色彩的阉人史阻碍了我们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以致任何更进一步的企图都被视为道德冒险。正经的史家于是回避了“把阉人作为阉人看待”这一理路，而故意把头埋进制度史的故纸堆里。阉人史就这样成了阉宦史——成了官制史的一个章节。我所努力做到的，就是重新从性的角度来理解阉人——经由一具具有确失的身体，我们也许可以构建一种历史：刑罚、观念以及经济行为都隐没其中。

这种颇具野心的写作企图耗费了我大量心血——我的意思是，我查阅了大量资料并做了非常艰苦的思考……我力图让整本书的每一句话都充满思维的乐趣，所以用以佐证观点的材料，我尽量将其浓缩在注释里。尽管写的是中国阉宦的历史，但我还是适当地将其他文明背景下与此相关的事例和观念引人进来，以求在一种比较框架内对阉割行为做出更公正的阐释。我并不是要写一本教科书，也无意对各种既有的材料进行重新组合……我在构建一种话语的历史，但明眼人最终还是能够看出，这一切不过是对福柯笨拙的致敬。

生理意义上的阉割在资本主义裹挟而来的人道主义话语下废止了，但支配、奴役与控制并未随着我们开始温情脉脉地注视肉身而结束——如果说主体间性是主体性的固有形式，那肉刑的废止就不应当被看做精神控制企图的消弭。事实上，一种更加精微的权力系统开始加诸间离态势下的一个个主体，孤独的人群形成了——他们用同样的大脑思考，用同样的行为模式处世，但他们就是互相敌视。谁都在趋利避害，他人显然就是地狱。资本家发了大财，因为他们不约而同都在兜售一种叫做“认同感”的东西——试想想“部落”“俱乐部”“族”“群”这些时髦的商业辞藻，再想想“新潮”“时尚”“个性”这些商业崇尚的价值……谁都是自由的，但谁都无法自由选择。身体前所未有地叛逆，而精神前所未有地驯顺——谁能说这不是一种精妙阉割术的结果?资本家并未阻止身体对社会和观念的冒犯，他们甚至为此而窃喜：任何一种身体行为，事实上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消费。比如尖叫，以前你可以去一个空地上，现在则只能去迪士高酒吧里。

一种情况开始变得显而易见：身体比精神享有了更大的优先权。这使得各种虚妄的身体一元主义者在摧毁精神价值时变得毫无顾忌——在叛军队伍中，女权主义者的身影分外显眼。性别不再是一个生物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任何宣讲男尊女卑的思想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身体作为女权主义者的武器，作为消费符号，作为最后一种媒体……盛装登场了。乳房不再是哺乳装置，而是一个或者两个广告位。当一切如此确定无疑的时候，人的行为在一种全面繁盛的自由态势下整齐而划一。在这里，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某种阉割术的影子。事实上，工业社会的根本特征——复制，标准化，非人格化，本身就是一个个阉割隐喻。

遗憾的是，我并无意在这条理路上刨根问底。精微的身体政治学技术能够让我眼目明亮地对包围我、让我喘不过气的日常生活进行审察，对大众文化视域下的城市现实给出常常令人击节的解释，但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一种强大的现实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沾沾自喜于对它做出华丽的解释，我们要改造。这也就是本书越写越慢的原因——我的兴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移：我重新开始关注“人”，而不是结构主义的那一堆陈词滥调。

我战战兢兢地从主体性哲学的故纸堆里淘出一系列概念：他者，主体性流溢，主体性凝聚，主体间性，主体间离……我想据此对他者世界客体化后的人的救赎问题进行探索。我不得不重新重视精神问题一尽管它早已放弃了对肉体的统辖权，但毕竟，只有它才能让“自我”这个可以约减的概念丰满起来。不受精神规定的自我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请仍然不要误会，我无意于恢复理性的尊严和荣光。得益于长期以来的剧场观摩和战争画面观摩，我将会借用两个词语：信任关系与仪式感——经由此，孤独的人也许可以找到回到群体中去的力量与方法。所有这些未竞之意，我希望在下一本著作中能得到明确表达。

我看到了存在主义精神的复苏——一种“自由选择”道路之外的道路。

再次回过头来，我因自己的狂妄与无知而深深羞愧。

我不得不感激资深出版家刘兰生先生，正是他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舞台，但我却在此喋喋不休；我还得感激我的家族，他的冷峻、严谨、适度的激情以及并不令人生厌的耕读传统让我受益匪浅。我特别感激素有智慧与创见并博学的我的朋友阎海东先生，在我写作最艰难的时候，他经常能给予我最切实的指导与帮助——多年以后，这本书也许变得毫无价值，但我无法忘记在北京阴冷的冬天我们针对一个问题居然有耐心讨论那么两天两夜。

我要着重感谢的是我的亲密朋友陌上有狐小姐，她不但在生活上照料我，使我有足够的业余闲暇完成本书，而且她总能在第一时间指出本书各个章节的欠妥之处，使本书在逻辑上更趋严密。这本书我首先是献给她的。

我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以及我的同事们。我最后感谢关心我的创作的朋友们。

马陌上

mamoshang@sina.com

2006年9月17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