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夜》塑造了俄国衣奴制改革“前夜”平民知识分子的“新人”形象，反映了当时社会运动由新的活动家来推动的历史趋向。《父与子》揭示了面临社会变革时期平民知识分子与贵族之间的矛盾。这两部小说均是揭露当时俄国社会矛盾和揭示社会发展方向的重要作品，问世之初曾在俄国引起争论，但至今一直为中外读者所喜爱。

长篇小说《前夜》写贵族小姐叶叶莲娜不满于平庸的贵族生活，渴望行动，但她在俄国知识分子中找不到她的理想人物。后来她遇到保加利亚爱国志士英萨罗夫。这是一个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民族解放事业的青年。叶莲娜和他相恋，抛弃了贵族家庭，与他同赴保加利亚参加反士耳压迫的起义，途中英萨罗夫病故，吓莲娜决心在起义军中作一名志愿护士，以继承丈夫的遗志。屠格沓涅夫在创作这部小说时，认为俄国即将废除农奴制，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他在叶莲娜和英萨罗夫这两个人物身上寄托了自己的“新人”理想，这种“新人”能办全民族利益而牺牲自我。但当时俄国所面临的是反对专制农奴制度的革命斗争。屠格涅夫强调全民族的利益和各个阶级的联合，便掩盖了当时俄国阶级斗争的实质等。

《父与子》写平民出身的大学生巴扎罗夫到贵族出身的同学家中做客，他的民主主义观点与同学的父辈自由主义贵族帕维尔格格不入，二人为此展开辩论。小说反映了父与子两代人之间，平民与贵族两个阶级之间的观念冲突，肯定了平民知识分子在社会斗争中的主导作用，揭露了贵族的无能与精神空虚。此作品问世之后在社会上引导起了激烈争论。

前夜

父与子

一八五三年夏天一个酷热的日子里，在离昆采沃不远的莫斯科河畔，一株高大的菩提树的树荫下，有两位青年人在草地上躺着。其中一位，看来约莫二十三岁，身材高大，面色微黑，鼻子尖而略钩，高额，厚嘴唇上浮着矜持的微笑，正仰身躺着，半睁半闭的灰色小眼睛沉思地凝望着远方；另一位，则俯身趴着，长着鬈曲的浅黄头发的脑袋托在两只手上，也正向着远处凝望。比起他的同伴来，他其实年长三岁——可是，看起来却反而年轻很多；他的胡须才不过刚刚茁出，颏下仅有些许鬈曲的软毛。在那红润的、圆圆的小脸上，在那温柔的褐色眼睛里，在那美丽地突出的唇边和白白的小手上，全有着一种孩子似的爱娇和动人的优美。他身上的一切全都焕发着健康的幸福和愉快，洋溢着青春的欢欣一无忧无虑、得意洋洋、自爱自溺和青春的魅力。他转动着眼珠，微笑着，偏着脑袋，好像小孩子们明知别人爱看自己就故意撒娇似的。他穿着一件宽大的白色上衣，几乎像一件罩袍；一条蓝色的围巾绕着他的纤细的颈项，一顶揉皱的草帽扔在他身旁的草地上。

和他一比，他的同伴就似乎是位老人了；看着他那呆板的身体，谁也想不到他也正自感觉着幸福，也正享受着自己的生活。他笨拙地躺着；上阔下削的大脑袋拙笨地安置在细长的脖子上；就是他的手、他的紧裹在太短的黑上衣里的身体、他的翘着膝盖的蚱蜢似的长腿，所有它们的姿态也无一不显着拙笨。虽则如此，却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颇有教养的人；他整个朴拙的身体都显示着“可敬”的迹印，而他的面孔，果然是不很美的，甚至有点儿滑稽可笑，可是却表现着深思的习惯和善良的天性。他的名字叫作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伯尔森涅夫；他的同伴，那位浅黄头发的青年，则名叫巴维尔。雅可夫列维奇·舒宾。

“你干么不像我这么样趴着呢？”舒宾开始说。“这样可好多啦。尤其当你把脚这么跷起来，把脚跟并拢的时候——像这么的。青草就在你鼻子底下；要是老看着风景觉得无聊，也可以看看肥大的甲虫在草叶上不慌不忙地爬，或者看一只蚂蚁那么忙忙碌碌地奔波。真的——这样可好多啦。可你瞧你，却摆出了那么个拟古的架势，活像个芭蕾舞里的舞娘，一个劲儿靠着纸糊的岩壁。你可得记住：你现在完全有休息的权利啦……第三名毕业，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请休息吧，老兄；请不用那么紧张，请舒展舒展你那疲倦的肢体吧！”

舒宾用一种半慵懒、半玩笑的声音，从鼻孔里哼出了他的整个演说来(娇养惯了的孩子对于给他们带了糖果来的父执们，就是像这样说话的)，而不等回答，就又继续说道：

“蚂蚁诸君、甲虫诸君以及别种可尊敬的昆虫先生们，它们挺教我奇怪的就是它们那一份惊人的严肃劲儿：它们那么俨乎其然地跑来跑去，好像它们的生命真有什么了不起似的！怎么着，我的天！人为万物之灵，至高的存在呀，可是，你尽管给它们瞪眼吧，它们可睬也不睬你，你瞧，小小的蚊子竟也可以跑到万物之灵的鼻尖儿上来，居然把万物之灵当作面包来享用啦。这真是绝大的侮辱。可是，话说回来，它们的生命又有哪一点不如我们的呢？我们要是可以俨乎其然，它们又为什么不可以俨乎其然呢？喏，这儿，哲学家，请给我解决这个问题！——你怎么默然不语呀？呃？”

“什么？……”伯尔森涅夫怔了一怔，说。

“什么！”舒宾重复道。“你的朋友把自己最深奥的思想披沥在你的面前，可是你竟是充耳不闻啦。”

“我在欣赏风景呢。瞧，阳光底下的田野，是多么灼热，多么光辉啊！”(伯尔森涅夫说话有点儿大舌头。)

“那不过是些明丽的色彩罢了，”舒宾回答说。“总而言之，那是大自然！”

伯尔森涅夫摇了摇头。

“对于这，你该比我更受感动才对。那是你的本行：你是艺术家呢。”  “对不起，老兄，这可不是我的本行，”舒宾回答着，把帽子戴到后脑勺上。“我是个屠夫呢，老兄；肉才是我的本行——我塑着肉呀，肩呀，手臂呀，大腿呀，可是，在这儿，却没有形态，没有个完整的东西，乱七八糟……你试试看能捕捉到什么呀？”

“可是，要知道，在这儿也有美呢，”伯尔森涅夫说。“啊，说起来，你那个浮雕完成了么？”

“哪一个？”

“《孩子与山羊》。”

“去它的！去它的！去它的吧！”舒宾唱歌似地叫起来，“我看一看真货色，看一看前人的名作，看一看古董，就不由得把我那一块废料给摔得粉碎啦。你给我指出自然，还说什么‘这儿也有美’。当然啊，无论什么里面，全有美，哪怕是尊驾您的鼻子，‘也有美’——可是，你总不能把各种的美都追求遍吧？古人——他们就不刻意求美；可是美却不知从哪儿——天知道，也许是从天上吧——自然而然地掉到他们的作品里来啦。整个世界都是属于他们的；可我们的网就不能撒得这样宽：我们的手太短啦。我们只是在一个小池子里垂钓，干瞪着眼。要是碰上那么一个上钩呢，那可是托天之福！要是碰不上……”

舒宾于是把舌头一伸。

“得啦，得啦，”伯尔森涅夫回答说， “这全是似是而非的议论。要是你对美没有共鸣，随时随地遇见美却并不爱它，那么，就是在你的艺术里，美自然也不会来的了。如果美的风景、美的音乐，全不能感动你的灵魂，我是想说，如果你没有共鸣……”

“哈，你呀，好一个共鸣家！”舒宾打断了他的话，对自己新造的字，不禁得意地大笑起来，可是，伯尔森涅夫却又坠入了沉思。“不呢，我的老兄，”舒宾继续说道，“你是个聪明人、哲学家，莫斯科大学第三名优秀毕业生，跟你争论可困难哩，尤其像我这么个中途退学的大学生；可是，我告诉你吧：除了我的艺术以外，我所爱的美只在女人身上……在少女身上；就是这，也还是近来的事呢……”

他翻过身来，扣紧了两手，枕在头下。

几分钟沉默地过去了。酷热的午昼的静寂，重压着燃烧的、沉倦的大地。

“啊，说到女人，”舒宾又开始道，“为什么就没有人管管那个斯塔霍夫呢？你在莫斯科见过他么？”

“没有。”

“老家伙简直昏了头。他整天坐在他那奥古斯汀娜·赫利斯奇安诺芙娜家里，无聊得要死，可是还是坐。你看着我，我望着你，笨透啦！……那样子简直叫人作呕。你想想吧，上帝赐给了这人怎样的一个家庭；可是，不，他还非找个奥古斯汀娜·赫利斯奇安诺芙娜不可！我真没有见过比她那副尊容还要讨厌的东西了，活像一只鸭子！前天，我给她塑了个漫画像，丹唐④式的。倒很不错。待一会儿我给你瞧吧。”

“叶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的胸像呢？”伯尔森涅夫问道，“有进展么？”

“没有，我的老兄，搞不下去啦。就是那脸庞儿，也够叫我没有一点办法。你一眼望过去，那些线条全是那么纯洁、严肃、端正；想着，弄像总不难吧。可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就像神话里的珠宝，可望而不可即。你可注意到她是怎样来听人说话的？脸上一丝神色也不动，可是那双眼睛的表情却在不断变化，而整个面孔，也就跟着变化了。一个雕塑家，尤其像我这么个低能的雕塑家，对于那样的脸，能怎么办呢？她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奇怪的人，”沉默一会儿以后，他又补充说。

“是的；她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姑娘，”伯尔森涅夫也同样说。  “可她竟是尼古拉·阿尔吉米耶维奇·斯塔霍夫的女儿！要说血统，要说族系，这又从哪儿说起呢？有趣的是，她正是他的女儿，她像他，也像她母亲安娜·华西里耶芙娜。我从心坎儿里尊敬安娜．华西里耶芙娜，她是我的恩人；可是，她简直是一只母鸡。叶琳娜是从哪儿得来那么美丽的灵魂的呢？是哪一个点燃了她那心灵的火把的呢？哪，哲学家，这儿又给你提出了个问题！”

可是“哲学家”却仍和先前一样，一言不答。一般说来，伯尔森涅夫是决不会失于多言的，就是当他说话的时候，他也说得很拙讷、不流畅，加上不必要的手势；尤其在此刻，他更感觉着一种奇特的平静落到他的灵魂上来了，有如倦怠，也像忧愁。在城里，他经过了长久的艰苦工作，每天用功好几小时，是新近才搬到城外来的。生活的闲适，空气的温柔和清洁，达到了目的地的感觉，友人的奇想的、无拘无束的放谈，一个突然浮现的可爱的面影，所有这些印象，不同而又好像相同，在他心里溶成了一种总的情绪，既使他安慰，又使他兴奋，而终于，使他感觉着疲倦……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神经质的青年人。P3-7

在世界文学中，也许很少有人像屠格涅夫那样，作为一个小说家，却不愧为抒情诗人；而作为抒隋诗人，他又是现实主义者。他的诗神，温文尔雅，但却不是高居于奥林帕斯山上，不食人间烟火。他的笔端倾泻的不只是“爱情、人世的悲哀、淡淡的哀愁、自由的热烈颂歌、生之欢乐的陶醉”；而主要是“飞驰中”的社会生活的重大现象，是这些现象的艺术反映。

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俄国，正处于资本主义关系逐渐茁壮和封建农奴制面临崩溃的时代。与这个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贵族活动家已丧失其历史作用，代替他们，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出现在社会舞台的前景。屠格涅夫在这段时期的创作，正好是当时历史的纪录。他以反农奴制倾向的特写集《猎人笔记》进入文学之林，接着他以《罗亭》宣告了贵族知识分子成为“多余的人”的判决，又以(《贵族之家))唱出了贵族阶级“黄金时代”消逝的挽歌。在这以后，社会上在等待着，屠格涅夫下一部小说将以什么人为主人公呢？果然，屠格涅夫不负所望，在自己新作中，塑造了平民知识分子的“新人”形象，反映了当时社会运动由新的活动家来推动的历史趋向。这就是放在我们面前的《前夜》(1859)和《父与子》(1861)。就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来说，两者可算是他创作中的双璧。

遵循形象思维的艺术规律，以生活为“艺术的永恒渊源”，是屠格涅夫的创作原则。他从不“从观念出发”来“创造形象”，总要有“活人来做依据”，但又不是依样葫芦，而是把生活“升华为诗的理想”。他力求把握生活的“运动规律”，透过“偶然性的变幻”捉摸到时代的典型。《前夜》中英沙罗夫的原型，是一个姓卡特拉诺夫的保加利亚爱国者，他曾在莫斯科大学读书，一个少女爱上了他，跟他一起去保加利亚，后来他们一度回到俄国，不久他在威尼斯病故①。屠格涅夫从友人那里得到关于他的记载，敏锐地从他身上看到自己“要找寻的主人公”，自己在构思中的那个“对自由怀着蒙胧而又强烈的渴望的叶琳娜愿意为之委身的主人公”。那是在一八五五年。但只有到了农奴制改革的“前夜”，当他在俄国生活中看到英沙罗夫那样的人物的时候，才在作品中塑造他的形象，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预言者”。《父与子》里巴扎罗夫的原型是某县医生德米特里耶夫。屠格涅夫一次在旅行中与他邂逅，深深为他的锋利独到的见解而吃惊，从这里敏锐地感觉到那时“刚刚产生、还在酝酿之中、后来被称为‘虚无主义’的因素”，抓住了六十年代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的特性。他心中孕育着这个形象，并不断地概括“巴扎罗夫们”以及所熟悉的贵族友人的品性，终于创造出“父”与“子”的典型，反映了当时两种历史力量的斗争。可以说，凝视当前现实的现象，深入了解其底蕴，敏捷地抓住时代的脉搏，艺术地加以反映：这一切正是屠格涅夫之所以成为大作家的主要原因。

下边谈谈《前夜》和《父与子》写作时期的作者的思想状况。屠格涅夫属于贵族自由主义者，这是众所周知的。贵族自由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在四十年代刚出现时尚有其进步的意义。一直到五十年代中期，在消灭农奴制问题上，他们同民主主义者还是基本一致的。一八五五年以后才开始发生了变化。克里木战争的失败，暴露了俄国专制农奴制度的腐朽性。于是，“被活埋了的俄国”“睁开眼睛”从坟墓里走了出来(斯塔索夫语)，社会上各个阶层都感到改革的必要，农民起义的浪潮也日益高涨。新皇亚历山大二世被迫宣布准备实行农奴制改革，并且稍稍放宽书刊的审查。社会上出现了空前活跃的气氛，当时舆论的大胆曾使刚从流放回来的谢德林感到惊奇。但是，如果说在尼古拉一世(他死于一八五五年)的高压统治下，自由主义者对沙皇政府还抱着对抗的情绪，那么现在，在表面上“自由”的氛围中，在新的革命形势下，却渐渐趋向同政府妥协了。面对农奴制改革的方法和道路的问题，他们同革命民主主义者产生了分歧。革命民主主义者主张把土地无偿地分给农民，寄希望于农民革命。自由主义者虽然也同意分配土地，却要收取大量赎金；他们害怕革命，拥护沙皇“自上而下”的改革。到了一八六一年二月农奴制改革法令颁布，其欺骗性质暴露以后，两派“越来越清楚地、明确地、坚决地分开”①，形成了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而自由主义者也开始变成一种保守的以至反动的力量了。这个历史的交界，也是屠格涅夫思想创作的转折点。

……

屠格涅夫有一句名言：“米罗的维纳斯也许比罗马法或(一七)八九年的原则更要无疑得多。”①他显然错了。他自己的创作就是明证。难道《前夜》和《父与子》不是因其反映当代社会斗争而为我们所欣赏，而他的《够了》或《幻影》等作品，不是因其为唯美主义而早已消失在忘津吗！当然，这不是说，屠格涅夫的艺术就不值得重视了。显然，《前夜》和《父与子》的不朽仍有赖于其艺术力量，有赖于思想和艺术的统一。否则，我们今天就不去读它们，而单单研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论文了，这里的真理比屠格涅夫的小说确实“要无疑得多”。不，我们是需要借鉴屠格涅夫的艺术的。加里宁很幽默地说：“凡是不想使自己作品产生社会影响的人，他自然就不需要屠格涅夫。”②愿我们的无产阶级作家三复斯言！

陈■